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迥然不同，东方文化是从老子和孔子开始的，叫“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以，东方文化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西方文化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公知，这种文化传统沿袭至今！
读“仓颉造字”所想：人类创造语言，一半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感情，一半的目的是为了掩饰感情。人类创造文字，一半的目的是为了书写历史，一半的目的是为了歪曲历史。人类创造上帝这个概念，一半的目的是为了守住内心的宁静，另一半目的是为了以上帝的名义作恶。
千万不要盲目相信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所谓历史。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关于赫连勃勃，这个完成匈奴民族最后一声绝唱的草原英雄，这个修筑了一座辉煌匈奴都城的五湖十六国之大夏国的君主，有理由被我们记住。我想说的是，每一个民族，在他们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所进行的生存斗争，都值得我们后人尊敬。
普希金在看了果戈理的作品后说，你要写大的东西，你不应该再用这些小玩意浪费你的才华了，我给你一个题材叫“死灵魂”你拿去写一写吧。我在写每一部作品时，就会想起这句话，我不能让自己轻飘飘起来，我一定要写厚重的作品。像一条河流在流淌，我要写潜伏在下面的东西，不能写漂在河流上面的那一层泡沫。
门罗获诺奖了，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不便评论。村上的作品，大部分读过，激情，隽永，有点像我的朋友，中国诗人汪国真。但是村上不是大师，不是人类精神的教父，仅是好小说家而已。日本国曾出过一位像鲁迅那样的大师，叫芥川龙之介，他沉郁，严厉，大格局。那些后之来者们，则总脱不了小样。
影响我人生的书
我的母亲不识字。母亲智商极高，她要再能识文断字，肯定会成为一个人物。可惜她不识字，世界在她面前像一堵墙。大约是作为补偿，我认得了字，认得字后又酷爱书，酷爱书后又自己写书。我读过许多书。我在西北大学百年校庆演讲时，拍着自己的大肚皮说，我的大肚皮就是一个图书馆。
我第一次读大量的书，就与图书馆有关。那时“文革”开始，县城的人就像疯了一样，纷纷去搞“打砸抢”。刚上中学的我，对弟弟说，咱们去抢图书馆吧！于是我领着弟弟，举着一面小红旗，臂上挂个红箍儿，来到图书馆前。先喊了一阵口号，又念了一阵语录，然后对馆长说：我们要抢图书馆。
记得我从图书馆搬来了大量的书。那情形，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文革”期间不上课了，我就在家读这些书。这些书大部分是中国的，除四大名著外，二流的、三流的古书都有，比如《五女兴唐传》《济公传》等。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名著，而是一套八卷本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些民间故事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世界很大，很远，很辽阔。
带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1979年读的。省作协恢复活动后办了个读书会，我是第三期。班主任黄桂华老师说，这是一本孕育了中国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书，讲的是个人奋斗。该书是读书会必读书目之第一篇，这样我就陷进四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情节里。我读完了，像做了一场梦一样。人的心灵原来可以丰富到如此的程度呀！在脱离了兽性之后，人的心灵可以变得如此崇高，如此美好，如此深刻，可以如此有尊严地活着呀！相形之下，我才发现自己此前的那些所谓创作，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很远。
带给我重要影响的另一本书，是大诗人拜伦的《唐璜》。这个叛逆的浪子拜伦，他要离开英国了，于是挥舞着黑手杖，指着雾伦敦说：“要么是我不够好，不配住在这个国家；要么是这个国家不够好，不配我来居住！”说完，登上一辆豪华马车，右臂挽一个白人美女，左臂挽一个黑人美女，开始在欧洲大陆游荡。这个《唐璜》就是游荡的产物。他一路走，一路写诗，一路将这些诗寄给出版商，换行程的路费。我写《最后一个匈奴》时，案头放着两本参考书，一本即《唐璜》，一本则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唐璜》教给我大气度，教给我如何用一支激情的秃笔，在历史的空间里左盘右突。莫奈、德加、雷诺阿、高更、凡·高这些印象派大师，则教给我如何把握总体和谐。
