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大红大紫到千夫所指

    余秋雨的散文从90年代早期引起注意，起初是在台湾地区受到热烈欢迎，得了个大奖，接着是“出口转内销”，在大陆大红大紫，后来则急转直下，一度搞得似乎是千夫所指，可以说，爱之欲其升天堂，恶之欲其下地狱。在一个短时期里，他显得非常孤立。不但他的同辈作家，如沙叶新、魏明伦、陈村为文，对他说些语带批判的话，就连远在美国的李泽厚，也说了一些感情上有些厌恶的话。余秋雨一度真是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举一个例子，从1998年到2006年，一连三次中国作家开全国代表大会，在我看来，以他的成就，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我在代表名单里就是找不到他的名字。后来了解，原来是他在上海一连三次落选。真是够惨的了！（反应活跃）这可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历史奇观。

    光是余秋雨这个人的身份，就很有点异数？他原来不是专业的散文作家，而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位著名的戏剧理论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这样一个重点学府的院长。学术地位、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可是，安富尊荣的生活他不要，突然，他辞职不干了，当他的专业散文家去了。这样的选择，是有点骇世惊俗的。

    余秋雨现象引起纷纷议论，如果是一般的热闹，那倒也正常，可是争论达到令人吃惊的激烈，词句上情绪化到蛮横的程度，今天无法详细说光是从评论集出版之多，之迅速，不敢说绝后，应该是空前的第一本评论集《感觉余秋雨》，是文汇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作者都是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是赞美：非常好，读来很过瘾。这是余秋雨和读者的黄金蜜月时期可是好景不长，不过两三年，风云突变，余秋雨从一个被崇拜、被赞叹的大红人，突然变成被围攻、被批判被谩骂的倒霉鬼，围攻的文章很快就出了集子。有一本叫《余秋雨现象批判》——这个名字就不大客气了，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的接着而来的，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2000年1月出版的叫《秋风秋雨愁煞人》。余秋雨就晦气临头了。跟着而来，报刊上批判漫骂的文章就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到了2000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余秋雨被围困了。不过是过了四个月左右，四川文艺出版社，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挺吓人，叫《“审判”余秋雨》后来就搞得更邪火了，又出了一本书《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是上海一个刊物叫作《咬文嚼字》的主编金文明先生写的，说余秋雨的文章里面有一百多处的“硬伤”。直到2005年，余秋雨的老对头古远清还出版了一本《庭外“审判”余秋雨》。

    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在在世的时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拥有这么多评论集。余秋雨90年代前期享受到的赞美之多，和90年代后期遭受到的漫骂之多，可能是活着的作家里面绝无仅有的。一时间，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余秋雨的一举一动都被各种传媒所追踪。大报刊有《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还有《中华读书报》，莫不卷入其中，至于全国各地的都市报、市民报就不用说了，一度甚至波及一些大学的学报上去。但是，不管漫骂文章如何铺天盖地，余秋雨散文集的畅销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对于余秋雨的争论，焦点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身份，问题的实质是，他是不是个好人；一个是余秋雨作品中的文史资料的所谓“硬伤”，问题的实质是，他有没有学问。

    二、关于体制局限和忏悔问题

    关于他的政治身份，讨论得尤其热火，一定程度上，成了变相的讨伐。

    本来我觉得，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与他艺术评价之间应该有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成就，当然不能绝对地不谈其自治立场，但，也不能简单地以政治立场的宣判代替艺术评价。比如说周作人，我们在评价他的时候都不能不提起他的失足，但是，却不能因此抹杀他在散文上的历史贡献，特别是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成就。又比如张爱玲，她在抗战期间，在民族大义上，应该说是大节有亏的。固然，她并没有直接去当汉奸，但是她早期的小说的大都是发表于“兴亚建国系”的报刊，大都是汉奸文人的同人刊物，她最初，也为这些报刊所捧红。最不堪的是她与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同居，过了一段“小夫人”，也就是小老婆的生活。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隐姓埋名，匿居温州，张爱玲对这个用情不专的花花公子，温情脉脉，去探看他。据胡兰成后来写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中说：“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指张爱玲）寄钱来。”报刊曾经披露过张爱玲参加过日本帝国主义者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虽然张爱玲在抗战后声明实际上没有去参加，但是名列此大会者皆汉奸文人，当时她的政治立场，可见一斑。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读者欣赏她的艺术。

    时间距离太近，往往不容易看清楚，看远一点，就比较清楚了。

    大诗人王维在安史之乱中，一度失足，接受了安禄山的伪官，当然是不光彩的。李白参加永王幕府，有分裂国家的性质，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上了永王的贼船。这一切都没有妨碍我们去欣赏他们的诗歌艺术。美国大诗人庞德，二战期间曾经支持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可是他仍然被列为美国诗歌史上的大诗人。

    作家政治上的污点固然不可忽视，但是，并不能构成鄙视其艺术成就的理由。

    但是，余秋雨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的散文艺术，可是，对他的争论，却不针对散文艺术本身，而是纠缠在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政治上是不是有问题。其理论预设就是，如果有问题，就是一个坏人，他的散文就不足观了。有些文章鄙薄他，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文化人”，到处讲“文化人格的建构”，但在“文革”当中，是“四人帮”的“文胆”，是“四人帮”的“帐中主将”，是“文化杀手”。此等说法，不胫而走，套红标题，为数百家市民报刊广泛转载。有什么根据呢？说是当年他是加入了一个最见不得人的一个写作组，就是上海市委，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一个御用的文人班子，名称是“石一歌”，实际上谐音就是“十一个”的意思，这个班子有十一个人，说是，余秋雨就是其中最主要的。

    这后来经过一些人的“调查”，结论是认为没有这回事。余秋雨不是属于这十一个人里的，而是属于这个写作班子的底下的一个小组的。在复旦大学有一个《鲁迅传》的写作组，余秋雨在大学毕业后曾经被分配到这个组，成为一个组员。“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余秋雨是20岁，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没法分配工作，都乱糟糟的。好几年后，余秋雨被分配到这个写作组中去。他在这个写作组的时候写了一些文章。有人揭露主要是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走出彼得堡》，这是有典故的。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反对派，包括知识分子，实行残酷镇压。高尔基认为，对一些科学家、作家大规模镇压是残忍的，在高尔基和列宁之间有一场争论。如果看过《列宁在1918》这部影片的话，应该记得一个场面，高尔基说那是不必要的残酷，列宁说，什么叫不必要的残酷？什么叫必要的残酷？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你怎么能判断这一拳头是必要的，那一拳头是不必要的呢？两个人不欢而散。后来呢，列宁被一个女特务打了一枪，受伤了。高尔基去慰问他，列宁就说，“我们两个人的争论有了答案了”。所以后来列宁写了一封信给高尔基叫《走出彼得堡》，“彼得堡”被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包围了。但是列宁叫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并不是我们中国所讲的下放“到农村去”，不是。列宁把他送到哪里去？是非常文雅地送到意大利的卡普里岛那个地方去疗养，省得你再啰嗦，让读者和你失去联系，反正意大利那个地方你也不会有什么群众。因此这个“走出彼得堡”的典故就被“四人帮”利用，就是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里，参加体力劳动。这就叫作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传闻中余秋雨写的第二篇文章叫《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这是俄国的一个导演体系，对中国影响是很大的，当然，“浩劫”时期，也是加以批判的。

    能够证明余秋雨是“四人帮”的“文胆”，“文化杀手”的，也就是这两篇文章。

    余秋雨反复声明，我没有写，这不是事实，可是人家说，你就是写了，你不要赖。吵闹了好几年以后，终于有几个有心人做了个调查，什么人呢？就是上海《新民周刊》、《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的三位记者，一位叫金仲伟，一个叫杨慧霞，一个叫王抗美，他们在《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中说，当时“十一个”的负责人还在，叫胡锡涛，此人声明盛传为余秋雨所作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非余秋雨所作，而是他本人的作品，而《走出彼得堡》则是另一位写作组成员之作。另外一位又调查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主持审查上海市委写作班的组长叫王素之，是部队来的一位将军，他说，余秋雨，他审查的结果是没问题，而且他非常欣赏余秋雨的才华、当时他的主张就是把余秋雨调到部队来工作，发挥余秋雨的才华，但是上海市委舍不得放余秋雨就没调成，由此可以证明，如果有问题的话，他怎么会调余秋雨呢？那还有一些老报人认为，这样欺负余秋雨是不对的，其中一位夏其言先生说太不像话了。上海这些人都来围攻他，尤其是他的同辈、年纪差不多的。这些人老是提供黑材料，建议余秋雨打官司。余秋雨一时被围攻，显得特别孤立，就采取了一种冒险的策略，以攻为守。他后来还真打了官司，和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教授，打得并不是很理想。因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在深圳是否拿到别墅的问题，打赢了，并未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在我看来，这是个道义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所以浪费好多时间。

    我本以为这样一来，余秋雨就解脱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后来《南方周末》上，又出现文章，说这个调查文本是不真实的，有违一些当事人意志的，这样，又折腾了一些日子，好像是读者也有点厌倦了，事情就不了了之。

    其实所有这些笔墨官司，在我看来，都是多余的。据我所知，“文革”时期的写作都是集体写作，谁都有权在人家起草的稿子上改来改去，改到最后，根本就弄不清楚哪一句是谁的了。发表时，又都很少用个人名义。有时一篇文章都改到十几二十遍，甚至更多，你说哪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的？要弄清楚一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二十年后，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倒是有一点理论上的价值，就是揪着余秋雨要他“忏悔”，以余杰为代表。余杰先生应该说是我的校友。他跟另外一个人，是湖南省的，一位相当资深的作家叫余开伟，他们两个姓“余”的对付另外一个姓“余”的。五百年前是一家嘛，可是这两个就是一点本家的情谊都不讲，（众大笑）提出一个口号，大义凛然：“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你现在一副文化的明星的样子，引起了国内外崇敬的目光。但是，你在“文革”中，有很不光彩的记录，你在自我忏悔之前，没有资格讲什么文化人格的建构。话说得很凶，余秋雨实在拿他没办法，于是请出来一位朋友跟他说，我们来谈一谈吧。余杰就跟余秋雨去谈一谈。见面了就握手言欢，报刊报道说，余杰已经消除了对余秋雨的成见，“二余之争”告一段落，已成过去了。余秋雨非常高兴。可没过几天，余杰发表声明，我根本就没有饶恕余秋雨，我就是要他忏悔。这样余秋雨就非常狼狈了。

    本来，我觉得，不管是余杰，还是余开伟强迫余秋雨忏悔，都没有什么意思，只有媒体在炒作中得利。但是，后来一想，这里有个理论问题。就是余杰和余开伟有没有权利要求他人忏悔。这个是一个学术问题。我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忏悔”这个命题，出之于两个地方，一个是《圣经》，一个出于我们儒家文化经典。从基督教文化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就是“原罪”，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先是夏娃吃了智慧果，亚当听了他老婆的话也去吃了智慧果，后来被上帝发现了。亚当一吓，果子就撑在喉结里了。这个喉结在英语里叫什么？叫“Adam's Apple”，亚当的苹果。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被驱逐出这个伊甸园。从基督教文化来说，每个人都有“原罪”，都应该忏悔。因而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强迫别人忏悔。《圣经》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兄弟啊，你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眼睛中有刺，就忘掉了自己眼睛中的梁木二”就是说不要以为看到别人有错误、有罪，就忘掉了你自己罪过更大。所以说，忏悔是不可以强迫的，这是第一。第二，忏悔是完全自愿的。向谁忏悔呢？向上帝忏悔。不是向余杰忏悔，因为余杰不是上帝，是吧？（众答：是。）这是不用证明的，是吧？（众答：是。）那么，上帝不在场，只能向上帝的代表忏悔，代表是谁呢？神父。如果到过巴黎圣母院的话，你可以看到坐在神龛里的穿白衣服的神父，随时随地接受人们的忏悔，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跪在他面前。神父有权利听忏悔，同时有义务保密，保护人的隐私，忏悔是不公开的，而余杰却强迫人家公开忏悔，这从基督教文化来说，是野蛮的。对不对？（众答：对呀。）第三，天国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忏悔的，包括临死，最后只剩下一口气。一辈子都不听上帝的话，到临死了，剩下一秒钟，还来得及忏悔，上帝还可能给你进天堂的门票，请你吃糖果。强迫人忏悔是违背上帝意志的。

