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中，把国家失序类比为疾病，是为了以此来敦促统治者追求更为理性的政策。“尽管造化所限，一切终归消亡，”霍布斯写道：
但是，如果人们运用他们自诩拥有的理性，那么他们的共同体将会获救，至少，不会亡于内部的疾病……因而，当共同体不是因外部暴力、而是因内部混乱而走向解体时，其责不在臣民，他们不过是些原材料而已；而在君王，原材料的塑造者。
霍布斯的观点决无宿命色彩。统治者有责任、亦有能力（通过运用理性）去控制混乱。对霍布斯来说，谋杀（“外部暴力”）是一个社会或机构消亡的惟一“自然”方式。而因内部混乱——类比为疾病——而归于消亡，则是自杀，而这大可避免：它是意志导致的一个行为，或更确切地说，是意志的失败（这就是说，理性的失败）导致的一个行为。
疾病隐喻被运用到政治哲学里，是为了以强化的效果来呼吁人们作出理性反应。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看重医学智慧的这么一个方面，即当某种恶疾尚处于相对容易控制的阶段时，及早根治甚为关键。疾病隐喻也可以被用来敦促统治者去获得另一种先见之明。一七〇八年，沙夫茨伯里勋爵写道：
必须让人类的某些体液有发泄的机会。就其自然本性来说，人的思想与身体全都屈从于骚动……正如血液中存在着一些奇特的酵素，在众多的身体里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发泄……倘若医生们费尽心机地去平息身体的骚动，去阻断这些已经处于此种喷发状态的体液，那他们就不是在提供治疗，而可能是在不遗余力地引发一场瘟疫，把春天的疟疾或秋天的暴饮暴食恶化成了一种恶性的流行性热病。他们无异于政体中那些非要千方百计地干预心理喷涌的庸医们，这些庸医在疗治迷信瘙痒症和拯救灵魂于狂热传染症的堂皇托词下，使得整个自然都陷入骚乱中，硬是把青春期冒出来的那么几处红斑，恶化成了狂热炎症和道德坏疽。
沙夫茨伯里的观点是，容忍一定量的非理性（“迷信”、“狂热”），是理性的，而严厉的压制措施却可能使混乱恶化，而不是使其得到整治，实际上把本来不过令人厌恶的东西恶化成了一场灾难。对政体不应该过度施以药石；不应该为每一种混乱都寻找到一剂药。
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所有这些基于某种医学类比的思想，全都关乎这一问题，即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社会被设想为大体上是健康的；疾病（混乱）大体上总是能被控制的。
在现代，政治修辞中对疾病意象的运用，包含着另外一些假定，这些假定可就不那么温和了。现代有关革命的思想削弱了疾病隐喻的那种古老的、充满乐观色彩的用法，因为它基于以下这么一种判断，即现存的政治境况处于始终如一的严峻状态。约翰·亚当斯在一七七二年十二月的日记中写道：
我眼前的前景……非常黯淡。我的国家深陷于不幸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之所寄……整个民族因争斗似乎已耗尽了元气，而中饱私囊、奴颜婢膝和卖淫嫖娼像癌症一样侵蚀和扩散。
从此，政治事件大多开始被定义为史无前例的，激进的；到后来，则无论是民众骚乱，还是战争，事实上全都逐渐被看成了革命。正如人们可能料想到的，现代意义上的疾病隐喻并不是伴随美国革命而进入其全盛阶段的，而是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在保守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作出的反应中。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七九〇）中，爱德蒙·伯克把法国大革命与早些时候的战争以及民众骚动作了一番对比，认为法国大革命具有一个全新的特征。在此之前，不管发生怎样的灾祸，“国家的……机构，不论怎样被毁坏，却依然存在”。但是，他对法国人说，“你们目前的混乱，像中风一样，毁掉了生命本身的源泉。”
正如古典的城邦理论紧步四体液说的后尘一样，现代政治思想也为现代有关疾病的观念所补充。疾病等于死亡。伯克援引了中风（以及“一种腐蚀记忆的恶性溃疡”）。重点很快转移到了那些令人厌恶的或具有致命性的疾病上。此类疾病不能控制，或不能治疗；它们只能被攻击。在雨果以法国大革命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九三年》（一八七四）中，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郭文为革命开脱责任，尽管革命造成了流血，这当中也包括自己行将面临的处决：
因为这是一场风暴。风暴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文明处在瘟疫的魔爪中；而革命的暴风受命前来拯救。也许，它别无选择。试问，它还能采取别的方式吗？它被委以扫荡疾病的重任！面对这场可怕的传染，我理解了革命风暴何以如此猛烈。
