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讲钱锺书，这个名字在青年学子当中可能是耳熟能详了，甚至在整个中国也可说是接近于家喻户晓。但是这个名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念大学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即使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知道钱锺书的人也是非常少的。在当时北大中文系五五级，我们班上有100个同学，知道钱锺书的人可能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鄙人？（笑声）为什么呢？在我们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钱锺书。当时现代文学史是以鲁、郭、茅、巴、老、曹为纲。鲁，就是鲁迅；郭，就是郭沫若；茅，就是茅盾；巴，就是巴金；老，就是老舍；曹，就是曹禺。在主要作家里，没有钱锺书，其他比较次要的作家里，也没有钱锺书。没有钱锺书，没有张爱玲，连沈从文都没有专门提起。据说，上个世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都准备发给沈从文了，可惜的是，等到事情有一点眉目了，沈老却过世了。

    一、《围城》被冷落四十多年：可能的原因

    钱锺书什么时候开始咸鱼翻身的呢？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为什么咸鱼翻身了呢？被当作出土文物供奉起来了呢？因为有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叫夏志清，这个人在1949年前本是北大的助教，他在1948年到美国去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教授，在美国汉学方面是很权威的。他写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的。那里面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三个人的地位提得非常高，特别是张爱玲，给她的篇幅比给鲁迅的还多，多了十好几页，鲁迅是27页，张爱玲是43页。给钱锺书的篇幅也是相当地多，评价也很高、当然，夏志清先生当时是有点成见的，凡是和共产党关系不好的大抵都是好，和共产党关系好的都是不太好。尤其是鲁迅，给的篇幅不是很多，挑的毛病却不少。例如，他说，鲁迅的小说，只有在写他的怀乡病（nostalgia）的时候，也就是以鲁镇为背景，写童年回忆的作品，才是好的，其他都成问题。当然，这个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夏志清的这本著作，最初有台湾地区的翻泽，译本转到大陆来，引起了注意。到80年代中后期，钱锺书的地位提高了，可以说是红起来了。原因倒不是《围城》，而是他的学问，他可是真正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被称为“文化昆仑”。他有一本《管锥编》，所引文献就有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他这么大的学问，当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在海外当然也享有盛誉，甚至，他在意大利接受奖项的典礼上，能用意大利文背诵诗歌，意大利人都记不得。另外，他这个人也很有个性，当时美国一所挺著名的大学请他去讲学，给了几十万美元的年薪，这在80年代，我们这些当教授的工资才一个月几百块人民币，可是个天文数字。1990年，我到德国去之前，我从学校拿到的月工资才380元。德国教授问起，我都说3800。这不是说谎吗？没有，我并没有说，3800元人民币啊，我说的是，3800毛。（大笑声）我们说3800元，可以把元省略，难道说3800毛，就不可以把毛省略吗？（大笑声）再说钱锺书，他对这个几十万美元，不屑一顾，拒绝了。为什么？他说，你们美国那个著名大学，那些大学生的水平，就值得我去一下吗？就没有去。

    因为夏志清给他的评价很高，慢慢地，《围城》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但，老百姓并不知道《围城》，后来知道了，并不是通过小说，通过什么呢？电视剧。大概在90年代初，电视剧也叫《围城》。最初，播映没有引起太大注意？为什么呢？在它以前有一个电视剧非常轰动，叫《渴望》。《渴望》，现在看来，水平很差的，但是，非常煽情，赚取了很多市民的眼泪，天真烂漫的老太太啊，未老先衰的家庭妇女啊，都拿着手绢享受流泪的痛快。这样的观众，要理解《围城》这样高度的艺术品，是有点难度的。《围城》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眼泪啊！（笑声）幸得《围城》的演员，很争气，当时还不是很著名，但演了《围城》，很快成了大明星，葛优、英达、陈道明……大腕儿成堆，电视剧播了一次，观众好像没有反应过来，或者，也许，是不消化吧，又放了一遍，这才轰动起来。不久，阅读钱锺书就形成一种气候，才成为一种品位。原来这么精彩，这么独特，这么有水平、从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围城》，就走红了，到了21世纪，甚至被教育部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列入课外阅读推荐书目。

    从钱锺书写出《围城》，到轰动起来，当中隔了多少年？隔了差不多50年，它被埋没了50年。为什么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其中可能的原因。

    首先，最初受到冷落，有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的原因。

    《围城》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947年前后，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刚才为什么吹牛说，在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同年级100个同学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钱锺书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当时在昆山，我在旧书市场上买一套40年代末期出版的文艺刊物，叫《文艺复兴》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学史家——郑振铎主编的，这个人，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李健吾，副主编吧，也许是双主编，此人是法国文学学者，很有才气的文学评论家。《围城》就是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这么一部优秀的小说，可并没有引起注意，特别是在进步文化界，可以说，是毫无反响。为什么呢？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倡文艺作品要表现工农兵，而不是表现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这个王国必须推翻，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才能写出工农兵的喜怒哀乐、声音笑貌来。1943年以后，《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在国统区广泛传播，在思想上，主要是文艺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转折。这个转折，主要是，文学要为革命斗争服务，就要写革命的主力工农兵，这是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被周扬具体化为“赵树理的方向”。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那种表现原生态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成为新时代的文艺旗帜。在诗歌领域里面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潮，写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歌体，以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里面有一句最著名的：“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在这种形势推动下，以何其芳先生、刘白羽先生代表的共产党人士，到国统区宣传延安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以郭沫若和茅盾为首，大批进步文化人，包括黄药眠等等，都忙着歌颂延安文艺的新成就，在进步文化界，称赞《讲话》，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的文学趣味就成为一种热潮。当然也有口服心不服的，那就是胡风。胡风也是革命的文化人哪，他是反对蒋介石的统治的啊，国民党也是要迫害他的呀！当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他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通知胡风，溜到香港去。可是，胡风到了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以邵荃麟、林默涵，还有乔冠华为首的共产党人士，还是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批判他披着“约瑟夫（斯大林）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顽固地坚持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在这样的思想气候中，谁还有心思去认真阅读《围城》呀？就是认真阅读了，就是欣赏了，也不一定有信心鼓吹《围城》呀，这不是暴露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吗？

    诸位，以今年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是说不太清楚的、要说清楚，就不要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要把自己忘记掉，以当时刚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文学青年的眼光，设身处地地去看。《围城》写的是抗战期间的事嘛！可是，他写了日本人的凶残吗？他写到了民族灾难吗？写到了抗日英雄主义吗？没有。要知道，这一切是作家的民族大义啊！再说，他写到了工农兵没有呀？没有。他的人物，有革命意识吗？没有。除了沉溺于自己的恋爱中以外，没有别的。他的人物，都属于什么样的阶级啊？说得好听一点，都是小资产阶级。何况，他才第一次写了这么长的小说，在这以前，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一共才四篇，才凑足一个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人兽鬼》；散文，也不多，凑起来，也是一个小册子《写在人生边上》。应该说，初出茅庐，他的《围城》，连载完毕，除了在朋友中间，在圈子内，有些称赞以外，在广大读者中，可以用石沉大海来形容。

    二、钱锺书的酷幽默

    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好像还不能完全解释《围城》为什么被埋没了50年，我想还有其他的原因。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围城》是一部恋爱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谈恋爱。但它的恋爱写得非常奇怪。所有的恋爱都是没有恋情的，甚至是无情的。这一点，太怪异了，也许是太超前了，很难得到当时文学青年的充分理解。就以我为例，在1952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级，我对文学爱好得如痴如醉，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在学校里，也算是个小小的才子了。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学迷，读钱锺书的《围城》，读不懂，但还是捧着读个没完。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见我拿着这样的作品，就说：“你怎么还在念这种东西。”但是我还是念，今天回忆起来，什么都忘记了，留在印象中的，就是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把月亮比喻为“孕妇的肚子”。

    我什么地方读不懂？他那些个恋爱我读不懂。为什么不懂？因为我所欣赏的文学作品中，恋爱是很激动人心的，很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带着这样的预期，去读钱锺书的那些恋爱，没有激动人心的激情，又没有社会进步意义，那它的意义何在呢？我找不出来。我想当时有水平的年轻人读到这个小说，狂妄一点的，就想批判他，像我这样的，就只能是惶惑。

    除了这些时代的因素以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当然，也是可能的原因。就是钱锺书自己的问题了。作品要有影响，一定要得到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不管他是批判你还是鼓吹你，都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兴趣。钱锺书的《围城》出来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已经是五十多岁了，胡子已经开始无情地由黑变灰了，在德国特里尔大学的图书馆里，才看到英文本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发现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在这以前，我居然没有看到任何一篇对钱锺书的《围城》的评价文章。这是为什么？除了前面已经说的，我想还有一点与钱锺书自身有关系。他这个人有个毛病，瞧不起文学评论家，极端藐视。在他看来，文学评论家都是没出息的，这些人为什么要干文学评论呢？因为他什么都干不成。他在《谈教训》里这样讲这帮子人：

    人生之桥，已像但丁走了一半，然而“神曲倒无从下笔；谈恋爱，参加抗战，似乎年纪太大；吃素奉佛”，似乎年纪还嫌轻；要创作似乎才尽，要研究恨欠缺训练——到此时，他不写说教式的文章，你还教他干点什么？

    当然，这里说的是“说教”式的文章，但是，在钱锺书的眼光中，有多少文学评论不是空洞的说教呢？最过分的是，还不仅说你这个家伙没出息，而且把你和性无能类比：“像皇宫里的太监，身边都是女人，机会很多，惜无能力。”你说这样的钱锺书，是不是太刻毒了？把话说得这么冷酷，这么尖刻，这么刻毒！怪不得批评家不理他，就是我，早出世十多年的话，我也不理他。

    我的题目是钱锺书的幽默，为什么在进入正题之前，讲了这么多“刻毒”、“刻薄”、“尖刻”之类的，这不是一般的开场白，而是因为和他的幽默有关。他的幽默就是比较尖刻、比较刻薄，甚至是比较刻毒的那一类，这是带着尖锐讽刺性的幽默的特点。

    钱锺书在英国留过学，他身上有种英国绅士气质，有欧洲幽默的特点我们在《围城》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如写到方鸿渐的同事，无聊的陆子潇的外貌：

    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这种鼻子和脸部的因果关系令人想起狄更斯描写的一个女士眉毛和胡子的关系：