    从我们儒家文化来说呢，儒家要求君子要自我反省，自审。“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省自己在道德上没有忽略掉的缺陷，这完全是自由的，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是一种自觉，一种真诚的精神的升华，如果是被人强迫的，就失去本意了，就可笑了。可惜余杰在振振有词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可笑。（众笑声）

    强迫人忏悔是文明的倒退。“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可以任意勒令某某人交代罪行、请罪，有时还是跪着请罪，是极端野蛮的，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贬损。余杰这一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年龄还很小，但留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胎记，那就是以为自己最高尚，别人最卑污。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后来四川一位作家发现，余杰的这篇文章完全套用他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文章，整个结构都是一样的，用的材料也是一样的、余杰从此沉默，他不再谈忏悔的事情，我就非常同情他、可怜他了，强迫忏悔者本人，就应该忏悔，这是明明白白的真理，但是，我反对强迫余杰忏悔。我的耐心是充分的，因为他还年轻，距离最后一口气，最后一秒钟还远着呢！（大笑声、鼓掌声）这是第三。

    如果严格说讲忏悔的话，该忏悔的人还多了去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现代作家，除了鲁迅全部被打倒，当代作家呢，通通被横扫了——但是，有一个例外，那时有一句谚语，叫作：“放眼望文坛，举国一浩然。”只剩下一个“浩然”，你们知道这个人吗？他是北京的作家，他有一本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在“文革”前夕，应该说还是很有点文学价值的。“文革”开始以后，他就顺从了“四人帮”创作原则——叫作英雄形象“高、大、全”的原则，写了一本《金光大道》。他是被江青看重的。那时，他那个红法，大大超过了余秋雨一整个文坛都是牛鬼蛇神；整个中国，就剩下浩然成了作家的样板。到“文革”结束以后呢，按照余杰和余开伟的逻辑，就有人问：“浩然，你为什么不忏悔？”浩然说：“我就是不忏悔，我写作的一切我从来不忏悔，我做了美好的回忆。”这么一来大家就都傻了，都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也没有人去纠缠他了。浩然一句话，就把一些道德义士变成了哑巴。

    这就很值得研究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很简单，浩然的名气没有余秋雨大从传媒来说，浩然炒起来，炒不热，炒不成一个文化事件。余秋雨则是一个文化明星，名气大，一炒就是一个文化大事件，新闻效应很大，商业效应可观。这样，余秋雨就成了一块大肥肉，参与炒作，多多少少总会沾一点油水。骂名人成名快，炒余秋雨实际上是炒自己，抬高自己的道德形象。表面上很是冠冕堂皇的文学批评，实质上，有些卑污的东西。（掌声）

    从余秋雨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批评，一种是严肃的学术批评，那是非常严肃的批评和解剖，这样的批评，一般是在学术刊物上的。可惜的是，这样的批评极少。第二种，虽然同样是文学批评，但是，大都是在报刊上的，可以叫作传媒批评，一些市民报纸，或者说大众报纸，巴不得每一天有事件，没有怪事，就制造风波，夸大其词，把小事炒大。炒作的目的是吸引眼球，达到经济的目的，这就叫作“眼球经济”。最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莫过于名人，尤其是明星，所以报刊上充斥着体育界、娱乐界明星的绯闻、逸事。从传媒界来说，有票房价值。一般的作家、学者即使有些新鲜事，就是炒，也炒不出广告效应来。因为，名声仅仅限于文学界、学术界。浩然那么顽固，为什么没有道德义士去谴责他，强迫他忏悔？因为名声不够大，一般读者对浩然没有多少感觉。而余秋雨却不同，我在一开始就说，他不是一般作家，他是一个文化明星，同样一件事，发生在余明星身上就值得大炒特炒。这样余秋雨的一切就成了新闻热点了。你看余秋雨又娶了一个老婆，很漂亮，是个很有名的演员。你们知道吗？叫马兰。歌星影星的隐私是炒作的好料。哪一个和哪一个恋爱了，哪一个在咖啡馆里吻了谁一下了，哪一个婚变了，哪一个怀孕了，都三个月啦……从学理上看有什么学术价值呢？没有价值，但是余秋雨和马兰结婚就有眼球经济价值。非常漂亮的黄梅戏女演员又看中了余秋雨，结成了秦晋之好。很能让一些人感到欣慰，感到有趣，感到羡慕，而且可惜的是，只是羡慕而已的。（大笑声）这就是传媒的价值之所在啊！还有一件事，据说余秋雨，因为他宣扬深圳文化，深圳送他一套别墅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炒起来再说，后来证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报纸的吸引眼球的总量，就是广告的总量，却大于那些埘他有成见的人士做文章的稿费的总量。这个公式，是并不太复杂的啊！（大笑声）

    当代传媒学有一种理论，就是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引起的事件相比，事件比之作品更有价值。这叫作“文学的事件化，或者新闻化”。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引用一下青年学者管宁的话：

    ……而在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具有的话语权力……当一部作品与一系列的事件、报道和评论联系起来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人们的关注点通常被种种与作品相关的新闻报道所吸引，而对作品却往往不甚了然，这就是炒作机制的根源。炒作性的批评话语是专制性的，尤其是恶性炒作，是不讲理的，传媒杀人是不眨眼的、杀人是不见血的，吃人是不吐骨头的，（掌声）是不为被炒杀了作家负责的。传媒是不管余秋雨死活的。（掌声）你死了，它炒作一次，它感到可惜的是，这是最后一次了。（掌声）巴不得你再活过来一次，因为，它又可以炒作一次。（掌声热烈）这是传媒的生存之道。这种生存之道和文学的生存之道是矛盾的。不要被传媒炒作弄昏了头。

    不能忽略的是，余秋雨的所谓忏悔问题，其中有个体制问题。当时的权力话语体制中，只有一个声音是合法的，神圣的，余秋雨那时才20岁，“文革”结束的时候才30岁。当然，他当时如果能先觉先知，超越唯一神圣话语体制，用另外一种话语讲话，像林昭、张志新那样，那当然是最英雄的，但是，如果余秋雨不是英雄，就没有资格创造文化散文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全国作家，没有像林昭、张志新那样崇高，还能不能有颜面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让一个小伙子来负责是不是太苛刻、太凶残了？换个角度思考，当时领导余秋雨的，比余秋雨地位高得多的，有些人现在还在领导岗位上，有的还很开明，为什么余杰不站出来，要他们忏悔？为什么没有人向领导余秋雨的人提出：“你为什么不忏悔？”这就是传媒批评的怯懦和凶残，这就是传媒道德批评的不道德。（掌声）那些权力人士，当时他们讲了什么话，压制了、损害、摧残了什么人——肯定比余秋雨严重——没有一个人去追究。不去追究当权者现时的道德水准，却热衷于追究一个小青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才24岁——要他来负责，这不是太不像话了吗？（掌声）当然，我们并不主张这样做，因为，那脱离了历史语境，脱离了体制来追求个人的责任，是荒谬的。这里不仅仅是传媒的体制问题，而且还有我们“文化性格”当中阴暗的东西，对文人是非常苛刻的，但是对决定文人命运的权力却非常宽容，甚至于麻木，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余开伟和余杰的对余秋雨的声讨、逼迫，我觉得，表面上是场闹剧，实质上，是一场悲剧。

    当然，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他的攻击也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智的。应该说，他基本上是拒绝一切批评，包括善意的、建设性的，他不是避重就轻，就是强词夺理地反击，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倒打一耙。我这样说有根据的他的书畅销以后，出现了许多盗版。看来他很恼火，他在《霜冷长河》出版前夜，就写了一篇致渎者的公开信，把对他的批评一棍子打成是盗版商的“合谋”。我是非常喜欢余秋雨的散文的，那一年鲁迅文学奖散文奖，没有给他，我还写了文章，说，不是余秋雨需要鲁迅文学奖，而是鲁迅文学奖需要余秋雨。但，对他这种倒打一耙的做法十分不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文化人格上有弱点。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能想象自己任何一根羽毛有污斑。其实在那“十年浩劫”期间，污泥浊水飞溅，任何人身上都免不了沾上污泥，承认这一段历史，只能显胸怀坦荡。余秋雨却一直诡辩。反而让人觉得他，怎么说呢？用什么词语呢？虚伪，好像太严重了，虚假，对，虚假！在这方面，他做人有点让人觉得，他宁可要虚假的干净。其实是自我欺骗，其结果是自我折磨。（掌声）

    表面上，他和那些死揪住他不放的人针锋相对，但是，实质上，二者在预设的前提上，几乎是一致的。攻击他的人的前提是，你是文化人，你就应该道德上绝对完美，你的学问就不应该有任何错误。一旦发现了错误，哪怕是鸡毛蒜皮的错误，就是十恶不赦的罪状、余秋雨在明摆着的错误面前，死不认账，其潜意识里，也是一样，我是文化大家、大师，我的一切都是纯洁无瑕，冰清玉洁的，一切错误发生我身上，都不可想象，但有污点，哪怕是用诡辩的手段，也得把它说成是清白。其实，人就是人嘛，连孔夫子，孙中山、毛泽东都有错误，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何况你余秋雨！何况余秋雨的那些个错误，还是历史的错误。历史的错误，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不管怎么说，主要是要由历史来负责的，你余秋雨，就是要负责任啊，你也没有资格啊！（掌声）

    三、是“硬伤”还是“软伤”

    这并不是说，余秋雨只有历史的局限，就没有个人的错误了。有的，那就是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硬伤”问题。

    余秋雨的散文基于一种文化历史的批判，塑造着一种文化性格，他把诗性的激情和文化历史的智性深思结合了起来，他以这种创造，开辟了文化散文的一代新风，在当代散文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可是他的文化历史资料却有好多无可争议的错误，在学术上叫“硬伤”。“硬伤”的意思不外两点：第一，是局部性的，细小的，但是又是要害的；第二，这种错误是绝对的、无可争议的，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经过全国多少批评家，起码几十位，好多年的努力，2003年到达高潮，金文明先生出版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据他说，硬伤高达120处。

