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所多玛和蛾摩拉-译后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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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多玛和蛾摩拉》中对社会的研究,是在为《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理论阐述做准备。社交聚会的讨论涉及普鲁斯特喜欢的重大美学问题,不过是以戏谑或幽默的口气来谈。如在拉斯珀利埃尔对安眠药的讨论,伴随着科塔尔夫人的轻轻打鼾声,普鲁斯特在主人公从这次晚会回来后进行的描述,是小说中谈论睡眠、做梦和醒来的内容最丰富的段落之一。主人公独自乘车兜风时,决定不再去追求花季少女,以开始寻找失去的时间:

    我的命运只是追求一些幻影,这些人的真实成分,大多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一个个幻影被追求、被遗忘,有时被再次追求,只是为了能见上一面,以便接触到转瞬即逝的虚幻生活,而巴尔贝克的条条道路都有这种幻影。想到一路上的树木,如梨树、苹果树和柽柳树,在我死后依然会生气勃勃,我仿佛听到它们的劝告,要在长眠的时刻尚未到来之时最终开始工作。

    巴尔扎克的遗产:“姑妈”的小说

    《追忆似水年华》最有趣的一些段落出现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中,说明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存在着戏剧性。戏剧性首先存在于对同性恋者的描写,证明是朱皮安和夏吕斯相遇时使用的隐喻和形象:他们被比喻成熊蜂凑巧飞到兰花上,又像相互示爱的两只鸟,“雄鸟要凑上前来”,雌鸟“只是梳理自己的羽毛”。夏吕斯在对朱皮安投以询问的目光时,仿佛在对他说:“恕我冒昧,但您背上拖着一根长长的白线”,或者说:“我不会看错,您想必也是苏黎世人。”这种戏剧效果,用来说明主人公的幼稚,因为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因为这两个男人的年龄和外貌差别巨大,还有他们在做爱后说的亲热或调情的话:朱皮安称夏吕斯为“大孩子”,并恭维他“屁股真大”。

    然而,普鲁斯特这样写的目的,并非像纪德指责他的那样,是要嘲笑同性恋者。朱皮安和夏吕斯这次相遇,在主人公看来并非十分可笑,而是觉得“其中的一切都美不胜收”。普鲁斯特采取写实的态度,不愿意像当时的某些作品那样,对男人之间的恋爱展现一幅模糊不清和理想化的画面。另外,这种戏剧性的描绘也跟巴尔扎克一脉相承。普鲁斯特每次在书信中介绍自己的小说,总要使用“姑妈”这个词,并说这是巴尔扎克使用的词。他总是提到伏特冷在《幻灭》的末尾跟吕庞泼莱相遇,以说明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夏吕斯和莫雷尔在东锡埃尔火车站相遇,并说《追忆似水年华》也是一部“人间喜剧”。

    但是,这种戏剧性也会具有普鲁斯特所特有的形式。例如,主人公保持家庭的传统,把文学作品的语录用来解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喜欢用拉辛的诗句特别是《以斯帖》中的诗句来解读某些同性恋者的想法和目光。在盖尔芒特王妃的晚会上,德·沃古贝尔先生看到一个外交使团中竟有如此多同性恋者,不禁显出赞叹的神色,主人公就想起《以斯帖》中的诗句。而在巴尔贝克大旅馆,夏吕斯跟一个跟班一起去餐厅吃晚饭,看到穿制服的年轻服务员从阶梯上走下来,就说出拉辛的诗句。

    最后,戏剧性也因性欲倒错者必须保守秘密,但其他人物会有幼稚或怀疑的看法而产生。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维尔迪兰夫妇居住的拉斯珀利埃尔城堡里,以及信徒们回去时乘坐的小火车里,信徒们既好奇又不安地对夏吕斯进行观察,而夏吕斯则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性欲倾向,并说这种人自古以来到处都有。然而,据主人公观察,夏吕斯并非如此简单。他无视别人的目光,总在暗中涉及他喜欢的话题,这可能也是大贵族的一种挑衅,用来嘲笑资产者的看法。其实,夏吕斯常常使维尔迪兰夫妇感到不快,倒不是因为他的性欲嗜好,而是因为他故作风雅,因为同性恋者的圈子,远没有贵族的圈子那样神秘和封闭。

