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与现状
甘肃民族地区位于西北大江大河的上游和源头，是西北森林、草原、冰川的主要分布地带。这一特点决定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西北和全国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安全。所以，甘肃民族地区不仅仅是江河之源，同时还是“生态之源”。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是黄河上游源区的主要流经地。黄河的重要支流洮河、大夏河均发源于此。仅玛曲县就有尕鲁曲、尕藏曲、当莫曲等黄河一级支流27条，较小的二、三级支流则多达300余条。该地补充的黄河水量高达45％，所以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甘南还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嘉陵江源头之一白龙江的发源地，所以当地生态环境的好坏又事关长江安危。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黄土高原西部。黄河由此二度进入甘肃。洮河、大夏河、湟水等黄河支流皆在此与干流汇合，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源区和水量补给区。当地水土植被状况直接关系着黄河水量与含沙量的大小。甘肃河西从乌鞘岭以西沿祁连山分布着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上述四县东西长达1000余公里，背靠青藏高原北缘祁连山，蕴藏的冰川总面积1972．5平方公里，储水量811亿立方米，是一座天然的固体水库。冰川积雪与山间的水源涵养林是黄河支流大通河、庄浪河及河西三大内陆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生命之源。尤其是三大内陆河蜿蜒于河西走廊干旱区的戈壁、沙漠之中，孕育了片片绿洲及万物生灵，阻隔了戈壁、沙漠的扩展，其生态、经济、社会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甘肃民族地方又是森林、草原的主要分布地带。森林区草原的功能在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据肃南县境内寺大隆林场观察，在苔藓云杉林下，土壤渗水速度是每分钟苔藓层81毫米一695毫米，枯枝落叶层15毫米～22毫米、表土层8毫米～12毫米，它们都比同时期林内降雨强度每分钟3毫米大，所以不会产生径流，也就不可能发生水土流失。森林还是生成降雨环境的主要条件。有专家研究得出森林覆盖指数每增加1％，年降雨量可增加16毫米，每次降雨过程有林地比无林地增加降雨量30％～40％。所以，从本质上讲保护甘肃民族地区森林草原，就是保护甘肃和西北珍贵的水资源，保护甘肃的生态环境。甘南州是甘肃省森林分布最广的地区。林业用地面积为1195万亩，占全州面积的18．5％，森林覆盖率为14．6％，森林活立木蓄积量8800万立方米，占全省总蓄积量的45％，人均占有169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平的16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祁连山是甘肃第二大林区，林区林业用地面积47．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4．4％，森林蓄积为1269．25万立方米。临夏太子山、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的陇山，也是森林的主要分布区。
甘肃民族地区拥有广阔的草原。甘南藏族自治州有草地面积3758万亩，占全州地域面积的55．67％。祁连山区草原面积辽阔，肃南县草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0％。肃北县在祁连山区有草场14000多亩。阿克塞有草场9000多平方公里。辽阔的草原不但维护着当地生态环境，还为各族人民提供了基本生产资料，是西部地区发展畜牧业的重要基地。甘南藏区在青藏高原漫长的环境变迁中形成了广阔的森林和草原植被。当地的林区与四川西北林区连成一片，是长江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我国最大的林区之一。祁连山在古代约有9000万亩天然森林。古代少数民族月氏、乌孙、匈奴、卢水胡、氐、鲜卑、回鹘和现代少数民族藏、裕固、蒙古、哈萨克等生活于此。特别是受益于祁连山发源的内陆河水的灌溉滋润，使河西走廊成为甘肃和西北的膏腴之地。
二、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其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甘肃民族地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主要表现是：（1）临夏州生态环境恶化突出地表现在明清之际。清朝初年河州林木减少，但仍能看到不少地方森林原貌。清代以后森林破坏速度加快，并引发水土流失、河水泛滥等生态问题。康熙46年编篡的《河州志》记“大夏河最暴，桥梁冲没无常”。这与明人记载的大夏河流量变化小，河床稳定己是大相径庭。道光、咸丰年间，大河家一带己发生燃料、木材的匮乏。民国时期，临夏境内东北部仅在险峻、交通不便、深山断崖和寺庙、村庄附近保留一些斑块状残败次生林。虽然西南积石山、太子山中的高山上仍是林区，但是黄河、洮河谷地、附近低山、大夏河下游谷地、塬台已不见自然林。（2）甘南州对林木需求增大与黄教兴起后提倡各地兴建寺院建筑用料增大有关。清朝同治、光绪年问社会动荡，许多流民迁往甘南林区定居，毁林开荒日盛。