这并非最后一次，革命暴力的正当性被置于这一基础上，即社会患上了某种恶性的、可怕的疾病。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产主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大林主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31]对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采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政治事件或一种政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
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刺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32]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的专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肌体上］的癌瘤；去年［一九七七年，即“四人帮”垮台的次年——译者］，在中国，“四人帮”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33]。约翰·迪安在向尼克松说明水门事件的原委时说道：“我们内部潜伏着一个瘤子——位于总统直属机构附近的某个地方，它正在长大。”阿拉伯人的论辩文章里惯用的那个隐喻——在过去二十年里，每一天，以色列人都可以通过电台听到——是把以色列说成是“位于阿拉伯世界的心脏部位的一颗瘤子”或“中东的瘤子”，而当一九七六年八月黎巴嫩的基督教极右势力围攻塔尔扎塔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时，一位官员却把该难民营说成是“黎巴嫩躯体上的一颗瘤子”。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因此，尼尔·阿奇森在一九六九年写道，斯兰斯基事件“曾是——现在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民族的躯体上一颗硕大的瘤子”；西蒙·雷斯在《中国皮影》中，谈到“毛主义的癌瘤，它正在一点点侵蚀中国的面容”；D·H·劳伦斯把自渎称作“我们文明中隐藏得最深、也最危险的癌瘤”；在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最感绝望的时刻，我也曾写下这样的句子：“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
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比较一下癌症隐喻和坏疽隐喻，将不无启发。坏疽具有与癌症相同的一些隐喻属性——如它是无中生有的，它扩散，它令人厌恶，等等——它似乎可以负载在被辩论家挑中的任何事情上。的确，它曾经被用在了一场重大的道德论战中，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爆发的那场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论战；那本旨在揭露这种酷刑的著名的著作，书名就叫《坏疽》。不过，在癌症隐喻与坏疽隐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首先，对坏疽来说，病因是清楚的。它是外来的（坏疽可由外部擦伤恶化所致）；而癌症被认为是神秘的，是一种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既可以是内部的病因，又可以是外部的病因。其次，坏疽并不是那种遍及全身的病灾；它经常导致截肢，却不经常导致死亡；而就绝大部分癌症病例而言，癌症被认为导致死亡。是癌症一直保持着最偏激的疾病隐喻的地位，而不是坏疽，也不是瘟疫（尽管像阿尔托、赖希、加缪这些彼此非常不同的作家做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尝试，想把瘟疫当作最阴森、最具灾难性的事物的隐喻）。正因为癌症隐喻如此偏激，它才尤其带有偏见——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惟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只要如此之多的带有军事色彩的夸张之辞仍附加在癌症的描述和治疗上，那用它来隐喻“热爱和平”，就尤其不合适了。
