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一起来到伊斯坦布尔。当时，他们可能是世界戏剧界名头最响的两个人物。但是很不幸，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不是因为有什么戏剧或文学活动，而是因为当时的土耳其无情地限制言论自由，使很多作家在监狱里饱受折磨。1980年，土耳其发生了一次政变，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像往常一样，受到最残酷迫害的还是作家。现在，当我翻阅那时的存档报纸和年鉴，想了解那段日子的情况究竟是怎样时，我很快就能看到一些最为典型的形象：人们坐在法庭里，两边围着宪兵，这些人都剃着光头，随着诉讼的进行不停地皱眉。这些人里有很多是作家。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来伊斯坦布尔，就是为了见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并提供帮助，让全世界都关注他们的苦难。他们的这次来访，是由国际笔会——诗人、剧作家、编辑、散文家和小说家国际协会——与赫尔辛基监管会合力安排的。我去机场迎接了他们，因为我和一位朋友要给他们做向导。
有人推荐我来做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我那时和政治有什么牵连，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英语流利的小说家。而我之所以欣然答应，也不仅仅因为这能给身陷麻烦中的作家朋友们提供帮助，还因为我可以借此和两位文学巨人待上一两天。我们一起参观了处于挣扎之中的小出版社，黑暗、满是灰尘、濒临倒闭的小杂志总部，乱成一团的编辑部，还有那些受苦的作家与家人，他们的房子，他们常去的餐馆。在此之前，我只是站在政治世界的边缘，从来不想介入其中，除非是被迫而为。但是现在，当我听到那些令人窒息的关于镇压、残酷和邪恶猖獗的故事时，负罪感让我介入了政治，正如同踏实感也是让我介入政治的另一个因素。但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同样强烈却与之相反的愿望：要保护自己免受政治之害。除了写优美的小说，我应该别无他求。我和我的朋友乘出租车带着米勒和品特，在城市的车流中穿梭，去参加一个又一个拜会。我们讨论街上的小贩、马车、电影海报以及戴围巾或不戴围巾的女人。她们戴不戴围巾对于西方的看客来说，总是那么耐人寻味。我对一件事情印象尤为深刻，直到现在，它还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它发生在客人下榻的希尔顿酒店。在一个很长的走廊尽头，我和朋友有些激动地低声交谈着，而另一端，米勒和品特也在阴暗处以同样压抑的激动情绪在低语。
我们在参观过的每一个房间，都能明显地感觉到同样紧张的抑郁。在一个又一个房间里，困惑的男子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这是一种由自尊和负罪感营造出来的氛围。有时，这种感情会公开地表露出来；有时，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感觉，或是从别人的手势和话语里体味到这种情绪。我们会见的作家、思想家和记者，多数都把自己当做当时的左派分子，因此可以说，他们的麻烦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看重的自由有很大的关系。二十年过去了，当我看到现在这些人中有一半——或者大概有一半，我没有确切的数字——已加入了与西化和民主格格不入的民族主义同盟时，我当然会感到悲哀。而近来发生在中东的事件，已经让那些相信民主就是未来的人偃旗息鼓。
然而，当时做向导以及后来相类似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印象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现在，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不管处在哪个国家的环境之下，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普遍的人权。现代人对这些自由的渴求，不亚于处于饥饿中的人对面包的渴望。它永远不应受到限制，哪怕是打着民族主义情绪、道德敏感或者希求国际利益的旗号。如果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在耻辱中遭受着贫穷，那不是因为它们享有言论自由，而恰恰相反，那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言论自由。但我们也会看到，那些为了逃离经济困难和残酷镇压而移民到西方或北方世界的人，他们有时会发现自己在富裕的国家里反而受到更残酷的种族主义虐待。对这些移民在西方，尤其是在欧洲所遭遇的仇外现象，我们一定要加以警惕。诋毁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宗教、民族之根，或是诋毁他们身后的祖国让他们遭受了压迫，对这些倾向，我们也一定要加以警惕。但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权，尊重他们的人性，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容纳一切信仰，或者容忍那些为了尊重少数民族道德准则而攻击，或企图限制思想自由的人。我们中有些人对西方有较好的了解，有些人对生活在东方的人怀有更多的爱，有些人则像我一样想同时两者兼顾。但是，这种种关系，这种试图了解的愿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尊重人权的障碍。
我向来难以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我的政治判断，我觉得很做作，似乎我在说的事情不是很真实。这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把生活的想法转成单一声音的音乐和单一的视角。而我毕竟是一个小说家。我生活的世界，有些暴政和压迫的受害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突然变成压迫者。但我知道，保持坚定的信仰本身是很困难的，有时坚定的信仰本身就是背信弃义。的确，我还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时有矛盾对立的想法。写小说的快乐就来自于探讨这种很特别的现代思想状态——人们总是自我矛盾。因此我相信，言论自由非常重要。它让我们能够发现生活中被社会所掩藏的各种真理。同时，我从自己个人的经验认识到，我先前提到的耻辱和自尊，也有它们的作用。
让我再讲一个故事，它也许能解释二十年前我带着米勒和品特参观伊斯坦布尔时，我所感觉的耻辱和自尊。在他们来访后的第十年，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我事前可没想到情况会这样。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巧合、良好的愿望、气愤、负罪感和个人的忌妒，而根本不是因为我写的书，因为实际上，这与言论自由有关。大概就在此时，一位印度作家，赶到伊斯坦布尔来拜访我。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是联合国派驻我们这里的言论自由报告团成员。碰巧，我们也是在希尔顿酒店见面。刚在桌前坐下，这位印度绅士就问了一个问题，那问题至今仍在我脑海里奇怪地回响着：
“帕慕克先生，你希望在小说中探讨你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又避免卷入其中，是害怕受到起诉吗？”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我被他的问题难住了，于是想啊想啊想啊。我陷入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绝望。很明显，联合国来的这位先生想问的是，“考虑到你们国家的禁忌、法律禁令和高压政策，你的书里还有什么东西没说出来？”但是因为他——也许是出于礼貌？——已经要求坐在他对面的这位热切、年轻的作家就自己的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缺乏经验的我只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他的问题。十年前，和今天相比，更多的题材被法律和国家的高压政策所禁止。当时我把那些题材一一想遍，却没发现任何我想“在小说里”进行探讨的题材。然而我知道，如果我说，任何我在小说里想写的东西我都可以谈，那么我又在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因为，此前我已经开始经常吵吵嚷嚷，谈论我小说“之外”所有的危险题材了。甚至，就因为那些题材被禁，我不是还经常生气地幻想着要在小说里写那些题材吗？考虑完这一切，我立刻为我的沉默感到羞耻，然而却又深深意识到这一事实：言论自由与自尊心和人的尊严有关。
很多受我们尊敬和重视的作家都选择表现那些被禁的话题，纯粹是因为题材遭禁一事对他们的自尊是一种伤害；我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如果说住在其他房屋里的其他作家没有自由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作家会有自由。全世界的国际笔会作家所感受到的踏实感正是以这种精神为特点。
有时，我的朋友会公正地告诉我或者其他人：“你所说的，是错误的；要是你改变措辞，让大家都不觉得受到冒犯，你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但是改变措辞，将其包装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样子，成为这类竞技场的能手，这有点像勾结海关进行走私活动，就算成功的话，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样会产生耻辱感和堕落感。
思想自由，是那种可以表达内心深处的愤怒所带来的快乐。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荣誉和人的尊严都取决于此。所以现在让我们问自己：轻视文化和宗教，到底有多少“合理性”？或者更切题地说，以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名义无情地轰炸其他国家，到底有多少“合理性”？今年，国际笔会的主题是理性和信仰。在伊拉克战争中，将近十万人遭到无情、残暴的杀戮。这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民主。相反，它点燃了反对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怒火。对那些在中东争取民主和世俗主义的少数人来说，事情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了。这场野蛮、残酷的战争，见证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耻辱。而像国际笔会这类的组织，像哈罗德·品特和阿瑟·米勒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骄傲。
46禁止入内