更有甚者一些木材商人深入林区内，兜揽购伐，订立“林尽归山”的契约，采用“剃光头”的手段，肆意滥伐，致使森林资源急剧衰退。根据20世纪40年代初期推算，每年仅在洮河上游经放伐的木材在4万株以上。目睹此景，当时的报刊发出这样悲叹：“任所欲为，滥施斧法，寸土不留，昔日洮河两岸葱笼之区，今已成童山荒凉之地”。民国期间地方军阀，土匪也从事毁林谋利的勾当。1939年地方军阀鲁大昌与投机商坑瀣一气，在临潭黑松岭板桥湾将茂密的森林砍成光山荒坡。（3）祁连山林区长期以来不断处于人为破坏之中。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向农牧业的转化对森林草地影响极大。秦汉以前，当地为少数民族生息之地，他们基本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西汉武帝征河西建四郡以后，农耕经济迅速扩张并占据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由此而加剧，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据史书记载，清乾嘉年间凉州（武威）黄羊河上游哈溪滩一带番（藏族）汉民“甚相契合，故将护林渐次砍伐开垦”。使沿山林地不断减少。此外，祁连山林区在历史上还多次遭遇战争创伤或被军阀盗卖。清初年羹尧平定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罗部败退至祁连山中与藏部会合抵抗，由于山内外森林茂密，清兵不易进剿，便沿山纵火焚林，致使“部分山区森林一炬焚毁，母树尽燃，多时不能更生”。民国时期西北军阀马步芳属部驻防河西，派兵弁人祁连山从天祝哈溪滩到酒泉林区肆意采伐，仅韩启功100师在1937年一1938年间就在张掖辖区内伐木47万株以上。珍贵的祁连山水源涵养林成为军阀手中一棵棵摇钱树。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甘肃民族地区人口不断增加，人口素质提高缓慢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民族地区历来给人的感觉是地旷人稀，但是认识该问题时需要注意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自然环境对人口承载能力的弱化。建国以来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已给生态环境造成强烈的压力。1964年人口普查时，甘肃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5．5万人，1982年猛增至155．5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185．6万人，1995年抽样调查结果为227．58万人。甘南州人口增长率为25．76‰，自然增长率为17．53‰，居全省第一位。临夏州人口增长率为23．5‰，自然增长率为16．43‰，居全省第二位。临夏州1985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178．6人，超出全省平均人口密度2．97倍，在全国3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居第一位。临夏基本位于北方半干旱区，按照联合国在1997年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国际沙漠化会议，制定的半干旱地区土地对人口的承载极限是每平方公里20人来衡量，临夏面临的人口压力是何等严重。甘肃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制约了民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过分依赖关系。草原过牧、土地过垦、伐木换财等现象比较严重。甘肃夏河、碌曲、玛曲、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7个纯牧业县草场理论载畜能力为547万只羊单位，而现在实际载畜量高达760多万只羊单位，超载量为40％。位于长江、黄河上游源区的甘南州理论载畜能力为620万个羊单位，而实际载畜量为910万个羊单位。超载47％左右。特别是位于“天上黄河第一曲”的玛曲县，20世纪50年代全县各类牲畜为24万头，到1998年发展到70．53万头，超载40多万个羊单位，超载120％，对黄河上游源区生态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同时，临夏州在扩大耕地中，与林草争地、与河争地的现象严重，造成植被被破坏，林草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所以，目前，临夏州已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水土流失区。积石山县和东乡县早在远古时期就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而闻名华夏。而现在由于盲目扩大耕地加上滥砍乱伐，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积石山县水土流失面积为97．8％，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2．贫困和盲目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甘肃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贫困迫使人们不计生态恶化的后果，一味索取自然界的物质，贫困又使人们过快地繁殖人口，增大对自然界的人口压力。生态恶化和人口增长又加剧贫困，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生态恶化，如水土流失、干旱灾害意味着农牧业生产直接依赖的生产资源数量少、量质差，造成土地单位面积产出量低下。