最近这些年，给我影响颇大的两本书是《人类与地球母亲》和《历史研究》。这两本书是一个叫汤因比的英国学者写的。这人，在英国的地位，相当于咱们的中科院院长那样的角色吧。他的这两本书，像一个学者写出的历史小说。他从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写起，写了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日本文明等等，写这些文明板块的发生、发展、强盛、盛极而衰的过程。这两本书给了你一个居高临下认识世界的角度，它像一个大包袱，把这个世界一包裹之。告诉你各文明板块是怎么回事，并且试图探讨人类未来的走向。
汤因比基本上是公允的，他对中华文明给予了最高的礼赞。他还说，假如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愿意出生在中国的新疆，那是世界三大游牧民族中两个民族消失的地方，是世界的人种博物馆，那是一块多么迷人的地方呀！我喜欢汤因比，是和我的阅历有关（我在新疆待过），和我的气质有关（我基本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我的关于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部分组成的思考有关，和我写作《胡马北风大漠传》《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等书和文章有关。
最后我想说的是，生活是一本常读常新的大书。碑载文化中许多民间智慧是没有的，它得靠你向生活学习。
无聊才读书
我读过很多的书。这话有些夸张！我的骨子里有一种夸而张之的情绪，自己也知道这不好，起码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有时候一不留意，就表现出来了。
我看书看得很杂，什么样的书都拿来看。只要能看进去，就潜入其中去看。我看书从来不是为了什么需要，而是把看的本身当作一种享受。鲁迅在他文学活动初期，给书房里贴过一副楹联，叫“有病不求医；无聊才读书”，我的读书，亦是如此。
给我最重要的影响的一本书，也许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带给我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明白了在此之前我接触的都不是文学，而只是宣传品。我还明白了人除了是一个吃喝拉撒睡的臭皮囊之外，他还有精神的一面。而在那精神的高处，是怎么的铺张和辉煌的景象呀！因为你是人，所以你有责任令自己高尚起来。
我看过很多书，因此叫我一一枚举，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你列举了这本书，那么对你没有列举的那本书是不公平的，不是么！
我喜欢过俄罗斯文学。前不久和西班牙作家代表团座谈时，谈到俄罗斯文学，我说，我对自普希金开始，一直到苏联的一流、二流，甚至三流作家的作品，都能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我喜欢普希金这个浪子，他的一句短短的诗就能激起我半天的惆怅。果戈理的中篇《肖像》、屠格涅夫的中篇《春潮》，都达到一种艺术的极致。托尔斯泰最好的作品，也许是一个叫《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的短篇。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呢？托翁告诉我们，一个贪婪的俄罗斯外省的地主，在经过一生的掠夺土地的斗争之后，老了，就要死了。死之前，他让人把他抬到挖好的墓穴去看。看着墓穴，这个濒死的人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其实只需要三沙绳的土地，即可以收容下他尸体的那么一小块土地，就足够了！
我也喜欢英国大诗人拜伦的《唐璜》。《唐璜》的那种大机智、大幽默、大气度，简直可以包容一切、吞没一切。在文学创作中，我贪婪地从《唐璜》中汲取着营养，数十年不辍。普希金是伟大俄罗斯文学的开端，而俄罗斯文学一夜间从小草变成大树，个中奥秘就是普希金对拜伦的模仿和承袭。普希金说：“我因为拜伦而发了狂。”《叶甫盖尼·奥涅金》简直就是《唐璜》的俄国版。
我还喜欢《凡·高传》。人类那一幕凄凉的图景叫我落泪。一个人在选择了艺术的同时他就选择了不幸。这是艺术家共同的宿命。他将把自己像祭品一样为缪斯献上。