这个人如此无精打采地在街上漫步——也许他是在打发约会前的时光，也许他是不急着赶路而提前一站下了车，也许他只是以前没见过这个地方而对眼前这个地段感到好奇。这个人在街上漫步，陷入了思考当中。不过，他对周围的环境仍抱有一丝兴趣，他凝视着布店、药房的橱窗、拥挤的咖啡屋、墙上挂着的杂志和报纸，却碰巧看到这么一副招牌：禁止入内。这招牌跟他没关系。招牌不是在对他说话。就算那里没有招牌，那扇门对他也毫无吸引力。他在忙自己的事情，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没有兴趣要穿过那扇门。
但是，那个告示还是提醒了他：无目的的漫步也有它的界限。刚开始，它可能并没有给人这种感觉。然而现在，原来对漫步者毫无意义的那扇门，此刻却成了一种粗暴的提示：有些界限是他的想像无法逾越的。那个想像世界，一直如此幸福地遨游其中，此刻却被阴影笼罩了。也许他把这件事忘了就行。可是，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写？毕竟那是一扇门，门是让人进的。而那个告示却在提醒他，这扇门有些人可以通过，有些人则不行。这就是说，“禁止入内”的牌子是在撒谎。实际上，牌子上应该这么写：“并非所有想从此门通过者，都能从这里通过。”通过这样的暗示，只有某些有特权的人才可以从此门穿过。如此，其他所有不具备特权的人就被排除在外，哪怕这些人想进去也不行。同时，这使那些不想进门的人和想进去的人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通过这一番思索，街上的那个人逻辑地推导出了结论。而后，他不禁想知道，那些想通过那扇门，却又被挡在门外的人是谁？究竟是什么人，可以获准进入那扇门？是什么让有些人可以通过这扇门？是什么可以把特权给予某些人，而拒绝其他人？到这里，漫步者提醒自己：也许进入那扇门，并不取决于特权。出入这扇门的，可能是平庸之辈。他们不愿别人到里面观看，知道他们的生活有多么悲惨。但是，漫步者此时已从白日梦里醒过来，他想起大多数人给家里的门都配有钥匙，这的确事出有因。于是，他又回到了先前的想法：门，是保持特权的一种秘密方式。有特权的主人，并未给所有可以进门的人都配备好钥匙，让他们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样，在离开之前，把钥匙放入口袋，并锁好门。这样，主人就等于写了“禁止入内”那几个字。
如果说，这个白日梦者仅往前走了两步，就想到了这一切的话，那么，在门上挂那种牌示的人，一定也有同样的想法。也许有些人会说，“不要挂‘禁止入内’的牌示，给我们所有人都来把钥匙！”但那些偏爱牌示的人，一定会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什么？因为问题太复杂，不是凭几把钥匙就可以解决的。可能很多人不会遵守“禁止入内”的牌示。很多人知道，这个牌示的禁止对象不是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人太多但钥匙不够而已。于是，最合逻辑的结论就此出现：有一天，里面的人会坐下来进行内部讨论，一大群人里哪些可以放进来，哪些该关在外面。“从外面进来的人太多了，”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不能把他们都放进来！我们应该把哪些人关在外面？”然后他们跷着二郎腿，品着咖啡，开始争论哪些外人准许进入，哪些外人则不行。里面的人有些被这种讨论弄得迷惑不已；也许当讨论结束的时候，他们也被排除在外了。
外面有个人在看着那扇门，他以前见识过类似的紧张场合，所以他可以想像得到，这块牌示是什么样的人钉上去的，他也可以猜到，这种讨论会如何进展。在讨论中，最先处于支配地位的，是那些激动的灵魂，那些想保护他们的财产、享乐和特权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的焦虑实在是令人乏味，所以讨论的语言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当你谈到我们的财产、享乐和习惯时，你是什么意思？”问这种问题的人，自己也会受到别人的质问，“你所说的我们是什么意思？”这种简单的问题会立即引起骚动。这些人发现，假装不知自己是谁，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里还有人会觉得这种讨论令人困惑，还有人会反对外来的四五个人加入他们。在他们的引导下，这场讨论变成了一个谜，变成了身份的问题。这才是最有趣的事情。他们都乐于找到独创性的方式，一一列举自己的特点，从而把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区分开来，却无需直接说他们和别人不一样。这是如此有趣，以至于他们都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不早点挂上“禁止入内”的牌示呢。很快，门对面的那条街，变成了对他们的那些自闭特点持反对态度者的聚集区。然而，他们却这样定义自己：外面的人是他们的反对者。甚至可以说，他们只能这样定义自我：门外的人不具备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特点。很多痴人从门前未加思考地走过，不能意识到这层意思。有人对这些痴人心存感激。于是他们想，从这些白痴里挑些人出来，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教导他们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样成为现在这种人的。而且，当他们也变得像我们时，我们也许会更强大。
到这里，有些人会认识到，挂牌示的目的，就是让外面的白痴把注意力集中到里面的人所享受的特权上去。这个牌示所起的作用就是要让所有在门前走过的人觉得自己是外人，如同它对我们那位行路人所起的作用。甚至有些不想穿门而入的人，也会产生这种感觉。只要看见那块牌示就够了。
我们这位行路人开始觉得，自己在门前伫立的时间有点长了。但他却认识到，那牌示不知怎么的，已经把世界一分为二。那些可以进来的，那些不能进来的。世界上满是这种毫无意义的分类。很多过路人都没觉得这种牌示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但是实际情况是，仍然有人不嫌麻烦地要在门上钉这么个牌示，他们觉得这样做很重要。到此时，已经完全从白日梦里清醒过来的行路人断定，所有这一切的身份之谈，都是真正可耻的吹嘘和自我膨胀。他的内心深处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怒火。门后面的人是谁——他可能是谁？他第一次感到了想进去的渴望。但是，这样做除了让那洋洋得意的家伙占尽便宜，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呢？他用了不到两三秒钟的时间，就预测出那些人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同时，他觉得打开那扇门，应该是容易的事。两三个人就可以轻而易举踢门而入，或者用肩膀将门撞开。如果不想这种情况出现，他们就不该先张贴那样的牌示。要是有人想进去，他要做的，就是找一两个兄弟，请他们帮忙就行。他不是得感谢这块牌示，认为他和所有外面的人有着共同的命运吗？因此站在门外的这个人，开始想像着在他面前展开的新世界。如果愿意，他可以找出那些和他命运与共的人，让大家一起来谈论性格特征的问题。现在对他来说，要弄清楚他是谁、是什么，成了重要的大事。他必须要建立一种身份，以摒弃里面的傲慢者所代表的一切特征。
因此行路人开始考虑他自己特有的德行、快乐、所有物和各种关系。他一件接一件，把这一切都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并且骄傲地宣称要保护它们。他非常执着地赞美自己的性格特征，对那些没有同样特征、跟他不像的人开始感到愤怒。在同一时刻，他认识到，门里面的人似乎已经预料到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仍不想放弃所有让他之所以成为他的那些特点。因为那样的话，他正好中了门内人的游戏圈套。他可以采取行动，用一种受刺激后引发的行为来反对那些门内人。在他有所举动之前，他最好问一下自己目的何在。“进入门内是我的目标吗？”这个人问道。而几分钟前，他还在街道上漫步，陷入沉思之中。“或者说，我的目的是想发现，我和所有其他不许入内者具有的共同特点？”但是他不想为如此冷血、过于注重分析的想法所困扰。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发泄自己内心深处涌起的愤怒。如果这么做了，他就会平静下来，甚至可能忘了那块牌示，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发泄愤怒。因此，他反而变得更加躁动不安。随着被人排除在外的痛苦逐渐加剧，他终于变得怒火中烧。也许他的痛苦来源于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他和所有其他的门外人属于同一阶层。这种痛苦由同一个事物造成，具有相同的本质。这样的现实，是他的思想和心灵都不愿接受的，它会让人感觉有点受到轻视。
现在，站在门外的这个人注视着那块牌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陷阱，只能听任自己被那扇门侮辱。而不久前，他沿着街道愉快地漫步时，那扇门还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几乎要嘲笑自己的脆弱，嘲笑自己这么容易生气。他有足够的幽默感来自我解嘲，但是，他仍然觉得必须要指出，这种毫不必要的小小侮辱，这种令人难受的禁令，实在是毫无根据。那些悬挂“禁止入内”牌示的人是否认识到，他们在着手维护自己的安全、德行和独特性时，其行为会给别人带来侮辱，造成麻烦？凝视着牌示的这个人现在断定，那些挂这个牌子的人脑袋里就是有这种不良目的。他们在门前挂上“禁止入内”的牌示，就是想让像他这样的人心里不安。他们达到了目的：在门的对面，不安的情绪越来越浓。然后，他马上又看到一幅更大的图景。是的，挂这块牌子的人可能没有预见到会造成这种不安情绪，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把自己和外面的人区分开来。但是，他们一定知道这样会让人伤心，让人非常心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该做法实在有一点残酷，这些人太为自己着想，对于他们的行为可能引起的不安情绪和痛苦，一点都未加考虑。
行路人仍然为这块牌示感到困惑不已。他想，首要的一点是，我讨厌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我们可能会说，行路人与其说是为那块牌示所困惑，不如说是为自己的本质、为隐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所困惑。如果我们能接受这样的想法，那么他也应该能接受。也许此刻，他正是这么想呢。但是，面对这种想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会让人觉得，你心里之所以不安，是因为你不如别人，是因为你有缺点。现在，门外的那个人在想，挂牌示的人其实已经预见到，把像他这样的行路人阻止在门外，确实是很侮辱人的事。想到这里，行路人内心的愤怒越发强烈。但是他也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完全合乎情理。
47欧洲在哪里？
我沿着贝尤鲁的一条街道散步，那是伊斯坦布尔横跨欧洲部分最欧化的地段，我在那里偶遇一家旧书店。我熟悉这条狭窄、蜿蜒的街道，这里有不起眼的修理店，卖镜子、家具的小店，还有简陋的餐馆。眼前出现的，还是个新去处，所以我走了进去。
我所看到的书店，根本不像伊斯坦布尔原来那些经营满是灰尘的手稿以及印刷材料的二手书店；这里没有布满灰尘的书塔，也没有堆积成山的书籍等着定价。一切都打理得整洁、有致，那阵势就像是已开始在当地迅速激增的古董店；甚至连那些书籍都已经分门别类。所以这是一个“古董”式的书商，这种类型的书商正在取代该地区以前的商人。我郁郁不乐地看着书架，看到架上用封皮包好的书就像训练有素的现代军队里的士兵一样，笔挺地站立着。