当然，有可能，在今后的时间里，有关癌症的那种话语会发生变化。当癌症最终被弄清，当治愈率大幅升高，癌症隐喻就必定发生重大改变。随着新的治疗方法的进展，它已经在改变。随着癌症治疗中化学疗法越来越取代放射疗法，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一种效用已获证实的补充疗法）似乎有可能在免疫疗法中找到。在某些医学圈子里，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这些圈子里的医生们致力于强化身体对癌症的免疫力。随着治疗语言由侵略战争的军事隐喻变成描述身体“自然防卫”的隐喻（称作“免疫防卫系统”，或完全抛开军事隐喻色彩，称作身体的“免疫能力”），癌症将部分地非神秘化；至此，才可能把别的事物比作癌症，而其意不再是提供某种具有宿命色彩的诊断，也不再是呼吁人们采取一切措施打击某个致命的、阴险的敌人。到那时，把癌症当作隐喻来用，在道德上也许才行得通，而不像现在这样。
不过，到那时，也许再也没有人想把可怕之物比作癌症，因为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我宁可这样预言：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
注释
[1]桑塔格此文的目的是揭示有关结核病和癌症的那些流行的隐喻性描绘，但对那些不怎么熟悉医学的读者来说，若能提供有关这两种疾病的纯科学性或纯描述性的定义，与其形成对照，那更能体现隐喻性描绘与非隐喻性描述之间的差别。为此，兹引《辞海》（一九七九年版）对“肺结核”和“癌症”的医学的或者非隐喻性的定义如下：
“结核病，俗称‘痨病’。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多由呼吸道感染，偶见消化道感染。病理特征为结核形成和干酪样病变。肺结核最为常见，其他组织或器官，如淋巴结、胸膜、腹膜、脑膜、心包膜、肠、骨、关节、泌尿生殖器官、皮肤等都可患本病。早期无明显症状，病情进展时，除全身症状如疲乏、食欲不振、清瘦、潮热等外，还有病变器官的局部症状。极少数经淋巴、血行播散而发生粟粒性结核病，有高热及毒血症等症状。采用抗结核药（异烟肼、链霉素、对氨水杨酸、利福平、乙胺丁醇等）和必要的手术治疗有效。预防采取卡介苗接种、早期发现（包括家畜检疫）、早期治疗和隔离消毒等措施。”
癌症（《辞海》相应条目作“癌瘤”），“简称‘癌’。由上皮细胞所形成的恶性肿瘤，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绝大多数。常见的有鳞状细胞癌、腺癌、未分化癌、基底细胞癌等。多发生于胃肠道、肝、肺、子宫颈、乳腺、鼻咽、皮肤等处。转移途径多数通过淋巴管，少数则经血流。转移部位：一般先至局部淋巴结，晚期可转移到远处器官，如肺、肝、骨、脑等。根据癌瘤的性质、部位和有无转移，采用各种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放射、药物等。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极为重要。”——译者
[2]由于此文和后面那篇文章分别写于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九年，所以作者在文中说到“上个世纪”时，指的是十九世纪，为避免误解，凡出现“上个世纪”，译者一律改为“十九世纪”，凡出现“这个世纪”，一律改为“二十世纪”，凡出现“这个国家”，一律改为“美国”。——译者
[3]戈德弗洛瓦《古法语辞典》引贝尔纳·德·戈登《实验》（一四九五）中的一句话：“痨者，乃使全身销蚀之肺部溃疡也。”
[4]《标准法语辞典》也给出了相同的词源。“La tubercule”在十六世纪由安布洛瓦兹·帕尔从拉丁语tūberculum引入法语，意思是“petite bosse”（小肿块）。在狄德罗《百科全书》中，结核病词条（一七六五）套用了英国医生理查德·莫顿在《痨病学》（一六八九）给结核病下的定义：“身体表面出现的小肿块。”在法语中，身体表面所有的小肿块都一度被称为“tubercules”；只有在柯赫发现了结核杆菌之后，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才受到限制，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结核病。
[5]原文是“a disease of growth”，又可译作“肿瘤病”或“肿瘤性的疾病”（“growth”除了常见的“增长”、“生长”等词义外，在医学上还指“肿瘤”或“赘生物”。此外，癌瘤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增长）。但作者在这里显然更强调癌症的表现形态，那种与结核病的间歇性特征形成对比的不断增长的形态，因此才会有后面的“反常”、“连续而平稳”一说；此外，在后面的章节里，作者还把癌症与强调“不断增长”的现代工业经济联系起来，使人意识到两种平行的“增长”神话，前者被认为是正常的增长（经济），后者被认为是反常的增长（肿瘤），但同时又认为前者的增长导致了后者的增长。——译者
[6]韦克利夫的英译原文为“The word of hem crepith as a Kankir”。不过，最权威的英文版《圣经》（詹姆斯王版）在译法上稍有不同，为“Their word will eat as doth a canker”（他们的话将像癌瘤一样侵蚀）。在《圣经》的两个主要中译本（和合本和普通话本）中，这句话被分别译作“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和“这些人的教导就像坏疽一样四处扩散”。从医学而非隐喻的角度说，“毒疮”、“坏疽”和“癌瘤”并非同一种东西。——译者