    她是一个晦气样子的女人，像她弟弟一样黑，她在面貌上声音上都非常像他。她生有特别浓的眼眉，几乎在她那大鼻子上连起来，似乎因为生错了性别，不能长胡子，她才能用眼眉来补偿似的。

    但是，钱锺书有一种英国式的幽默，却没有英国式的温和。他的拿手好戏是反讽的叙述和描写：主要是逻辑上的歪曲，歪理歪推，歪打正着。

    侯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高声说笑，一望而知是位豪杰。

    这里的幽默主要来自歪曲的逻辑，脸与鼻子的关系，“附带”一词妙在夸张了鼻子大到扭曲了主脸（整体）和鼻子（局部）包含关系，从这样一张不和谐的脸上，如何能够看出“是位豪杰”二无充足理由却坚定的武断，恰恰表现了对此人物的藐视。

    这种幽默又不完全是英国式的。英国幽默是绅士的，非常宽容，温情脉脉，以对弱者的同情为荣，把错误都看得很可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高度，跟读者拉近心理距离，不觉得自已有什么了不起，自我贬低，自我调侃是最常用的手段。把幽默作为心灵沟通，缓解紧张情绪的手段一就是攻击性的，也能使对方在心领神会中会心而笑，而钱锺书的幽默不是温情脉脉的，他的幽默是严峻的，甚至是冷峻的。他的幽默语言，是带着刺的，辣椒水磨刀，是进攻性的，而不是缓解性的。他的幽默的笑，不是心照不宣的会心的微笑，是欣然独笑，洞察一切的笑，有一点冷酷，或者用今天流行话语来说，特别“酷”。所以我杜撰了一个名词，给他一顶帽子“酷幽默”。我十年前曾经在香港《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了钱锺书的幽默有一种“刺刀见红”的特点，从中可以见到中年钱锺书的愤世嫉俗，“豪气”和“傲气”。文以气为主，他的这种气来自于他对人世的“愤激”，我的论断是“他的幽默是一种硬幽默”，其硬度来自于他的藐视众生。比如，他批评文学评论家爱在文章中教训人。如果是让梁实秋、林语堂来写，大不了就是悲天悯人，轻松涮侃。但是钱锺书却多方面挖苦。首先对他们作了无类比附，和借债不还的人相提并论：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

    这个结论得来非常干脆。但是，所有的推理方法却是不能用来充分论证的类比推理。结论的振振有词和论证的软弱之意形成反差，暗示了智性和调侃的张力。经过一番曲折的歪理歪推之后，他把这一点发挥到一个无以复加的极端上去：

    老实说，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并且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夸之识；惟有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

    这里，把他的同辈人，说得很惨，一没有学问，二没有道德，偏偏又在讲学问，又在讲道德。他所用的方法，又不是直接道白，而是在概念上用反语，在逻辑上用歪理歪推，把反语说得振振有词，歪理歪推，又把话说得似乎是左右逢源，几乎在每一曲折中，每一过渡中，都闪耀着机智，把锋芒隐藏在幽默的歪理之中，可以用两面三刀来形容。《围城》第二章，写方回到家乡：

    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有死掉。

    拿这一段和鲁迅在《祝福》里写“我”回到家乡见到四叔：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之后，便大骂其新党。

    两者比较不难看出，钱锺书有时，比鲁迅更为刻毒，鲁迅不过说这个老道学愚昧落伍所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而此时康有为已经是“保皇派”了，而钱锺书却说家乡人陈旧得这样，本来早该死了，却一个没死！或者是更为愤世嫉俗。他的愤世，往往用反语，反讽，反话正说，歪理歪推，显示出奇趣，充分显示出钱锺书幽默的讽刺的进攻性和尖锐性，钱锺书在《围城》里反复说方鸿渐说话“损”，可能是夫子自道。

    作家和评论家，向来有矛盾。有作家说，评论家就是寄生虫，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虱子，是吸作家的血长大的，这是很刻薄的。有人就去问俄国作家契诃夫：“人家说批评家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虱子，你怎么看？”安·契诃夫就回答，他说作家是一匹马，批评家是一群牛虻，马在辛勤地耕田，牛虻就专门去叮它的屁股，以至于马不得不停下来用马尾巴把它们赶走。这里当然有对批评家的讽刺，但是不像钱锺书那样居高临下，说批评家是太监。其实，钱锺书这里有个极大的漏洞，如果批评家，是虽有机会，却无能力，那么我就要推理了，那么，作家，如钱先生，就是既有机会，也有能力了。这种超越太监的能力，有什么可自豪之处呢？（大笑声）当然，这是顶牛，回过头来说，钱锺书和契诃夫的不同。钱氏把自己看得比批评家高，而契诃夫则并不把自己放在批评家头顶上，批评家是捣乱的牛虻，但是作家也不过是一匹马而已，作家也很苦恼啊！这样对批评家的贬抑就淡化了，这样的幽默就有了一种绅士式的文雅。关键在于，他贬低自己，这在幽默术中叫作“自我调侃”。

    钱锺书所批评的对象大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洋的知识分子，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他非常藐视，非常不屑，极尽挖苦之能事。就连一些在朋友过世之后，写悼念文章的，也被讽刺。在《读伊索寓言》中，他这样说：

    一到冬天，蚂蚁把在冬天的米粒出晒；促织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

    接着他引柏拉图的文章，说，蟋蟀进化变成了诗人。

    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这样就太酷了，太刻薄了，树敌也太多了。首先，打击面很大，把所有写悼念文章的人，开追悼会的人，杭不浪一塌刮子，一网打尽。其次，对所有悼念者的动机，一律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就连我这样作讲座的，也有一点胆寒，扪心自问，是不是借钱锺书先生的大名来混饭吃呢？这样的白问，也许有利于提高为文者的道德水准，但是，反过来看，钱锺书的幽默是不是也拒评论家于千里之外呢？

    钱先生很幽默，偏偏先生对于提倡幽默的人不屑一顾幽默本来是与笑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在《说笑》中这样说：“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而是“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小花脸”，“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笑声）啊，你们都笑了，你们好大的胆呀！钱锺书刚刚讲了傻子的笑，瞎子的笑，小花脸的笑，你还敢笑！还觉得自己怪可爱的呢！（笑声）可是值得研究的是，他理想的笑，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他的笑是，第一，一个人独享的，其他人，是没有智商来共享的，大家一起笑，是低级的，“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第二，他的笑是“冷笑”，不是温情的、热情的，为什么“冷”？因为，他看穿了身边人的笑，是“下等”的，只是低品位的“滑稽”而已。他的笑，是一种酷酷的笑，他当年三十多岁，很帅，但不是帅哥，而是一个酷哥，高不可攀，他的幽默令人有点害怕，有时甚至可说令人毛骨悚然。总的说来，他冷然独笑，笑的是一些幽默冒牌货。

    他的冷峻，令人想起鲁迅的“冷”，但是，鲁迅的“冷”，往往和其相反的“暖”结合在一起，分明的爱憎，热烈的是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除了得势的、假道学的、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如高老夫子，是可恶的以外，失势的知识分子，不但魏连殳，吕纬甫，都有可爱的可同情的一面，就是落魄如孔乙己当了小偷，也有可爱可同情的一面，鲁迅也不忽略他善良的心灵。至于阿长那样不称职的保姆，夜间睡觉，在床上摆满一个“大”字的人物，也还有可爱的一面，可歌颂的方面。

    在钱锺书先生笔端，温情和温暖是很少的。

    我们可以把幽默分成两类，一种是非常温和的幽默，我们叫它软幽默，互相沟通心灵的，缓解对立情绪的，相视而笑，默会于心。这种幽默是心灵的解毒剂，是情感交流的桥梁。另外一种就是硬幽默，也就是讽刺性很强的，带有明确的进攻性，或者叫作讽刺性，不是平等地交流，不是默会于心，而是众人皆醉吾独醒，居高临下，一人欣然、冷然独笑，冷眼看世俗之人傻笑和瞎笑。钱锺书显然属于后者，而梁实秋、林语堂则属于前者。

    梁实秋和林语堂都有自我调侃，把自己写得很愚蠢，很弱智，很狼狈，显示平凡的、坦然的心态、二而钱锺书笔下，没有什么可爱的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几乎都是虚伪的、低能的，文化修养越高，越是绣花枕头，表面上虚张声势，内心里空虚猥琐。就是写恋爱，他也不像巴金那样投入，而是冷眼旁观的。他在《围城》中说过，拍马屁和恋爱一样是容不得第三者冷眼旁观的，而在《围城》里，他的叙述语言，他的眼光就是第三者（局外人）的眼光。他说的是恋爱故事，却没有一点热情的语言，他以第三人称叙述过，方鸿渐说话时，鼻孔里有冷气，实在是，钱锺书的叙述语言，就有冷气。他借人物的嘴，说方鸿渐的话有时很“损”，其实他的叙述语言就很“损”。他的幽默感中，隐藏着某种优越感，高傲，不急于为人理解，可又期待：“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这正是说中了《围城》命运，在新文学史上被冷落了四五十年，到了今天，才肯定了其不朽的价值。

    也许，他这样有意偏颇，不过是为了把对于文学评论中，高调、套话、空话的反感说得有理趣一点，其中含着对真正的、高品位的文学评论的期盼。这就启示我们，在评论钱锺书的时候，如果没有真知灼见，如果大而化之，说些空话、套话，钱先生在天有灵，是要皱眉头，塞耳朵，要冷笑的。

    三、没有爱情的恋爱

    他这么居高临下，似乎看穿人世的一切面具，在他眼中，芸芸众生，都很可怜，可悲，可是他们还在笑，还自以为怪可爱的。其实，你在笑的时候，他觉得那是傻子的笑，瞎子的笑，是以幽默的笑来掩盖你没有幽默。在这样的人的眼皮底下，那么，你想想，你在恋爱的时候，他会怎么感觉呢？是不是一如幽默的笑掩盖没有幽默，你的恋爱，在他那冷然的独笑的眼中，是不是以恋爱来掩盖没有爱情呢？

    这样的推理，也许有点牵强，也有点可怕，不可能很可靠。我们还是深入到他的文本中来看看庐山的真面目吧。

    他写了一连串的恋爱，忙忙碌碌，叽叽喳喳，哭哭啼啼，实际上是不是有真正恋爱呢？按照学术研究的通行方法，先把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