在一处角落里，我看到一长架的希腊法律书籍。这些书或许是一个希腊律师的，他也许已经去世，或者很久前就移居到了雅典。因为，对购买这些旧法律书籍感兴趣的希腊人，在这座城市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我猜测，书商选择把这些书放在空架上，只是想展示它们漂亮的封面。我把书拿起来，抚摸着它们，书的封面和内容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让我觉得神往不已的，反而是这些书最早的主人。他们的家系可能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时期。随后，我注意到旁边的一些书籍。阿尔贝·索列尔(ALBERT SOREL)写于20世纪早期的八卷本大作《欧洲和法国革命》(L'EUROPE ET LA REVOLUTION FRANCAISE)都摆在这里，我在二手书店也经常看到。小说家纳希特·西里·奥里克(NAHIT SIRRIORIK)发现了这部作品与我们时代的关联。于是，他把这部厚厚的巨著翻译成土耳其语，然后由正在西化的共和国国家教育部出版发行。不管在家中讲什么语言——希腊语、法语，或是土耳其语，很多土耳其知识分子都读了这部作品。但是我很清楚，他们读这部作品，不是为了像法国人那样寻找该书与自己的记忆以及过去的联系，而是在书中搜寻自己的将来，搜寻自己的欧洲梦。
我是那种糊里糊涂生活在欧洲边缘，只与我们自己的书相依为伴的人。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欧洲总是象征着梦想，一种对于将来的想像。它是一个幽灵，有时让人渴望，有时令人生畏。它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也是一种危险。它是将来——但从来不是记忆。
因此，在力所能及对其加以充分表现的情况下，我自己对于欧洲事物，与其说是记忆，还不如说是梦想的虚构：我对欧洲没有真实的记忆。我有的，只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一生的人对欧洲的梦想和幻觉。七岁时，我在日内瓦度过一个夏天，当时父亲在那里当工程师。同名的日内瓦泉四周，耸立着许多人家，我们的住房就坐落其中。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教堂的钟声，但并未觉得自己融入了欧洲，而是觉得自己来到了基督教的世界。我满怀惊讶和崇敬地走上欧洲街头，就像那些在烟草行业挣到钱，再拿到欧洲去挥霍的土耳其人，也像众多去欧洲寻求政治、经济避难的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但是，我可能不习惯这种高度的自由，所以，对在商店橱窗里、电影院里、人们的脸上、城市的街道上所看到的东西，我没什么记忆。那无非是第一次对想像中的未来投去的匆匆一瞥而已。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欧洲之所以有趣，仅在于它是对将来的想像。还有，它是一种威胁。
很多生活在欧洲边缘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将来都有执迷的关注。因为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能够在伊斯坦布尔的书商那里，发现有索列尔的历史书在出售。一百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家俄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谈到了他对欧洲的印象。他问道：“那些读报纸杂志的俄国人，还有谁对欧洲的了解不比对俄国的了解强两倍？”然后，他又半是愤怒，半是嘲讽地加上一句，“实际上，我们对欧洲的了解要强十倍，我只说‘两倍’，是不想冒犯他人。”对很多生活在欧洲边缘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对欧洲倍感困惑的兴趣，是一个可以追溯到数世纪前的传统。在有些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激言辞会冒犯他人，而另外有人却把过激言辞看成是一种自然、不可或缺的过程。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争执，孕育了一种文学。它时而乖张易怒，时而具有哲学性或讽刺性。让我最感到亲切的，正是这种文学，而不是欧洲、亚洲伟大的传统。
我们这种传统的第一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选定立场。关于欧洲的争论，在土耳其由来已久，到1996年又重新激烈起来。此时，穆斯林繁荣党已经进入联合政府。而每一轮新的争执，一开始都在试图对欧洲梦幻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噩梦般的丑陋形象加以界定和抛弃。每个人，不管他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伊斯兰教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还是社会名流，在这件事情上都有话可说。而关于我们应该讨论哪一个欧洲——人道主义欧洲、种族主义欧洲、民主欧洲、基督教的欧洲、技术的欧洲、富裕的欧洲、尊重人权的欧洲，我则听到了太多警告。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厌倦了餐桌旁的宗教讨论、索性放弃信仰上帝的小孩。有一段时间，我希望忘掉我听到的一切关于该话题的内容。但是，我还是乐意和欧洲读者们一起分享某些记忆，分享那些欧洲边缘人的私密生活。以下是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我们，认定自己欧洲身份的几种方式：
1.我从孩提时起，就常常在我那西化的中上产阶级家庭里听到一句话：“他们在欧洲就是这么做的。”如果你在起草关于捕鱼的新法律，给家里挑选新窗帘，或者在谋算你的敌人，此时只要一讲这些神秘的字眼，那么你马上就能让有关方法、颜色、风格或内容的讨论戛然而止。
2.欧洲是一个性感的天堂。与伊斯坦布尔相比的话，这种说法算是一个相当准确的猜测。我和很多书呆子同胞一样，在欧洲进口的杂志插图上，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这肯定是我对欧洲的第一，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3.“如果欧洲人看到这件事，他会怎样想？”这句话既表明了一种恐惧，也表明了一种愿望。我们担心，他们在看到我们与他们做事不一样时，会责备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减少监狱里的虐待事件，或者至少让人找不到虐待的痕迹。有时我们却又很高兴地向欧洲人展示，我们与他们是多么的不同。比如，我们要会见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或者，我们希望第一个枪杀教皇的人，是一个土耳其人。
4.人们说：“欧洲人总是殷勤、精致、富有教养、风度高雅。”之后，又常常会加上一句，“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他们提供的例子，则能反映出其民族主义愤恨的程度之深，“当巴黎的出租车司机发现我给的小费太少时……”或者，“你不知道他们还组织了十字军东征？”
在所有这些看法中，欧洲人的形象处于一种要么全是、要么全非的位置。在我这种生活在欧洲边缘、对欧洲有着执迷兴趣的人看来，欧洲首先是一个不停改变面貌和特点的梦想。我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之前的数代人，很大程度上比欧洲人自己更炽热地相信这个梦想。这是在土耳其和欧盟谈判变得如此激烈和困难之前的事。
既然我的一生都在伊斯坦布尔跨欧洲海岸的地方度过，换句话说，是在欧洲度过的，所以在地理意义上，我很容易就认定自己是欧洲人。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在写这篇文章时所造访过的那种书店里，惟一展现出这种身份认同的标志，就是阿尔贝·索列尔那些在上个世纪被翻译成土耳其语的书籍。人们现在是否已经不再问及《18世纪东方问题》(LA QUESTION D'ORIENT AU DIX-HUITIèME SIèCLE)这本书了？因为这本书原文是用阿拉伯语出版的，我们没有人能读懂。而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始采用拉丁字母体系，是否是为了显得更加欧化？还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渐渐觉得，欧洲太令人困惑、难以捉摸，那可是我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到底怎样，我也说不准。
48怎样做地中海人
那是1960年代初，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母亲、兄弟、所有人——开着一辆破旧的欧宝车，从安卡拉来到梅尔辛(MERSIN)。在旅行了几个小时之后，有人告诉我说，再过一会我就能第一次看到地中海，而且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经过了托罗斯山脉的最后几座山峰，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路面。我们的地图上显示这段路很平稳。我看着道路蜿蜒崎岖地穿过黄褐色的群山，地中海赫然在目：我看见地中海了，从此再也忘不了它！土耳其语把地中海叫作白海，它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大海。然而，地中海却是蓝色的。或许因为我期待它和它的土耳其名称相符，所以，我想像中的地中海，是带有淡淡白色的海洋：一个想像中的大海，也许是像沙漠一样，可以让人们看到海市蜃楼的大海。而眼前的大海看起来则非常熟悉。那熟悉的海风一直飘向群山，呼啸着吹过汽车的玻璃。地中海，是我熟悉的大海。它的土耳其名字却害得我相信，它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大海。
多年以后，我读到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地中海的文章时，才认识到，对于地中海来说，自己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遭遇的人。布罗代尔在他的地图里，把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都囊括在地中海之内。在他看来，这些水域都是大地中海的延伸。布罗代尔根据这些地方共同的历史、商业和气候断定，地中海理应包括这些水域。而生长在黑海、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无花果树和橄榄树，就是确凿的证据。