在我最近读的书中，有两本书给我以影响。一本是李银河博士写的《性与婚姻》。李博士让我们知道了许多东西，她的东西方比较虽然不够全面、沉稳，但是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信息。李博士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的妻子。话到这里了，那么我想说我十分喜欢王小波的小说。王小波比获得诺贝尔奖的高行健，更懂得中国，而王小波的小说风格，似乎也正在有意无意地完成着中国小说和世界小说的接轨，可惜他死了，愿他安息。
我正在看的另一本书是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部人类史，汤因比用一本书将它概括了，而且言之有据，论之有理，这真叫人折服。我所以喜欢这本书，是因为我过去曾经关注过匈奴民族，眼下又在关注罗布泊和楼兰，而在这本书中，汤因比关于欧亚大草原的阐述，让我看到了一个英国人的视角是怎样的。
我写过十多本书。我从来不读自己的书，连书架上也不去放。这原因是，我的文字都是在感情炽烈的情况下写成的，我没有勇气在看的途中再承受第二次激荡。这情形，就如同达吉雅娜在写给奥涅金的信中说的那样：我的信到这里就写完了，重读一遍都脸红。
有书真富贵
我喜欢普希金这个浪子。普希金的每一句寻常的诗句都能让我血液像火苗一样燃烧。如果这位稀世天才不是把时间过多地用到与美人调情上，他的成就会更巨大。那年在西影厂舞会的静场期间，在小提琴曲《梁祝》的声音中，我即席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致大海》。我口中魔咒一般念出“这是一座峭岩，一座光荣的坟墓，沉溺在这寒冷中的，是那些威严的记忆——拿破仑就在这儿逝去。而在他之后，正像风暴的喧腾一样，另一位天才，我们思想的另一位王者，也随他而去！”我朗诵的时候台下一片萧然。这些西部电影的制作者们说，许多年已经没有听到这么崇高的声音了，记得这声音，只有当年孙道临在朗诵《哈姆雷特》的那“活着或者死去”的著名独白中有过。
高尔基称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普希金直接的学生是《死魂灵》的果戈理和《当代英雄》的莱蒙托夫，间接的学生是小说三巨匠（屠格涅夫、陀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作为过渡人物，契诃夫也是一个应该注意的短篇大师。苏俄文学中，我喜欢低吟着“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的叶赛宁，和被称之为资产阶级贵妇兼荡妇的阿赫玛托娃。自然，《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的书，或可一读。
美国文学从一个叫华盛顿·欧文的名气不大的作家开始。欧文的游记《阿尔罕伯拉》，描写对象是西班牙的苍凉高原，写得棒极了。他的一篇类似中国的《秋翁遇仙记》式的短篇，描写一个人到山里睡了一觉，回到村里，世界已经面目全非了。据说这小说开美国文学之先河。
不过奠定美国小说牢固根基的是霍桑的《红字》。自后，美国的小说艺术就像美国的国力一样，呈现出王者之相。美国有许多不拘一格的好小说家，要列举出他们的名字会是长长的一大串。而美国的现代戏剧则从一个叫尤金·奥尼尔的人开始，他的《榆树下的欲望》是真正的经典。他的女儿据说嫁给了滑稽大师卓别林，而女儿的女儿是好莱坞的一位忧郁的女明星。
法国有许多好作家，雨果的沉雄，巴尔扎克的包罗万象，卢梭的歇斯底里，大仲马的粗放耕作和小仲马的婉约抒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好像是一个出小说家的地方。不过法国人生性轻佻，缺少深刻和哲思。当然我这样说也许失之于偏颇，这个伟大国家出过卢梭，出过罗曼·罗兰，出过萨特和加缪。思想即力量，他们的思想的太阳越过世纪，至今还照耀在我们头顶上。
不过你千万不要小觑了德国人。日耳曼民族是一片出思想家的土壤，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这些人简直就是一个时代，就是人类的精神教父。
日本出过两个好作家，都是古典的，一个是夏目漱石，一个是芥川龙之介。我常常感到鲁迅先生小说中那种沉郁之气，就来源于芥川。当代这几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我都不喜欢。我的参照物是拜伦，和拜伦的磅礴大气相比，川端康成的病态美简直就是小儿科了。不过这几年热起一个叫村上春树的，他的《我们年代的传说》《国境之南·太阳之西》，无聊之际不妨读一读，虽然给你带不来大的震动，但也不至于虚度时间。
拉美那一块地面，正像出过留两撮小胡子，行动怪异的守门员依吉塔，出过另一个守门员，跳跳蹦蹦的花蝴蝶坎波斯一样，那里的文坛，也不时地从丛林里走出个把莫测高深的怪人，例如略萨，例如赫尔博斯，例如马尔克斯。