    恋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核心母题，从五四时代开始，就与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自由恋爱是受到歌颂的。鲁迅的《伤逝》，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强烈到不要命的，但是社会压迫造成两个人的悲剧。在巴金的《家》中，觉慧和鸣凤的感情是美好的，但是高老太爷要把鸣凤嫁给一个老头子，当鸣凤和觉慧不能沟通时，鸣风就为爱情白杀了。把感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就是浪漫。郭沫若的恋爱就浪漫得不能再浪漫了，在《女神》的前言中，他宣告：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进。《再别康桥》巾，就是对爱情的秘密的、悄悄的、偷偷的回忆都成了经典。曹禺的《雷雨》里面的繁漪、周萍、四凤和周冲等等，感情纠缠得不可开交，弄得都活不下去。茅盾的恋爱小说里面还夹杂着革命，后来产生了一个公式叫作“革命加恋爱”。

    爱情是浪漫的、美好的、充满诗意的，环境是丑恶的，反抗社会环境，是美丽的。在《边城》中，为成全他人的爱情而牺牲是纯洁高尚的。就是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极丑的虎妞伪装大肚子，赖上祥子，也还有些许的浪漫。小福子，因为穷困和祥子浪漫不起来。月牙儿，浪漫不到底，是因为，社会的罪恶，把人逼得丑恶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走向悲剧结局，大都由于社会黑暗，甚至是因为与革命的冲突，到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仍然一以贯之。萧队长和安娜之间的爱情是被革命的纪律“咬伤”的。

    《围城》里的恋爱，却反其道而行之：恋爱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是不重要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国难当头之时，爱情与国难关系仍然是游离的。虽然也写到了抗日战争中的长沙大火，可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对主人公的命运，仍然没有多大影响，作者只是一笔带过。这就表现出了，钱锺书先生的小说美学原则，和巴金、鲁迅、郭沫若、曹禺、老舍、茅盾相比是根本不同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价值。如果后者的小说美学，是把恋爱的价值是与社会人生结合在一起的，恋爱的产生、发展和结局，都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恋爱的价值是要从社会环境中去寻求的。而在钱锺书这里，则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他在《围城·序》中说：

    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把人当作“无毛的两足动物”，就意味着，不把人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从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心灵的根源，而是从人心灵本体去挖掘。这样就无怪乎他总是用非常严厉的挑剔的眼光看恋爱过程中的心灵本身的变幻、在他眼中，这些无毛两足动物的恋爱，并不是像巴金、沈从文笔下的那样神圣，富有诗意，悲剧的根源也不像鲁迅、曹禺笔下那样因为社会经济生活，而是由本身的“根性”决定的。鲁迅把他笔下人物的精神的奴役的创伤，看成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但，还有中国受屈辱的历史根源，而且不过是一个民族的毛病而已，而钱锺书却把恋爱现象看成是人类本身的根性，或者是根本变态造成的，是全人类都普遍具有的一类精神现象。故即使写到抗战，写到抗战与政治形势，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欧美对日本的纵容和对中国的打压，即使改变了主人公的游动方向，也没有对主人公的情感发生冲击，改变主人公的情感状态。在情感状态与抗战无关这一点上，他好像是为当年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提供了一个样本。梁实秋因而遭到围攻，甚至弄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名，后来还不欢迎他到延安去访问，钱锺书在思想上和梁实秋是异曲同工的。其实，钱锺书在某种意义上，走得比梁实秋更远。他不但是与抗战无关，就是与抗战有关的题材，他也没巴金、茅盾、老舍他们那样的民族情绪。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纪念》可能是在《围城》之前，写得最为成熟的。从沿海地区逃难到了山城的女士曼倩，由于无聊，和丈夫的表弟，一个空军教练员发生了关系。关系的性质并不因为空军教练后来在敌机交战时，以身殉国而带上了英雄的浪漫色彩，相反，这个烈士，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和曼倩的关系，不过是出于男性的“虚荣心”，“完成征服”女人的“义务”。即使达到肉欲的目的，双方都有一种“空虚感”，弄不清“这是成功，还是进一步的失败”。曼倩不过是把“鼓励人家来爱慕自己”当作“最有趣的消遣”。得到教练牺牲的消息以后，她的感觉是，“领略到一种被释放的舒适”。像剪下的指甲一样，和自己无关。甚至丈夫提出以后生孩子，要以表弟的名字为孩子命名表示纪念，女主人公居然冷漠到加以拒绝。

    你们可以设想，要是让巴金或者茅盾，甚至让孙犁写起来，这个为国牺牲的英雄，特别是空军英雄，精神会这样空虚吗？会这样没有英雄的光彩吗？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钱锺书先生的眼睛有多冷，有多酷。张爱玲笔下的恋爱虽然是脱离了政治的，但她还是会有一点社会的关联在里面。她有个小说叫作《倾城之恋》，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是逢场作戏，玩的都是感情游戏。后来日本进攻了，香港沦陷了，在灾难中，两个人却弄假成真了，开始了真正的恋爱。张爱玲的感情游戏有一个限度，不管多么无聊的感情游戏也中止于在民族遭难压顶之时。但是钱锺书不同，哪怕是在国难当头，还是假凤虚凰，还是没有爱情的爱情。在《围城》中，恋爱不成功，导致悲剧，并没有社会环境的压迫，也没有坏人干扰，结局都是自己搞的。为什么呢？这里有钱锺书的指导思想。他可能是觉得，要把人性本身表现出来，把人的“根性”挖掘出来，就要把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等，通通淡化。恋爱不成功，不能归咎于社会环境。什么叫“倾城之恋”？就是城倒下去以后，人的感情变成了真的，张爱玲相信了，钱锺书还是不相信。

    这多少让人们对钱锺书既感到尊敬又有些胆寒，那令人胆寒的幽默啊！

    在钱锺书的作品深处，深深地埋藏着一双冷眼，从这双冷眼中看出来的“根性”，既无道德上的善良，也无情感上的诗意，但是，也不是大奸，如堕落为汉奸，也不是大恶，如道德堕落，他要表现的就是感情空洞，可笑，可悲。他的批判刀刃好像是专对着文人的这种精神状态的，他最热衷于把同辈竭力掩藏的庸俗和虚荣，用辣椒水磨刀样语言去解剖。越是把近在眼前的文人加以挖苦，他越是享受到揭露无遗的乐趣：越是靠近他的人物，他批判锋芒就越是尖锐，他的幽默感就越有进攻性，他的笔力也就越是潇洒自如。

    四、连偷情也是无情的

    但是光是这样，我们还是不能真正理解《围城》幽默艺术的真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在他的散文中，获得了一点信息。钱锺书不仅仅是对文人冷眼旁观，而且对现代文学的水准也不大瞧得上眼。在《灵感》中，讽刺作家缺乏起码的才华，借一个女主人公的幽灵向作者“要命”：“我们向你来要命，你在书里写得我们又呆又死，生气全无；一言一动，都象傀儡，算不得活泼泼的人物。你写了我们，没给我们生命，所以你该偿命。”为什么没有生命呢？

    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抢先说：“你记得我么？只有我的打扮，也许还有多少表示我是你书里什么样的角色。你要写我是个狠心关貌的女人，颠倒，毁灭了不知多少有志的青年，可是你笔下写出来的是什么？既不是象人的女人，又不是象女人的人，没有可能的性格，留不下清晰的相貌。譬如你说我有‘水淋淋的眼睛’，又说我有‘锐利得能透视灵魂的目光’，吓！真亏你想得出！又滴水，又尖利，我的眼睛又不是融雪天屋檐上的冰楞！你描写我讲话‘干脆’，你听我的嗓子是不是干得要裂，脆得要破？你耽误了我的一生，现在要怎么办哪？”

    钱锺书在这里指出了按流行的女性形象的套路，所写出来的人物肯定是没有生命的：“既不是象人的女人，又不是象女人的人”既不像女人，又不像人，“狠心美貌的女人，颠倒，毁灭了不知多少有志的青年”。颠倒、毁灭，前提当然是女性的美艳，狠心，是无情，其实，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男性的无能和软弱心态的反射，并不是女性本身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女性自身的性格逻辑。从艺术上，又属于俗套的戏剧化。再加上“水淋淋的眼睛”，正是五四新文学作品中，比较常见的陈词滥调、而“锐利得能透视灵魂的目光”，也还是从女性的外貌上着眼。要怎么才能赋予女性人物以生命呢？不能从概念到概念地回答，只能从他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具体来说，像《纪念》那样的作品，女主人公性格在逻辑上是独特的，第一，偷情而无情；第二，又花了很多心思，投入感情游戏；第三，情人牺牲了，不但没有留下任何痛苦，而且感到“领略到一种被释放的舒适”。“像剪下的指甲一样，和自己无关。”游戏得那么认真，情人死了，游戏不能不停止了，却没有一点失落，没有一点痛苦。和这样的性格逻辑相比，“颠倒、毁灭了不知多少有志的青年”，“水淋淋的眼睛”，“锐利得能透视灵魂的目光”，就显得俗套，也就是没有生命了。在《纪念》中，偷情不但没有不可克制的感情，而且也没有肉欲。即使达到肉欲的目的，双方都有一种“空虚感”，弄不清“这是成功，还是进一步的失败”。钱锺书力图要让读者相信的是，这些无毛的两足动物，其根性决定了他们，就是偷情也是无情的。这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呢？好像不是。

    钱锺书在写长篇小说《围城》以前，写过四个短篇小说，大多不甚成功，主要原因是，散文式议论冲击了小说的人物刻画，而到了《纪念》可以说是比较成熟了。不但在思想上为《围城》作了准备，而且在艺术上，在语言上，都作了准备。这种准备主要表现为：第一，爱情的悲喜剧，是人性本身的弱点，不能推到社会原因上去。第二，从喜剧性的、冷眼旁观的视角，和抒情的浪漫拉开距离视角，以调侃和讽刺的风格，夹叙夹议，也就是冷幽默的角度，展开故事和场景。为什么叫作“酷幽默”？因为幽默本来是温暖的，冷酷，就是不露声色，幽默，冷峻的幽默，他显然有一点野心，有意要开拓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以一种幽默的话语，冷峻的风格，揭露包装得很文明的情感游戏。

    在《围城》的开头，就出现了一次偷情。在轮船上，欧美留学生回国。主人公方鸿渐和鲍小姐发生了一夜情，有没有感情？没有。鲍小姐非常放荡，到了上海，有钱的男朋友来接她，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一点感觉都没有。作者显然有意留给你一个印象，一夜情，根本没有情。