    我想，凡称硬伤，都是要害的，真正的硬伤，有一处两处，就是致命性的，如果不是致命性的，那就不应该叫作硬伤，而叫“软伤”。比如，我一个大活人，生理心理，一切运作正常，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等等，一切系统，都很正常地协调运转。但是，有一个系统中一个小小的障碍，比如说心脏部位，血管里面一个小小的硬块，堵住了很小的一段，心肌就梗死，哪怕其他地方都挺正常，甚至挺强壮，超过常人，那我就完蛋了，就没命了。这个就叫做硬伤，现在，金文明查出了120处，可余秋雨的散文，却没有完蛋。我想，这本身就证明金文明所谓的硬伤，并不太硬，而是“软伤”。金文明先生，穷追余秋雨，沸沸扬扬地搞了七八年，我仔细看了一下。其主要方面我看大概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确实是文化史料的错误，铁板钉钉。如，有一个人，本来叫作叶昌炽，余秋雨把他搞成叶炽昌了。金文明指出了，这个人在文化史上，没有太重要的价值，这样的错误，余秋雨还是不改，也没有在根本上伤害余氏散文的水准，可能不算是硬伤吧；第二类，比较重要一点，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书有一个词语“致仕”，有一个特殊的意思，就是退休。可余秋雨，却望文生义，解释成进入仕途。这可能有一点接近于硬伤的，本来很值得重视，可是，余秋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答复金文明的谈话，却坚决地不认账。他说，我从字面上来解释也是可以的，从字面的动宾搭配来理解也可以。余秋雨在维护自己形象方面，真是够顽强的，也可以说是够傻气的了。（笑声）但是，我最近非常惊讶地发现，复旦大学古典文学的权威教授章培恒教授，为余秋雨辩护，认为从普通词语搭配来讲“致仕”，也是讲得通的。这就说明，即使这样的错误，也还只是文章的局部、细部，并不足以导致文章心肌梗死，并不带有致命性，因而，也还只能算是软伤。

    余秋雨的第三类“错误”呢，就比较复杂了。有些呢，在我看来，很难说是错误，也很难说不是错误。而是什么呢？是各人看法不一样。我有我的材料，你有你的材料，史料不一样。余氏在《西湖梦》中写到苏小小，用的是关于苏小小的传说和小说传奇故事。金先生就说，你不能把小说传奇用来做历史，这是“硬伤”。金文明先生说，有一个人叫郭茂倩，编了一本《乐府诗集》，其中有一首诗叫《苏小小歌》。其题记中有，“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大概在南朝（宋齐梁陈）的齐朝时代的人。我就感到疑问了，金先牛，你根据的就是历史吗？你根据的可是一个文艺作品《乐府诗集》呀，也是文学作品呀！这个题记连苏小小是哪一个朝代人都搞不清楚。能算是历史吗？金文明先生的文化个性，是不是有一点偏执，是不是透露出一点的自我迷恋？是不是和余秋雨一样有点死心眼的傻气？

    余秋雨的《西湖梦》里，说到诗人林和靖，有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那就等于说没有儿子，也没有妻子。余秋雨稍微带了一句，它实际上是有儿子、有妻子的：这样，这位金文明就大叫大喊起来，余秋雨，你又硬伤了。他没有儿子。其实，有儿子没有儿子，都是有根据的。有一个人自称是林和靖的后代，金文明考证，说是冒充的。我认为这个也可以讨论，你认为是冒充的，我认为不是冒充的，就不行吗？这不叫“硬伤”。这很难说是定论。还有一位先生批评余秋雨的《阳关雪》：“到处都充满了沙漠，就像到了艾略特《荒原》里的坟堆。”这位先生就动了肝火：不对，艾略特的《荒原》里没有坟堆，你根本就没念过艾略特，还冒充念过艾略特。后来又有个先生写文章说，我去看了一下艾略特还是有坟堆的，是你自己没看清楚。还有一位先生就更不讲理了。他说，余秋雨本来是戏剧理论家，讲西方戏剧理论史的，可是他发现余秋雨根本就不懂西方的语文，连英文也不懂。光凭余秋雨不懂外文而又大谈西方戏剧理论这一点，他对余秋雨的治学态度及学问功底就不敢恭维。我觉得这也过分了。第一，我想余秋雨他是懂一点外文的。我看得出来，他有一些引文是英文，精不精通我就很难讲了。这里有个标准问题。在钱锺书看来，连巴金那样的翻译过好些英文著作的，都不能算是懂英文。还有一些人骂起来，就更傻乎乎了，余秋雨写了《白发苏州》。有一位对苏州历史很熟悉的人，说余秋雨冒充什么对苏州非常了解的样子。苏州有一条胡同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在那里住过，为什么不写？就连这个也不懂！我觉得这就有点专制了，有点野蛮了，自暴其不懂艺术了。很简单，面面俱到就不是艺术了、如果我写东南大学，干吗要把每一个教授都写到？我只写这个讲堂里，前排这个漂亮女孩子，她的形象就是东南大学青春焕发的象征，就不行吗？你们说，行不行？（学生：行……哦！鼓掌。）我写了这个女孩子，你说我为什么不写那个女孩子，我写了那个女孩子，你又说，为什么不写女教授、你他妈，管得也太宽了！（大笑声，鼓掌声）你还让不让我活啊！（掌声热烈）

    当然，余秋雨有错误，这是不可回避的。有一个很著名的错误，错得有点不像话。舜有两个老婆，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她们是尧的女儿，这是常识。余秋雨写错了，把舜的两个老婆，说成是两个女儿了。余秋雨行文的时候记错了。我想，余秋雨可能是从一种美好的道德观念出发，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娶两个老婆有点煞风景，他想，有两个女儿还差不多，至少比较神圣！（大笑声）你看余秋雨还是多么热爱我们国家的古典文化啊！（大笑声）余秋雨在后来的版本里就把它改掉了，把舜的女儿改成尧的女儿，改了一个字。但是，他口头上没有检讨。但是金文明先生觉得不过瘾，他还是把这个写进他的书里去。他在后记里说，后来的版本改掉了，但我认为那不是余秋雨改的，因为余秋雨这个人从来不承认错误，肯定是编辑部替他改的，所以我还要追究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金文明，在不承认事实方面，和余秋雨可以说是半斤八两，或者文雅一点，遥遥相对，又息息相通。两个人都喜欢钻牛角尖，都觉得自己的牛角尖可爱，对方的牛角尖可恨。可在我看来，两个牛角尖都很可爱，两个人的表情更可爱。（大笑声、掌声）

    类似的错误，还有一些，比如说，“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胡适提倡“文学改良”，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起初没什么人公开反对，觉得很寂寞啊。就在《新青年》编辑部里弄一个自己人，冒充一个反对派，写一些愚蠢的话，叫谁来呢？钱玄同。余秋雨一时记错了，写成了刘半农，这个错误也是没法狡辩的。还有一些，就更麻烦了。比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余秋雨就想，既然写《岳阳楼记》肯定到了岳阳楼了。但是没有，范仲淹当时在河南邓州做领导，不可能为了写一篇文章，就丢下公务不管，跑到湖南去，他是根据人家送来的一幅图画，还有家乡（苏州）太湖的经验想象的。余秋雨还写王维的“送别”，余秋雨随便讲了，王维举起酒杯，拿着酒壶。金文明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酒壶，余秋雨又搞错了。还有呢，余秋雨随便讲王国维家里书非常多，例如有《四库全书》。有人很得意地叫喊起来，你糟糕了，你又错了。《四库全书》是可以装一座大楼的大书啊！国家一共六部，他怎么会有呢？我想余秋雨说的不是《四库全书》，应该是《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的一些重要的部分，因为我在我的老师王瑶先生家里见过，几堵墙壁就够安排了。余秋雨像这样的错误应该说是并非个别，金圣叹是为哭庙案死的，哭的是大清王朝的先帝，余秋雨以意为之，认为是为了灭亡的明朝，实际上并不是。事实是金圣叹已经归顺了清朝，知道皇帝很欣赏他的文章，还很高兴。哭庙，哭先帝，是清朝的，拿死人压活人，反对他家乡的一个官僚，没有想到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自己倒把老命送掉了。

    总而言之，诸如此类的细节，他的错误，可能并不能算是硬伤，他不是写学术论文，如果是学术论文，这些小伤痕，说明他连中国很起码的《纲鉴易知录》，或者《资治通鉴》的古典历史原文，都没有认真念过。他的知识结构有重大缺陷，这样的伤痕，可能就变硬，可是在文学性散文中，同样的伤痕，也可能变软。因为，这不是学术而是艺术创作，他毕竟不是科学的理性求真，而是艺术的审美情感。当然，这并不是说，软伤就不该重视，谁教你选择了文化历史人格的批判和建构呢？审美激情应该和严谨的历史理性有更好的结合。

    当然，对他批判得很不留情的人，也暴露出对自身的知识结构的局限缺乏白知之明。余秋雨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最被“推崇”的友谊是杜甫和李白的友谊。金文明先生说，这也是个大错误。中国文化史上比李杜崇高的友谊很多。杜甫对李白是很有友好感情的，相见以后，经常怀念他，写了不少的诗怀念他，但是李白却把杜甫忘掉了。所以，最伟大的友谊是什么呢？是管仲和鲍叔牙，这才是真正的友谊。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你认为最值得推崇的是他，那么实际上被推崇的是谁呢？这是两回事。值得推崇但是没有被推崇。金文明有的时候有点意气用事。他是一个刊物的主编，这本刊物叫什么呢？叫《咬文嚼字》。他专门干这一行的，他咬文嚼字绝对有工夫。但，专门咬文嚼字，就叫人没法工作了。要写王维的诗送别朋友，就要考证一下王维手里是酒壶或酒杯，这个文章的考证完了，文章也写不出来了。因为这个东西太细节了。他可能觉得自己挺有学问，但是中国的学问太多了，不管他多么自信，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光凭他咬文嚼字那一手，就显得很肤浅，有些地方，明明有“伤”，他却视而不见。

    余秋雨写到三峡，写到李白有一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余秋雨觉得李白非常自由，唐朝知识分子从长江上游、中游到下游去，寻求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非常轻松，非常自由，身上没有任何“政务和商情”的约束。金文明咬文嚼字，至少八年，没有咬什么东西来，我随便一看就看出来问题来了。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并不太自由，而是因为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投靠了一个人，永王李璘，这个王子，有野心，他本来被限定在长江中游一带发展势力：他想，哥哥接位当了皇帝，如果将安禄山、史思明打败了，稳稳当皇帝，那没有问题。但如果他被打败了呢？安禄山、史思明被我打败了，那么皇帝不就是我的了吗？这个李磷，挺有政治远见，他想，要当皇帝当然要有枪杆子，但是，光有这一杆子还不够啊，还要造舆论哪，还得有一杆子，那就是笔杆子。现成的是，李白就在附近，把他请来，他影响大呀，可以扩展这个社会基础呀。李白当然很高兴啊。

    李白在我们心目中，是个大诗人，但是在他自己心目中，他并不觉得自己做诗人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家。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把我的智慧全发挥出来可以当宰相。李白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场悲剧，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为自己的幻想所苦，为自己的幻想所折磨。其实，李白真当了宰相的话，我想，老百姓就没有法活了，那就不是仗打不过人家，而是饭没得吃的问题了，因为他只会喝酒啊，求仙啊，只会写诗啊！而后，到了李璘请他的时候，他又产生一个幻想，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军事家他写了“永工东巡歌”来歌颂这个永王。他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与君谈笑静胡沙”。谢安石，就是自己啊，用我李白这样有谢安石一样军事才能的人，谈笑问，敌人垮台了。用现在的话说，我和你说说笑笑，喝喝酒，下下棋，来点咖啡就可以把安禄山、史思明那帮王八蛋通通消灭干净。但是，李白写诗是很强的，打仗是不行的：历史证明，这是没法翻案的。那个新接位的皇帝，还是很有眼光的，一眼就看出，老弟有野心，居然在东南，长江下游一带扩大势力范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呀。领导不能“二元化”哦！就派了一个大将，来打李璘。这个领兵的大将写诗也写得不错，名字叫作高适，就是那个写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名句的。此人写诗，比李白差一点，但是打仗却比李白强多了。一家伙打过来，李白就当了俘虏。这罪名很大。有点像“文革”时期，上了林彪的贼船，要杀头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人欣赏他，觉得到李白影响很大，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就把他从浔阳监狱里弄了出来，给他流放到夜郎。为什么是夜郎呢？我猜想，不是有个成语叫“夜郎自大”吗？夜郎那个地方的人，都会吹。那你就去吹吧。路走了一半，到了长江边了。李白这个时候呢，年纪也很大了，58岁，快60花甲的老人了，比我现在小10岁，突然来了一道赦书，放他回家了。原因倒不是有什么人保他，而是，运气太好，关中大旱，皇帝觉得，事情可能做得太过分，老天警告自己了，就来个大赦天下。这就是李白自己讲的“中道遇赦”。就在白帝城，马上就能回家。李白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感到了归心似箭的幸福。所以才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余秋雨没有研究过李白诗文的系年，望文生义，就说，李白身上没有任何“政务商情”。事实是政务的作用可谓大矣！余秋雨没有研究过，那么这就算了吧。但是，金文明是个咬文嚼字的专家，专心致志地嚼了八年，还漏了这条大鱼、可见你嚼的水平也不怎么样。