我记得，这种思路简单的说理曾让我非常困扰和迷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伊斯坦布尔——难道我生活在地中海而自己却并不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个地中海人，或者甚至不知道，做一个地中海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属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一片大海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它的边界、形象甚至它的存在毫无所知。最好的伊斯坦布尔人，并不记得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最正宗的穆斯林，也不知道什么是穆斯林，什么不是穆斯林！这是看待事物的正确方法，但是对我来说却不起作用，因为我的确对地中海的形象有所认识，而这种认识和我居住的伊斯坦布尔毫无关系。我的这种认识不仅仅是因为，在我眼中伊斯坦布尔是一个过于黑暗、阴沉的北方城市，“地中海”的概念无法把它涵盖进来，还因为地中海属于我们下游的民族，属于南方，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与我们差异很大。现在，在我看来，这种幻想、这种混乱似乎表明，土耳其人对于地中海只有毫无把握的愚识蠢见。
14世纪，一直向西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抵达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海岸，在征服了伊斯坦布尔之后，进入了黑海。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地中海继续远征。到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现在被称为东地中海的领土全部为帝国所有。这使它有权把地中海当做是我们的海。正如我们的中学课本曾经吹嘘的那样，在那时，地中海已经变成了内陆海。军国主义者的这种虚张声势，比起那些认为地中海有独特文化的人提出的逻辑，要简单明了得多。对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地中海是一个地理实体：一块水域、一系列航线、海峡和通道等。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种完全地理意义上的划分方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它的受害者。
即便如此，这个内陆海却充满了危险。威尼斯大型帆船、马耳他船队、海盗船、不知哪里冒出来的暴风雨，还有各种灾难都曾把这里当做家园。当迷雾散尽，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现，这不是个温暖快乐的天堂。他们要面对各种船只、旗帜还有敌人经常的威胁等等，不一而足。在少年时期，我在读过阿布杜拉·齐亚·科赞诺格鲁(ABDULLAH ZIYA KOZANOGLU)那些深受喜爱的历史小说后，就知道对柏柏尔人、德拉古特和其他海洋斗士来说（这些人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地中海就是一个狩猎场。
如果说，这个被我们称之为地中海的狩猎场、战争区有一种自然诱惑力的话，那就是它的形状。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使它充满了神秘感。这片海洋在柯勒律治的“古舟子”里让人联想到上帝、犯罪、惩罚、死亡和永恒不朽之梦。但是，它对土耳其人来说，仅仅是有待征服的大海。他们不关心那些可能潜伏在水下的传奇野兽和神秘动物，而是更在意亲眼所见的那些奇怪、吓人的海洋生物。只要看到那些动物，人们就会像埃弗利亚·切莱比(EVLIYACELEBI)一样忍不住想笑，然后编出许多故事来。奥斯曼土耳其人把地中海看做一部百科全书、地图上的一种轮廓、一个观光之处。这里和传说、怪物、未知世界的神秘毫不相干。这里是个军事区，一个打仗的地方。因此，《白色城堡》中出现了那些短兵相接、互抓俘虏的17世纪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这也就绝非偶然了。
把地中海当做一个单一的概念，是人为的看法。同样，与此相对应的地中海的单一特征，在经过实证之前，也只是人们精心炮制的虚构特性。这种地中海之梦全部都来自北方，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学幻想。地中海的各个民族正是通过北欧的作家才发现自己是地中海人。地中海气质的源头，并非出自荷马或者伊本·赫勒敦(IBNI HALDUN)，而是来自于歌德与司汤达居住过的意大利和旅行过的地中海地区。要充分领受关于地中海的各种文学形象和色情联想，要探讨地中海的情感，我们必须忍受乏味，如同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中那位令人乏味的主人公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在今天的地中海作家发现其性感气质之前，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和E.M.福斯特早就对这一特点进行了探讨。卡瓦菲斯(CAVAFY)对这种性感梦想尤其情有独钟，但如果要说卡瓦菲斯是现在最典范的地中海诗人，那是因为他与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亚历山大四部曲》(THE ALEXANDRIA QUARTET)中的一个诗人主人公有着相似之处。地中海各民族正是通过这些北方作家，才发现自己是地中海人，才发现自己的不同，发现自己不属于北方。
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纯粹单一的地中海国家、不存在一面纯粹单一的地中海国旗。那些不是地中海的人，也没有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羞辱和谋杀。这让我们可以把地中海身份看做一个天真的文学游戏。
一位思想家，如果他太多地谈论文化和文明，那就免不了会开始胡说八道，甚至是最聪明的思想家也不例外。在谈论地中海身份时，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能把这桩事当做诙谐的妙语来对待。
因此，想获得地中海身份的人，可以把以下这几条作为基本准则：
1.要树立一种观点，把地中海当做一个统一的实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这为我们那些属于这个地方，但没有签证不能去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旅行的人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
2.地中海身份的最好定义都在非地中海人写的书里。对此不要抱怨，只要尽量变成他们所描述的地中海人的样子，你就会拥有自己的身份了。
3.如果一个作家想把自己当做地中海人，那么他必须放弃一些其他身份。例如，一个法国作家如果想变成地中海人，他就必须放弃一部分法国性。根据同样的逻辑，一个希腊作家如果想变成地中海人，就必须放弃一部分巴尔干和欧洲的身份。
4.而那些想成为真正地中海作家的人，当他写到地中海时，不要说“地中海”，只要说“（我们）那海”就行了。谈论它的文化和特点时，不要直呼其名，绝对不要使用地中海这个词。因为，成为地中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从不谈论它。
49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
1959年我七岁时，父亲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得到消息说他到了巴黎。他住在蒙帕纳斯一家便宜的旅馆里，正忙着在他的笔记本上涂写东西。后来，在生命将尽之时，他把这些笔记本装在手提箱里，留给了我。那时候，父亲坐在多摩咖啡馆(THE CAFE DOME)里时，常常可以看到让-保罗·萨特从外面的街道经过。
我祖母习惯于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钱。我祖父是个商人，他靠铁路行当挣了很多钱。在祖母令人心烦的眼光看管下，父亲和他的叔伯们才没把所有的遗产耗个精光，才没把所有的房子卖掉。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后，宣布钱已经用完，也不再给巴黎的波希米亚儿子寄钱。
这样，我父亲也加入到一个世纪以来流浪在巴黎街头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大军中。他们每个人都身无分文，悲惨可怜。像我的祖父和叔伯们一样，父亲也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很有数学天分。钱花完以后，他就应聘报纸上的广告；他被IBM公司雇用过，还曾被派往日内瓦的办事处。那时，计算机还要靠打孔卡来运作，大众对计算机所知甚少。就这样，我的波希米亚作家父亲成了欧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
不久后，母亲去和父亲会合了。她把我们留在祖母那豪华、拥挤的家里，自己坐飞机去了日内瓦。哥哥和我则要一直等到夏天学校放假才能去。而且，我们两人必须拿到护照。
我记得，为了照护照照片，我们得长时间地保持姿势，任由摄影师支起三脚架，在带有压气皮腔的木质装置后面盖一块黑布，然后在后面不停地捣弄。为了让光线照在化学处理过的玻璃感光板上，他会突然优雅地抖动手腕，瞬间把镜头打开。但是，在此之前，他会先看看我们，然后说：“咦……”我觉得这个老摄影师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张护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紧咬着嘴巴的歪脸形象。在这张照片上，我的头发是栗褐色的。那时，我常年都不去梳理它，为了这张护照照片才算破了个例。我当时翻看护照时，一定非常匆忙，竟然都没发现弄错了我眼睛的颜色，这个错误，我是在三十年后打开这本护照时才发现的。这件事情告诉我，护照并不是我们真实身份的证明，它只说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这与我以前的想法恰好相反。
我和哥哥把新护照揣在夹克口袋里，乘飞机来到日内瓦，两人都心怀恐惧。飞机在降落时，开始倾斜着飞行。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个叫瑞士的国家此时成了一个奇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包括云层，都立在悬崖之上，斜斜地向无限延伸。飞机转弯结束后，机身才正了过来。我们终于弄明白，这个新国家也和伊斯坦布尔一样建立在平坦的大地上，这才如释重负。现在，每当我和哥哥回想起这一幕时，还忍不住大笑一阵。
这个新国家的街道比我们那里干净，宽敞。商店橱窗里的商品种类繁多。路上的车辆也更多些。这里的乞丐，不像伊斯坦布尔的乞丐那样空着手乞讨，他们会站在窗子下面拉手风琴。在我们把钱扔给他们哪个人之前，母亲会把钱用纸包好。我们那“配备家具”的公寓，离罗纳河上的几座大桥步行有五分钟的路程。罗纳河正是在这里注入日内瓦湖。
于是，我开始把异国生活想像成这个样子：你在桌旁坐下，但那是以前别人坐过的地方；你使用的杯子、盘子，也是别人吃饭用过的；你睡的床松弛而下陷，这是多年为其他睡觉的人充当摇篮的结果。异国，就意味着是属于别人的国家。当时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在使用的那些东西，永远不会属于我们。而这个古老的国家、这片异土，也永远不会属于我们。我母亲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所法语学校学习过，她让我们兄弟俩每天上午都坐在餐厅的空桌子旁边，努力教我们学法语，整个夏季都是如此。