    到了小说中段，又有一个偷情的小插曲。方鸿渐他们从上海去湖南途中遇到了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小仆人，非常年轻，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实际上两个人是同居的关系。两人有时会吵架，不太严重。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嘛！方鸿渐他们同行的有个叫李梅亭的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倒卖西药。这个人有点好色，免不了和小寡妇眉来眼去的，惹得那个小伙子吃醋，就把行李扔到了寡妇的脸上去。寡妇就骂小伙子，小伙子转身骂李梅亭，赵辛楣帮着李梅亭骂小伙子，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那个寡妇反过来站到小伙子一边去骂赵辛楣和李梅亭。这是一个喜剧的环形结构。外人是帮寡妇的，结果却寡妇反过来骂帮忙的。《围城》里面不但恋爱是不浪漫的，是很煞风景的，就连偷情也一样，也是荒唐的、可笑的。

    正是在这样的喜剧性，在这样的环形结构中，我们看到了女人的喜剧性的生命，而不是“水淋淋的大眼睛”，或者“颠倒、毁灭”了有为青年的俗套。

    五、反浪漫的爱情

    偷情是游戏，那么正正规规的恋爱，有没有感情呢？也没有苏文纨倒是热切地想和方鸿渐结成秦晋之好，但并不是因为有感情，而是婚姻的考虑，因为地位、身家相当，但方鸿渐没有感觉。他钟情于非常非常纯净的唐小姐。这样的三角恋爱的线索似乎有些俗套，但是，情节却没有按三角方向发展，作者不过有意在这没有爱情的灰色世界里，安排一点鲜艳的亮色。在《围城》里，一系列恋爱，几乎都是无聊无谓的，毫无五四新文学常有的诗意和浪漫，唯一的例外，具有一种浪漫色彩，而且有点诗意人物的是唐晓英。她是天真的，纯洁的，任性的，关键是她相信“爱是又曲折又伟大的感情”，方鸿渐也是认真动了真情的。两个人爱得热火朝天但是钱锺书是很酷的，他安排唐晓芙，并不是要她发出永恒的浪漫的光辉，而是让她昙花一现，发生误会，关于假文凭的误会，唐晓芙就匆匆忙忙地消失了。像跑龙套人物似的，一去不复返。这明明是作者有意的“扼杀”，并不是必然的发展谈恋爱有误会，不是家常便饭么？误会才一次，不要紧嘛，可以解释嘛。哪怕求饶磕头也是可以的嘛！（众大笑）是不是？记住我今天的话，将来会有用的哦！（大笑声）但是钱锺书害怕，让他们好上了，那就成了浪漫。在恋爱小说中，把这么美丽的、纯洁的女孩子，对许多男性读者绝对有诱惑力的角色，毫不心慈手软，让她像流星一样一去不复返。我对钱锺书这种反浪漫的铁腕，艺术家的魄力无条件地佩服，五体投地。（掌声）而那个苏文纨却在后来出现了，又和方鸿渐谈天说地了，双方对唐晓芙，提都没有提起。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是方鸿渐狠心无情，还是钱锺书狠心无情？

    （学生甲：这是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决定的。）

    你这个同学水平很高，西欧的流浪汉小说，人物随着流浪汉地域的转移而消失。但是，用这个理论解释不全面，因为，苏文纨不是后来又出现了吗？

    （众答：方鸿渐狠心，无情）

    哦，你们让我很失望。

    （众答：那么是钱锺书狠心）

    特别是后来，方鸿渐和孙小姐的感情出现危机，吵架顶嘴不断，钱锺书还是不让方鸿渐碰到唐晓芙，甚至连想都不让他想起她。钱锺书的狠心是狠得很有水平的。

    方鸿渐是不是无情呢？他失恋以后，很痛苦啊！反反复复，刻骨铭心还有一些抒情的浪漫的语言：“昨天囫囵吞地忍受的整块痛苦，当时没工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刍似的，零星断续，强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但是，就是在这样有点浪漫的痛苦中，钱锺书还是用尖刻幽默把它消解了。说失恋者心上的创口，可以像叫化子的烂腿，血淋淋地公开展览，博人怜悯，或者事过境迁，像战士的金创旧斑，脱衣指示，使人惊佩。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说：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根本上就逃避任何浪漫的爱情。也许，钱锺书可能不大会写浪漫纯情，或者他觉得浪漫纯情的女性，已经给现代文学糟蹋得太多，再让他写，就浪费他的才气，吃力不讨好。但是那么真挚的爱，总不能一点浪漫都没有啊！过了许多时候，在江西鹰潭，方鸿渐突然想起唐小姐，还“心像火焰的舌头突跳而起”、这有一点浪漫，是不是？钱锺书毕竟是钱锺书，他以他的狠心的幽默，快刀斩乱麻，把浪漫的痛苦消解了。关于想念情人，有这样的语言：

    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少人，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真正想一个人，记挂着他，希望跟他接近，这少得很。人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到，想到而已。

    到下一页，则干脆说：

    情敌的彼此想念，比情人的彼此想念还要多。

    这就是钱锺书式的幽默的冷峻特色了。钱锺书先生在语言上反浪漫，主要是以反讽代替抒情的诗意。对他唯一偏爱的唐晓芙，就是在诗意的抒情的描写中也结合着反讽的成分：

    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有许多都市女孩子已经是装模做样的早熟女人，算不得孩子；有许多女孩子只是浑沌痴顽的无性别孩子，还说不上女人。

    就是对这样唯一浪漫纯情的女郎，钱锺书也避免诗意充斥，融入了智性幽默和调侃，当然，这里的特点，不是在调侃唐小姐本人，而是叙述语言的一种趣味。这种旁涉性的调侃和其他任何人的描述都是不一样的。这里，没有严峻的讽刺，没有冷眼的挑剔。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假如，方鸿渐日后，特别是在婚姻挫败的时刻，和唐晓芙重逢，他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让你们来写，你们的选择是什么的呢？误会能够消除，会浪漫起来，很怀恋往日吗？

    （学生甲：误会消除是肯定的，很怀恋往日，互相尊重，遥相致意。）

    （学生乙：如果唐晓芙生活得不如意，这是破镜重圆的机遇嘛！笑声、鼓掌声、欢呼声）

    你们知道，你们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学生丙：不知道，您总是喜欢神秘莫测，故弄玄虚。）

    我此刻的感觉，是我和自尊心遭到严重挫伤。我讲到现在，反反复复地说，钱锺书和巴金不同，他反浪漫，他没有巴金那么善良，可是你们的答案，却让我觉得，他很浪漫，对一切人物，只有一副好心眼，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太陈词滥调了。这说明我今天的演说到现在为止，还是失败的。

    （众笑声：不要吓唬我们啦，没有那么严重啦。）

    你们说对了，我有意吓唬吓唬你们，给你们留下强烈的印象。按钱锺书的追求，人与人之间，是很难沟通的，让我们再来体悟一下，杨绛女士的话：“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她是说，就是成为眷属也免不了吵翻。这个问题，不能单单从唐晓芙方面来看，还要结合一下苏文纨，二者统一起来看。

    钱锺书为什么让苏文纨莫名其妙地嫁给了曹元朗？这个曹元朗，不过是个用典故来拼盘的所谓诗人，是个装腔作势的假诗人，用方鸿渐的话来说，欣赏他的诗的人不是“大笨蛋”，就是“撒谎精”。不论从哪一方面都赶不上也在追求她的赵辛楣。杨绛女士解释说：

    方鸿渐失恋以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在《围城》中适合一切人。其实不结婚也一样，分开了以后，让方鸿渐发现唐晓芙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不浪漫的人，这才更符合钱锺书的反浪漫的思想和艺术的追求。还要补充一点：赵与苏白幼是青梅竹马，如果让他们终成眷属，又可能陷入浪漫的俗套。钱锺书先生为了逃避浪漫，强调了苏文纨嫁曹元朗，就是为了嫁人而嫁人，可能就是为弥补这一点，作者后来让她的丈夫，那个假诗人当了一个官僚——战时物资处长。让苏文纨到处做生意走私，点明她不过是个与浪漫绝缘的俗物。但是，为什么又要安排她和方鸿渐在一起，演出了一场接吻的喜剧呢？这好像有点矛盾。一开始，作者好像不想把她写得很低俗，让她冷眼看着浪荡的鲍小姐，体验自视清高的优越感。她和方鸿渐的主动拉拢不无浪漫情怀。钱锺书特地设计了两个人月下接吻的场面，这个场面，从苏的视角看，是很浪漫的了，而在方看来是无可奈何，而读者看来则是再滑稽不过了。作者的目的则完全出于调侃，花前月下，苏文纨以为已经抓住了方鸿渐，在等待方的动作、但是方心里在爱着另外一个人，怕抵挡不住月光和女性魅力的诱惑，却想溜。而苏却不让他走。苏把身体移到方更近的地方，方鸿渐说：

    我要坐远一点——你太美了！这月亮会作弄我干傻事。

    苏小姐的笑声轻腻得使方鸿渐心里抽痛：“你就这样怕做傻子么？”

    苏小姐用法语要求方吻她，钱锺书是这样描写这个吻的：

    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这一吻，用了幽默修辞中的复合比喻，把浪漫的吻和清朝官场的送客时的“吻”茶杯，西方法庭主人宣誓吻《圣经》，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其中包含着多重的不伦不类，构成了丰富的幽默感。比在轮船上和鲍小姐的逢场作戏的接吻，要深刻多了、但是，吻鲍小姐那场，也是写得挺幽默的：在方鸿渐只是“馋嘴”，而鲍小姐的感觉是：“我给你闷死了！我在伤风，鼻子透不过气来——太便宜你了、”一夜情，其实一点情也没有，以并不浪漫开端，以煞风景结束，这当然是可笑的，但怀着浪漫幻想的人物，又何尝不可笑呢？

    小说后半部分的范小姐，是一心要浪漫一番的。一心要找个如意郎君的女人，本无可厚非，但钱锺书把她的爱情理想用漫画的笔法，描写得空虚而荒唐，如她喜欢一些浪漫的诗句：如，我们要“勇敢！勇敢！勇敢！”这显然，是从曹禺的剧本《家》中抄来的，原来是法国大革命时代丹东的话，是觉慧的台词。她还着迷于黑夜已经这么深了，光明还会遥远么？是对雪莱的诗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拙劣模仿。向往爱情的人，变成了自我欺骗的人。她当女生指导，才发现自己的哲理警句，没有什么用处。