    金文明这个人也是精通传媒炒作之道的，等到余秋雨文化事态平息下去，批判余秋雨的声音逐渐休息了，他还又掀起一个高潮，说余秋雨有一百二十多处错误。其实，大概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可以讨论的，三分之一是两可的，三分之一的确是余秋雨的问题。那么，我怎么看这个三分之一呢？它的确是错误，但是要改的话，也非常容易。

    余秋雨写这个长江三峡还有一个错误，说到巫山神女峰的时候，讲楚襄王怎么样跟巫山神女交会，这个典故有错，金文明也没有咬出来。明朝的胡应麟的《唐音癸笺》，就发现搞错了，不是楚襄王，是楚襄王的爸爸怀王。那个时候就有一句诗叫“襄王枕上原无梦，枉诬阳台一片云”。唐朝人就搞错了，明朝人发现了。余秋雨也搞错了，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嘛。所以我就不写文章，算了，大家马马虎虎了。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考虑，我们的文化主要是靠建设。余秋雨写了那么多好文章，他对中国当代散文有重大的贡献。这贡献呢，要研究透是很不容易的，可挖他的墙脚是非常容易的。我还有一个想法，破坏容易创造（建设）难。我好有一比，要破坏一个人，要他死很容易，要建设一个人，要他活很不容易。比如我现在在这里作讲座，要多少的功能协同呢？第一，我声带要好，不然你们听不到；第二，我要吃得饱，不然没有力气上台；第三，我要能出汗，能撒尿，不然，尿中毒；第四，要穿衣服，光屁股不行，连光膀子都不行；第五，我要能够呼吸；第六，我的心脏还要能够跳；第七，我的大脑里血管不能破裂，否则立马倒毙，呜呼哀哉。（热烈的掌声、笑声）是吧，种种种种的，少说也要几十个条件的协同作用，包括我的神经系统不错乱，我的运动肌肉不能萎缩，互相协调，我才能活，才能作最起码的演讲。但是要我死很简单，就是脑袋里有一个小血栓堵着这个地方，最多10分钟，就连“再见”都不能说了。所以说，我们要把一个人棒杀是很容易的。棒你120处，我给你加上几处，这并不难，但是你要再出一个余秋雨就不容易了。人才难得，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从这点出发，对有才能的人，要加以保护。保护什么呢？优点不需要保护，要保护的是他的缺点。尤其是对余秋雨这样既有才能，缺点又很不老小的人物。保护一下特别重要。（鼓掌声）

    当然，对余秋雨也应当严格要求，余秋雨有一万条优点，但有一个缺点不讨人喜欢，那就是对批评持一种硬着头皮顶的姿态。有时，死不认账，有时，强同夺理，这就使得本来简单的是非问题带上了品德的性质、以至于一些本来对余秋雨的才华比较欣赏的人七，也反感了？这可以陈耀南先生为代表：“余秋雨天分之高，文笔之巧，只一本《文化苦旅》便令人心服口服；不过，他的文德之坏，文品之劣，被金文明一一揭露得‘石破天惊’。”如果是批评我的话，我就说，错了，我愿意改正，而且感谢你用可贵的时间来阅读我的作品。这是君子风度嘛！我有一篇散文，其中有一句“孔夫子说，食色，性也”有一个读者就骂了，你这个糟老头子，这不是孔夫子讲的。我去一查，是《孟子》里的，也不是孟子讲的，而是孟子引用了告子的话。我错了几十年，一直被自己的记忆蒙蔽，如今一朝拨开云雾，不是很精彩吗！我马上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我的文章中诸如此类的错误一定还有不少，很可惜的是，金文明一直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笑声）。

    所谓硬伤，其绝大部分是很局部的细节，它跟文章的心肌梗死症是一样的。但是，有些先牛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一有这样一位先牛，他说余秋雨《遥远的绝响》写魏晋的嵇康和阮籍。文章写得太差了，只要他把它和同样写嵇康阮籍的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比一下就知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了。我这个人呢，是不太敢相信自己记忆的，鲁迅的文章，我倒是看过。现在就再学习一下，“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嘛！结果，有重大发现，恰恰鲁迅的文章也有“硬伤”，而且伤得很厉害，程度不亚于余秋雨。

    曹操主张用人不拘一格，哪怕是道德上有问题，只要是有才能就应该用。这就是《求贤令》中的所谓“盗嫂受金”，“盗嫂”就是跟嫂子有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受金”用今天话来说，就是贪污。“盗嫂受金”，指的是汉朝的陈平，有人说他有盗嫂的事情，他自己也承认受过贿赂。但是他很有谋略。吕后专政，封诸吕为王，问他，他没有反对，但是，吕后一死了，他就和周勃发动政变，挽救刘家王朝，鲁迅讲，曹操认为“不忠不孝”的人也可以用。“硬伤”来了，不是“不忠不孝”，而是“不仁不孝”。曹操怎么敢提倡“忠”呢，曹操自己是个奸臣啊！他提倡的是“不仁不孝”。鲁迅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演讲——在香港的一个演讲，演讲稿登在报纸上，鲁迅不满意，重新修改了一遍，登在自己编的《语丝》上，仍然出现了一个大的错误。讲到嵇康的死，鲁迅说是司马懿杀的。又错了，不是司马懿，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大，不算硬伤，为什么呢？这是个局部问题，并不影响文章很高的价值、很经典性的价值。余秋雨，就算是有“硬伤”，也不应当双重标准，对鲁迅是一个标准，对于余秋雨也是这个标准。这是文化良心问题！

    四、从审美向审智过渡

    有些评论家，对余秋雨似乎有深仇大恨，说余秋雨的散文很糟糕，“滥情”，“滥”到什么程度呢？“滥”到扼杀了现代散文的生命。问题提得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挺重要？前面所说的“文革”中的身份问题，“硬伤”问题，仅仅是外围争论，这个滥情问题，倒是涉及了艺术价值的核心，而这正是传媒批评所忽略了的。这是由于文学的事件化（新闻化）造成的。我觉得有再次引用一下管宁先生文章的必要。

    当一部作品与一系列的事件、报道和评论联系起来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人们关注点通常被种种与作品相关的新闻报道所吸引，而对作品却往往不甚了然。那种“一读为快”的心理也只是出于对现象的好奇。这时文本本身表现了什么、表现得如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把阅读这样一部作品当作一件必须参与的事情来做——当尽人皆知的作品你竟然一无所知，势必被人们当作另类看待。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文学常常有意无意地被事件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余秋雨的散文引起的文化事件，旷日持久，挞伐长达数年，但是，发行量长期高居榜首，长期为广大读者热爱，这是文化事件理论所不能充分解释的。有些论者，就提出了“媚俗”的说法，“滥情”，就是“媚俗”一种手段。

    什么叫滥情？就是抒情抒得泛滥了。从表面上看，泛滥就是过多，其实，这不是个量的多少问题，泛滥，就是超越最大限度了，那超越了的部分就不实在了，就有点虚了，就是虚虚实实了，就是矫揉造作了，就是真真假假了。从情感上来说，虚情，就是假情，就是虚情假意，就是为文而造情。关键是，余秋雨的散文是不是滥情呢？

    我看，要把这个滥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文学价值，粗糙地说，就是以情感为核心的价值，文雅一点说，就是审美价值，它跟科学的理性价值是不一样的，它是人的感情和感觉互动的关系。古希腊把关于人的学问，分成两种，一个学问就是Physics，和metaphysics同属于理性范畴；还有一种学问在古希腊叫esthetics，就是人的感情和感觉，自然而然就是抒情作家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能太理性，他必须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多愁善感，尽想些没有道理的东西，没有实用价值的名堂。多愁善感在西方有一个词，原文是Sentimentalism，就是很敏感，感情很容易激发，五四前后翻译成“感伤主义”，像林黛玉那样，看到花开了要哭，看到花落了还要哭，看见花不开不落也要哭。（笑声）抒发感情，浪漫一番，就成为做文章的法门了，难免有些感情就不是真的，而是为写文章而制造出来的。这就是刘勰早就发现的“为文而造情”。现代西方的文学，发展到上个世纪初叶，就讨厌感情抒发得泛滥了，抒发强烈感情的浪漫主义就吃不开了，诗歌最为敏感，现代派诗人就提出了口号叫作“放逐抒情”。Sentimentalism到了后来，同样一个词，翻译什么呢？叫滥情主义。余秋雨的作品被有些批评家认为是滥情，滥在哪里呢？他们提到一个例子，是《道士塔》中的。藏在敦煌石窟里的文物，佛经等等的，被西方文化大盗弄走了，而那个王道士对此麻木不仁。余秋雨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啊，他这样写：

    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呀，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这种捶胸顿足的姿态，的确是比较滥情的。特别是，写到“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这显然是有点作态，有点神经质了。好像不是几十年前的事，就在眼前的样子，还要跪下来哭一场，这是不是天真呢？你们说。（众：不是。）那么是什么呢？（众：有一点点“傻逼”。大笑声）

    五、喧哗之嘈杂，由于艺术上的盲目

    尽管这篇文章还有其他方面的优点，但是，这个毛病给那些对余秋雨有成见的人抓住了。抓得很准，当代散文的确有滥情的倾向，以小女子散文、旅游散文为代表，一味抒情，看见花抒情一番，细雨霏霏来一番，阳光灿烂来一番，看见个弥勒佛来一番，走到山顶又来一番，看见美丽女郎也来一番，这么一番，那么一番，除了老太婆，都可以来一番。（大笑声）有一种说法，很刻薄，就是放个屁，也能来一番，一番就是一千字。（笑声）这种抒情，就不仅仅是滥情，而且是烂情，滥情，感情的腐烂，感情的泛滥。但是，余秋雨并没有这么一番，那么一番啊！但是，有一个人，或者叫作家伙吧，他就把这样一番，那么一番，当成余秋雨的一番了。（笑声）他特别恼火，说，余秋雨这么一番，那么一番，我受不了、这是伪浪漫主义，假浪漫主义这是很粗暴的，很不讲道理的。但是，由于传媒炒作，这样的不粗暴，成了一种盲目的潮流，一群文化暴民，群起而攻之，根本不讲理。有一篇文章还登在贵州一个大学的学报上，说整个《文化苦旅》中，有七种气，哪七种气呢？第一，叫文化系苦旅气、霸气。我不知道什么是霸气，余秋雨的文章很温柔嘛，哪有什么霸气，义不是大批判；第二，商贾气，就是做生意的味道，我电不大理解，可能是，我头脑有点迟钝，余秋雨的散文中，我并没看到什么做生意的味道；第三，小儒气，小儒啊，小知识分子气，我想这个人的气魄可能太大，余秋雨都是小知识分子，那么他大概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他有多大，也可能身高和姚明差不多吧！（大笑声）第四，八股气，我也想象不出来，八股是科举考试的格式啊，余秋雨是打破杨朔、刘白羽模式的啊！第五，再来个童稚气、小孩气，我也觉得好像不对头，余秋雨不太天真哪！第六，就是猥亵气，猥亵气就是有一点色情的味道了，余秋雨的散文里，并没有什么男女关系的文章；最后第七是，市井气。我觉得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斯文扫地，暴露了作者文化人格的低劣。我倒想说，文章的作者也有一气，什么气呢？叫痞气，完全是个痞子文章，以这样的痞子文章来围剿余秋雨，还不可能掀起围攻的高潮。高潮的标志我的朋友朱大可的出马，这个人是蛮有学问的，但是他写文章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写得才华横溢，叫人拍案叫绝，要么就写得很凶暴，叫人晕头转向。（大笑声）