直到进入一所国立小学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先前简直什么都没学。父母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我们通过日复一日听老师讲课，就可以学会法语。课间休息时，哥哥和我会在嬉戏的孩子群中互相找寻，直到我们看到彼此，并紧紧抓住对方的手。这片异土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到处是愉快玩耍的小孩。哥哥和我只能带着渴求，从远处观望着这个乐园。
我哥哥虽然不懂法语，但他每隔三个数字倒着数数的本事，却是整个班上最好的。而我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学校里，惟一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我的沉默。后来，我拒绝再去上学，就像人们渴望拒绝做那种没有人说话的梦一样。于是，当我们被带到各个城市、各种学校后，我开始变得内向，这倒是可以保护我免受生活的煎熬，当然它同时也剥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终于，有个周末，父母让哥哥也退了学。他们把护照塞到我们手中，让我们离开了日内瓦，回到伊斯坦布尔的祖母那里去了。
我再也没用过这本护照，即便那上面写着“欧委会成员国”的字样。它成了我第一次欧洲冒险失败的纪念品。我回国的决心非常坚定。等我再次离开土耳其时，又一个二十四年过去了。我年少时对那些有护照、能去欧洲以及更远处旅行的人，总是充满了崇拜和向往。但尽管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国，我却始终坚信，我的命运应该就是坐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角落里，一心一意把自己交给书本。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些书能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某些书则可以让我成名。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对欧洲最伟大的作品进行深思，来更好地了解欧洲。
最终，是我自己的书促使我申请了第二本护照。我多年来闭门不出，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位作家。现在，有人邀请我去土耳其人的政治避难所——德国作巡回演讲。据说，有些人很喜欢听我朗诵自己那些还未译成德语的作品。我申请护照时，曾带着幸福的希望，以为自己可以认识德国的土耳其裔读者。但也正是这些旅途，使我开始由身份证件联想到了身份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危机还会让很多其他人饱受折磨。
这里，我很想讲一个关于身份的故事。那是1980年代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我又坐在那些总是在梦中出现、出奇准时的德国火车上。火车从一座城市飞速开往另一座城市，一路上经过黑暗的森林、远处村庄里教堂的钟楼，还有站台上陷入沉思的旅客。每到终点站时，我的土耳其主人都会来接我。不论有任何的不足之处，哪怕是我没有注意到的，他都会向我道歉。带我去城市观光时，他会告诉我，某某某有望出席晚上的活动。
我很喜欢回想朗诵的情景：参加者有政治避难者及其家人、教师、半德国血统半土耳其血统的年轻人。这些人希望多了解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生活。每一次聚会的参加者，还会有几个土耳其工人和德国人。后者认为，对土耳其的东西产生浓厚兴趣总是好事。
在每个城市的每一次朗诵，其情景都如出一辙。我朗诵完自己的作品后，总会有某个愤怒的青年举起手来，示意要发言。随后，他就开始对我大加嘲讽，说我竟敢写些空洞的书，谈论抽象美，而土耳其却仍然处于压迫和苦难之中。我虽然对这些苛刻的言辞予以反驳，但是，那些话还是激起了我心里的负罪感。在愤怒的青年之后发言的，一般会是某位女性，她有着强烈的愿望想要为我辩护，并激动地浑身发抖。她的提问，多半和我作品中的对称，或者一些其他类似的精巧之处有关。接下来是一些宽泛的问题，主要问及我对土耳其、政治、将来，还有人生意义所抱的希望。我就像一位年轻热切的作家该做的那样，回答了这些问题。有时候，有人会借此大做一些充满政治术语的讲演，当然其目的不是要非难我，而是针对听众中的某些人和事。而后，邀请我来赴会的社团领导人还会告诉我，某某演讲者来自哪个左翼派别。他们还会进一步跟我解释，演讲者希望那些小分裂组织的成员从他的发言里获取怎样的意义。很多年轻人要求与我分享我成功的秘密，从他们那兴奋的程度，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国内的人相比，并不把追求生活的雄心壮志当做什么可耻的事。然后，有人突然会问：“你怎么看德国的土耳其人？”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他们破碎的梦想。有人还会问：“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爱？”这类问题则牵涉了我的梦想。这时，大厅里的八九十个人有的开始微笑，有的开始嗤嗤窃笑，于是我知道，听我说话的这群人彼此都认识，即使不能算关系亲密，那他们至少也知道对方。当朗诵会在温暖、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时，一位年长的先生会对我大加赞美，然后就向一位半土耳其半德国血统的青年投去警告的目光，此人在后排和不少类似青年在大声傻笑。这位老先生可能是位快要退休的老师，为这些青年的利益着想，他接着骄傲但却令人失望地作了一个民族主义讲演。主要是讲土耳其——他们的祖国——有些如何如何优秀的作家，以及为什么通过读这些作家来了解祖国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老先生的美妙言辞，却越发让这些青年们大笑不止。
可见，这些关于身份的谈话以及关于民族性的无休止的问题，只不过增添了一种家庭气氛而已。朗诵结束之后，组织者往往会带我和另外十到十五个人出去用餐。一般都是去土耳其餐馆。就算不是在土耳其餐馆，我在桌上被问的那些问题、其他人之间说起的笑话，以及他们提到的话题，也很快就会给我一种印象：我仍然在土耳其。其实，我谈论文学的兴趣，远比谈论土耳其要大，所以我觉得很沮丧。后来我还认识到，即使我们表面上在谈论文学，但我们真正在讨论的，似乎还是土耳其。文学、书籍、小说都只是借口而已，借此可以谈论，或者逃避令人烦扰的不确定自我，而这种自我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沉重不幸的来源。
在这些以及后来的所有旅程中，我常常观察那些来听我朗诵的人。那时，我的作品已在德国出名。在他们脸上，我似乎永远能看到一种心不在焉，他们总是对土耳其性和德国性这类问题更感兴趣。因为我的作品有部分内容涉及东西方的矛盾，因为我这个作家探讨了东西方矛盾造成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所以，我的听众们（那些被寓言性的文学游戏弄得不能正常思考的人）认为，我一定和他们一样为身份问题所困惑，对黑暗面很有兴趣，而实际上我并不是这样。他们会花上一小时引导我对那些问题畅所欲言，然后悄悄地退到土耳其裔德国人的秘密角落里，开始无休止地争论在何种程度上他们算是德国人或者土耳其人。而我仅仅是一个土耳其人，不是土耳其裔德国人，所以我开始感到了孤独。我以自己的方式觉察到，这屋里给人一种不幸感。
这是不幸吗，或者说它是宝贵财富的来源吗？我无法断定。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充满热情，多么真诚；不管这些人如何解释那些引起我们焦虑的梦想和恐惧。这种谈话总让我感到绝望，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现在，让我用最喜欢的等级表来解释这个问题。我坐在那些桌子旁边，听着别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而夜晚则在慢慢地流逝。但我注意到，他们对土耳其性和德国性的程度，在判断上有量的差别，我同桌的土耳其裔德国人要求我承认这种差别。在这些不同程度的差别里，有些人认为完全变成德国人很重要。当然，这是说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这种人对有关土耳其的一切记忆，都采取回避态度，有时甚至还称自己为德国人。我们不妨给这些人赋值为10。而对那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愿意淡化其土耳其性的人，我们给其赋值为1。这类人虽然生活在德国，却以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为自豪。桌边还坐着一些人，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们又分为好几类。有些人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要回到土耳其，但是在度假时，他们却会选择去意大利。有些人拒绝在斋月进行斋戒，但每天晚上仍然看土耳其的电视节目。还有少数人，即便对德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情绪，却依然与土耳其人朋友越来越疏远。对这些人所作的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发过的誓言稍加思考，这些选择底下隐藏的东西便会昭然若揭：害怕受人羞辱，未曾满足的欲望、痛苦，还有孤独。
但是，最让我吃惊的，是那种绝对和狂热的信念。有了它，任何人都可以捍卫自己所属等级的正当性，而摒弃其他的等级。正是这种绝对和狂热的信念让我觉得，不管坐在桌旁的那些人在我的等级表上处于哪个位置，自己似乎总是在观看神秘的同一幕反复上演。因此，对于一个在等级表上赋值为5的人来说，如果他认为，他的惟一道路就是既做德国人又做土耳其人的话，那还不够充分。他应该追击所有那些赋值为4、思想封闭、落后的人，还有所有那些与自己的真实身份切断了联系、赋值为7或8的人。夜已深了。可是这些人还不满足于仅仅将与自己对应的土耳其性和德国性抬升至最佳程度，他们还用火热的腔调宣布，自己的土耳其性和德国性是一种信仰，它无比神圣，不容置疑。
这让我想到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名句，大意是，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民族主义者以及对身份执迷追求的人。幸福的民族主义者常常要表达对国旗的热爱，或者庆祝本国在足球比赛和国际竞赛中获得胜利。这种民族主义者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当国别差异不是庆祝的理由时，民族主义就会出现可怕的变种。我们的护照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他们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喜悦，有时则会带来痛苦。至于护照引起我们身份质疑的种种惨痛，任何两人都不会有相同的经历。