    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悲剧里的恋爱大多数是崇高的浪漫，她也觉得结婚以前，非有伟大的心灵波折不可。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

    钱锺书冷酷地把这个向往浪漫的老处女放在两难之中，已是可笑，而让她在虚构中自得则是不但可笑，而且可怜。已经不年轻的处女向往爱情，如果让孙犁来写，如果让巴金来写，如果让老舍来写，如果让茅盾来写，肯定是充满了同情的，而钱锺书则仅有嘲弄。

    六、人性：个人性

    杨绛女士引用《围城》中一个俗语所说“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进来”的话以后，论者都用这段话作为小说中婚姻恋爱问题的题解。其实小说前面还有一个引子，原来是英国俗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在外面的鸟想飞进来，而里面的则想飞出去。所以结了离，离了结。用杨绛女士的话来说，就是“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为什么好端端的爱人，会变成了跟原先不一样了？

    因为，在结婚以前，太浪漫了。

    钱锺书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千方百计地抑制着男女双方向浪漫爱情方向发展。首先，抑制其意义和价值，不把爱情和社会解放等的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其次，反热情，不让双方爱情热情燃烧，把过分的热情转化为讽刺的对象。第三，是反幸福的，爱情最后带来的只是一座围城。这有点像西西佛斯的神话，又有点像川端康成的“爱的徒劳”。在这过程中始终有一双高高在上的冷眼在盯着他们，看他们在围城里津津有味地、无谓地、无休无止地挣扎。最不可忽略的是，浪漫的爱情本来是心心相印的，是情投意合的，而钱锺书却恰恰相反，人与人，哪怕是爱人与爱人之间也是很难沟通的。这是一种文化哲学的眼光，从这种哲学眼光看，人就是面对面对话也是互相听不懂的。这一点，钱锺书表现得特别深邃，相爱的人之间，并不是心心相印，也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钱锺书这里，而是心心相错。恋人之间难以沟通，恰恰是因为相爱、唐小姐发现了方鸿渐的假文凭问题，如果不是真爱，就不会把它看得那么不能容忍，那么有受骗的感觉。但是，就是因为感情的关切度大，方鸿渐说假文凭，是为了骗骗老丈人，带有开玩笑的性质，反而激起她的反感：

    方鸿渐顿足发恨道：“我跟你吹过我有学位没有？这是闹着玩的。”

    “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

    真诚的表白，不但没有起到沟通的效果，相反，倒给了唐晓芙拉开两人品质反差的论据，把方鸿渐放在“聪明/逢场作戏”这一极端，又把自己放在“笨蛋/认真”另一极端，这完全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拒人千里之外、原因在于，唐晓芙相信“爱是又曲折又伟大的感情”，伟大的感情纯真，不容掺假。一如沙子在任何地方都无所谓，可在眼睛里就不成。

    这是在严峻的冲突的关头，沟通自然要困难一些，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矛盾的时候，夫妇之间应该是情投意合的吧。恰恰又不是，方鸿渐对孙柔嘉说，苏文纨变俗了，“风雅不知哪里去了，想不到一年工夫会变得唯利是图，全不像个大家闺秀”。苏固然与方曾经有过关系，但是，方没有动心，此时说的话，又是贬抑性质的，照理不会引起什么误解。但是孙柔嘉却说：

    也许她并没有变，她父亲知道是什么贪官，女儿当然有遗传性的。一向她的本性潜伏在里面，现在她嫁了人，心理发展完全，就本相毕现了。俗没有关系……我觉得她太贱。自己有了丈夫，还要跟辛楣勾搭，什么大家闺秀！我猜是小老婆的女儿罢。像我这样一个又丑又穷的老婆，虽然讨你厌，可是安安分分，不会出你的丑的；你娶了那一位小姐，保不住只替赵辛楣养个外室了。

    孙柔嘉的话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第一，把苏文纨从品质上贬到底，从小老婆的女儿，到父亲贪赎本性的遗传，必然，把一家两代说得这么不堪，推理迹近无端其中显然带着恶意。第二，这种恶意如果完全是没来由的，只能说明她的心地不够善良。但是，恶意中，明显带着妒意，妒意来自独霸方鸿渐的心灵，尽情污蔑中有感情专制的成分。第三，对方鸿渐的防备。虽然现实情况是，二者发展情感毫无可能，但是，说自己“又丑又穷”，却安安分分，以退为进，从而认定，方娶了苏，苏就可能成为赵的外室，方就要戴绿帽子。把渺茫的可能说成是必然性，字面上是贬低自己，实际上是对苏的歹毒攻击。其潜在的动机不过是要防备方鸿渐对苏产生任何的好感，防止方鸿渐的感情任何一点走私？但是，目的与手段显然成了悖论，如此歹毒的语言，根本不可能讨好方鸿渐，只能拒方鸿渐于千里之外。钱锺书向读者显示的是，正是因为孙柔嘉很在意方鸿渐的感情趋向，她才这么歹毒地糟蹋苏文纨，蹂躏方鸿渐的兴致，自鸣得意地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期望得到百分之百的爱，却用了百分之百的伤害性语言，其心理根源是，取得心理优势，把压倒方鸿渐，放在沟通交流之上。女人的这种“根性”就是悲剧的根源。

    方和孙柔嘉的许多对话，充满了这种两脚动物的自我炫耀与自我折磨，完全可以用针尖对麦芒来形容：

    他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婚，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的最好的；第二种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少好？他嘴快把这些话告诉她，她不作声，他和她讲话，她回答的都是些“唔”，“哦”。他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她说并未不高兴。他说：“你瞒不过我。”她说：“你知道就好了，我要回宿舍了。”鸿渐道：“不成，你非讲明白了不许走。”她说：“我偏要走。”鸿渐一路上哄她，求她，她才说：“你希望的好葡萄在后面呢，我们是坏葡萄，别倒了你的胃口。”

    方鸿渐好端端的话，明明是没有任何攻击性，孙柔嘉也要鸡蛋里挑骨头，制造虚拟的矛盾，把对方说成是满怀恶意，恰恰是因为孙柔嘉太关注方鸿渐话语中哪怕是潜在的、细微的意向，而关注的方式，又是把莫须有的差异，转化为敌意，达到了不讲逻辑，不讲道理的程度，其目的，就是要在精神上，在话语上，实行预警监控。钱锺书之所以给这样的对话以如此之多的篇幅，就是要展示，夫妻之间在某种情况下的对话，语意、逻辑哪怕有九十九条通道可以达到心心相印，只有一条通道，语意相错，逻辑错位，人们的选择恰恰就是那错位的一条，在错位中享受着胜利的快感。这里就有钱锺书的睿智：爱的“幸福”并不仅仅是情投意合，而且还有相互争胜，对于对方的感情、潜在意向、潜在语意全盘占领，容不得任何隐私，不能有任何自由空间。浪漫的爱的名义越是神圣，就越是可能变成专制，也就越是可能瓦解爱情。从这个意义上，钱锺书看到了现代文学中浪漫爱情的局限。鲁迅通过涓生子君的悲剧，看到了社会环境的原因；巴金沿着这条思路，揭露了家族、阶级的原因。但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些悲剧原因消除了，两性之间，是不是就能绝对心心相印了呢？试想，鸣凤没有自杀，跟着觉慧到了上海自由结合了；四凤没有死于触电，跟着周萍到了矿上，她们就不会变吗？觉慧和周萍就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吗？我们的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思考，而萧军和萧红却在没有任何社会干预的情况分手了。钱锺书把社会环境淡化的原因，就是要在相爱的人们白己的心灵深处找到悲剧的根本原因。两个人就是两条心，浪漫主义的心心相印的诗意是空想的，心心相印的追求，就是自由的剥夺，剥夺得越是彻底，爱的危机越是严峻。

    能不能这样说，爱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人性本身？

    似乎是可以的，但，那就不是太完全的。钱锺书的意识深处，人性，在爱情领域里，不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是人与人的不同性，就是爱情，也不可能达到完全认同。当然，我说过了，西方人，古希腊人，可能是意识到两个人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同一性，故柏拉图在《会饮篇》想象出男女双方，本来是一个人，恋爱不过是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而已。当然，这是很天真的。

    在钱锺书看来，人在相爱之初，当然是两个，因而是自由的，可是一旦要求两颗心变成一颗心，这个人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就由灵魂的同盟，变成灵魂的霸主了英国人说，爱上的人跟原先爱上的不一样。杨绛女士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钱锺书以全部《围城》对之做出了形象的注解。从这里，可以找到“围城”现象的根本答案。为什么好不容易进入了围城，自由结婚了，又要离呢？因为发现跟原来不一样，不堪忍受自由被剥夺。为什么悲剧反复演出，还要进入，还要结婚呢？因为在想象中，那种心心相印的情境，太浪漫了。

    这就是人的傻气，或者是，人的生存的困惑。为什么钱锺书那么煞风景地把人当作“无毛的两脚动物”呢？意思是，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并不比动物高明多少。这本是希腊哲人的定义，是把人与动物作比较的：无毛，狗是有毛的，人无毛。狗是四只脚，人只有两脚。鸡不是两只脚吗？但是鸡是有毛的。这样的理论，从字面意义上讲，还不是人性论，而是人的动物性。人不是万物之灵吗？但是，人在爱情方面，人在人的个性方面，他的智商，就这个水平。（大笑声）当然，钱锺书在小说中，并没有把男男女女都当作动物写，他描绘的还是人的“根性”，人的个人性，以他特有的“酷”，表现他对这样的根性，非常瞧不起。

    七、人性：个人性和二人性的喜剧

    在《围城》里，你爱上的和原先爱上的不一样，你自己选定的对象，并不是别人强迫你要的，偏偏并不是意中人。婚前婚后完全是两个人。孙柔嘉就是这样的女人，在《围城》里，有两个孙柔嘉，一个是结婚以前的，一个是结婚以后的。