    朱大可早在1985年就崭露头角，当时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正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却出来批判谢晋的电影，说谢晋的电影是煽情电影，已经过时了。那时大家接受不了，过了几年，果然谢晋所代表的那种艺术，日薄西山，张艺谋横空出世取而代之了。他还有一篇文章《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也是很著名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瑞典的皇家学院要把诺贝尔奖给予用汉语写作的人，不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没有多大影响，但他们又不愿意给中国大陆的作家，就想了一条诡计，给一个以汉语写作，又不是中国公民，弄来弄去弄了个高行健。这篇文章写得可谓精彩绝伦，相比起来，他写余秋雨的文章就不很精彩了，当然，出语惊人是一样的。他说，上海市公安部门扫黄打非，抓到了一个卖淫女，带着个手提袋，袋里有三样东西，一样是口红，一样是避孕套，一样是《文化苦旅》。（笑声）他说《文化苦旅》啊，实际上是“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这就太刻毒，太刁钻了。（大笑声）朱大可的文章，我是很喜欢的，但我不能不说他有的时候说话走火。在他看来，谢晋就够煽情了，余秋雨就更加煽情了。煽情呀、滥情呀、矫情呀，帽子加帽子，但是，没有多少具体分析。后来呢，有人进一步说，余秋雨啊，号称文化散文，其实，没有文化，《文化苦旅》也没有建构什么文化，他的散文就是“文化衰败”的标本。到了这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审判”余秋雨》的时候呢，事情就更严重了。余秋雨不仅要为自己的散文滥情负责，而且犯下了“谋杀”当代散文的罪行。话是这样讲的：“装腔作势谋杀了散文的真实平易，”“余氏的矫揉造作谋杀了散文的真诚深刻”。虽然话说的是耸人听闻，但是我们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它背后是个什么准则起作用呢？就是反抒情，这些人中，有的人水准比较高，像朱大可；有的人水准比较低，像王强之类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文学的整个潮流，已经开始压缩、收敛抒情，逃避抒情，强调智性。当代前卫诗歌不抒情了，强调的是感觉和智性。西方现代派的小说和戏剧，都追求人生的终极关怀，人生的哲理。法国作家加缪就强调他的艺术作品都是他的哲学的一种图解。就是强调智性的冷峻而拒绝陷于强烈的感情。这个潮流，已经不能审美来概括，我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审智”，在英语里还没有。我用英语构词法造了一个词intellct—aesthetics，或者examing—entellctural。我这样，完全是为了便于英语国家的学者引进我们国家的理论啊，是同情他们不懂汉语呀！（大笑声、鼓掌声）我们中国学者不懂英文，就不能过日子，就要被一些人瞧不起，他们不懂汉语，照样神气活现哦！（笑声）谁让我们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上呢。唉！这个世界可真是不平等哦！（笑声）

    懂得了世界上产生了这样一个文学艺术潮流，我们就可以解释余秋雨为什么在读者中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一派热烈欢呼，一派无情打击。从厌倦了滥情的读者来看，就觉得余秋雨给抒情带来了智慧、理念，历史文化的思考，非常深邃，忍不住拍案叫绝。另外一些读者，读惯西方智性、冷峻的文本和根本不讲究抒情的小说、诗歌、戏剧，像《城堡》、《秃头歌女》、《等待戈多》之类的哲理性非常强的西方作品，就觉得余秋雨的作品中还是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抒情，也就是滥情。

    有些同学感到，不抒情的作品，不太好理解。诗不是抒情的吗？早在陆机的《文赋》中就说了，“诗缘情”。不抒情，能写成什么东西来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30年代，有一首诗，卞之琳写的，题目叫作《断章》：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里的核心不是抒情，而是阐释人情物理的相对性，是个哲理。你看风景不是绝对的，你转化为别人的风景。你觉得当窗明月很美，可是，你却变成了别人梦中的美景美充满了矛盾和转化，这种哲理，也一样是很动人的，给文学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再举一个更有趣的例子。王小波有一首诗，有这样句子：

    走在寂静里，

    走在天上，

    而阴茎倒挂下来。

    这肯定是没有什么诗意的，相反是反诗意的，反浪漫的，但是又是很深刻的。从思想上来说，揭示了一种矛盾，人不管怀着多么崇高的理想，总是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是一种动物，不可否认的是：凡是男性都要千方百计地掩盖起来的那个部分，更明确一点，那个部件。（大笑声）这个部件的状态肯定不是很崇高的这就鲜明地揭示了精神追求与动物本能无法调和的矛盾，诗意是要求和谐的，而这里却相反追求不和谐，也就是西方幽默学的“不一致”，不和谐，我讲幽默的时候，说过，就是英语的ineongruity，这就是说，抒情并不是文章的唯一出路。抒情，抒了好几千年，作家们都觉得太腻了，太浅了，后来的散文啊，小说啊，以及戏剧啊都往反抒情方面跑应该说，散文在西方是跑得不是很快的，出现了罗兰·巴特《埃菲尔铁塔》那样的散文，主题就是闸释“伟大的无用”。可是在中国却更慢，相当落伍，直到80年代，还是抒情为主流。对这方面有所不满的读者，厌恶抒情的论者，一看余秋雨的散文，是别一种滥情、媚俗，很有欺骗性，恨不得颁布法令废除抒情，把余秋雨送去劳动教养。这玩意儿，这么恶心，怎么还有人喜欢呀，这说明中毒之深啊，可见有必要和余秋雨势不两立。（笑声）很显然，完全废除抒情，这是不可能的，也是糊涂的，因为文学的本性，就是感觉和感情血肉相连的。问题在于，在什么程度上是滥情，在什么程度上，是深刻的抒情。这里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既不是放逐抒情，也不是滥情，让智性和情感适当地结合起来，使之深化，那就是不是有可能，抒情而不滥，不烂。那么，余秋雨绝大多数的散文，其价值恰恰是在于给陷于滥情危机的散文找到了一个出路，把情感跟智性，诗的激情和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他以他的才智为中国停滞于抒情的当代散文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他的《西湖梦》为例。从来写西湖，都是以情感的诗化、美化为纲，赞美西湖的风物，产生了不少经典。但是，余秋雨恰恰相反，他破天荒地提出对西湖看客心态的批判。在他笔下的两湖，概括了西湖丰富的历史文化，从宗教到文人雅士，从民间传说到妓女，全部集中到西湖中来道教、佛教、儒教，本是分散的，余秋雨把这一切都融进了西湖的水的意象中来，西湖这么丰厚的文化，并没有被游客所理解。宗教的深刻精神就变成一个摆设，人们只是观赏，满足于感官的享受，就变成了鲁迅笔下的“看客”，他批判像林和靖这样的文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知识分子忘掉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仟，一味休闲而成为名人，实际上是把休闲看作责任的逃避，这是中国的隐逸文化的病态。在白堤苏堤上看风景的后代人，很少去思考白居易、苏东坡对社会的贡献。当然，他也不是一味沉湎于宏大话语，他把种宏大的话语和审美价值结合得很自然。他庆幸苏小小死得很早，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她在世人心目中青春美丽的记忆。他说，作为一个妓女，她仍然有自己的灵魂，正统文人忽略了的苏小小、白娘子，他却唱出了颂歌。

    他写西湖，从道教、佛教、儒教，写到岳飞、秦桧，再到林和靖，再写苏小小、白娘子，把这些本来互不相干的人士统一起来的，就是一种文化深层的严峻审视，怎么能说他是滥情呢？洋溢其间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格深层的透视和批判？他的散文以情理交融见长，用我的说法，就是审美的抒情和审智的沉思结合，笼统地讲他的散文完全是滥情，是不公平的。

    他是一个在感受中思考的人。他落笔之处，大都是古代文人足迹所经过之地，对这些早已为经典文本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地方，他都拿出他自己一套一套的观念。他在《抱愧山西》里说，本来，按传统的观念，穷了怎么办，就造反，吃大户。但山西人在那个时候，不这样，做生意，一做做到俄罗斯，把商业和金融（钱庄银行）开到了长江、黄河流域，推动了商业文明。但，他们的文化人格有缺陷。后来衰败了，没有成为上海那样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对天一阁的藏书，得以保存下来，他说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书，而是坚持不懈地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格的传承。对岳麓山书院，他说这是知识分子，包括朱熹，把自己的精神，对文化的操守，源远流长地保承下来。他赞扬的就是这种精神，哪怕被流放到最遥远最苦难的北方，身体每一个器官本来享受的艺术生命的欢乐，却变成忍受痛苦的载体。但是，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就在那里办学校，在那里经营，最后，政治上的流放者，变成文化的占领者。从这里，他看到了文化人格的建构，文化人格的传承的伟大力量。

    当然，他对传统文化人格的薄弱环节，则不吝惜笔墨痛加批判。

    在《十万进士》中，他并不是泛泛地批判科举制度，他批判的是这个制度对文化人格的腐蚀。科举制度是一个筐子，使得知识分子进了这个筐子之后就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只管自己升官发财。

    余秋雨的成功主要是他的深邃，他的智慧，使得他的散文艺术化的，恰恰是他在激情之中渗入了哲理。哪怕是到山上，到一个沙滩上走一走，他都想象出人的生命哲思，他说，本来可以从一万多个台阶上去，但是台阶上没有脚印，可从沙滩上走去，就留下自己脚印。在沙上的感觉是，你越是努力，它越是温柔往下陷，你越是使劲，它越是疯狂。人生就是这样的，好不容易爬到山巅，没地方可去，不上山见不到高度，见了高度又无法飞跃，还得下山，“人生就是上山下山”。当然，他散文的动人之处，并不仅仅是哲理，更突出的是，他把哲理和诗情，把深邃的思考和感性、激情结合了起来。对传统的散文，在想象和意象上，有很大的突破。他不是到了西湖就歌颂西湖美妙，表现自己感情的美好。他只说西湖的水里融化着中国所有的宗教，道教、儒教、佛教。他巧妙地把空间的游泳，从一个古迹游到了另外一个古迹，变成了时间上，从宋朝游到了明朝。西湖底的土，给他的感觉是，不太硬，很柔软，这里面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这都是抒情的想象和智慧的思考的独特结合。

    他有一篇《废墟》被一些人批得要命。余秋雨这样讲，“废墟有一种形式美”，废墟本来是丑的，但余秋雨以哲理式的矛盾，发现了美即使转化为丑，可毕竟还是美的。造出房子，拔离大地，是美，然后是废墟，倒下去，是丑，但是，同时又皈依大地，又变成了美。离开大地又回到大地同样是美的。就像母亲微笑着鼓励儿子创造，又微笑着包容儿子的破坏。你把楼造起来，母亲微笑，你把房子推倒在大地，大地是母亲嘛！母亲宽容，也是微笑有一位先生，就非常恼火地说，这是什么散文！母亲和儿子的比附令人摸不到头脑，废墟是母亲的创造吗？那不是把废墟当作了建筑吗？这哪里像教授的学术散文，这是一个中学生的小作文还差不多吧！这个人智商很低，照理不该乱说，他根本就没有看懂。但是，他胆子大得很惊人，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传媒批评，让无知者无畏。（笑声）当然，《废墟》并不是余秋雨最好的散文，余秋雨最好的散文都有文化历史的典籍、文化历史的故实作为基础，人文的精神是非常强的这里恰恰缺乏这样的基础，因而比较弱，但是为什么我说他还可以呢？这里有哲学、宗教和神话的潜在含量。把大地比母亲是希腊神话，安泰大力士的母亲是大地；拔离大地又皈依大地，这是什么啊？这是《圣经》，人是出自泥土又回归泥土。亚当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死亡就是同归泥土。没有希腊神话和《圣经》文化的修养，就不理解不理解不是光荣，应该感到羞耻，不能拿来当作骂人的本钱。