中国新时期二十年，出过一些好的作品，例如张贤亮的《习惯死亡》，例如王小波的《天长地久》，等等。不过新时期最好的一本书，是张承志的《心灵史》，这位作家是如此真诚地走进了人类一个群体的心灵空间里。记得不久前，一位美国访问学者和我对话，她说，高行健先生的《灵山》获诺贝尔文学奖，肯定会受到中国主流文学的冷遇的，这是他们早已料到的事情，但是，令他们迷惑不解的是，中国的非主流文学，甚至甚于官方，对此事表现出了更大的冷漠。她问我这是什么原因，我说，你看看张承志的《心灵史》，你就自己有答案了。《心灵史》是纯粹的东方和中国的，较之《心灵史》，《灵山》对东方和中国的理解，只是得其皮毛而已。
“有书真富贵”这句话，是我十多年前在西安街头签名售书时，一位读者朋友要我写的话。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事过去了，独独这一句话始终记得。此刻写这篇文章，于是用它做了标题。
书籍于我——为《中学生报》而作
我们的知识大抵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生活，一个是书本。社会生活本身也算一本大书，我们的阅历便是阅读它的历史。说到书本，萧条异代不同时，世界广阔天各一方，人们不可能面对面地交流他的思考，于是凭借书本，来和世界对话，和未来对话。而那些古老书籍，从这个意义讲，简直是从前的人们留给我们的遗嘱了。
记不准了，我小时候大约嗜书如命吧。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书包就比同学们重了许多，里面最初装的是小人书，后来随着识字渐多，逐渐变成大部头的作品。记得我是上小学期间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我的一家》《林海雪原》等等。这样，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总是徘徊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作为补充，我的作文却特别好，我简直成了语文代课老师的宠儿，对我来说，每一堂语文课就是一个节日。
我阅读大量的书籍是在“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后，“文革”初期，我和同学们一起上街举了几次拳头，便缩回家中了。其时县图书馆被抄，大量的书籍被在广场上堆起烧了。趁着混乱，我脱下衣服包了好多的书回家。原来和我干这一样勾当的还有好多学生，所以我的书看完后，就拿去交换着看。这样，在几年中，我阅读了大量的书。这些书大部分是古典文学作品。除了四大名著外，还有一些二流的、三流的古典作品，例如《济公传》《五女兴唐传》之类。我的小说中有一点古典味，大约得益于这一时期的阅读吧。
高中毕业后，我到中苏边界一个荒凉的边防站服役。那里条件极为艰苦，无文化生活可言。我相信我的一部中篇小说已经准确地给你描绘了白房子边防站的全部。那五年时间我也许只读过一本书，就是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这本书是从边防站开巡逻车的司机的驾驶室里发现的。虽然没有书读，但我对那一段苍凉岁月充满感情与回忆。远离了物欲与尘嚣，这有助于我长期地沉湎于思考，并且用我所掌握的一点贫乏的知识试图解释人类。
我系统的阅读期是在从部队复员到一家地方小报之后。白房子时期，我的几首小诗有幸在《解放军文艺》刊登，这唤起了我久久抑制的对文学的兴趣。在报社工作期间，适逢新文学十年伊始，大量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学名著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于是，我一边创作，一边阅读。
这以后，曾有三五年时间，我沉湎于俄苏文学那种忧伤的抒情气息中。我对俄苏文学自普希金之后以至今日的所有大家及其二三流作家，熟悉到如数家珍的地步。古典作家不说，现当代作家中，叶赛宁、阿赫玛托娃、巴乌斯托夫斯基、纳吉宾、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都令我为之倾倒。后来有一天，我突然不喜欢俄苏文学了，我觉得它缺少直接和深刻。我像当年的普希金一样为英国的拜伦发了狂。从拜伦开始，我向英国文学的过去和现在两极走去，我惊奇地发现西欧的现代文学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玄而又玄，而是传统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已。这时，法国文学那种轻松幽默的抒情风格吸引了我，我举手向巴尔扎克致敬，当然，我以更多的时间向那些二十世纪的人们讨教写作的秘密。我同时也喜欢上了美国文学那种不拘小节的风格，我认为美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也许是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当然，拉美文学爆炸也同样令我惊异，我认为拉美文学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写作时不要拘泥于章法，不要相信那些文学教科书之类的东西。对于日本文学，我一直认为不如印度文学那样高深莫测和源远流长，我认为自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之后，至今还没有大家出现。时至今日，在历经了这些阅读之后，我突然怀念起久久被搁置了的俄苏作家，我准备下一个时期的阅读，将重读他们，并且寻求新的理解。