    对“被诅咒的族类”富有诗意的颂扬

    这种戏剧性的介绍,是否想把同性恋者跟一种贵族或一种地位高的社会阶层等同起来?在《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开头部分,同性恋者也确实跟“上帝的选民”进行比较。其实,正如谈论“被诅咒的族类”的段落所显示的那样,可以进行这种比较,是因为犹太人和同性恋者都受到社会排斥并过着不幸的生活。“被诅咒”就是必须生活在欺骗之中,对亲人们隐瞒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普鲁斯特阐述那些“没有母亲的儿子”和“没有友谊的朋友”的命运,不就是对同性恋的一种模糊的辩护和供认?不过,他的立场模棱两可,既进行辩护,又表示谴责。

    进行辩护,是因为同性恋是一种气质的表现。熊蜂和花卉的隐喻表明,普鲁斯特采用当时某些科学家的论点,使用“阴阳人”这个术语。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恶习”这个词,这是否是道德上的谴责?其实,他以此表示神经质的一种变体。如果是对规范的一种偏离,那就不会使人反感。同样,对于阿尔贝蒂娜,如果说主人公感到嫉妒,那是因为女子同性恋展现的是一种陌生的世界:阿尔贝蒂娜和安德蕾贴胸跳舞被科塔尔发现,她们的“笑声响起,如同一个陌生的节日开始或结束时的和弦”。然而,正如过去斯万嫉妒奥黛特,以及主人公等待母亲上楼来抱吻他时那样,在普鲁斯特描绘的世界里,最难以忍受的是你所爱的人快乐地跟另一个人待在一起。

    在小说中,普鲁斯特引述了《圣经》中被上帝毁灭的两个城市,用来表达一种犯罪感,但另一方面,“阴阳人”使人想起两性畸形人的传说,据说因宙斯发怒而被劈成两半,由此产生了这种寻找自己缺少的一半的罕见恋爱。这种奇特的诗意,普鲁斯特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找到,也在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罪犯的身上看到,由此产生普鲁斯特描述的另一种景象,那就是下地狱。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一次下地狱

    在《女囚》中,主人公对性欲倒错者的世界的探索,如同但丁在《神曲》中对地狱的探索。普鲁斯特同情“这位诗人[……]他必须穿过地狱中由硫磺和柏油构成的九个圈,投身于从天而降的大火之中,把所多玛的几个居民从火中救出”。实际上,主人公对性欲倒错者的世界越来越了解之后发现了新的圈:这种探索,大部分时间是用有趣或冷淡的口气说出,却变得越来越痛苦,而在下地狱之后,则揭出了阿尔贝蒂娜和樊特伊小姐过去的关系。她们的关系的揭示,显然是对主人公一贯好奇地窥视的惩罚:他在观察入地狱受苦者之后,自己也将受到折磨,那就是嫉妒的痛苦。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一次下地狱,因为主人公在第一次“心灵间隙”时看到了死者的幽灵。俄尔甫斯虽得到冥后的同意,让他把妻子欧律狄刻带回人间,却因妻子回头观看而再次失去她,同样,主人公回忆起外婆活着时的情景,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她。由此展现出一系列悲伤的景象和梦境,使用了冥界的隐喻。他也再次看到无意识记忆的力量,但这次体验跟前几次不同,并非是幸福的体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缺失。同样,在第二次心灵间隙时,主人公再次体会到普鲁斯特的重要规律,即嫉妒使人意识到爱情。他没有嫉妒时,对阿尔贝蒂娜感到厌倦,并使她痛苦,而他现在发现,没有她就无法生活,于是就跟她一起回巴黎。

    主人公第二次在海滨逗留期间,发现了外省贵族。他结识了康布勒梅家的人,获悉一种新的言语,如老侯爵夫人喜欢连用三个形容词,小侯爵夫人则喜欢改变别人姓名的读音。除此之外,主人公用自己的词语来解读旅馆经理的话,而布里肖则对这新地区地名的词源作了大量论述。

    康布勒梅老侯爵夫人连用三个形容词

    叙述者在谈到康布勒梅老夫人的书信时说:

    在那个时候,有教养的人们循规蹈矩,讲求对人客气,并遵循使用三形容词的规则。德·康布勒梅夫人把这两个规则结合在一起。第一个形容词用来赞美,但她觉得还不够,就接着用第二个(用于破折号之后),然后(在第二个破折号后)用第三个形容词。但是,德·康布勒梅夫人跟别人不同的是,她写信虽说是为了社交并显示文采,但在她的信中,接连用的三个修饰语不是渐强,而是渐弱。

    他收到她的信后得出结论:

    收到她书信的人,总是看不到所期待的渐强,因此,我最终改变对这种渐弱的性质的看法,认为是故意渐弱,并从中发现传到社交界的一种反常的趣味,这种趣味使圣伯夫改变所有词的组合和所有较常用的表达法。

    圣伯夫喜欢词语的重复和出人意料的组合,在条件允许时加上一个古词或新词,如在长篇小说《情欲》中把德·夸恩夫人说成“一个贞洁、受保护和难以预料的人”。德·康布勒梅夫人的这种风格,在叙述者看来是两种教育的产物:“这两种方法也许是不同的老师教育的结果,在这封书信中形成鲜明对照,第二种方法使德·康布勒梅夫人使用好几个平淡无奇的形容词,并用下行音阶表示,以免结尾为完美和谐。”这两种方法,一种要形容词重复,另一种要选择罕见的形容词,一种追求多样化,另一种却寻求独一无二,因此,这两种方法无法调和,她也就不在二者中做出选择。

    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说,这位批评家写作时“总是喜欢把词义弄出歧义【877】”。波德莱尔在《趣闻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圣伯夫的未署名文章,说:“每一篇文章都是风趣幽默、欢欣、智慧、良知、嘲讽的杰作。”圣伯夫撰文对杂志主编表示感谢,但在文章结尾处说:“我向这位宽厚的匿名氏致敬并表示敬重。”在一个客套用语中,老侯爵夫人矫揉造作的笨拙和圣伯夫笨拙的矫揉造作显露无遗:“这也许是因为在她的思想之中,对人客气的愿望无法用丰富的想象和词汇表达出来,因此,这位贵妇发出三声赞叹,却只能使第二声和第三声赞叹成为第一声赞叹的微弱回音。”

    普鲁斯特不喜欢语言的歧义,即意义相左的词的组合,在模仿圣伯夫的文章中把这位批评家称为“机灵而又粗糙的句子修补者【878】”。但他同时也反对陈词滥调。如果说老侯爵夫人喜欢歧义,那么,她的儿媳妇则满口陈词滥调。她在谈到塞维尼夫人时问主人公:“您真的认为她有才华?”talentueuse(有才华的)这个形容词,因龚古尔兄弟用来形容法国女诗人安娜·德·诺阿耶而流行,但很快就变成陈词滥调。

    罗斯金劝告年轻人在使用手法和词语时要简朴,认为“简朴能达到优美的效果【879】”。同样,普鲁斯特也喜欢“优美的简陋”,这就像阿尔贝蒂娜的连衣裙,因呈现灰色的深浅变化而显得十分罕见,德·夏吕斯先生则把她的裙子跟卡迪央王妃在第二次跟德·阿泰兹见面时穿的服饰进行比较。法国画家欧仁·弗罗芒坦写道:“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有些画家做出了榜样,他们使用的色彩很少,而作品却富有表现力,我也因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而获取某种立体感或色彩,这个词往往十分常用,十分陈旧,单独拿出来显得平庸乏味……”他由此得出如下规律:“我们的语言[……]即使是普通词语,又是在通常的范围内,我也觉得其潜力是取之不尽的【880】。”但风格的这种崇高理想,很少有人能够实现。因此,普鲁斯特认为,圣伯夫的歧义过多,但弗罗芒坦又过于崇高,或者说不够艺术。那么,这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波德莱尔提供了解决的办法。这位诗人的诗句,普鲁斯特并非取自《秋天的歌》,而是取自福雷为这首诗谱曲的法国艺术歌曲【881】,但作曲家只选择了第一段的第一、三、四节和第二段的第一节。前三节是没有乐器插奏的旋律,然后是一段很长的钢琴曲,突出了第二段的第一节:“我爱您长眼睛的暗绿光辉,/甜蜜的美,但如今对我来说全是苦涩,/您的爱情、壁炉和深闺,/在我心中都不如海上光芒四射的太阳【882】。”调式从小调变为大调,节拍从四拍转为三拍,速度在末尾慢了一半。另外,钢琴的主旋律在短暂的引子中十分清晰,第一节“我们即将陷入寒冷的黑窝”的动机,也是第三节“我听着每根枯枝掉落,浑身颤抖”的动机,但这些旋律并未在结尾处出现。相反,结尾在新的旋律周围展开,只有三个音符,但多次重现。因此,普鲁斯特喜欢的诗句“海上光芒四射的太阳”,也是福雷再现的波德莱尔诗中的太阳。诗人和音乐家在其中无法分离,如同絮利·普吕多姆的《人世间》【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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