[7]如《牛津英语辞典》收录的关于“癌瘤”（canker）的一种早期修辞性用法：“懒散，这种致命的、极富传染性的癌瘤。”——T·帕尔弗雷曼写于一五六四年。谈到“癌症”（cancer，大约在一七〇〇年前后，这个词取代了原先的canker）时，埃德蒙·肯于一七一一年写道：“懒惰，这是一种癌症，它吞食了时间王子本来为崇高事物而耕种的东西。”
[8]将近一个世纪后，约翰·米德尔顿·默雷在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死后发表的《日记》所写的“编者的话”中，使用了相似的语言来描绘曼斯菲尔德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将来也不会再看见，像她这样美丽的人在最后日子里的情形；似乎她一直拥有的那种精致的完美此刻完全笼罩了她。用她自己的话说，最后一点‘沉渣’，凡世生活的最后的‘痕迹’，彻底离她而去。她失去了生命，却拯救了它。”
[9]白血病，俗名“血癌”，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增生性病变，特点为白细胞异常增生并浸润全身各组织。常见症状有贫血，出血，发热，晕眩，虚弱，肝、脾和淋巴结肿大等。该病一般并不伴有可见的身体变形，而是活力的减弱。由于当代欧美文化通常并不把“柔弱”作为女性理想美的因素之一，因而《爱情故事》可能是碰巧选择了白血病，作为女主人公的致命性疾病。这与十九世纪欧美文学中常常把结核病当作故事主人公的致命性疾病一样。然而，不管怎样，结核病在十九世纪的确是一种常见的流行病，而白血病却并非一种常见病。但东亚国家却把白血病（部分因为结核病已成为一种可被治愈的疾病，因此不再具有致命性）当作文学艺术中的一种高发的常见病，仿佛年轻的女主人公若要患上一种致命性的疾病的话，那一定是白血病，这几乎成了一种套路，如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和韩国电视连续剧《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等中的女主人公。这与东亚国家看待女性理想美的传统方式有关，即把“柔弱”作为理想女性美的一个方面，而白血病恰恰能提高这种柔美的意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女子，因而白血病并没有和“美”的意象重叠在一起，因而给人的感觉是痛苦的，而《血疑》和《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中的女主人公却都是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子——美丽而柔弱，这是一种东方传统的理想女性美，尽管导致柔弱的因素是一种疾病，但一旦与美结合在一起，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病，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痛苦，还不如说是感伤。女主人公的美净化了白血病，而仅以柔弱为症状（指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症状）的白血病则净化了女主人公的灵魂，使其更为超凡脱俗。——译者
[10]龚古尔兄弟在他们的小说《格维塞夫人》（一八六九）中，把结核病称作“人类的高尚的、高贵的部位的病”，与它形成对比的是“身体的粗野的、卑贱的器官的病，它们只会阻碍和污染患者的心灵……”。在托马斯·曼的早期小说《瞿斯坦》中，那位年轻的妻子患有气管结核病：“……是气管，而不是肺部，感谢上帝！如果是肺部的话，那么，很难说这位新病人是否还能够像现在这么纯洁、优雅，那么超凡脱俗，此刻，她靠在一张朴素的绘有白漆图案的扶手椅里，旁边站着她笨拙的丈夫，她倾听着谈话。”
[11]如乔治·埃思里奇爵士的剧本《雅士》（一六七六）第二幕第二场：“当爱情发展成病态，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是赶紧了断它；我不能忍受缠绵而又磨人的热情的折磨。”
[12]这段文字接下去是：“……由于在患病期间，欲望增加，由于睾丸中精液的象征性的反复损耗带来的犯罪感变得越来越强烈……由于它使肺部疾病给眼睛和脸颊带去了色泽，真是诱人的毒药！”
[13]哥尔德斯密斯曾学过医，并一度行医，对结核病，他还抱有其他一些成见。在《论教育》（一七五九）一文中，哥尔德斯密斯写道，少放盐和糖的清淡而又合乎时令的饮食能“纠正那些常见于父母是城里人的孩子们的容易引发痨病的习惯”。结核病在这里被看作一种必须被克服的习惯、癖好（如果不说是喜好的话）和弱点，而城里人被认为更容易染上它。