我的阅读，正如我的创作一样，毫无系统可言，许多偶然的因素碰在一起，于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阅读阶段。
我认为读文学作品最好读名著，这样你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高度，才有可能向这个高度努力。倘若你所喜欢某个作家，就不妨长期地阅读他，不要去记什么读书笔记，而是在阅读期间，体味作家写作时那种情绪，并且与作家的创作情绪同步前进。我认为发现一位经典作家的缺点甚至比发现他的优点更重要。缺点帮助你更深刻地理解这位作家，并且告诉你应当怎样避开劣势而去发挥优势。世间好书尚多，而我所读者，九牛一毛。在我之前，已有多少好书行世；在我之后，这些书依然故有，腐朽的却是我辈。所以趁时光尚好，案牍劳顿之余，三更灯火五更鸡，只有贪婪而读了。有时不为写作，即功利的缘故。当搜天下好书读之，不求甚解，但求片刻之乐，也是一桩美事。
我的母亲一生一字不识，上了几次扫盲班，字依旧是字，她依旧是她，每每我读到一本好书时，便为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惋惜。而惋惜者中竟有我的母亲，于是惋惜便成为不安。有朝一日，我有了闲暇，那时我要坐在她的膝前，拣我觉得最好的几本书为她读一读。我想，我首先要为她读的，也许是普希金的《驿站长》吧。
我的一些作品——答《都市时报》问
问：读过您书的人都会觉得您的作品有文化底蕴，很厚重，这是要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才能写出来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人生经历吗？
答：没有经历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我经历过许多事，可以说苦难伴随着我的一生。我曾经说过，一个人一旦不幸被文学所绑架，被艺术所绑架，他就注定了一生都是悲剧性的命运。我的大半生，其实一直是在两个文化背景下行走，一个是农耕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当年在中苏边境，一个荒凉的边防站服役时，当敌人的坦克成扇形向边境线包抄过来的时候，我是火箭筒射手。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当一个射手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他的心脏就会因为这十八次剧烈震动而破裂。但是，我还是在碉堡里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那是一种崇高的感觉，希腊悲剧式的感觉，你只有经历了，你才能知道。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所幸的是由于双方的克制，那一场边境冲突没有继续，所以我现在还活着。要不，中国文坛或许会少了一位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问：对于您这样不断抛出大部头作品的作家来讲，《你我皆有来历》这样精悍短小的散文写作和大部头作品写作有什么区别？
答：我把写作大部头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一九八五年，故世的作家路遥曾经主持过一个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会议的主题词是“文学的最后的较量，是长篇小说的较量”。这就是包括后来《平凡的世界》《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白鹿原》《废都》等陕军东征作品的由来。我是在长篇之余写一写散文作品，大家还都说不错，有一些约稿，例如有一篇写成吉思汗游牧文化的，是我在凤凰世纪大讲堂演讲的手稿。又有一篇是为北京文学写的，好像叫《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好像还获得过“老舍文学奖”。还有一篇《拥抱可可西里》是一家有名的杂志，叫《读者》，它约我写的。把这些东西凑到一起，就成了一本书。我一共写了八本散文集，这是第九本。