甘肃民族地区农牧业生产正面临这样的困境。临夏州境内曾有过较好的地表植被。但由于贫困人口缺乏燃料，只有靠林木及庄稼秸草烧饭取暖。在砍光了树木灌丛后，农户们就只能花费大量的劳动力挖草根、铲草皮来补充燃料。现在农村中一般缺3—6个月的烧柴，东北部干旱地方，五口之家花费在挖树根铲草皮上的劳动日多达180个。国家投资的减少也增加了生态保护的困难。肃南县为缓解草原干旱缺水的问题，国家在60年代年平均投资50万元，70年代增至150万元，80年代再增至250万元，但90年代锐减至20万元。离开国家财政支持，地方财政根本无力承担草原建设的任务，草原退化的趋势就难以遏制。甘南州为解决草畜矛盾，减轻草场超载放牧，需建围栏草场，划区轮牧，建立人畜饮水设施。但苦于经济基础差、地方经济落后，自身是无力完成这样的工程。“八五”期间甘南牧区草原建设投资平均每亩只有2分钱。所以，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方，往往是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地方。
3．由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正确认识，造成决策失误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例如，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过份强调“以粮为纲”，在甘南牧区违背经济和自然规律，提出“开光平滩、牛羊上山”的错误口号，大搞移民垦荒，通过行政手段，层层下达粮食任务，迫使一些以牧为主的乡、村转向以农为主的生产。全州开垦草牧场120多万亩，使许多冬季草场也变成耕地，极大地干扰了生态平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对甘南长江、黄河上游和源头的水源涵养林只重采伐利用而疏于培育保护，使森林资源受到极大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乱砍滥伐森林的不法行为达到惊人程度，使当地森林资源每年以130万立方米的速度递减。消耗量超过净生产量的37．4％。临夏州1958年出现万人进入林区炼钢铁。和政县新营林区的大峡、铁沟，临夏县于刁林区的槐树关、老鸦关等地滥伐次生林炼铁，将附近的乔灌林、山坡河滩的沙棘砍光。“文化大革命”中近山、低山的灌木林被毁后开垦种田；中、高山上的森林也严重受损，乔木林演变成灌木林，林线后移、林相残败。全州仅存的广河县买家巷一带560株“左公柳”也于1975年因拓宽公路被伐。急功近利导致利用资源不择手段。卓尼县洮河上游的水源涵养林以木质优良称著，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地与邻县群众乱砍滥伐，年复一年屡禁不止，毁林达42万多亩，其中有36000亩林区变成荒山，92000多亩幼林被砍光。80年代以来，甘南成为全省用材林基地，采伐规模进一步扩大，使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原来树木葱葱，一派荫郁的卓尼县现在森林覆盖率已不足24％。临夏州的莲花山、和政县罗家集、临夏市榨河滩、太子山等地的自然林、人工林多次遭到非法砍伐。1980年社、队毁林案就有201起，有些队干部带头砍伐集体林木运销外地。全州1979年砍伐林木5万立方米，是年生长量的2．3倍。太子山林区曾发生州内外7个县、集中4千余人、800余辆架子车、2千匹牲畜进山结帮成伙公然抢砍的恶性事件。天祝县境内石羊河支流黄羊河源头双龙沟长17公里的河床上发现金矿，1984年一1987年附近群众4万余人蜂拥而至开矿淘金，致使水源涵养林植被惨遭破坏，河床两岸阶地植被毁灭性破坏面积达73万平方米，其状残不忍睹。类似淘金、采矿对水源涵养区的破坏在祁连山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生。
三、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现实问题
1．森林消失直接威胁江河源头水源涵养质量，并诱发各种生态问题。甘南州自明清开始，砍伐森林已造成大夏河、洮河沿岸童秃。白龙江流域森林也急剧减少。卓尼县大部分林区已沦为疏残林，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50％降至目前的24％，林线后退8—20公里。临夏州现在包括四旁树在内，森林覆盖率只有11．6％，其中处于黄河上游刘家峡库区的永靖县、东乡县仅为3．29％和2．92％；位于洮河流域康乐县覆盖率最高，也只有15．71％。使黄河上游干流和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水源补充越来越少，水土流失越来越多。河西走廊祁连山林区一直处于不断减少之中。建国之际，祁连山林区剩下13．3万公顷，到20世纪80年代又减至11．13万公顷，森林带由海拔1900米退缩到2300米以上，其中灌木林损毁最严重。由此导致内陆河水量减少，河西走廊干旱风沙加重。