1959年，我和哥哥站在日内瓦一所学校的操场里，手拉着手，隔着一大段距离，羡慕地观看其他的小孩在嬉闹，玩耍。后来，我们带着自己的护照，被送回了土耳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千上万的小孩来到德国定居，有人有护照，有人没护照。这些人，都注定要陷入一种更深沉的绝望。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距今已经过去了十或十五年。现在，这些人试图用德国护照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们几乎可以肯定自己都能获准得到护照。也许知道护照可以减轻悲痛，是件好事，哪怕只能减少一点，都是好事。这护照是一种证明，记录了别人对我们的成见和判断。但是我们的护照都一样，不会让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每个个体都为自己的身份、欲望和悲痛所困扰。
50安德烈·纪德
我八岁时，母亲送给我一本带有钥匙和锁的日记本。我视它如珍宝。这本制作精美的笔记本不是外国进口货，而是土耳其制造的。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其本质也同样有趣。在我收到这本雅致的绿色日记本之前，从未想过会拥有一个私人的笔记本来记录自己的想法，也从未想到过自己可以把笔记本锁起来，而钥匙就放在口袋里。这也许是我拥有的第一把钥匙。这意味着我可以创造、拥有并掌控着一个秘密的文本。那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私密的领域。它让写作的念头更具诱惑力，因此激励了我的写作。此前，我从未想过，写作是要在私下里进行的。我只是模糊地认为，人们要写报纸上的那种文章，写书上、出版物上的那种文章。现在，我那上了锁的笔记本似乎在轻声对我说：把我打开，写点东西，但不要让任何其他人看。
正如历史学家们有时提醒我们的那样，伊斯兰世界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太多的关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把伊斯兰世界不记日记的习惯当做一种缺点，认为它体现了私人空间的缩减，并且暗示了社会压力对个人表达的镇压。
但是，伊斯兰世界有很多未受欧洲影响的地方，可能也记有日记，一些发表过的、加有注释的文本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日记的作者可能把日记当做备忘录来写。他们不会为了后代而写日记，因为他们没有给日记作注释或者将日记发表的传统。大多数的日记后来都毁掉了，要么是故意被毁，要么是出于偶然。从第一眼来判断，发表日记的想法，甚至把日记给别人看的想法，对日记的概念本身所含有的私密性都是一种嘲讽。写日记用来发表的想法，暗示了某种有意识的巧诈和假冒的隐私。但另一方面，这又扩大了私人领域的概念，而且，这种做法也扩大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影响。安德烈·纪德在探讨这种写作可能性的方面，是一位先驱。
1947年，“二战”刚结束不久，纪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七十八岁的纪德正处于声名鼎沸时期，被拥立为法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而当时的法国，仍然被看做是世界文学的中心。纪德不怕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出人意表地谈论政治事务，也可以以同样的态度放下这一话题。他热情洋溢地坚信，“人类的真诚”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让他树敌不少，但也赢得很多崇拜者。
很多土耳其知识分子都崇拜纪德，那些对巴黎怀有敬意和心存向往的人尤其如此。最有代表性的是艾哈迈特·哈姆迪·坦皮纳(AHMET HAMDI TANPLNAR)。纪德在获得诺贝尔奖时，他给共和党亲西方的报纸《共和国报》(CUMHURIYET)写过一篇文章。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坦皮纳这个人，所以在把他的文章摘要读给你们之前，我想对他稍加介绍。
坦皮纳是一位诗人、随笔作家和小说家，比纪德年轻三十岁。今天，他的作品被当成现代土耳其文学的经典之作。左翼人士、现代主义者、西化分子都对他评价很高。保守分子、传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对他大加赞扬。大家都把他当自己人加以拥护。坦皮纳的诗歌受到瓦莱里的影响，小说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随笔则受到纪德的逻辑性和缺乏节制等特点的启发。但是，土耳其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如此爱戴他，不是因为他受到了法国文学的启发，而是因为他以同样的热情与奥斯曼文化紧密相连，特别是与它的诗歌和音乐密切相连，在这些人眼中，他的作品不可或缺。他对前现代文化中安宁的尊严和欧洲现代主义，给予了同样密切的关注。这造成了一种迷人的紧张感——坦皮纳心怀内疚带给我们的紧张感。在这一方面，他让我们想起另一位非欧洲作家谷崎润一郎。这位作家也知道，他们国家的传统和西方的紧张对立是产生痛苦的一大来源。但是和谷崎润一郎不同，坦皮纳从暴力、痛苦以及这种紧张对立所制造出来的悲痛中，找不到任何快乐，他更愿意探讨在两个世界中左右为难的民族所经受的悲痛和辛酸。
现在我要引用坦皮纳五十年前发表在《共和国报》上的文章：
自从战争结束以后，国外传来的消息带给我的快乐，还没有几条可以和宣布安德烈·纪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相比。这种可敬的姿态、这种当之无愧的赞礼，打消了我们的恐惧：因为它向我们证明了，欧洲仍然屹立着。
虽然欧洲被灾难的风暴蹂躏过，虽然它的许多国家都被摧毁，虽然它可怜的人们仍在等待久违的和平，虽然还有八个国家的首都在他国的占领下日益凋零，虽然法国和意大利仍然内乱不息，但是欧洲依然屹立着。
因为安德烈·纪德是那种世间罕有的人。单凭他的名字，就可以将文明最美好的方面奇迹般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战争时期，有两个人经常闯进我的脑海。在那个败落、萧索的欧洲，在那片未来无法预测、令人绝望的黑暗中，这两人就是我的拯救之星。第一个人就是纪德——我不知道他当时在哪——第二个就是瓦莱里，我听说他住在巴黎，没有酒，没有香烟，甚至没有面包。
坦皮纳接下去比较了瓦莱里和纪德的作品，结论是：“就是靠这两位朋友，欧洲才得以在最纯粹的形式里、最广泛的意义中存活。通过重新创作老故事、重新树立老故事的价值意义，他们从侵略者嘴中挽救出一种代表人性本质的文化……他们给这种文化赋予了人性的形式。”
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是很多年前的事，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这篇文章有典型的“欧洲味”，还有点做作。我觉得它做作甚至冷漠的理由是，当时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数百万人失去了家人、家园和国家，而坦皮纳却对一位作家缺酒少烟如此关注。作为欧洲人，我崇拜纪德不是因为他代表了欧洲，而是因为这个作家的与众不同。而坦皮纳却把他看做整个欧洲文化的“人性的形式”，还在琢磨、担忧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
纪德在他那著名的《日记》(JOURNAL)里，以随笔作家的恣意笔调，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想法。这使我们能够进入他那孤独的世界，分享他的恐惧、疑惑和繁复的思想。纪德把这些记录了自己最隐秘、最具个人化想法的笔记，交给了出版商，使这些笔记在他生前就得以发表。虽然，这可能不是现代最著名的日记，但却受到了高度好评。《日记》中前几卷对土耳其有些气愤和嘲讽的评论。他在1914年巴尔干战争之后，曾访问过这个国家。
首先，纪德描写了他在去伊斯坦布尔的火车上碰到一个土耳其青年的故事。这位帕夏的儿子在洛桑学习了六个月的艺术。此时，他胳膊下夹着一本左拉的流行小说《娜娜》(NANA)正要回伊斯坦布尔。纪德觉得此人肤浅、做作，就把他写成了一个逗笑的人物。
纪德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发现这座城市和威尼斯一样令人讨厌，他感到非常不悦。这里的一切都是从别处挪来的，要么是用钱买过来的，要么是用武力夺过来的。伊斯坦布尔惟一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离开这座城市。
“没有一样东西是从当地生长出来的，”他在日记里写道，“由这么多种族、历史、信仰及文明的摩擦和碰撞而产生的厚厚泡沫下，没有任何本土的东西。”
然后他改变了话题。“土耳其的服装，是你能想像到的最丑的服装。这个民族，跟你说实话，只配穿这样的衣服。”
他接着大声坦诚地宣布，在他之前的很多来客，都有一个心知肚明，但却秘而不宣的想法，那就是：“我的心无法喜欢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如果我无法喜爱住在那里的人。”
他忠于自己真实想法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完全否定了他正在参观的国家：“我这次出行的教育意义与我对这个国家的厌恶程度成正比，”他写道，“我很高兴以后我不会再喜欢这里了。”
瑞典学院赞扬纪德的作品是“热爱真理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自蒙田和卢梭以来，在法国文学中一直必不可少”。纪德对真实记录自己想法和印象的激情，促使他敢说他人不敢说的话。他从土耳其回去后，是这样谈论欧洲的：
我以前一直认为，不只有一种文明，不只有一种文化可以领受我们的爱、配得上我们的热情……现在我知道，我们西方（我要说的是法国）文明不仅是最美丽的；我相信——我知道——它是仅有的文明。
纪德的话语在政治上的错误，为他轻而易举地在美国的大学里赢得了赞誉。这说明，对真理的热爱并不总会导向政治公正。
但是，我的目标并不是要针对纪德那惊人的坦诚，或是他那粗俗的种族主义。我爱纪德——爱他的作品、他的人生和价值观。这种喜爱的程度不亚于坦皮纳。我年轻时，纪德的书在土耳其很受人喜爱。我父亲的书房里，收集了纪德所有的作品。他对老一代人来说很重要，对我也同样重要。
我知道，如果我头脑里带着两种对立的想法去认识欧洲，那么我就能最好地理解欧洲的概念。第一种想法是，纪德对其他文明的嫌恶感——包括对我们土耳其文明的嫌恶感。第二，坦皮纳对纪德的那种崇敬感，以及通过纪德的影响而形成的对整个欧洲的崇敬感。我只有将鄙视和崇拜、恨和爱、厌恶和迷恋融在一起，才能表达清楚欧洲对我的意义。
虽然坦皮纳的文章以赞扬纪德的“正义感”和“纯粹的思想”结尾，但是，文章前面部分仍然暗示出，他对《日记》里那些令人不快的句子有所察觉。只是出于情有可原的谦恭，他没有讲得很详细。坦皮纳的老师兼导师，20世纪土耳其最伟大诗人之一的雅哈亚·凯末尔(YAHYA KEMAL)，也读过纪德土耳其之行的记述。他写给A.S.希萨(A.S.HISAR)的一封信（发表于雅哈亚死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封信里，他把纪德的笔记描述成“一部旨在以最毒辣的语言，对土耳其精神进行辱骂的游记”。他接着还抱怨说，“在所有针对我们的诽谤性作品中，这是最恶毒的……读这本书简直让我精神分裂。”整整一代人读过纪德这本书。大家都在沉默中原谅了那些侮辱之词，就好比原谅了一次疏忽大意。他们不时也会悄悄谈论那些侮辱性的内容，但是没有什么举动，似乎那些侮辱之词并没有写在书中，或者只当那些侮辱之词已被锁在日记里了。纪德的《日记》选文被译成土耳其语由教育部出版时，有关土耳其的评论被悄无声息地抹掉了。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坦皮纳谈到纪德的《人间食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对土耳其诗歌的明确影响。是纪德，在土耳其作家中引发了写日记并在生前就发表的潮流。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奴鲁拉赫·阿塔克(NURULLAH ATAC)，第一个开始写纪德式的《日记》。它不像是自白，更像是长篇激烈的演说。这种日记形式，在下一代的批评家那里也有不少仿效者。