问：据我所知，在您之前几部重要作品中，插图都是您自己的书画，许多文字内容通过书画形象展示给读者。同样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您如何理解书画创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
答：《你我皆有来历》这本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龚湘海先生从我的电脑里抠出来的文章，他们自己拿去编辑。他们还要把我的七八部长篇、二十几部中篇、九部散文集出一套叫作《高建群作品》的丛书。说到书画，确实是书画同源，我的书法，我的绘画，用《文心雕龙》里的话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书不能达，变而为画。诗歌已经不能让你尽兴了，激情奔涌，我写书法吧，书法还不能够尽兴的表达，那我画画吧，用更具象的形式表达吧。
问：这一次的《你我皆有来历》中没有一幅插图，甚至连前言结语都没有，是故意为之吗？
答：不是！因为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在编辑，两地遥远，沟通不多，后来我写了一个序，叫作《六十初度，马齿徒长》。如果要再版，我还是想要有个序，画几幅画在上面。
问：有个评论家说您在写作的时候也有类似路遥般的“殉道”式写作，能否和我们分享？《你我皆有来历》里的文章的写作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答：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他的作品是蘸着他的血写的。陕北高原年节的时候，要抬着猪羊，扭着秧歌去拜祭山神庙、土地庙，这叫“献牲”。一个作家的从事艺术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祭品，为缪斯献上。我在写《最后一个匈奴》的时候，感到自己像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样，最后差一点回不到地面了。我在写作《大平原》结束后，中风住了二十一天的医院，也许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有可能写出来一点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相形之下，《你我皆有来历》轻松很多。长篇写作是生一场大病，散文写作只是一场感冒而已。记得路遥曾经在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对我说，“如果老天可怜我，让我把这一百万字写完再走！”
问：在写完《大平原》之后，就一直有不少媒体说这将是你的封笔之作，好在去年你推出了堪称史诗之作的《统万城》，接下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你的其他大作？
答：我在北京时，亚马逊网采访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说：“演员在谢幕之后，如果观众的掌声热烈，会把他重新召唤回舞台。”《大平原》以后，我又写了《统万城》，该书现在以五个版本在世界范围发行，陕西版，北京十月版，北京版，台湾版，美国英文版。尤其是美国英文版，第一个礼拜就卖出一百三十多本，我不太懂，他们说这个销售业绩很不错了。而我现在又拿起笔来，再写一本重要的书，写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流变，写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流变，写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华文明的准宗教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流变。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已经写了三分之一，小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在这里披露吧，叫作《菩提树下的欢宴》——汉传佛教落地生根，菩提树下众生欢宴。这样来写小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一年金庸先生来西安，华山论剑，碑林谈艺，他对我说，他有一个野心，想把二十四史写成小说，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明白了，是可以写的。