2．草原退化导致畜牧业发展困难和植被质量急速下降。草原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森林十分相似。甘南以高寒草甸植被为主的草原是防止黄河、长江上游和源区水土流失的天然屏障，也是上游源区生成补给水源的重要条件，还是当地各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和作用，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优良牧草比例已由1982年的70％下降到1996年的45％，杂毒草由30％上升到55％。植被覆盖率由85％降至75％，特别严重的地方牧草高度由25厘米下降到15厘米。草地中度以上退化面积占草场面积的50％，全州水草滩面积由1982年的120万亩缩小到30万亩，大部分水草滩变成了植被稀疏且草质很次的半干涸。碌曲、玛曲、夏河三个纯牧县退化草场面积有663．71万亩。玛曲县许多沼泽草甸连年干涸，湿地面积由103．42万亩减少到51．04万亩。黄河沿岸已出现沙化草场75万亩，而且每年还以10．8％的速度扩张。受草场退化危害，不能利用或失去利用价值的草场面积17．3万公顷，占全县草场面积的20．8％。河西走廊天祝县松山滩，曾经以产岔口驿马著称，现在草场退化已不能牧马，牧羊的载畜量也降至每20亩一只。肃南县草原退化明显出现了产草量、载畜量、牧草等级和可食牧草比例四个方面的下降。20世纪8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全县可食牧草量与20世纪60年代未相比，祁连山区下降22．7％一20％，在走廊中部下降了56％～77．3％。全县冬春草场载畜量1985年比1968年下降38．1％，近年来则更加严重。与草原退化相联系的是草原鼠害泛滥。因为退化草原牧草疏矮，给鼠类提供了开阔的视线，有利于鼠类防范天敌便于生存繁殖。在甘南草原鼠类严重危害区，每公顷平均有中华鼢鼠22只，破坏生草面积2372平方米；有达乌尔鼠兔109只，洞口824个，破坏生草面积1000平方米。全州发生鼠害总面积46．71万公顷，总危害面积35．12万公顷，占草场总面积的13％。肃南县因鼠害每年损失牧草0．75亿公斤以上，造成秃斑面积超过15万亩，相当于少养15万只羊。这样又形成了草原退化与鼠害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
3．水资源逐渐减少，干旱风沙日趋肆虐。水资源的逐渐减少是甘肃民族地区生态恶化，主要是森林减少、草地退化最直接的后果。这一问题发生在江河源头或上游，影响却是全局的。甘南是甘肃省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是近年来全州有数千眼泉水干涸，大部分的山谷小溪绝流，数百个大小湖泊水位下降，地表径流量锐减。原有的120万亩沼泽湿地缩小到不足30万亩，绝大部分变成了戈壁滩和植被稀疏的半干滩、黑土滩。黄河从玛曲县的欧拉秀玛乡境内返回青海省河南县，水量增加45％左右，可见玛曲县在黄河上游源区的地位。由于生态破坏，近8年来，这一地区的水源补给量已减少了15％左右。成为黄河下游断流的直接原因之一。目前长江上游支流白龙江流量下降了20．6％，黄河支流洮河流量下降14．7％，大夏河流量下降31．6％，可见问题的普遍与严重。祁连山水量减少也非常明显。从50年代至80年代，石羊河水系水量减少了1／3一1／4，石羊河断流已导致了民勤绿洲的严重沙化。黑河位于肃南和张掖市交界处的莺落峡年流量已从20世纪50年代16亿立方米降到13亿立方米。现在黑河下游断流，终端湖西海嘎顺淖尔早已干涸，东海苏古津尔即将干涸，生态灾难的阴影笼罩着阿拉善高原的额济纳旗。由于植被破坏，降水减少，加之大气回流等自然因素影响，祁连山区降雪明显减少，冰川后退。隆畅河林区冬季积雪深度已从过去70厘米以上下降到不足30厘米。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人们普遍感觉到冬季降雪在逐年减少。随着水资源减少，干旱风沙成为甘肃民族地区，也是西北地区赶不走的梦魔。三年两旱、春夏连旱频频发生。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人畜饮水困难，对当地经济社会进步造成严重影响。
4．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土地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据调查，甘肃民族地区水土流失相当严重，临夏州位于黄河上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点区域，全州土壤侵蚀面积为6892平方公里，年均土壤侵蚀总量3092．96万吨。东乡县年侵蚀模数为每平方公里6742吨，永靖县为每平方公里4956．98吨。植被相对较好的康乐县也达到每平方公里3092吨。全州有1公里以上的沟壑10823条，全长15002．62公里，沟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83公里，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损失。不但使土壤变的瘠瘦，还使可利用土地面积日渐缩小。甘南州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州水土流失面积已有80万公顷，到90年代末已扩展到115．6万公顷，而且均在江河之源或上游。如含沙量白龙江增加了12倍，洮河增加了73．3％，大夏河增加了52．4％。玛曲县在水蚀、风蚀、重力侵蚀的作用下，水土流失向纵深发展，出现了频繁的泥石流、塌方、滑坡等灾害，增加黄河的流沙量，逐年抬高河床，促使黄河改道。
四、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基本对策
1．进一步加大中央对甘肃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是甘肃实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基础保证。甘肃民族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是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困难的地方，发展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更强。甘南州长期以来林业生产一直是支柱产业，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禁止砍伐自然林将使全州经济面临重大困难。全州每年将减少来自林业及与林业相关企业的税收就占州财政收入的40％以上，其中最多的迭部县，将占到90％以上，卓尼县占80％以上。如前所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退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就必须要求中央对甘肃民族地区给予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用财政扶持保障生态建设任务的完成。