我开始怀疑：说到这么多细节，我是否忘记了真正的问题。纪德对自己在巴尔干战争后的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之行，以及他对土耳其人的厌恶之情所做的描述，与坦皮纳还有整个一代土耳其作家对纪德的崇拜事实总是互相矛盾的。这样看问题有必要吗？我们崇拜作家是因为他们的文辞、价值观和文学威力，而不是因为他们赞同我们，赞同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报刊连载的《作家日记》里，描述了他第一次去法国所见到的情形。他不厌其详地谈论法国人的虚伪，声称法国人崇高的价值观正被金钱所腐蚀。纪德读到这些文字，仍然不为所阻地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为所阻地写成了一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坦皮纳，他也同样崇拜痛恨法国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拒绝蜷缩到狭隘的爱国主义里。他展示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欧洲态度。
1862年，愤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博爱精神已经离弃了法国。他接着还概括了“大体上的法国本质和……西方本质”。当他把法国等同于西方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德没有区别。坦皮纳的观点也一样。不过，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法国和西方的愤慨日益强烈，反而带着一种迷惘、某种程度上因负罪深重而生的敬意。现在，我准备回答我先前提到的问题：去崇拜一个嘲讽你所生活的国家及其文化、文明的作家，可能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思想的两种状态——蔑视和崇拜——紧密地连在一起。从我的窗户望去，欧洲是一种两者兼容的思想。在我看来，欧洲或者西方，不是一种充满阳光、启人心智、宏伟灿烂的思想。我看到的欧洲，是一种紧张对立，一种出于爱和恨、渴望和羞辱的激烈对抗。
我不知道纪德在天真地宣布自己的法国、自己的西方文明为“一切中最美好”的事物之前，他是否非得去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跑一趟。但是，纪德眼中看到的伊斯坦布尔，是一种和他自己的文明完全不同的东西，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化的奥斯曼和土耳其知识分子像纪德一样，一直相信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都是与西方毫无联系的地方。但是，对令纪德感到烦心、鄙夷的地方，他们却怀有崇敬感和归属感，这使他们陷入了身份危机。当他们像坦皮纳一样过分认同纪德时，他们被迫在沉默中放弃了自己对欧洲的诋毁性评价。当他们站在欧洲边缘时，在东西方力量的撕扯下，他们被迫比安德烈·纪德更加相信欧洲。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纪德嘲弄性的评论并不妨碍他对土耳其文学产生强大的影响。
我认为，西方并不是一种概念，不能通过研究创造了它的历史和伟大理想，就对其进行探讨、分析或者加以恢宏放大。它一直是一种工具。只有在将它当做工具时，我们才能进入“文明进程”。我们渴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欧洲见到了它们。我们用欧洲的威望来证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我们国家，欧洲的概念使诉诸武力、激进的政治变革、无情的割断传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大家认为西方强调上述的欧洲概念，反映实证功利主义。有了这样的想法，很多东西，包括从增加妇女的权利到违反人权，从民主到军事独裁等等，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我整个一生里，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日常习惯，从餐桌上的举止到性道德，都受到了批判，发生了变化，因为“欧洲人是那么做的”。这些事情我反反复复地在收音机上听到，在电视上看到，还曾听母亲说过。这种论调不是基于理性，而是排斥了理性。
坦皮纳听到纪德获诺贝尔奖时喜不自禁。如果我们能记得，西化知识分子依赖的是一个关于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了。一个像坦皮纳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即便他是为传统文化、古代音乐和诗歌，以及“前辈们的敏感性”的消失而感到遗憾的那种人，他也只能批判他自己的文化，只能从保守的民族主义转向具有创造力的现代状态。他非常执迷，坚信理想的欧洲或西方是一个神仙的世界。至少，这种迷执使他能在两个世界之间打开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批评空间。
另一方面，如果认定了西方具有神话式的形象，那么连坦皮纳这种深沉而复杂的作家也会像纪德那样天真而庸俗地将西方文明理想化，正如纪德所言“西方文明是最美的”。这样的欧洲梦离不开一个矛盾敌对的他者。西化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知识分子未能公开反对纪德那些粗鲁、侮辱性的言辞，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默默的负疚感，一种连他们自己都可能没有认识到的负疚感。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同意纪德的观点，但是却把这种想法掩藏在锁住的日记里。
很多西化的土耳其人的确认同纪德的观点。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们的这种倾向时而在密声窃语里有所流露，时而在高声畅谈中袒露无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观念是在什么地方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的，而后者的作用是要滋养前者，并使其有形可依。纪德以及另外一些西方人都写到了土耳其人、伊斯兰教、东方和西方。他们的观点不仅为最后的一批青年土耳其党人所采纳，而且还融进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理念。
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者，国家之父阿塔图尔克，在1923年到1930年代中期，即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伊斯兰文字变成了拉丁字母，伊斯兰日历换成了基督教日历，休息日改为星期六，而不再是星期五。在实行改革后，他还推行了其他改革。例如，增加妇女的权利，这给社会造成了更深刻的影响。西化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捍卫改革，民族主义者和保守分子则对他们发起攻击。在今天的土耳其，双方的争执仍然是最具意识形态的讨论之基础。
阿塔图尔克最初的改革之一，是在1925年把公民穿西式服装纳入法律条文。当时共和国成立刚刚两年。尽管法律规定，每个人要像欧洲人一样穿戴，但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穿衣标准仍然严格受传统的控制，要求人们按照宗教条例进行穿戴的做法，仍在延续。
1925年，适值纪德关于土耳其人的评论发表一年之后，阿塔图尔克在他的安纳托利亚之行中，宣布进行服装革命。他主要的观点如下：
例如，我在人群中遇见一个人在我面前（他用手比划着）。他头上戴着土耳其毡帽，毡帽上缠了一块绿色的头巾，穿着无领衬衫，还在外面套一件我穿的这种夹克。这是什么服装？一个文明人会打扮得如此古怪，让整个世界来嘲笑他吗？
我把这席话和纪德的评价放在一起，是想知道阿塔图尔克是否和纪德一样，看不起土耳其的民族服装。我们不知道阿塔图尔克是否读过纪德的评价。不过，我们知道雅哈亚·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一名追随者）读到了这些评论，还在一封信里表达了其强烈的愤慨。然而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阿塔图尔克像纪德一样，认为服装可以衡量文明的程度：
但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们宣布他们是文明人时，他们必须要证明他们在家庭生活里、在生活方式里也是如此。一种服装，如果半像长笛、半像来复枪管，那么它既不是民族服装，也不是国际服装。请您原谅我这样说。
阿塔图尔克对于私人生活的看法，可能反映了纪德的观点，也可能没有。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很明显，阿塔图尔克把欧洲等同于文明。那么自然而然，凡是不属于欧洲的东西，就是令人羞耻的、不文明的。这种羞耻和民族主义紧密相连。西化和民族主义同出一源，但是负罪感和耻辱感也都混杂其中。这一点，我们从坦皮纳身上可以看到。在我的这部分世界里，欧洲思想深深地、非常“隐秘”地吸收了同样的情绪。纪德和阿塔图尔克都把20世纪初土耳其人穿的丑陋服装，看成是土耳其被置于欧洲文明之外的标志。纪德用以下几个词概括了一个国家与其服装的关系：“这个民族，跟你说实话，只配穿这样的衣服。”
但是，阿塔图尔克相信，土耳其的服装是在错误地代表着他的国家。在同一次巡视全国时（当时，他正在推行服装改革），他宣布：
如果向世界展示一颗涂满了污泥的珍贵珠宝，有任何意义吗？告诉人们在污泥下藏着一块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宝石，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当然，最重要的是清除污泥让珠宝显现出来……一种文明的、国际化的服装，等于在我们身上饰以珠宝，这样的服装才配得上我们的国家。
阿塔图尔克把传统服装说成是裹在土耳其人身上的污泥。这样，他找到了一种办法来面对所有西化土耳其人都感受到的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式切中了耻辱问题的要害。
阿塔图尔克在摒弃传统服装这一点上，与纪德以及其他西化者一样，都和穿传统服装的人划了条分界线。他不把服装当成塑造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而把它当做像烂泥涂在一个民族身上所造成的污点。因此，他背负重任，迫使土耳其人抛弃他们的传统服装，其实是为了让他们更接近他自己关于欧洲的想法。在阿塔图尔克的服装革命进行了七十年以后，土耳其的警察仍然在伊斯坦布尔保守住区内捉拿穿着传统服装四处走动的人。这种情况记者和电视摄像机都有记录。