问：你曾笑称自己被文学“绑架”了四十年，那现在花甲之后的生活又是怎样，平时除了写作是否还有其他什么爱好？
答：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爱好，长年累月的写作，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废人。现在的工作基本上是对半对半，写小说占一半时间，写字画画占一半时间，有时候钻到画画里出不来，眼前都是形象，高僧大德接踵而来，有时候又不会画画了，又进入一种小说的叙事情景中。我记得路遥当年也是这样，如果一离开长篇小说的叙事情景，他说：“句号是在引号的外面还是里面，我都弄不清了。”别的就是看看电视，有时候遇到一本好书读一读，不会失望的时间多一点，现在的书虽然多，好书并不多，包括那些所谓的获奖作品。
问：之前就知道你一直坚持手稿，不用“键盘写作”，现在呢？对于那些新潮时尚的新技术是否愿意尝试？
答：现在还用手写，而且是用蘸水笔蘸着墨水写，我总感到键盘上的字不是我的，是公共情人，她一站到街上谁招手就和谁走。我一直学不会电脑，这可能缘于小时候的一件事，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床上捡到一个打火机是父亲的，那时候这还是个稀罕之物，我走在大街上扑腾扑腾地打着，火星四冒，给大家逞能。当干部的父亲迎面走来，他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打得我眼前金星四冒，从此我拒绝一切机械的东西，一碰它们就心里打战。但是，现在来说我还是羡慕那些会打字的人，我的儿子给我装了个手写板，《你我皆有来历》里面许多文章都是用手写板写的，我还学会了发短信和微博。一个企业家给我建立了一个“高看一眼”工作室，有两百多个群友，每天我都在上面胡说八道。一位朋友说：“年过六十，当骂且骂！”我说：“善。”我还说，“我们的老古董，《三言两拍》里说，天下最厉害的是三张口：一是乞丐的口，吃遍四方；一是媒婆的口，传遍四方；一是文人的口，骂遍四方。”
问：现在有许多八〇后作家逐渐涌现出来，但也有评论家认为八〇后创作缺少厚重感，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这些年轻的一代有才华，有激情，未来是他们的，许多年前，我对上海宝贝绵绵、卫慧说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这花开得大与小，艳与素，那是另外的问题。她们听了很感激我的包容。现在我有些老意了，我对媒体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这是我对年轻一代的希望。不过年轻的一代要有一个强大的胃，像个接收器一样，一路走来接受一些新鲜的东西。诚实的讲来，你们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东西。那一年全国网络小说大奖在西安颁奖，特等奖让我来颁，奖一辆汽车，我把颁奖词念完以后说：“真的小说写得一般般”。
问：翻开新作《你我皆有来历》开篇就是“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看过你之前的作品，你似乎独独钟情于游牧精神？
答：那篇文章，二〇〇七年的时候被评为当时全国散文十佳，名列第七。我和一位教授在《南方周末》就该文还发生一场舌辩，有些他对的，有些是我对的。游牧文明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如果有时间我以后慢慢讲吧。
问：你在书中说：“杭州的江南景象不合你的脾胃。”那你觉得少数民族众多的七彩云南是否合你脾胃呢？
答：云南我去过两次，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领导陕西的文坛领袖柯仲平就是云南人，他是老资格、老延安，延安当时有三个文化山头，一个是丁玲的文抗，一个是周扬的鲁艺，一个是柯仲平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云贵川渝称中国的大西南，那里是渔猎文明板块，有个古老的剧种叫傩戏，剧场外面有一副老对联，上联叫“于斯一席之地，可家可国可天下”，下联“如是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这两句话可能是解开大西南文化的一把钥匙，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兵败逃入大西南十万大山之中。中华民族一支优秀的人类族群，从五千年前一直繁衍至今。在这里我向大西南致敬。
问：你在《拒绝平庸》中写道：“再等下翻开儿子的高中语文课本，里面尽是平庸的，浅薄的，苍白的，贫乏的东西。我因此深深地悲哀。”你对现代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什么看法吗？你认为孩子们应该学习一些什么样的文章？