2．加强对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及其重要性的舆论宣传力度，力求得到整个社会更深层次的理解、认同和帮助。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及其重要性曾长期被人们忽略。这需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和大众传播机构加以宣传。重点在于，第一，甘肃民族地区是我国江河上游主要源区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与中国甚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是息息相关的。第二，甘肃民族地区地处西北内陆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结合部，高寒、多山、干旱是普遍特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毁坏就具有不可弥补性。所以潜伏着发生生态危机的可能性。第三，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紧迫性，需要国家在部署建设重点及项目安排方面予以充分考虑。
3．退耕还林（草）要措施得当、任务到位，生态效益必须兼顾经济效益。退耕还林（草）是解决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抑止水土流失、防止干旱风沙和荒漠化的根本措施。在甘南州和河西一些民族自治县，不但要退耕还林，还应该退牧还林。民族地方农牧争地，林牧争地问题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森林草地的屏障保护作用，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退耕还林（草），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设立专项资金，并随着面积的扩大和养护工作的深入逐年增加资金额。种树种草要着眼于生态效益兼顾经济效益。要依靠科技进步，在选择树种方面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特点，使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比例合理。要设置不同地区林草覆盖率的具体目标，使覆盖率逐年提高。在临夏、张家川等水土大面积流失区，采取更优惠的政策，拓宽投资融资渠道，鼓励私人承包荒山荒坡荒沟种树种草和治理。
4．彻底解决甘南州和祁连山草场牲畜超载、临夏州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减轻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在甘南州应适度发展牲畜种群，降低存栏率提高出栏率。同时国家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建设一批以当地优势资源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在甘南、临夏和河西应该特别重视开发以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为核心的旅游资源。使资源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效益优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临夏州要加快“坡改梯”建设，实现人均1亩梯田。增加单位面积效益，杜绝盲目开荒。同时实行区域内或跨区域的移民工程，将人口过度拥挤、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水土流失区和山区的群众实行移民安置。
5．加大水源涵养区和江河上游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建议扩大甘南州、临夏州、祁连山区和张家川县境内陇山等地水资源涵养区、涵养林的保护面积。应该像保护青海省三江源区一样在甘南州和临夏的小积石山、太子山由国家投入专项资金，建立更多等级更高的自然保护区。甘南州是西北地区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重点在于做好江河水源的养护工作。临夏州基本属于半干旱区，黄河及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径该地，表现为工程性缺水明显，所以借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建立一些集发电、调蓄防洪、灌溉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功能为一体的水利工程十分必要。在祁连山区重点是保护好水源涵养林，防止冰川退缩和雪线上升，并合理地开发、配置、使用水资源，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建设所需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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