“你累了吗？饿不饿？”我问她，拉着她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却见她偷偷地笑：“爸，你想喝鸡汤了吧？”
“是啊！人在遇难的时候更多地会想到亲人做的鸡汤而不是山珍海味。”我抚摩着她被雨水淋湿的头发说，“将来，你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我也会。”
女儿不假思索地说：“那我马上回来给你炖鸡汤，哪怕是在国外。”
“那时候你也许已经是大律师了。”我笑说，“有女儿真好。”
“当然。——你刚才说爷爷从干校回来，什么是干校？”她一边从包里掏出食品和饮料，一边歪着脑袋，迷惑不解地望着我。系在脖颈上的白丝巾的一角，在她的脸前轻轻飘动。
我告诉她：“就是劳改农场，劳改的人都没有罪。”
“有这样的法律吗？”
那个年代对于女儿已经非常的遥远。但她是学法律的，她有必要了解过去，了解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书。当然，她会的，会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她闻所未闻的历史。
我和女儿在这杳无人烟的山上吃着面包，就着火腿肠，喝着啤酒和雪碧。时代的隔膜使我想起了陈志源的老家。而眼前的这条崎岖的山路，他曾经无数次地走过，我又知道多少呢？我点了一支烟，继续我们的故事。
我和林杰来到了聂庄，按暂住证的地址找到了房东。一听说是警察，要了解吴青青的情况，房东有些害怕，说吴青青昨天中午出去一直没回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昨天中午她回来过？”我问。
“是的，我当时坐在门口抽烟，看见她回来了一会儿又上班去了。不过这以前她已经好几天没见回来了，她常常这样，在外面过夜，挺叫人担心的。”说着，他找来钥匙打开了吴青青的房门。一股浓郁的香水味扑面而来。我极力不把她往俗处想，她已经死了。
这是一室一厅的房子，内带卫生间，没有厨房，月租金二百元。客厅里陈设很简单，一张折叠桌，上面放着水瓶和茶杯，几把折叠椅，墙角的柜子上，有几瓶葡萄酒和几只高脚杯。
卧室充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色调，床单、被子是粉红色的，窗帘是粉红色的，连桌子上的一把台灯也通体是粉红色的。梳妆台上，放着各种化妆品，摆放得很整齐。一台十四英寸的电视机孤零零地放在电视柜上。正面墙上，贴着一张刘德华作沉思状的广告画。床上、桌子上放着几本青年、妇女杂志。
我们检查了她的抽屉，里面胡乱放着一些名片，一盒还没有拆封的进口避孕套和一条很粗的项链。这些名片，全是一些狗屁公司的经理。如果仃电活过去，多数回答是早没有这个公司了。还有一本相册，但除了几张与同一个女子的合影外，都是单人照。我从中取出了几长照片。我们没有找到她留下的只言片语。但令人吃惊的是，我在她铺抽屉的报纸下面，发现了一个三万元的存款单，上面写着密码支取。
回过头来我们再问房东，他说从没见有不三不四的人来找吴青青，她总在外面做事。对了，她有一个老乡，比她年龄稍大点儿，来过几次，还和她一起住过几晚。吴青青好像叫她翠苹姐。房东证实，合影照上的那个女的正是翠苹。
“最后是什么时候来过？”
“早了，有一个月了吧。”
“知道翠苹是干什么的吗？”
房东很认真地摇了摇头。
他的话基本上是可信的。分局对暂住人口的基础管理工作去年整整搞了半年，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有房出租的房东们还参加了三天学习班才发给准许出租房屋证。有了证，租房者才能办理暂住证。
走出聂庄，林杰问我：“吴青青出事前的几天会不会住在银河宾馆呢？”
我想是的。根据初步调查，吴青青的背景的确很复杂。如果她没有卖淫，至少与一个男人有染，而且是那种不宜公开的暖昧关系。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这么一个远离家人、弱小无助的女子很可能成为一些人的牺牲品。
我们又一起驱车向位于西郊的殡仪馆驶去。刘法医已经去了，在那里等我们。
这里几乎是我们每年都要来几次的地方。参加战友的追悼会，运送尸体和尸检。干刑警的，离死亡有时候是这么近，以至都有点儿麻木了。
我和林杰来到停尸间，刘法医正在尸检。他说：“已经四个月了。”
我一时没有明白过来，明明是前天刚送来的嘛。
刘法医说：“是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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