    钱锺书对爱情的解构，主要集中在孙柔嘉的二人性上。

    她本来是方鸿渐的助教，在国难时期，一个单身女孩子，颠沛流离，是要受到照顾和保护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是小心翼翼的，虽然不是小鸟依人，可也是单纯无知的样子，对方鸿渐充满了尊敬和依赖，完全是个弱者的形象但是，她又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人。当她意识到需要方鸿渐这样的丈夫时，就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种风声来，说是，方鸿渐和她好上了。在那样一个小地方，一下子成了轰动性的大新闻，弄得方鸿渐干脆宣布订婚。这以后，她就逐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方与孙结婚以后，哪怕是蜜月期间，二人的交谈也不是水乳交融的、相反，哪怕是一件普通的事，完全可以好好商量的事，却总好像是聋子的对话：不但不能交流，相反总是节外生枝，裂痕随机而生，随时都可能爆发两性之间的战争、孙柔嘉总是无端挑起冲突，在话语中埋伏下进攻的、压倒对方的意向。所用的大都是反语，以伤害对方，逞自己嘴皮子为痛快，对方越是受到伤害，自己越是有占上风的称心。其实两个人，并不是不想妥协，尤其是孙，但总是把好意藏在内心，不让对方看到，用凶狠的语言刺伤对方这里没有社会逼迫，也没有革命纪律的约束，而是人，自己在自我折磨。

    钱锺书把他们的一场对话形容为“刺猬的对话”是很准确的。

    孙柔嘉得知赵辛楣建议方鸿渐到重庆去工作，心里不赞成，当然是因为不想夫妻分开。这完全是出于爱意，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孙柔嘉根本就不想商量，似乎商量就是示弱。她采取敌意的姿态，摆脸色让方鸿渐看，方发现了，出去了一回，怎么变成刺猬了！孙说，她是刺猬，不要和她说话。过了一会儿，“刺猬自己说话了”？“辛楣信上劝你到重庆去，你怎么回复他？”方小心地说，他没有回话，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孙说：“我呢？”意思是有没有考虑到让自己一起去。但是，心平气和的正常交流，在孙柔嘉是不可能的。她脸上不露任何表情，像下了百叶窗的窗子。方鸿渐感到，这是暴风雨的前奏。接下去是孙柔嘉的正面进攻了：

    我在听你做多少文章。尽管老实讲得了。结了婚四个月，对家里又丑又凶的老婆早已厌倦了——压根儿就没爱过她——有机会远走高飞，为什么不换换新鲜空气，你的好朋友是你的救星，逼你结婚的是他——我想着就恨——帮你恢复自由也是他。快去罢！他提拔你做官呢，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我们是不配的。

    孙柔嘉这时还是个新娘子的身份啊！可所用的语言，都是凶狠的反语，说是好朋友，说是快去恢复自由，都是有意冤枉对方，说自己又丑又凶，说是，配不上，说得很差，为了把感情上有问题强加给对方。特别是“说不定给你找一位官太太”，这才是要害，明明是害怕感情转移，却用感情刺激的方法，一点温情都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而语调好像和自己不相干似的。孙柔嘉最拿手的就是把一切对话带上敌意，带上火药味。就连方的母亲和孙的对话，在方听来，都是“参禅似的，都藏着机锋”。连笑容都是勉强的，“仿佛笑痛了脸皮似的”。孙的语言完全是一种女式的歪理歪推，习惯于把正语转化为反讽。不管多么平淡的言词都能变成发难的炮弹，所以孙的性格特别鲜明。

    鲁迅的《伤逝》里面的爱情悲剧原因在环境压迫，涓生失业了，这是客观社会原因啊。但是在《围城》里面不是这样的，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吵架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了，而恰恰是孙柔嘉的姑姑可以给他找到工作。但是方鸿渐觉得这个姑妈的优越感，对他精神是一个沉重的压迫。他拒绝这样的施舍。《伤逝》的深刻在于，爱没有经济基础，就不得不分手了了。而方和孙，则是心理，最亲密的人之间，没有交流所需要的凉解和妥协，而是意气争胜，互相伤害。有了冲突，总是把矛盾激化，双方都忘记了共同利益，真切的感觉都是忍无可忍，说到姑妈给他找丁作，方突然暴怒起来，恶语相加：

    谁要她替我找事？我讨饭也不要向她讨！她养了Bobby（按：一条狗的名字）跟你孙柔嘉两条走狗还不够么？你对她说，方鸿渐“本领虽没有，脾气很大”，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

    把孙柔嘉骂成走狗，而孙柔嘉则宣布“咱们散伙”，反骂他是赵辛楣的走狗：

    你自己想想，一辈子跟住他，咬住他的衣服，你不是他的走狗是什么？你不但本领没有，连志气都没有，别跟我讲什么气节了。

    自尊心伤害到极点，方就动手了。起初不过是推了一下，被孙柔嘉上纲为“打”，其实二人并不是没有妥协的意向，但，不愿意自己先示弱。他们陷在意气之中，用语言的鞭子鞭打对方，尽可能把对方说得很坏，坏得比自己感到的更坏，以激怒对方为快。孙柔嘉嘶声说：“你是个Coward！Coward！Coward！（懦夫）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Coward！”每个字像鞭子，她本想要鞭出她丈夫的胆气来，她还嫌不够狠，顺手抓起桌子上一个象牙梳子尽力扔他。孙柔嘉只听他“啊约”叫痛，瞧梳子打处立刻血隐隐地红肿。

    这里凶悍的孙柔嘉，和三闾大学那个怯生生的单纯少女，完全成了两个人，但是，她更是一个人了。这个女人更深刻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对方鸿渐的绝情，相反，她是有和他和好的愿意的，文中有见到梳子打痛了方鸿渐，“倒自悔过分，又怕起来”，但，她无法控制住自己，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语言，相反，她倒是被自己的语言控制了。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了。

    方鸿渐就摔门而去，一个人在街上又饿又冷，冷静下来以后想一想，没有必要搞得这么认真，也许回去以后就会和好吧。但是当他回家之后发现孙柔嘉已经走了：

    开了卧室的门，拨亮电灯，破杯子跟梳子仍在原处，成堆的箱子少了一只。他呆呆地站着，身心迟钝得发不出急，生不出气。柔嘉走了，可是这房里还留下她的怒容，她的哭声，她的说话，在空气里没有消失，他望见桌上一张片子，走近一看，是陆太太的。忽然怒起，撕为粉碎，狠声道：“好，你倒自由得很，撇下我就走！滚你妈的蛋，替我滚，你们全替我滚！”这简短一怒把余劲都使尽了，软弱得要傻哭个不歇。和衣倒在床上，觉得房屋旋转，想不得了。

    ……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器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这里的无奈的反讽来自于强烈的荒谬感：一是，恶语相加，大打出手，激烈的全武行，完全没有必要；二是，妥协是实实在在的意向，可笑可悲的是，时间的错位那架晚了五个小时的时钟响了，把这样的错位喜剧化了。在五个小时以前妥协的真诚，时钟响的时候，追悔莫及：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愿望，但是时问的错位，空间的错位，像两条本来趋向于交会的流星，错过了交叉点，从此一去不复返，时间空间的错位导致心灵的错失，构成悲剧，而不是社会原因造成悲剧、这一点在新文学中，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前的。

    这样的荒谬，完全是人的话语、情绪白作孽，根本不用到社会现实中去找寻根源。

    难得的是，最后的挂钟响起把抒情转化为无奈的反讽。这里既是主题的完成，又是人物的点睛之笔。这个女性形象的精彩，就完全不是什么“水淋淋的眼睛”，“锐利得能透视灵魂的目光”可比的，理解了孙柔嘉的形象，再回过头来，对照钱锺书批评过的，大都会的魔女，毁灭、颠倒男人等等，就更能理解，为什么钱锺书会瞧不起新文学中那些俗套女性，甚至要代表她们向作家索命了。

    五四新文学把爱情从属于社会环境，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定了爱情从属于社会革命。钱锺书所写的爱情既与社会没有直接的矛盾，和革命纪律也没有关系，只与人的个人性和二人性有关系。他只是把人的个人性弱点拿来展示其喜剧性。这样的爱情悲剧，不要说40年代的中国没有，就是到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还是没有出现。直到了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了类似的立意：爱情的障碍，不来自社会，而是来自于自身，男人和女人天生就不可能完全情投意合，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存在隔膜的。哪怕是相爱的人，哪怕是沟通愿望很强烈的人，哪怕是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由于人的根性的弱点，不但人们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而且连对话都是很难沟通的。

    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当代话语理论，有德里达的学说为根据的。

    在钱锺书笔下，不仅是恋爱，甚至是人生都是一个道理，这里不仅有钱锺书的恋爱观，而且有钱锺书的人生观，人生哲理。其实钱锺书在小说许多方面都流露出来这种思考。例如，方鸿渐他们一行，经过一系列艰难困惑，终于到达三闾大学。方本来急于了解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但是，转而一想，反正自己不存奢望。“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是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也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撇下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进来的人。”一切美好的期盼，包括爱情、婚姻，只有在争取期盼的过程中的意义，取到了，进入以后，就发现没有什么了不得，甚至大失所望。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人生哲学的透彻通达。把一切希望、向往、甚至理想，看得很透，目标很不实在，过程就是一切，这可能是钱锺书式的哲理。许多五四作家都有自己的社会观，但是没有自己特殊的人生哲学。在钱锺书的作品中，没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的见解，但是有人生哲学。他俯视大干世界的芸芸众生，看透了他们的无奈、可怜、可笑，空虚、无谓的自我折磨，不管有多么诗意的、浪漫的伪装，他都洞若观火。他不把人生的可笑的原因，推到社会的、客观方面去，他笑的是人本身。

    这一点，是有西方文化哲学的根据的，今天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可在当时，主流话语是阶级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只有阶级的爱，阶级的恨，一切分歧都是由于阶级立场不同。在阶级论取得了话语霸权的形势下，他的主要理念，我前面把它概括为“个人性”，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当时强调个人性的理念，有另外一个头衔，那就是个人主义。更加客气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到了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抨击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文章中，叫作“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也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到了50年代中期，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到了反右派运动以后，周扬在那总结性文献《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到了1958年初，《人民日报》有社论，标题赫然：“搞臭个人主义。”你们想想看，钱锺书的这种个人性理念，可能得到广泛认同吗？从解放战争烽火连天的年代起，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理想，就是和个人主义针锋相对的，叫作集体主义。把阶级、人民、民族前途放在一切之上，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爱情都无条件奉献给革命，是最大的光荣。钱锺书这样的人性观，小说美学，只能是无人问津。其实无人问津，倒是钱锺书的幸运，有人问津，肯定会把钱锺书推上批判的祭坛。