答：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尽是些弱不禁风的东西，鲁迅先生还有点刚烈，上海人见了心里不舒服，要把鲁迅从教科书里赶走。我们的高考作文尽是些胡扯淡的题目，要我说吧，我们把前人的文化里面最优秀的东西好好继承，即使你不懂，当口歌念也好，慢慢地大了就懂了，最近我为了写这本书，又把诗经三百首，把司马迁的《史记》，把基督教的《圣经》浏览了一遍，感觉到了一种崇高，这些伟大作品产生出来的气场令人变得崇高和纯粹。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些经典的东西吧！还有各民族的民间传说，包括那些远古传说，那是我们的根。
音乐是人类至高的智慧
摄影家杨小兵打来电话，要我为“西安音乐节”写一点文字，我一听这话就乐了。我说你算是找对人了，因为作家和音乐家之间历来就是一对冤家，比如乔治·桑与肖邦，比如卢梭与瓦格纳，比如歌德与贝多芬，等等。
女作家乔治·桑，不知道怎么喜欢上了钢琴家肖邦，这一场风暴直把肖邦折磨至死。卢梭的一生大约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瓦格纳。只有瓦格纳那些奇妙的音乐，偶尔才能吹进卢梭这个偏执狂的脑子里去。但是后来他们反目，卢梭以一首著名的《致瓦格纳的信》结束了他们的友情，并对瓦格纳造成深深的伤害，而此后不久，卢梭本人也就疯了。歌德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小市民，当魏玛国大公迎面走来时，歌德赶紧躲立在侧，摘下帽子，低头致意，但是音乐家贝多芬不这样做，他继续挺起他那雄狮般的头颅，从路的中间昂然而过，以至于魏玛大公不得不给他让路。这个典故长期以来成为音乐家嘲笑作家的一个谈资。
我喜欢音乐，尤其是高雅音乐。人类最高的表达是音乐，人类至高的智慧是音乐，许多古典作家在他们的书中，都说过这样的话。那种奇妙的感觉用文学传达不出，也许只有音乐，才能表达其中一二。例如托马斯·哈代就说过这话。
记得，当我们的越野车向死亡之海罗布泊行进的时候，司机老任播送出的是萨克斯管吹奏的《泰坦尼克号》的电影主题曲《我心永恒》。在那个时候，只有那样的音乐，才能表达出我们那样的心境。我们像上帝的弃儿一样向不可知行进，音乐伴随着我们。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据说，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就是取材于贝多芬。这本书对我的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本书告诉我们：人啊，你有理由使自己变得更高尚和更独立一些，你是精神的！人所以区别于动物，脱离了动物的低级趣味，就是因为人有能力使自己变得高尚起来，而动物则不能。这是造成了中国一代右派的书。
去年春节的时候，一群西安籍的歌唱家，在一个沙龙里曾经举行过一个音乐会。他们大部分都是海外学成归来的，工作单位有些在西安、有些在北京、有些还在国外，正是因为春节才聚集到了西安。他们那天晚上纯粹是为自己的自得其乐而歌唱的，观众只有三人，即我，我的太太和孩子。那是我最近距离地听这些美声歌唱家的歌唱。那真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在我们的一生中大约只会出现几次。
以前西安的“新年音乐周”我则没有能去，不知道是被什么事耽搁了。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记得事先曹彦女士曾经打电话来了的。一群人，以集体的形式，在那天籁之音中共度新年，那真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人除了吃饭与睡觉之外，他还应当活得更有质量一些。不是么！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歌唱着生活》。我觉得，怀着“歌唱着生活”这样一种心境，我们胸中便会有着一种大博爱、大关怀，便会对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每天如期而至的日出，比如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比如春的花、秋的果等等的造物，产生一种感恩的心情。这样，我们的心中时时会有一种宗教般的甜蜜感觉。
上面就是我为“西安音乐节”写的文字。我的饶舌应当结束了，我说得不好，请歌唱家开始他们的歌唱吧！他们唱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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