    要真正读懂余秋雨，还得有点艺术修养，对散文有点见地。余秋雨把神话典故用得这样含蓄，建构了他的语言，这是很有才气的，可是，一些批评家不懂艺术，却以发出一些武断的狂言为荣。有个艺术批评家骂余秋雨，说余秋雨经常闹些笑话，居然在一篇文章里讲，“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叫什么话！都江堰是最精彩的？好多人就跳起来，那么张家界怎么办？武夷山怎么办？

    我们还是冷静下来，作真正内行的艺术考察。

    另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外国人问余秋雨，中国的风景最值得欣赏的是哪个地方，余秋雨就讲了，是三峡。如果有人死心眼，就可以问，那不是说过最值得欣赏的是都江堰吗？余秋雨还讲过，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当中，嵇康是最可爱的，骂的人就更多了。那李白就不可爱了？屈原就更可爱了？那么杜甫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比李白还更可爱一点吗？我在这里，还讲过，猪八戒也蛮可爱的嘛！（大笑声、掌声）有的人就是弄不懂啊，就是死心眼啊！余秋雨还说过，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友谊往往是在流放的地方最伟大。这话也是被人攻击了，那俞伯牙和钟子期没有流放，他们的友谊就不伟大了？我这里，给他们增加一个论据，在刘再复先生看来，俞伯牙和钟子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友谊。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懂艺术还是不懂艺术。艺术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不是理性的。但是，它并不因为不理性而失去价值。它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叫作审美价值。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今天不再重复。

    情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是不全面的，它是片面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月是故乡明，瘌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不科学，哪来这么多西施啊，同样一个人，到仇人眼里呢，可能就是出妖精了，（大笑声）这就是抒情嘛！它是代表感情的，不讲逻辑的，不讲一分为二，不讲全面性，它的生命就是片面性啊，全面了，一分为二，我这个情人，眼睛有点西施的味道，可是脸蛋嘛，就有点东施的痕迹了。（笑声）至于身材嘛，远看过去，就有刘姥姥的嫌疑了。（大笑声，鼓掌声）这很可能是比较客观，比较科学的，但是，这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这一点，你们学理工的，特别要注意，理工科的思维不是万能的，至少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无能的。（大笑声）到那时候，你只能用文学的思维来代替科学思维。要不然，肯定是要吃亏的哦！（大笑声，鼓掌声）很可惜的是，批评余秋雨的人，尽管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肯吃亏，用的是审美思维，可是在作文学批评的时候，却忘记了，不许人家以情感逻辑写散文。不懂艺术的批评家就骂余秋雨，骂他武断、片面、偏见，一味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充满了常识性的错误等等。实际上他们不懂艺术，存感情高潮的时候，可以率性。率性是非常精彩的。鲁迅说，好诗到唐朝都写完了，这话率性不率性？那宋朝以后都没好的了？毛泽东也非常率性，1949年写白皮书批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这个国务卿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中国文化受到美国进取文化的冲击。毛泽东说不对，这是阶级斗争，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还赶不上一个普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这是写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别了司徒雷登》里的。你说偏激不偏激？但读了很痛快，这叫散文的率性原理，智慧的情绪化？

    余秋雨说我认为都江堰最好，我认为嵇康最可爱。我认为，是我的感情，我的独特，我的个性，我认为，我喜欢，你不认为怎么样？拉倒！你管得着吗？（大笑声）是吧，非常简单，但是有些人，我觉得是有点傻、傻乎乎，死心眼，一般人觉得自己有点傻冒，就隐藏起来，但是有些人，却把自己的傻相，公之于世，我就这副傻样子，大家来欣赏哦！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引用一段权威的话。钱锺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里边，有一篇散文叫《一个偏见》，他认为散文都是偏见。我看所有批评余秋雨的人应该看看这篇散文。

    偏见是思想的放假，这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使我们不得怀挟偏见，随时随地都要讲公道正理，那就好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要做出摄影机前的动人姿态……人心位置，并不正中……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漠了，我们圆睁两眼的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

    一点偏见没有就等于成天坐在客厅里，一本正经发表宏论，或者站着听训话，多难受啊！钱锺书说得很俏皮：“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自我欣赏还要做出摄影机面前的姿态吗？这不是活得太费劲了吗？“人心位置并不正中，”这是生理现象，又是人生哲理。随笔、散文、情书都是“一偏之见”。这个学问并不深奥，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审美的情感逻辑、事实上，不要讲文学，就是自然科学，要绝对全面、客观是不可能的。早在20世纪初，物理学两个学派争论不可开交，年轻的海森堡，去找爱因斯坦说，我要发明一种仪器，测量数据，判断哪一方是正确的，哪一方是错误的。爱因斯坦微笑着告诉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你的仪器是根据你的理论设计的，在你的数据中，有你的预设。当代哲学的核心就是不承认绝对客观的“物自体”。忽视这一点，是真正的落伍，何况余秋雨早就说了，把弄清楚了的交给了学术，把弄不清楚的交给了散文，以表现他的思考。

    我们作为人是全面的。全面，就是多面的，但，那太复杂，我们今天不讲。通常简单说，就是正反两面。一面是理性的，就是科学的真、道德的善；另一面呢，是情感的，就是艺术的美、余秋雨提供的是艺术思维，集中表现感觉、知觉和情感。余秋雨讲，当教授以理性思维，很枯燥。他反思：搞学问为什么就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也就是没有感性的活力了。所以说呢，他就把学问放弃掉，来进行文学创作，让智慧携带情感飞翔。

    余秋雨之所以值得珍视，是因为中国当代散文的特殊历史背景。

    在余秋雨出现以前，虽已经从“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假、大、空里解放出来了，但是，到80年代，主流还是抒情散文，杨朔和刘白羽的诗化抒情模式仍然束缚着想象，大多数作家对滥情潮流虽然不满，但仅仅是不满而已。同时，世界散文、世界诗歌、世界戏剧、世界小说已走向了冷峻的审智，抑制抒情成为主流。而中国当代的散文正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作家们遵循巴金所说的“讲真话”写散文但是，“讲真话”只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同立场，并不涉及艺术的追求。艺术是一种逼真的假定，脱离艺术特殊规范的“真话”可能变成粗俗的大实话，不但不见得就是真理，弄不好，真话其实是流行的话语，反而容易压抑了自由的话语真话不是放在盘子里可以任意取得的、余秋雨一再宣言：散文的写作当作是文化人格的深度建构和升华应该补充的是，这不但是一个人格建构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群体话语的突破和建构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如迷信讲真话的天真的理论家想象的那样轻松，要摆脱现成话语的束缚是一场话语的搏斗，不但要和现成的抒情、滥情、矫情的话语搏斗，而且要和自己对这些话语的幼稚的迷恋博斗。在这种搏斗的过程中，余氏并不是无往而不胜的，有时流行的话语，包括那些滥情、矫情的活语对他这样一个多情种子，也有魔鬼一样的诱惑力。在他写得非常精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段令人遗憾的滥情。虽然这种滥情很快就被他相当大气的智性所渗透而变得厚重，但是某种不舒服的感觉免不了要留在心头。艺术人格的建构同时又是个体话语的建构，比单纯道德层面人格的建构要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

    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

    结合着话语的颠覆和建构，余秋雨在文化智性的思考，文化人格的批判和建构上，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为当代散文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很可惜的是，他的艺术贡献，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对他的围攻却使严肃的学术研究一度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出来，给余秋雨说一点公道话。我的《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在2000年《当代作家评论》一发表，就得了该刊的年度大奖。又被推荐到鲁迅文学奖，到最后一轮，没有成功，据说，不是文章，而是余秋雨这个人有争论。但是，余秋雨的散文艺术的影响却遍及神州大地余氏散文无疑带来了一股冲击力，就有一种鬼使神差的力量，一种无声的命令，推动着作家们在山山水水面前改变了眼光，超越自然景观的诗化，进入了人文景观的透视。

    批评家们骂出一万篇文章来也不顶作家模仿余氏散文的一窝峰景观。只有为散文带来历史的突破的，才有这样的殊荣。

    以余氏的《三峡》为例。在余氏出现以前，谁不会写一点三峡风光呢？但是遇到一个困难，三峡的自然风物已经给前辈大师写穷了，余秋雨自己就老老实实承认，“在三峡是寻觅不得诗句的”，找不到更好的诗句，余秋雨就另谋出路了，他不再单纯写三峡风景了。他抓住两个人文性质的故事和自然山水的一个特点让它们猝然媾合，第一个故事是，李白流放到这里，中道遇赦，写了一首涛，“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第二个，是刘备白帝托孤的故事。余秋雨听见了在播放的京戏“白帝托孤”。第三个，就是自然景观了，他并不全面去描写，而是只抓住其中的一个特点，三峡的涛声。然后把这两种文化景观和一种自然景观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意象。

    关于三峡的经典诗文那么多，从来没有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交融为一个感性的意象。余秋雨的这个创造，说是破天荒的也不为过。要知道，本来，李白是一回事，这个刘备又是一回事，两个人相差几百年，可谓八竿子打不着？刘备死的时候，过几百年，李白才出世。李白在写《下江陵》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刘备，当然，三峡与这两个人都有关系，但是有关系的不是余秋雨笔下的江涛，而是，白帝城的败局啊，航行的急速啊，猿声之凄厉啊，但，这一切，余秋雨都舍弃了，独独选中潮水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声音”，他抓住了“声音”这一个特点，同化了李白、刘备的典故，让李白刘备的典故也集中到“声音”上来，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艺术的有机体：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辨着的滔滔江流。

    为了把这两种历史人文紧密地，而不是松懈地结合起来，余秋雨让本来这不相干的李白和刘备结合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在统一体之中。一个是对自然美的朝觐，一个是对山河主宰权的争夺；一个诗情，一个是战火。由于置于矛盾对立之间，互不相干的人文景观紧密地统一起来了，但是这两种人文景观和三峡的自然景观，还是处于游离状态。余秋雨进一步把“声音”（自然景观的声音），转化为“争辩”，这就把自然景观人化了，渗入了两种人文景观的矛盾，三者就水乳交融地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意象。这样余秋雨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散文意象模式，很明显，这样复杂而又自然的想象重构，对当代散文的想象边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一用文化景观的特点去解释自然景观，不仅仅是抒情，而是在激情中渗透了文化的沉思，把审美的诗化和审智的深邃统一了起来。这就叫作气魄，这就叫作才华。

    传媒的力量是惊人的，但是，毕竟是以时效为特点的，而艺术却有一种跨越时间的生命，比传媒的力量要持久得多。正是因为这样，余秋雨才骂不倒。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不但越来越得到认同，而且吸引了差不多一代以上的追随者。一些年纪并不轻的、面临艺术危机的散文家，因而在艺术上登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年青的太多，就不说了，光是中年的，就有福建的朱以撒，北京的卞毓方。老一些的，有北京的李存葆、梁衡（此人是出版总署的副署长），还有辽宁的王充闾，得过鲁迅文学奖的，可以说，没有余秋雨的启示，他就不可得鲁迅文学奖。相当一批作家，就在余秋雨挨批的时候，偷偷地学余秋雨。越来越体悟到文化散文这个路子，这个办法很好，自然景观都穷了，弄一点文化故实抒写一番，可以立竿见影啊。