    但是历史实践证明了，阶级论的局限，集体主义的局限，将扼杀个人性绝对化，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过了40多年，我们才体悟到人的个人性，或者个人主义文化哲学的深邃。他被接受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呢？可能的。方鸿渐家里的老式自鸣钟不过晚了5个钟头，而我们精神的时钟，却晚了50年啊！（鼓掌声）

    他终于被接受，终于让我们感到亲近了。但最早被接受的，只是他的幽默，而他的文化哲学，他的小说美学并没有一下子被充分认同，比起梁实秋、林语堂，曲折得多。就是我这样一个人，也有一点跟不上形势。记得钱锺书的《围城》已经拍成了电视，在一段时间我对《围城》还是有所保留，甚至在香港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围城》为什么没有进入经典之列？为什么呢？在小说美学方面，以这样的文化哲学为基础的小说，和我习惯了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小说，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淡化社会环境，淡化客观条件，强调人生的困惑，人类生存的困境，探究人类生存的悲剧根源在人本身。像卡夫卡那样，情节人物大都是没有具体时代，没有具体地点的我们把这样的小说大致归入现代主义之列。五年以后，现实粉碎了我的论断，《围城》已列入经典我也欣然接受了现实对我的批判。就我这样一个还不算太笨的人，也许还是有一点才气的人，认识到钱锺书的深刻，还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这说明什么呢？钱锺书的深邃。

    在这里我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围城》要到几十年后才能被人们所接受、欣赏，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思想太超前，从艺术的创作角度来讲，超前了我们现代文学差不多四五十年。直到80年代中后期，在创作上，才由最前卫的作家，有所衔接。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当张辛欣还未引起文坛充分重视的时候，她在《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就提出，男女主人公相爱不能成功，原因全在于女主人公太男性化了“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愿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向前闯，不知不觉，我变成了这样！”这是女主人公的自白，然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并不完全是社会逼迫她男性化，而是她的“天性中不肯轻易低头的血性冒上来”，不可控制地拒男主人公于千里之外。这是违反她本人的感情倾向的，她已爱这个男主人公爱到“心里放不下的程度”，但这并没有使她在她所追求的戏剧艺术上对男主人公有丝毫的让步、丝毫的温柔从50年代到80年代，作家的探索恰成鲜明对照，原来是女性以男性化（在政治化劳动化的基础上）发出光辉而到了80年代男性化的女性却陷入了四顾茫然的失落感之中：“我们彼此相隔的，不是重重山水，不是大海大洋，只是我自己！”

    使得人们彼此相隔的原因，不是社会，不是自然，“只是我自己”，钱锺书在《围城》里早就提出来了，而我们要理解，却花了50年的工夫。历史真是无情，当年《围城》问世，如石沉大海，赵树理、巴金、茅盾风靡一时，如今历史轮回，巴金、茅盾、赵树理，除了对历史研究有兴味的少数学者，这些作家，失去了白发的爱好者，而《围城》则相反，遍及整个社会的庞大的粉丝团，正在日益扩大。这里当然有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原因，同时也应该说，有一点偶然的因素。钱锺书很幸运，《围城》拍成影视，由大牌的导演和演员共同演绎，几乎全部主要演员在演了《围城》之后一举成名：陈道明，葛优、吕丽萍，特别是葛优脸上的那种特有的面无表情的冷幽默，恰恰符合了钱锺书的酷幽默的风格。

    当然，钱锺书也不是没有局限，有些博士论文，对于这个局限，从政治立场上，从意识形态上考量，批评钱锺书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没有表现出一点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责任感二这个要求可能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又想，如果这样要求的话，就不能光是要求钱锺书一个人，同时也要求同时的作家，如张爱玲而张爱玲是经不起这样的要求的，因为她在抗战期间，大节有亏，和汉奸政权在感情上有一种缠绵。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论述，现在念一下：

    张爱玲固然没有直接去当汉奸，但是她的最初的小说大都是发表在汉奸文化系统的“兴亚建国系”的报刊上，并且为这些报刊所捧红，同时，她本人又与当时的汉奸文人柳雨生等交往甚欢。柳雨生则因为敌伪作宣传，抗战胜利后被正式判刑。张爱玲发表文章的杂志，大都是这些汉奸文人的同人刊物。最不堪提及的是张爱玲与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同居，过了一段“小夫人”的生活。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隐娃埋名，匿居温州，张爱玲曾经去看过他。据胡兰成后来写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中说：“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指张爱玲）寄钱来、”另外，报纸上曾经报道张爱玲参加过日本帝国主义者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虽然张爱玲在抗战后声明实际上没有去参加，但是名列此大会者皆汉奸文人，当时她的政治态度，可见一斑。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已经得到海峡两岸中国学者的一致公认但是张爱玲在民族危难关头大节有亏，这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作为历史的研究，首先应该尊重事实，不管张爱玲的历史污点多么令人遗憾，但是，在当前的读书界，白发的读者，还是相当多，肯定多于茅盾啊，赵树理啊和张爱玲相比，钱锺书在民族立场上，要坚定得多，同样拥有大量白发的读者群，比当时民族大义自觉性很强的作家，有更多的读者。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考虑。我认为那些博士生们并没有抓住钱锺书的要害。他真正的思想局限，是他的男性立场。这一点，早在9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90年代我在香港的报纸上这样写过：

    最近在移到香港出版的《今天》1993年第2期上看到了一篇论文：《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作者倪文尖经过相当细致的分析后得出结论，在钱锺书的《围城》中，作者不自觉地流露了某种男性沙文主义。在整个情节构架中，以一个男性为中心，在他的周围设置了四个女性。第一个女性鲍小姐是主动以肉体引诱了方鸿渐。第二个女性苏文纨则是单相思，不过是方鸿渐并不认真的情绪宣泄的工具，同时又是引出第三个女性唐晓芙的“结构性工具”、至于第四个女性孙柔嘉，则既无鲍小姐之肉欲引诱，又无苏文纨世俗的社会地位的优势，更无唐小姐的天真纯情，而是以她善于装傻，满脑子鬼主意取得了对男人的控制。因而倪文尖先生认为，《围城》并不完全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表现为一种人生的困境，没有实现愿望的要努力实现（城外的人要攻进去）。而实现了愿望的又要冲出来（城里的人要突围），而在全部情节和叙述的视点背后都在显示：一个男人被女人“围”进城的故事。

    倪文尖先生用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策略，对《围城》作了叙述学的分析，无疑是很独到的。他比之那些满足于用女权主义、叙述学的术语来自炫，来吓唬老百姓，来输出文化自卑感的同行们，是有才气的。不管怎么说，倪先生多少有一点自己的发现，多少进入了一些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朋友们无法达到的某种深度。

    但是，倪先生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当前引进西方文论过程中令人烦恼的生搬硬套的倾向。倪文尖说，作者在方鸿渐周围安排了四个女人去包围他，是男性沙文主义，那么在同一本书中，换一个角度看，在苏小姐周围不是也可以说安排了方鸿渐、赵辛楣，还有跑龙套式的曹元朗和董斜川吗？对鲍小姐用侧面有限视角写她的放纵，被倪文尖先生斥为剥夺了鲍小姐的“话语权”，那么用侧面有限视角写了一见女人就色迷迷的李梅亭，这难道也是男性沙文主义的视角吗？如果要讲男女平等，为什么不可以说钱锺书的潜意识中还有女性沙文主义的积淀呢？至于说，所有女性都被作者男性眼光加以审视，成为男性性感受的对象，这就更片面了，既然是写男女关系的，不从男性视角观女性，难道可以设想，从绝对中性的视角表现，会更有艺术感染力吗？再说，连物理学上都没有“绝对中性”的仪器，小说中难道可以想象“绝对中性的视角吗”？

    其实，当时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有点浮躁，没有抓住要害。其实，钱锺书，最大的局限，就是他反复提示的，结婚以后对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还有杨绛女士特别提醒的，结婚了以后，发现对象并不是“意中人”。这句具有纲领性的话语，就是中性的命题。但是，小说中的形象，却不是中性的。在小说的主轴线上，读者只看到孙柔嘉从一个会装傻的弱者，结婚以后变成了一个泼妇，却没有看到方鸿渐结婚以后变成了一个男性沙文主义者。根本原因在于，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以方鸿渐的视角展开的。如果小说从孙柔嘉的视角来展开，则可以预期，变得不可理喻的将不是孙柔嘉，而是方鸿渐。表面上，结婚以后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中性的，实际上这个变坏了的人是女人，不包括男人。

    不过如果要这样要求作者，那就相当可怕。为什么？因为那就意味着，要强迫钱锺书作变性手术。（笑声鼓掌声）

    我的独白太长了，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同学，我们来对话一下。

    现场答问

    问：您说的钱锺书的《围城》，所有的优点、杰出，我都无法反对，因为您是研究过雄辩的人。我现在不按照您的思路，而是超越您的思路，提一个问题，您认为钱锺书的这部小说，在语言艺术上，是十全十美的吗？他有没有缺点呢？

    答：谢谢你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我乐意和你讨论。对于钱锺书的艺术，我想也不是没有任何缺点，他最大的长处，是他的幽默，他最大的弱点也是他的幽默。他的对话，真是妙语如珠，但是，是不是也有缺乏控制的地方，几乎每一个人物，都以同样的幽默，充满机智的语言来讲话，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缺点呢？当然用幽默的语调作叙述者语言，无所谓，然而，人物应该有自己的语言，但在幽默机智上，《围城》中的人物的语言，有些雷同，如赵辛楣的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方鸿渐几乎是同样的逻辑，同样的俏皮和机智。例如：赵在和方说到方被校方欺侮一事，赵说：“我有一个印象，我们在社会上一切说话全像戏院子的入场券，一边印着‘过期作废’，可是那一边并不注明什么日期，随我们的便可以提早或延迟。”这样的机智本来不是赵所有的方的话基本上和叙述者的语言是同构的，而叙述者的语言，又和钱锺书的语言同构！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人物语言和人物语言同构，就不免单调了。在钱锺书早期的小说，甚至有小说语言与散文语言同构的现象，应该是一种失败，至少不能认为是优点。

    问：我更感兴趣的是，钱锺书先生的语言，您认为他的语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答：谢谢你，这样的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现在学界大而化之的文章，空谈一些文化哲学的文章太多，往往全靠搬弄术语为生，实际到文本，到艺术本身，就说不上几句话。限于体例，我刚才对钱锺书的语言，分析是不够的，现在要全面讲，时间也不是很充分，我想，就一个方面，也就是钱锺书的叙述语言，来比较详细地说一说。