[14]痛风病，是一种嘌呤代谢障碍引起的疾病，病人的血液和尿液中尿酸盐的浓度升高，在指（趾）等关节旁、耳轮、肾脏等处有尿酸盐结晶聚积或结石形成，常造成骨关节炎、关节畸形和肾脏损害，甚至引起肾功能衰竭。由于肉、蛋类食物中富含嘌呤，而过多的嘌呤又是引起痛风病的因素，因此，在十九世纪贵族色彩的文学想象中，使人形销骨立的结核病成了一种具有优雅贵族色彩的疾病（而哥尔德斯密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对结核病的诱因的解释却与此不同，他倾向于认为结核病与非清淡类饮食有关，是一种城里病），而痛风病则经常被认为是“吃得太多”的粗俗的资产阶级易患的疾病之一，这正如文学想象中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常见病——中风。这里仅举一例：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图瓦》中的主人公“图瓦老爹”就是一个后来突患中风的小店主，莫泊桑先是把他描绘成一个饕餮之徒，一个“臃肿、肥胖、红润、气急”的大胖子：“有这么一些异乎寻常的大胖子，死神在他们身上仿佛是在寻开心，它利用诡计、恶作剧和滑稽性的阴谋，使它的慢性的工作具有极强烈的戏剧性质。图瓦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大胖子。这个混蛋的死神在别人身上是在白发、瘦削、皱纹之中，是在令人打着寒噤说‘好家伙，他变得多厉害！’的那种不断增长的衰弱之中显示出自己的威力；可对图瓦就不一样了，它好像从把他养得又肥又胖中间得到快乐，把他变成了一个怪物奇人，给他抹上蓝的红的色彩，吹气球似的吹他，给他一种超人的健康的表象。”他的老婆却看出这是一个假象。莫泊桑写道：“果然出事了，图瓦中风，瘫痪了。”到他病情稍微好转时，“一想到红焖鸡块，图瓦的脸上泛起光彩”。莫泊桑那个时代，正是“消瘦、苍白”流行的时候，而且这被看作是一种贵族气质，尽管这同时又是贵族开始没落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被剥夺了政治特权又丧失了经济优势的贵族阶层急欲以自己所剩的惟一的优势——文化修养、高雅趣味、高贵礼仪，等等——来争夺资产阶级所忽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领导权，以此来贬低资产阶级的物质性优势，这样，越少显示物质性的东西，似乎就越能显示精神性，追求一种高度的贫瘠（消瘦、苍白），与资产阶级的富裕形成对比。哥尔德斯密斯时代的伦敦时髦世界（所谓时髦世界，就是贵族上流社会）显然是一个贬低痛风病和中风而抬举结核病的世界，它使结核病成了一种精神资本。——译者
[15]众多的史家在研究西方现代的“manhood”（男子气质）和“womanhood”（女人气质）意识的起源时，往往把时间追溯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认为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对“manhood”和“womanhood”的意识形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时期。例如艾伦·摩尔斯在《纨绔子：从布鲁梅尔到比尔波姆》（Ellen Mores，The Dandy: Brummell to Beerboh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一九六〇年）一书中，分析了“绅士形象”的形成，所谓“绅士”，在英国的摄政时代，是指一类冷淡的、高雅的、无所事事的人，具有植物性的静态特征，与当时具有动物性特征（野心勃勃、冲劲十足、到处奔波）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对比，是对后者的贬抑。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英帝国越来越倚重工业家、商人和殖民者，“绅士形象”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更强调力度，而不是美感，或者说，开始把力度视为一种美，例如《简·爱》中简·爱评价罗切斯特的那句话：“你的严厉中有一种美。”——译者
[16]二十世纪的一些文学史家的研究，似乎重复了十九世纪关于诗歌与小说的一种流行的陈见，即诗歌是贵族的，而小说则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如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但在摄政时代（十九世纪前三十年）的英国，即浪漫派诗歌和时髦小说兴盛的时期，却存在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比：诗人们（指浪漫派）离开了城市，隐居到北部湖区，过着一种“自然”的生活，而留在城市里的“纨绔子弟”（dandies）则不仅创作时髦小说，还创造了后来被称为“英国绅士”的那种贵族气质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反自然”的东西，强调人工性，把“自然”视为粗野之物。有意思的是，湖畔派诗人圈子主要是贵族出身的人，而伦敦俱乐部里的纨绔子弟则不仅有贵族，还有并非贵族出身的“高雅人物”。“高雅”是出入这些圈子的惟一通行证，因而连摄政王本人在这些圈子里也只能以服装设计师布鲁梅尔的一个崇拜者的身份出现。——译者