    于是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满足于讲文化典籍的赞叹。现在年青的批评家谢友顺，说，过去我们是滥情，现在矫枉过正，产生一种专门讲文化故实，变成“知识崇拜”、“知识炫耀”。用我的话说，滥情末流还没有彻底消灭，“滥智”的潮流又油然而生。

    问题在于，在余秋雨那里，文化故实的智性和诗情的想象结合成天衣无缝的意象，而在这些人士笔下，文化知识是知识，作家的心灵是作家心灵，两者并没有交媾，所以没有生育能力、这就产生了“两张皮”现象。例如梁衡先生，先写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然后写科学家，包括伽利略，再写辛弃疾、李清照但是，并无灵魂的交媾，艺术散文蜕化为科普知识。正是因为并没有真正的研究，免不了出现“硬伤”。今天有不少学物理的同学在场，我来班门弄斧，举一个例子。梁衡在散文中，赞叹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实验，这是一个外行的常识错误。从自然科学史上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传说，并非真正的事实、霍金在《时间简史》上，就说没这回事。但是，在我们国家，以讹传讹，已经弄到众口铄金的程度。梁衡先生错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没有研究过第一手材料。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他。起初是伽利略晚年的学生维维安尼弄错了，他在《伽利略传》中提到，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落体实验，证实了所有物体均同时下落。但史家考证，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伽利略做过这一实验，因为伽利略本人从未提起过。但是，此前类似的实验已经有人做过。1586年，荷兰物理学家斯台文以重量为一比十的两个铅球，从30英尺的高度丢下，二者几乎同时落在地面上的木板上。围观者清晰地听到两个铅球撞击木板的声音。伽利略后来听说了这个实验，可能也亲自动手做过，但是由于空气阻力而不太准确，严格做起来，结果不一定对伽利略有利。事实是，有个亚里十多德派的物理学家为了反驳伽利略，真的于1612年在比萨斜塔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表明，相同材料但重量不同的物体并不是同时到达地面。伽利略在《两门新科学》中对此有所辩护。意思是，重量一比十的两个物体下落时，时间差距相当小，可是亚里士多德却说差十倍。为什么无视亚里士多德这么大的失误，却盯住我小小的误差不放？伽利略的这个实验，显然没有成功，但伽利略凭什么创造了自由的落体等速的学说呢？他主要是靠演绎推理，这种特殊推理可以叫作“思想实验”：他先假定，把两个重量不同的金属球连系在一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原理，重球由于受到轻球下落速度慢的拖累，速度因而减慢。故二者相连比单个球下落要慢。但同样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两个球连系在一起，则意味着变成了一个球，重量比原来的任何一个球都要重，其下落的速度应该比原来任何一个球都要快。由于这两个结论互相矛盾，因而其前提不能成立。

    这本不是太专业的问题，而梁衡却大而化之。可能是由于记者出身，又是政府官员，对于历史文献并无兴趣涉猎又完全忘记了余秋雨的文化人格批判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他的文化散文是典型的“两张皮”。文化景观与历史故实是一回事，他自己的人格是另外一回事。梁衡并不理解伽利略，伽利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看来梁衡连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都没有念过伽利略是一个向现实非常妥协的人，他不是布鲁诺，不会像布鲁诺那样献身鲜花广场的火焰。梁衡不是没努力用自己的灵魂去重新塑造伽利略，而是梁衡的灵魂，没有同化的强势，缺乏用想象来统一几个不相干的东西的才华、其次，梁衡的想象和语言也跟不上趟。这就产生了只是以记者和官员思维来代替历史人物的思维，连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在他那里都是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有这么个凄惨法的？为什么要把这个弱女人的个人的忧愁硬扯到忧国忧民上去，这就说明，作者灵魂太狭隘了，学了余秋雨还是原封不动，没有长进。（笑声）

    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些煞风景的事情，实在是痛感于世道太不公平了，模仿余秋雨的，跟着余秋雨转，才力不济，学不像的，貌合神离的，纷纷得奖，余秋雨却给人骂得要狗血淋头。弄得不管写出什么新作，都有人来骂一通直到他宣布“封笔”，弄得一下子鸦雀无声，一些人士并未感到失去对手的寂寞，纷纷热闹地班师回朝。我们文坛的破坏性是不是太凶残了？是不是太黑暗了？（掌声）

    真正有欣赏力的读者从余秋雨的散文中，看到了审智的沉思，就为这种突破，热烈地欢呼。一切自然和人文景观，经过他余秋雨式的语言，以余秋雨式的想象、余秋雨式的诗情和余秋雨式的智慧，余秋雨式的话语在余氏文体中相互阐释，就焕发了新的生机，产生了破天荒的新的面貌在中国文学史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以西湖的景观为例，不管是白居易的“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还是苏东坡式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还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还是陆游的“举手邀素月，移舟采青苹”，还有钱谦益那样的“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都没有脱出诗化自然环境的美学想象境界到了乾隆皇帝那些西湖诗中就变成不断重蹈匠气的窠臼。就是到了现代和当代的诗化散文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把大地山河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个意象中进行深度的智性阐释。像余秋雨这样，让西湖水波融进了千百年的宗教学术文化和历史人格。没一个人这样得心应手过。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王朝的背影》，很多人都到过河北省的承德避暑山庄，如果我们不念余秋雨的散文的话，在我们想象中，大概只能出现风景怎么样壮丽，建筑气魄怎么宏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名堂呢？而余秋雨却提出一个疑问，清朝怎么把避暑的建筑放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呢？他思索的结果是，这不是纯粹为了休息的，而是来和关外的游牧民族会盟的。通过打猎，皇帝每年一次，和他们加强情感上的交融，同时也让后代子孙体魄上和精神强悍，不让他们在安富尊荣的生活中衰败下去。但是，这个王朝从精神到体魄，还是一代不如一代，还是衰败了。

    这是这篇大文章的一条线索，是很宏大的，时间长度差不多三百年。

    另外一条线索呢，这个王朝最初不但是精神强悍的，而且是很有包容性，但是，这种包容性却遭到汉族知识分子拼命的抵抗，除了屠杀以外，王朝很开明地请他们来做官，不干，用轿子抬，还是不干。实在不好意思了，人家对你这么好，自己不干，让儿子去干吧。余秋雨在这里，经过对群体文化性格的剖析，得出一个结论：知识分子除了先锋的一面以外，还有文化认同的滞后的一面，这种滞后性，居然滞后到清朝崩溃了，汉族的知识分子代表，像王国维那样的人，还在怀念旧王朝，为它自杀，为它殉葬。

    这是另外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也是很宏大的，囊括了十代以上的汉族知识分子。

    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这么纷纭的内涵，不管按纵向的时间顺序还是按横向的空间顺序，都可能造成繁杂。余秋雨又一次显示出艺术家的魄力，他抓住整个山庄的外形，交椅形的建筑轮廓，发出感叹：在这把交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这样轻松的一笔，真是举重若轻，就把整整一个王朝的精神的强悍和退化就概括在统一的意象之中了。但是，交椅这样一个意象，只能概括王朝衰败一条线索。文章另一条线索，亦即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滞后，还缺乏相应的意象。余秋雨运用他惯用的把毫不相干的意象设置为对立面的办法，把承德山庄跟颐和园对立起来，承德山庄象征强悍体魄和精神的开阔，而颐和园，用了建海军的军费修的皇家园林，却象征着享乐，睡大觉。令人惊叹的是，王国维为清朝而殉葬，恰恰又是在颐和园。文化认同的滞后性和王朝衰败就这样概括在承德避暑山庄和颐和园的意象之中了，两个园林建筑相互阐释了双重的悲剧内涵。那些乱骂余秋雨滥情的人士，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根本就没有读懂其深邃的悲剧内涵；第二，根本就不会欣赏避暑山庄和颐和园的对称的意象结构。这是深刻的文化历史反思和艺术家横空出世想象的猝然遇合啊！余秋雨的这篇散文写出来已经差不多十年了，在这么多的追随者中间，还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代王朝的精神衰败史，知识分子与外族统治者的关系，把历史的悲剧概括在有机统一的意象之中。这篇文章的容量比鲁迅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五四散文原来和小品同属一类，容量是有限的。因而，鲁迅常常担忧散文成为“小摆饰”。鲁迅可能向往某种气魄宏大的“大散文”。客观地说，鲁迅具有历史宏观视野的大散文的，也就是数得出的几篇。但是，余秋雨这样的大散文，却是好几个系列。像《遥远的巨响》写嵇康和阮籍，和鲁迅可以说遥遥相对，息息相通。此外，《这儿真安静》，从日本的战俘、妓女、作家几个侧面，写出了日本国民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抱愧山西》写出了晋商的精神和事业的兴衰史。《苏东坡突围》《流放者的土地》《风雨天一阁》《石筑的易经》，都超越了一人，一事、一景的套路，以宏观文化的聚焦，历史的纵切面，精神的横断面为指归。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巨大的思想容量是需要高度的智慧和相应的语言的创造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余秋雨的出现，是绝对值得珍惜的。

    我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一个大学生递了一个条子上来说，“我们都同意您的观点，但请您回答，为什么余秋雨只出了一个，没有出一大批？”这很好回答，因为人才不可多得，人才不拘一格，人才的出现带有很强的偶然性，不能批量生产。在诸位学理工的同学面前，我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工程师可以批量生产，教授可以批量生产，当然包括文科的教授，像我这样的，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但是，艺术家不能批量生产，张艺谋也就是一个，李安也是一个，那个拍《手机》的，就是那个冯小刚就差一点了，可能多出几个。艺术家就是这样的，非常难得。像唐朝接近三百年，诗歌的天空上星汉灿烂，而清朝也有差不多三百年，诗歌就萎靡不振。可是，小说达到了艺术的顶峰，出现了《红楼梦》。而元朝，诗歌和经济都是低潮，却出现了关汉卿、稍晚，到了元末，《三国演义》，异军突起。艺术家有时，一出就是一大堆，有时，几百年不出一个。所以，一旦出现了，就要爱护，保护，回护。为什么要回护，因为艺术家都是怪人，都是有毛病的，要把他踩死，把他闷死，要找个理由，很简单。但是，要再培养一个，就很不简单了，所以要特别地珍惜人才。随意踩人才的人，在历史上，可能留下“小人”的名声。

    七、余秋雨的局限

    余秋雨从个人气质来说属于情感型的，他抒情有一种自发的倾向，而作为一个戏剧理论家，他所受的学术熏陶，又使他习惯于超越时问和空间，作理性的概括。当然，在理性的修养方面，他不如周国平，但是才情方面他要比周国平高得多。但是要把诗情、智性和历史的信息和谐地结合成在一个升华了意象和深化了的话语中，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整篇完全被动地写历史而窒息了诗情的，在学者散文中是并不罕见的，远的如周作人后期的散文，近的如潘旭澜的《太平杂说》。这种遗憾在余秋雨比较少见进入纷纭的历史资料，而不为史料所役，能用自由的想象和深邃的理性去驾驭，须要真正的大才气，几乎写每一篇比较大的散文，余秋雨的才气，就受到一番考验完全失败的比较罕见，但是局部陷入被动则不难发现，例如在《十万进士》中，有些介绍历史背景的文字，就暴露了余秋雨自己也都引以为戒的“滞塞”。许多作家，写大文化历史大散文时，最忌的就是“滞塞”，梁衡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之所以不大成功，就是因为客观的史料压倒了主体的情感。