    我敢说，钱锺书的叙述语言，在新文学作家里，属于最出色的一类，和张爱玲有得一比：光是他比喻的出奇制胜，源源不断，完全可以达到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的妙境。比如他形容战时的物价像“断线的风筝”。这是不少作家都会的，可是他接着又来了从属性的比喻，“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丰富的歪比连类不穷，环环成趣，如对于抗战时期的汽车：

    汽车夫把私带的东西安置了，入坐开车。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孙小姐从座位上滑下来，鸿渐碰痛了头，辛楣差一点向后跌在那女人身上这车声威大震，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汽车夫强它继续前进，如是者四五次，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前面路还走不完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摇摆地缓行着。每逢它不肯走，汽车夫就破口臭骂，此刻骂得更利害了。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

    一连十七八个比喻（包括暗喻），都是不伦之比，且有连贯性、最后一个则是兼以含蓄取胜，也是绝对不伦之比不和谐，不一致的钱锺书的比喻是歪比，可谓左右逢源，信手拈来，端的是：十步一楼，五步一阁，妙趣连环。

    用语方面，用不伦之比，于行文的逻辑方面，则反理歪推好事用歪理往坏里推，坏事用歪理往好里推，见不得人的卑微动机，说得冠冕堂皇，这是钱锺书的风格，在小说里，照顾到人物的个性，不能充分发挥，在叙述语言里，就比较自由，如：“前清遗老”，“住在租界里，抱过去的思想，享受现代的生活，预用着未来的钱——赊了账等月费来再还。渐渐地他悟出寓公自有牛财之道。今天暴发户替儿子办喜事要证婚，明天洋行买办死了母亲要点主，都用得着前清的遗老，谢仪往往可抵月费的数目。妙在买办的母亲死不尽，暴发户的儿子全养得大——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价”。还有一个例子：李先生自己的父亲曾经出过洋考察，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这些都是杂文语言，在早期不太成熟的小说中，钱锺书每每让人物也这样讲话，实际上是把杂文转化为人物的对话，有时就可能是给一种过头的感觉。但是，在《围城》中作者把这样的杂文语言，转化为叙述者的语言，因而是比较成熟的、钱锺书叙述成就很高，非一般现代作家可比，精彩绝伦之处，不胜枚举，下面挑一两个段落，写小官僚汪处厚的胡子：

    他在本省督军署当秘书，那位大帅留的菱角胡子，就像仁丹广告上移植过来的，好不成武。他不敢培植同样的胡子，怕大帅怪他僭妄：大帅的是乌菱圆角胡子，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

    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是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这种胡子，不留也罢。五年前他和这位太太结婚，刚是剃胡子的好借口。然而好像一切官僚、强盗、赌棍、投机商人，他相信命。星相家都说他是“木”命，“木”形，头发和胡子有如树木的枝叶，缺乏它们就表示树木枯了。四十开外的人，头发当然是半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但是，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又因为这一撮不够浓，修削成电影明星式的一线。这件事难保不坏了脸上的风水。不如意的事连一接二地来。

    这里本来是描写脸部，但是，夹着议论，夹叙夹议，以歪理歪推为特点，反语正说为特点，完全是英国式essay的笔调接着写到汪处厚太太病了，可也没有病到特别严重，原因则是：

    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这里的幽默已经不是由于比喻，而是由于扭曲的逻辑了。相声艺人有云，理儿不歪，笑话不来。逻辑的表层上是不合理的，但是在深层又是有道理的。从一般含义来说，是用词不当，从另外一个含义来说，又是用词准确，妙在当与不当之间，显而易见的荒谬，心照不宣的深刻，这叫歪打正着，双重含义的错位。

    他那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地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结婚二十多年，生的一个儿子都在大学毕业，这老婆早死了。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要赡养费么？重婚不要两处开销吗？好多人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处厚有及时悼亡的运气。并且悼亡至少会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都没有收入的，还要出诉讼费。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个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因为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

    表层逻辑上全是歪理，但是滔滔不绝，振振有词，这是表层的；在深层，读者一清二楚，极端的自私和卑鄙。非常恶劣的、卑劣的思想。表层的意味和深层的意味，读者不会混淆，因为全是反语。反语的特点，正是这样，表面的逻辑头头是道，深层的意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二者才相反相成，才有幽默的趣味，如果用正理把汪处厚卑劣的思想直接讲出来，就没有趣味了。从这里可以看出：

    1.逻辑的歪推，

    2.人心的险恶。

    3.亲情的虚无，

    4.皆以连环妙喻出之。

    这种二重逻辑之间的错位，达到如此天衣无缝的程度，是需要才气的，而且是需要智慧的。

    问：非常感谢孙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座，我已经连续听过孙老师您的几次讲座了。去年我在网络上看过您写的一篇关于福州女和闽南女的文章，请问您是否还有印象？希望您谈一谈自己对爱情的理解。

    答：当然有印象了。我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是这样的：浪漫的爱情是不讲时间地点条件的：有诗曰：“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爱情是不讲空间的，在天在地都是一样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对美国大学生这样解释这几句涛：不管你到了北冰洋还是撒哈拉大沙漠，爱情是不变的，是不以空间为转移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恨，是爱情不能团圆之恨，天长地久是时间感情是超越时间的，是绝对的。而人恰恰又不是这样的。人的感情就是要受到寿命的限制的，人的感情就是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我这样说：“it always changes with passing days。”有时候，不是一天天变化，而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with passing minutes，美国大学生都笑了，认同了。如果两个人条件差不多，相互喜欢上了，这并不保险，我们刚才讲过了，钱锺书展示的围城现象，就是人在结婚以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其实，结婚不结婚无所谓，要变，随时都可能变。比如说，男的飞黄腾达了，注定会有其他的女孩子对他产生爱慕之意，那么这时候，男孩子就要把持住自己了，最好要像柳下惠一样，人家坐到你的怀里你都不乱其实这是很困难的听说我们厦门有一个干部，赖昌星想千方百汁贿赂他，可给他什么东西都不要，给他钱，十万，他不要一就请他吃饭，吃完了，唱唱歌，可以吧，唱完了，洗个澡，可以吧，洗完了，太晚了，就在这个著名的红楼里休息一个晚上，给家里打个电话，可以吧钥匙给了他。他开了门，走到床边，把被子一翻，还有一个人，光溜溜的。这个干部，这个非常清廉的负责干部，就顶不住了。所以说，人的感情是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一般来讲，最理想的，好像柳下惠那样，任何的条件都不会改变但是人又是很现实的，尤其是男孩子，我看过美国的一本杂志，心理学家曾经说过男人都有“多恋”的倾向。他不是一元化，而是多元化的。男女之间为什么总吵架呢？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每年有两百多起的家庭暴力事件，连布什的女儿都会挨打，美国学者分析原因是什么呢？男人有多恋的倾向，女人也有一个毛病，就是嘴巴快，伶牙俐齿。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女人一定要当场就获得胜利，不肯给男人面子可是男人要是理屈同穷的话怎么办呢？武装斗争啊！（众笑）白居易的看法是认为爱情要超越时间李间，但是我也不太相信钱锺书的看法，爱情全是逢场作戏，全是假的。理想的爱情固然好，但它也是会随着条件而发生改变的。好，谢谢。

    问：钱锺书在《围城》里表现出对爱情的态度是那么地刻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爱情的呢？

    答：这个问题很尖锐啊！这正是我们想要研究而研究不出来的问题、我前边讲过，《围城》里面，方鸿渐和孙柔嘉订了婚以后，对话就开始困难了，说是聋子的对话，已经是比较文雅的了。大量的对话，都带着辣椒水、火药味，关于先吃好葡萄还是先吃坏葡萄的俏皮话，本来是说着玩玩的，人家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唐小姐和苏小姐是前面的好葡萄，我是后面的坏葡萄么？”方鸿渐就反复地向她解释，不是这样的，他讲的不过是理论嘛，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具体落实到个人的，等等之类。其实这个沟通是很困难的，只要想吵架，她总能给他找出理由，还都是歪理。所以男人和女人对话，这是一种艺术，科学，也是一种哲学。

    我有时候会想，那些古怪的歪理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袋里天生的，而是从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钱锺书从哪里得来女人和丈夫对话的原生体验呢？莫不是从杨绛的话语中获得灵感的？还有，钱锺书和杨绛是怎么沟通的呢？难道他和杨绛对话，也有过这样的尴尬局面？当然这些都不敢写出来，因为杨绛老师还健在。我的胆子不够大，而且也怕讲错了杨绛骂我。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留下，好好地研究一下：男人和女人怎么对话？偷偷研究，钱锺书和杨绛怎么对话？但是今天不能公开研究。请你原谅谢谢你的提问。

    问：您好，我非常欣赏您的幽默风趣的讲话风格，请问，您是从执教开始就是这样的风格，还是后天逐渐形成的呢？

    答：关于我的讲课风格好像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因为这个时候讲课就比较开放自由了。“文革”以前，我讲课，老是挨批，弄到后来，就不让我上课了到了开放以后，起初，我并不知道讲得怎么样，后来，大约是80年代中后期，安徽大学中文系请了全国十几个著名人士，每人讲一次，然后由学生投票，选出得票最多的两个，过一年再到那里讲一个月。结果本人受到学生青睐，第二年，去讲了一个月。从那以后，我才知道自己讲课效果还怪不错的。我在东南大学的讲座也是偶然来了一次。并没有想到，每年来讲。可是很幸运，你们很喜欢我。我的口语速度比较快，在一般大学，有时，一些同学跟不上，效果就不一定太好，而你们的理解力很强，你们的反应相当快，真有心有灵犀一点就通的感觉。那么在这里我的讲话最自由，也最容易发挥。虽然我72岁，但一讲起来却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问：老师您好，对于《围城》的主题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有的人提出，因为方鸿渐不爱孙柔嘉，结了婚以后他和孙柔嘉必然会吵架。如果假设方鸿渐娶的是唐晓芙，结了婚之后会慢慢地发现，她也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么这样写是不是逻辑性更严密一些呢？是不是对人性的描写更深刻一点。

    答：你说的这种看法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赞成，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杨绛。你的观点我明白，先要把这样的一个恋爱故事写得非常的缠绵，结果结了婚以后爱人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如像孙柔嘉前后判若两人。我觉得，你与其写这样的一部小说，不如写一部《续红楼梦》。写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人结婚以后发现天天吵架，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更精彩些呢？谢谢。（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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