[17]以上这行文字（“‘为何这么说？’他的一位朋友于一八一〇年十月间到雅典拜访他时，问道。”），桑塔格女士在本书翻译时来信临时作了校正，因而与一九九〇年英文版有别。原先的表述（见原书第三十一页第十七行到第十九行）如下：“他的同为结核病患者的朋友汤姆·摩尔于一八二八年二月间来帕特拉斯拜访他时，问他为何这么说。”桑塔格女士写作此文时大病初愈，难免出现零星的记忆错误。拜伦于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就已病死于希腊军中。——译者
[18]“四体液说”为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创，他根据人的各种体液的多寡将人格分为四种：第一，胆汁质，有过多胆汁的人性急而易怒；第二，多血质，有过多血汁的人愉快而乐观；第三，粘液质，有过多粘液的人生性迟缓，缺乏感情；第四，忧郁症质，有过多黑胆汁的人生性消极，意气消沉。但古希腊的艺术家并不以忧郁为特征，把忧郁和艺术家挂上钩的是浪漫主义，认为黑胆汁过多的人，由于其忧郁的倾向，天生容易成为艺术家，而艺术家也天生是忧郁的。“四体液说”在现代产生了一些变体，如卡尔·荣格把人分为“内向型”（遇事退缩，对于批评异常敏感，情感表现含蓄）、“外向型”（反应迟钝，情感表现积极主动，对个人失败漠不关心）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双向型”；如德国的克勒契玛依据男子体型将男子从性格上分为“瘦身型”、“斗士型”及“肥胖型”，认为瘦身型和斗士型的男子多具有分裂性气质，孤独，自闭，不爱社交，不现实，而肥胖型的男子则具有循环性气质，亲切，现实，乐于社交和助人，爱好享受；再如美国的谢尔顿和斯蒂芬斯依据克勒契玛的三分法将人分类为“内脏性气质”（追求内脏之安适，故其人好吃，性情愉悦，善于解闷）、“身体性气质”（好动，好斗，故其人热心于比赛，多从事精力充沛的活动，有攻击性）和“大脑性气质”（善于用脑，故其人慎虑、自制，敏于思考）。当代关于基因的研究似乎以科学的方式部分证明了这种以前同样以科学的名义排斥掉的唯心主义假说，例如认为忧郁症与基因的某种特别的构成有关。——译者
[19]“具有一种奇特的讽刺意味的是，”斯蒂文森写道，“当我们患病时，我们被送去的那些地方，景色总是特别优美……我斗胆说，当患者接到放逐判决时，他并不感到特别难受，并不把生病这回事当作生命中最不走运的事件。”不过，正如斯蒂文森接下来所描绘的那样，对这种被迫放逐的体验，并不那么愉快。结核病人难以享受他的好运：“对他来说，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魅力。”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道：“我半生时光似乎都花在去各式各样的陌生旅馆的路上……旅馆陌生的房门关住了我这个陌生客，我随后钻进被单。我等待着角落里的阴影向外蔓延，慢慢地织成一张网，罩住四周墙壁上丑陋不堪的墙纸……我隔壁房间里的那个男房客患着和我一样的病。当我半夜醒来时，我听到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随后，他咳嗽了。他停下来后，我却咳开了。他又咳了起来。就这样交替反复了好长时间。我感到我们俩就像是两只公鸡，在天还没破晓时，就在两个相隔遥远、为夜色所隐没的农场里一唱一和地打起鸣来。”
[20]以上数行文字（从“疾病会受到意志的挑战”到“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桑塔格女士临时改动后的表述，因而与一九九〇年英文版大有区别。原先的表述（见原书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五行到第四十四页第四行）如下：“疾病乃意志之产物。‘意志显示自身为有机体，’叔本华写道，‘而一旦患上病，就说明意志本身出了问题。’要从疾病中康复，就得依靠意志，意志‘为了收复［病态意志的］反叛势力而获得了专横的力量’。比叔本华早一代，有一位名叫比夏的伟大的医生，他曾采用过类似的意象，把健康比作‘诸器官的平静状态’，而疾病则是‘诸器官的反叛’。疾病是通过身体表达出来的意志……”——译者
[21]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被诊断患了结核病后，在日记中写道：“你肺部里的感染不过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情感“伤口”的象征，“这个伤口感染了那种被称作F［Felice，即卡夫卡的女友菲丽丝——译者］的炎症。”在致马克斯·勃洛德的信中，他写道：“疾病在为我说话，因为我请求它这么做。”在致菲丽丝的信中，他说：“私下里，我不相信我所患的病是结核病，至少一开始不是结核病，毋宁说它是我的整体崩溃的一个症候。”