    就是情感、智性、历史三位一体，比较统一的作品，要达到和某种文化历史诗性平衡也很难，余秋雨艺术的成就也是不平衡的。他好用一种统一的意象来囊括一个名胜古迹的众多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和历史文化。他追求不但在外部意象上，而且在内在的意蕴上，用一根思想的线索把纷纭的信息贯穿起来有时，难免显得有点勉强，例如用“女性文明”和“回头一笑”，来笼括海南上千年的历史文化，是并不十分自然的。这也许就是他自己常常引以为戒的“搓捏”，也就是牵强。

    诗情和智性在历史中统一，三者的结合部、临界点是非常惊险的。这三者之中，他最不能离开的是诗情，因为这是在他心灵里现成的。但是过分发达的情感因素，不免有失去控制的时候，这叫他的审美追求就窒息了他的审智追求，就不但有一种滥情的苗头，而且派生出一种“滥智”的败笔。比如，出于对家乡的偏爱，他竟然把同乡张岱的《夜航船》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相提并论，这就不是个体的诗性逻辑所能解释的了而历史资料是无限的，绝对不是现成的，对于每一个人物和景物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他的文化意象成熟度，要达到话语深化的自由度，更是一种艰难的攀登正是因为这样，他不能像朱大可先生他们期望的那样，放弃诗情，做一个以无情为特点的现代（派）散文家。

    中国现代散文，从五四以来，主要靠三个要素，一是抒情（诗性），一是幽默，一是叙事（戏剧性的和冲淡的）。据周作人说，其渊源主要是中国的明人小品，据郁达夫说还有英国的幽默散文。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就是在这三种要素和两种渊源中发展，此外就是鲁迅的社会思想批评杂文，基本上是审智的，并不完全是审美的值得注意的是，在5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诗性的抒情和智性的概括是分裂的。正是因为这样，我国现代艺术散文的思想容量非常有限，新时期以来，当代散文艺术比小说和诗歌相对贫弱是不争的事实。

    余氏的散文，在这历史的难题面前应运而生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功绩，就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但是这座桥是座断桥，他不可能放弃审美，去追随罗兰·巴尔特写作不动情感的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散文，他连香港作家也斯先生那样的不动声色也做不到，他更不是南帆，他不可能撇开情趣，更无法把无情的理性变为理趣。因而他只能把现代派的散文，把南帆、也斯和罗兰·巴尔特当作彼岸美好的风景来观看，同时也为在气质上和才华上能达到彼岸的勇士们提供已经达到河心的桥墩。

    关于这南帆和余秋雨的距离，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按照传统的写法，以我们福州为例，四面郜是山，是个小盆地，只有南面一个缺口。有一个从苏州长大的作家叫唐敏，后来在上海，后来到了福州。她在一篇散文里讲福州四面是山。福州人习惯了一抬眼就是山，因而福州人是典型的“山里人”，这“山里人”是双关。如果把福州四面的山拆除掉，福州人会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到什么程度呢？好像自己的衣服给人扒光一样。这是一种抒情的、幽默的写法，一种调侃的写法用南帆式的冷峻的写法怎么写呢？他说，山，我不稀罕，我坐在房问，围着福州的四面的山，探头看我，谛听着我，我习惯了山围绕着我，我不能设想，有朝一日，城市像滑板，山沿着滑板一下滑到海里去、这时我就想，没有了山，太阳和月亮怎么办哪，它往哪躲呢？这就是比较冷峻的写法，也就拒绝抒情的写法。你想想如果抒情，城市和山滑到水里去了，那么要我想呢，首先想，孩子、老婆怎么办？自己呢老命还能保住吗？是吧，但是一个冷峻的作家他是无所谓的，说这个太阳月亮没地方躲了，他觉得没法想象，这是冷峻的散文家，是很酷的。或者是以酷取胜的。

    再举个例子，南帆写人的躯体，他说人躯体就是人的自我的界限。在这个躯体之内就是我，躯体之外就不是我。没错吧，所以一般的人都认为这个躯体是卑贱的，灵魂是崇高的。但是他认为呢，这个话值得研究、从另一方面讲，躯体是非常庄严的，为什么？因为人都要把自己躯体用衣服给包起来，不给别人看，特别是不给别人摸，从这个意义上说，躯体是自私的。但是人的思想不一样，精神产品写成文章，写成书法，允许别人看的，巴不得给人多看，而且允许别人摸，随便摸。这样的，精神、灵魂是无私的。但是，如果夫妻两个，小两口或者是爱人，那就不一样了，躯体公开化，互相抚摸，原文是“互相进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说，躯体是无私的。一旦人没有感情了，那原来的恋人或者对象，互相之间不在乎摸自己书、电脑、手提袋，但是不能碰身体。一旦去碰身体的时候，就尖叫起来：“不要碰我。”（笑声）如果没有感情了，互相还摸，那就是娼妓，如果说没有感情还允许人家摸，那是按摩师，那是职业性的。

    这样的散文，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是放逐抒情的，完全是以智取胜，以酷取胜的。而余秋雨就酷不起来。一些对余秋雨酷评的人士实际上是以南帆的酷为准则，要余秋雨像南帆一样酷，其实让余秋雨写作南帆一样酷的散文，那等于是要了他的老命。（大笑声）

    但是很可惜，我们中国南帆式的散文家还比较少，就我的观察，现在有一代年轻人正在成长，正在以这种路子前进，我把他命名为“迟到的现代派散文”。但是，目前还不成气候，也就是不成流派。那余秋雨的历史地位在哪里呢？就在于他帮助我们突破了那个抒情的围墙，已走到了河当中搭了几个桥梁的桥墩，往后看他走了很大一段路，往前看他还没达到南帆，所以说从前面回过头来说你是滥情，从后面看是很深沉的智慧。

    按：上面是2004年的讲话记录，当时南帆的作品还没有充分引起关注、到了2007年，南帆有了新的发展。南帆和余秋雨的差异，就特别明显了。以下是我的一个短篇评论。

    读南帆，知余秋雨：——读南帆《辛亥年的枪声》想到关于余秋雨的争论

    余秋雨的出现，引发了散文界一场大争论，除了所谓文史知识的“硬伤”以外，关键在余秋雨的所谓“滥情”。持这种说法的人士相当广泛，显然，有不够公平之处。如果把余秋雨的散文当作“滥情”的标本，则许多名家很难逃“滥情”的恶谥。问题可能并不在余秋雨，而在读者。不是说，一千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余秋雨。

    一般的读者，厌倦了流行的、老套的自然景观诗化的赞叹，一见到余秋雨的情智交融，自然而然感到耳目一新。而另一个层次的读者，受过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熏陶，他们的文学趣味重在智性，在文学中追寻人生哲理的阐释，在他们看来是最高境界，因而，对于抒情持某种拒斥的立场。对于余秋雨散文中的抒情成分，自然十分厌恶。两种读者事实上是代表着两个时代，两个流派，文学鉴赏经验和趣味相去甚远，争论起来，有如聋子的对话：

    批判余秋雨滥情的人士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很少举出超越滥情之作，就是勉强举，也只是顺便提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毕竟时代距离遥远，又不是典型的散文。站在两派之间的读者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超越审美的、审智的散文在当代世界文学领域中比比皆是，如罗兰·巴特《埃菲尔铁塔》说的就是一个道理：“伟大的无用，”但可惜的是，论争的另一方，并不熟悉，甚至也并不认同其艺术成就。如果能举出我国当代散文，对话的有效性就可能提高。当时，在参与论争的时候，笔者就举出南帆的散文，以他为代表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超越抒情，冷峻地审智，以突破话语的遮蔽为务。但，七八年前，南帆的散文还不具有经典性，此论并未引起注意。可喜的是，事到今天，南帆的散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获得了《人民文学》的大奖以后，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有了南帆这样的成就，再来看余秋雨的评价，就不难把问题的要害弄清楚。

    南帆不像余秋雨那样关注自然风物，就是写也很少赞美。能与自然景观挂上钩的，可能就是那篇《记忆四川》，他也正面写到了三峡，也有些“雄奇险峻，滩多水浊，朝辞白帝，轻舟逐流，涛声澎湃”的词句，但是，他似乎并不怎么为之激动，他关注的是：“李白遇到的那些猿猴还在不在？”等到出了三峡，两岸平阔了，“江心的船似乎缓慢地停住了”。这时，如果要让余秋雨来写可能要大大激动一番了。可是南帆却这样说：“这时，不用说也明白，四川已经把我们吐出来了。”就是日后翻阅日记，在回忆中，也并未被美好的山河所激动，所有的感想，那些文字中，实在读不出什么，仅仅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确到过四川”。从这里，可以想象出欣赏南帆这种“酷”、这种冷峻的读者，读余秋雨那样的诗化主导的思考，是个什么感觉？

    南帆在另外一方面也和余秋雨很相近，也喜欢写人文景砚，但是，在余秋雨那里人文历史的价值是神圣的，充满了诗意的，而在南帆这里，历史固然有神圣的一面，但是，他却冷峻地怀疑神圣中有被歪曲了的，被遮蔽了的他以彻底的权力话语解构和建构的精神，来对待一切历史的成说。他在《戊戌年的铡刀》中，并不像一些追随余秋雨的、年纪并不轻的散文家那样，把全部热情用在烈士的大义凛然上。也许在他看来，文章如果这样写，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了，他显然受到福柯的影响，用了一些笔墨考证豫斩那样酷刑。当然，他才智发挥得最淋漓的地方，却在写六君子中的林旭。为什么要选中这个人，因为是他的同乡？也许，更重要的是，林旭和林琴南有过联系如果林旭不是二十三岁就牺牲了，而是活到七十岁，那就是他的明友林琴南的年纪。英雄林旭会不会变成五四时期另外一个林琴南呢？他还指出，陈独秀也只比林旭小四岁，鲁迅只比林旭小六岁，他的笔墨不在抒情，而在睿智的深思：谁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古代的士人，是不是必然的呢？是不是也有偶然的因素呢？林琴南如果不是因为新娶了一个娇妻，贪恋闺房之乐，而是随着林旭一起上北京，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变法烈士呢？南帆得出的结论是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林琴南的一个学生林长民，在今人的心目中，他的重要性只是福州美女林徽因的父亲，然而，事实上，他的最大功绩却是第一个在报刊上发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屈辱的消息：“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时在五月二日，五四运动之所以在五月四日爆发，和他的这篇文章的关系是很大的，比他是林徽因的父亲不知重要多少，但是，至今却湮没无闻。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是余秋雨，他可能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遗憾来作高强度地抒情，而南帆却由此而上升到对形而上学的思考：“我的叙述如此频繁地使用‘历史’一词。然而，许多时候这仅仅是一个大而又空洞的大字眼，一旦抵达就会如同烟雾一般消散。”从把散文当作抒情艺术的人士来看，南帆好像不像是在写散文了。然而他的确是在写散文，不过，他不是在写传统式的、余秋雨式的审美散文，而是写另外一种散文，在这种散文里，不是把审美情感放在第一位，而是尽可能把审美感情收敛起来，使之与智性的审视结合起来。他是在运用他的学理来感觉历史。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接着说：“其实，我看不见历吏在哪里，我只看见一个个福州乡亲神气活现，快意人生。有些时候，机遇找了上来，画外音地成全了他们，另一些时候，他们舍命搏杀，历史却默不作声地绕开了。多少人参得透玄机？”相信欣赏过余秋雨的读者，再来读南帆，而且真正读懂了他的追求，就不难发现，南帆和余秋雨的思想和艺术的距离，不是地理的，而是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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