[22]约翰·米德尔顿·默雷写道，曼斯菲尔德“渐渐认定她身体的健康取决于她的精神状态。打那以后，她一门心思地寻找某种‘治疗灵魂’的方法；真令人遗憾，她最终打定主意，决定放弃真正的治疗，倒好像她身体上的重病不过是次要的，甚至，只要可能，就当它不存在”。
[23]最近一篇报载文章（《你的人格会致你于死地吗？》）归纳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卡罗琳·贝德尔·托马斯医生主持的一项研究的主要内容：“简而言之，癌症患者是些低速挡的人，很少受情感爆发之害。自孩提时代起，他们与父母就有一种疏离感。”东宾夕法尼亚精神分析学院的克劳斯医生和马约里·巴恩森医生“描绘了一种否认自己有敌意感和压抑感、否认自己有对孩提时代的情感缺失的记忆、否认在与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问题上有困难的人格类型”。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一位名叫O·卡尔·西蒙顿的放射学家对癌症患者兼用放射疗法和心理疗法，他把癌症人格描绘成具有“强烈自怜倾向而其建立和保持有意义关系的能力却显然残缺不全”的人。纽约的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专家劳伦斯·勒山在他一九七七年发表的著作（《为生活而斗争：癌症起因的情感因素》）中认为“在大多数癌症患者中，普遍存在着一类人格构成”，以及一种为癌症患者所共有的在癌症恶化前就已确立的世界观。他把“癌症患者的基本情感模式”划分为三种：“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其标志是疏离感”；成人期，其标志是“有意义的关系”的缺失；最后是“认定生活毫无意义”。勒山写道：“癌症患者几乎无一例外地瞧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能力和潜力。”癌症患者“没有情感和自我”。
[24]赫伯特·斯诺《癌症临床笔记》（一八八三）一书中记录的那些简明的个案史中，有许多都记载了这句话：“总是麻烦不断，工作繁重。”斯诺是伦敦的肿瘤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他看到的大部分患者都很贫穷。以下观察结果颇为典型：“在一百四十例乳腺癌患者中，有一百零三例提到自己早年曾患心理毛病，工作繁重，或从事一些有损身心的职业。在一百八十七例子宫癌患者中，九十一例有类似经历。”对那些生活舒适的癌症患者，医生们的观察结果显然不同。曾为大仲马治疗癌症的医生G·冯·斯密特在一八七一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癌症的书，他在书中列出了癌症的“主要病因”，即“长久的伏案研究工作或者案头职业，公共生活的动荡和焦虑、患得患失的野心、动辄发怒以及过度的悲伤”等。引自医学博士萨缪尔·J·柯瓦尔的论文《作为癌症病因的情感：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贡献》，载《精神分析评论》，第四十二辑第三卷（一九五五年七月）。
[25]见奥古斯特·弗林特与威廉·H·韦尔希合著的《医学的原则与实践》（一八八一，第五版），上引文字，转引自热勒·杜波斯与让娜·杜波斯合著的《白瘟疫》（一九五二）。
[26]这种观点的一个早期的、在今天已处于守势的表述，见于萨缪尔·巴特勒的《艾瑞璜》（一八七二）。巴特勒指出犯罪是一种疾病，像结核病一样，既可得之于遗传，又可因不健全的环境所致，他以这种方式指出谴责病人是荒唐的。在艾瑞璜这个地方，那些犯谋杀、偷盗罪行的人被作为疾病患者一样同情地对待，而患结核病却被当作犯罪予以惩罚。
[27]“丢了”和“来了”，原文分别为“spending”和“coming”，是对性高潮到来的那一瞬间的俚俗说法。就性别而言，前者更侧重男性的性高潮体验，所以有“耗费”之意，仿佛是一种能量支出。这里透露出一种对能量耗费的焦虑，如中国武侠小说中常常谈到的那样，而若能修炼“童子功”，保全“真阳”、“元气”，则被认为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女性的性高潮体验被发现和被认可的时间要晚得多，以前女性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消极的接受者。“来了”这个后来产生的俚语既可用于男性的性高潮体验，又可用于女性。考虑到这两个词是俚语用法，姑且译为“丢了”和“来了”。“丢了”是中国明清色情小说（如《肉蒲团》）中的习用语，《肉蒲团》第三回甚至还有一大段有关“丢”的定义，不过，在《肉蒲团》中，“丢”既可用于男性，又可用于女性。——译者
[28]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不仅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标，而且更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来维持和刺激再生产。大众传媒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想象力形式，使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曾把发达资本主义的需求区分为“真实需求”（或基本需求）和“虚假需求”（或剩余需求）两种，所谓“创造新的需求”，即创造“虚假需求”或“剩余需求”。桑塔格的这些类似的术语，想必受了马尔库塞的著作的影响。——译者
[29]含氮芥气类的药物（所谓烷基物）——如环磷酵胺——是第一代癌症药物，先是用于白血病（此病以发育不全的白细胞的大量繁殖为特征），后又用于其他种类的癌症。这些药物被用于癌症，是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一次漫不经心的化学战实验的启发，那时，一艘装载着氮芥气的美国船只在那不勒斯港被炸毁，船上大多数船员不是死于烧伤或大量吸入海水，而是死于白细胞数和血小板数的过于偏低（这就是说死于骨髓中毒）。
化学疗法与武器似乎如影相随，恰如一个幻影。现代化学疗法的首次成功运用，是针对梅毒：一九一〇年，保罗·埃尔利希把砷诱导剂（砷丸纳明）引入梅毒治疗，而这种药物被称为“魔弹”。
[30]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使我注意到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清除贫民区运动和“标准住房”运动中结核病所具有的意义以及结核病的假想的或真正的威胁，贫民窟的住房被认为“滋生”结核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有关城市规划与住宅计划的修辞里，发生了一个转换，结核病为癌症所取代。“破败”（贫民窟实质上的同义词）被看作是一种悄悄扩散的癌症，而当有色种族和穷人搬进了中产阶级的居住区时，“入侵”这个用来描绘这种迁入现象的词，既是借自癌症的一个隐喻，又是借自军事的一个隐喻：两种话语重合在了一起。
[31]参照艾萨克·多伊彻所著的《被逐的预言家：托洛茨基，一九二九—一九四〇》（一九六三），其中写道：“‘有些措施，’托洛茨基［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致［菲利普·］拉夫的信中说，‘对反击错误理论的斗争来说是必需的，另有一些措施对反击霍乱流行是必需的。与其说斯大林接近于一种错误理论，还不如说接近于一场霍乱。对他的斗争必须是严厉的、残酷的、无情的。狂热主义的方式是……有益的。’”再有：“托洛茨基谈及‘斯大林主义梅毒’或那种‘必须用烧红的烙铁从劳工运动中烙去的癌瘤’……”
值得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的《癌症病房》竟没有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用在斯大林主义上，或别的什么东西上。索尔仁尼琴希望该小说能在苏联获得发表，并没有拿它来含沙射影，一九六七年他向作协委员会陈辞道，该小说的标题并非如某些人指控的那样，是“某种象征”，此外，“主题显而易见确实是有关癌症的”。
[32]“［犹太人的］权力是一种金钱的权力，它以利息的形式，在犹太人手里不费力地、不断地增值，并强行给各民族套上了极其危险的羁轭……每一种使别人朝更高目标努力的事情，不论是宗教、社会主义，或是民主，对他来说不过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以此来满足对金钱和统治的欲望。他的行为在各民族中带来了一种恶性的结核病……”纳粹意识形态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一位先驱者，即尤利乌斯·朗贝恩，曾把犹太人称作“不过是虫害、霍乱罢了”。不过，在希特勒的结核病意象中，已经存在着某种能轻易地转化为癌症意象的东西，即他所说的“不费力地、不断地增值”。
[33]原文为“The Cancer of China”。不知桑塔格女士是从何处获得一九七七年中国的政治修辞学隐喻的，但一九七七年的中国习惯于使用“毒瘤”这个更可怕的隐喻。至于限定词或形容词“毒”到底是在描绘癌瘤的程度（这时应该用“恶性肿瘤”这个医学术语），还是就其传染性而言（与结核病不同，癌症并不传染），在医学上并不十分准确。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的词。大概是借用了癌细胞在肌体中的扩散造成健康肌体的毁坏来隐喻“四人帮”对社会肌体的危害，因此“毒”更多的是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疾病与政治在“毒瘤”这个复合词里融合在一起，并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常用的隐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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