因此，让我们来公开地谈论羞耻。从纪德到坦皮纳，从雅哈亚·凯末尔的公开对抗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缓和措施，他们所体现的欧洲思想都以这种羞耻为基础。
西化者首先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羞耻。而有时，他又会对自己为了成为欧洲人而做的事情感到羞耻，尽管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他在努力成为欧洲人时，丢掉了自己的身份，他为此感到羞耻。他对自己是谁感到羞耻，对自己不是欧洲人也感到羞耻。他为这种羞耻本身感到羞耻；有时，他会抱怨，有时他会无可奈何地接受。当他这种羞耻为大家所知时，他又会恼羞成怒。
这种混乱和羞辱在“公共领域”被曝光的情形非常少见。当纪德的《日记》用土耳其语发表时，书中对土耳其的诽谤性内容都被删去，纪德原本的谈论内容只能被轻声传诵。我们因纪德将他的私人日记发布于“公共领域”而崇拜他，但是接着我们就用它来证明：国家对最私人的问题——我们的穿衣方式——进行控制是多么合乎情理。
51宗教节日时的家庭用餐和政治
节假日时我喜欢看亲戚，特别喜欢去看望叔伯们、姨婶们、远方的亲人、年长的亲戚和有地位的亲戚。我们的姨婶和年长的叔伯们一致约定，在假日期间的往来走访里，尽量对孩子们“好一些”。他们有什么好的都会给我们小孩——甜言蜜语、追忆往事、和悦的谈话——最终，他们也真做到了对孩子们好一些。但是反过来看，这件事却暗示着我们不愿相信的另一面：对别人好，原来是很费劲的事。今年，我再次听到那些童年的笑话，它们常常令我会回想起儿时的布谷鸟自鸣钟。我享受着假日给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寂静、大快朵颐地品味那一成不变的土耳其快乐。这时，我感觉到一种邪恶的存在。让我试着来描述一下。这种邪恶，我认为，来源于绝望和忌妒。所有那些叔伯和远亲，那些亲吻自己女儿的亲戚们，所有那些我童年时令人敬畏的英雄们，他们都曾一度把自己当做西方人，但是现在，他们似乎失去了信仰。他们对西方感到气愤。
宰牲节本来完全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日，借此可以把我们的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但是，在我整个童年的经验里，这个节日以及其他的伊斯兰节日都不是作为宗教传统来庆祝的，而是在庆祝西化和共和。在社会中上阶层，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大家都重视假日本身，而对用羊羔来祭祀则毫不关心，更不用提用易斯哈格做祭祀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假日，每个人都会穿上最正式的西式服装。他们穿上夹克，打上领带，用利口酒招待客人，然后所有的男男女女按照西式风格围着一张大桌坐下，吃上一顿“西”餐。二十四岁时，我读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小说中的家宴和我祖母家的假日聚餐既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又有惊人的不同。我之所以感到震惊，也绝非偶然。我的脑袋里就是装着这些印象而坐下来写《杰夫代特先生》这本书的。当我们看到别的作家和我们有相似的经历时，受到鼓舞的我们不但要去识读差异，还要描写，尤其是还要探讨差异。我在这本书里同时讲述着关于共和、西化的故事。我这第一部小说里的人物，像我的祖母一样，为自己对西方毫无所知而焦急，就连那些保持着旧式群体精神、带有共同目标的人也是如此。我不再喜欢这种群体精神和共同目标，但是我的亲戚们在表达他们对西方的渴望和兴趣时，所抱有的那种孩子气的天真，仍然让我心驰神往。然而，通过这些节假日的亲戚往来，我注意到，在那些对日常事务、报刊标题、年长亲戚所表露的愤怒而进行的讨论和追忆中（这是以平常谈话的方式自然进行的），有一种不安定因素：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正在遭受痛苦与愤怒，对自己的梦想已经失去了希望。
他们似乎在重新考虑西化的问题：以前盲目地相信西方启蒙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会误导我们轻视传统，偏离自己的历史！永别了，有着老式节假日聚餐的童年时代，同时随之一去不复返的还有人们的希望、天真和孩子气的好奇心。在那些想西化的人中有一种真诚的愿望：他们想了解怎样才能变成西方人。这种认为可以从西方学东西的信念，在那时非常强烈，而且整个情绪也很乐观。但到1998年我去探望亲戚时，却发现，大家开始异口同声地诅咒欧洲，无论是在电视机前悲惨嘟囔的年长亲戚们，还是他们那些如今已是富裕中年人的孩子——这些人是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土耳其的大部分财富，却喜欢去巴黎或者伦敦购物。欧洲以前让大家感兴趣的东西，现已不复存在。同样，我童年时人们去参加假日聚餐穿的夹克、领带也永远消失了，也许事情就该如此。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对西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只有愤怒是真实的。我们见证了自己国家与欧盟的谈判，目睹了自己虽然费尽力气想做西方人，但西方却仍然不接受我们，明白了人家无非只是想左右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的内容。在这之后，我们感到了愤怒。这种愤怒折磨着那些童年梦想都已成真的老人们——现在这种情况到处都是。
他们说，在西方“也”有折磨人的现象。他们说，西方的历史充斥着压迫、折磨和谎言。他们说，西方真正的兴趣并不是人权，而在于自己的先进性。在某某欧洲国家，他们“也”以某某方式迫害少数族裔；在某个欧洲城市，警察“也”以野蛮的暴力压制公民中强烈的不满情绪。其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如果欧洲人在欧洲犯下了罪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继续犯下罪行，而且甚至可以变本加厉。他们的意思也许是说，如果欧洲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我们应该仿效那些虐待者、审讯者和两面派的撒谎者。我童年度假时，见到某些凯末尔主义乐观分子很推崇欧洲文化，推崇它的文学、音乐和服装。欧洲是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共和国七十五岁之时，欧洲已经开始被看成是罪恶之源。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反欧情绪迅速发展，迅猛得超乎我的想像。这与具有反欧立场的报刊专栏作家的激增大有关联，对此我毫不怀疑。这些作家写道，欧洲“也”有折磨人的现象，“他们”迫害少数族裔，侵犯人权。这些作家抓住一切机会提醒公众说，“他们”是如何如何轻视土耳其人及其宗教。很明显，专栏作家们这样做，是为了掩盖我们自己国家滥用人权、查禁书籍、囚禁记者等现象，是为了让这些现象名正言顺。专栏作家们不运用自己的能力和笔去批判这些滋生于国内的愤慨之情，而对那些引人关注的欧洲人发起攻讦。这种事情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它引起的后果却是专栏作家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先是反欧、反西方，以及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辱骂，紧随其后的，就是假日的聚餐。它成了一种聚会。大家坐在桌旁，谈论着撒谎成性的西方世界的各种邪恶行径。在连续三间房屋里，我看到叔伯们都是这副模样！以前，他们兴高采烈地讨论我们在哪一天会变得更西化。但现在，他们用街坊恶棍才会说的那种支离破碎、粗俗不堪的语言，一而再地谈论西方的邪恶。这些人一生的时间都在欧洲购物，从艺术到衣着各方面都吸收了欧洲的思想，他们用西方文化将自己同下层人物区分开来，使自己的优越地位合法化。但如今，这些人都察觉到欧洲在人权方面采用双重标准，于是转过身来反对欧洲。他们现在想把欧洲当做鬼怪，这样，当我们这边有人受到折磨，或者少数族裔受到迫害时，他们就可以说，这种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我们这里，还发生在欧洲。
以前，我们这里东西方的关系很紧张。我们常常喝着利口酒，嘴里面嚼着糖果，那礼貌的闲谈时而会演变成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唾骂。这时，就算你觉得这些人肤浅、天真，但只要看到这些用心良好的人目光针对的是西方，你就不会过于生气。今天，我看不到任何昔日乐观主义的迹象。在喝过两杯利口酒之后，我们得作好准备，让那些气恼、不幸的亲戚们一吐为快，以恶毒的语言谈论欧洲的邪恶。
52受辱者的愤怒
我过去常常认为，灾难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在我童年时伊斯坦布尔发生大火灾期间，在1999年地震发生之后，我的第一冲动，都是去找别人来共同分担我的经历。但是这一次，我在渡口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远远地坐在电视屏幕前。这是一家咖啡屋，马匹、驾马车的人、挑夫、肺结核患者经常出没于此。我看到世贸双塔轰然倒下，感觉到无比的孤独。
飞机撞上第二座楼后，土耳其电视台开始实况转播。咖啡屋里的一小群人在愕然的沉默中，目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在眼前闪过，但他们似乎并未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有一度，我感觉自己想站起来说，我也曾在那些楼里住过，我也曾身无分文地在那些街道上走过，也曾碰见过那些楼里的人，并在那座城市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但是，我最终保持了沉默，似乎想要进入一种更深沉的静默。
我无法忍受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一切，希望能找到一个和我有同感的人。于是，我走到街上。不多久，我看到等渡船的人群中，有个妇女在哭泣。从她的举止和脸色来看，我马上就能断定，她之所以哭泣，并非因为她在曼哈顿有亲人，而是因为她觉得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小时候，在古巴导弹危机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紧要关头，我看到很多妇女就是以这种文不对题的方式哭泣。那时，我还看到伊斯坦布尔的中产家庭在储藏室里塞满一袋又一袋的小扁豆和通心面。我又回到咖啡屋坐了下来，此时，故事在电视屏幕上一步步展开，我像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样，欲罢不能地观看下去。
后来，我又走到街上，碰上了一位邻居。
“奥尔罕先生，你看到了吗？他们轰炸了美国。”他还生气地加了一句，“炸得好。”
这个老人根本不信教。他谋生的手段是做园艺活，做一些小小的修理工作。他每天晚上都在喝酒以及与妻子的争吵中度过。此时，他还没有看到电视上令人震惊的场面，只是听说发生了一起反对美国的事件。虽然，他后来对自己最初的这些愤激言辞表示后悔，但是，我听到做此种言论的人，他绝不是惟一的一个。虽然大家一致憎恨恐怖主义的野蛮行径，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不过，在诅咒过那些造成如此多无辜者丧生的恐怖分子之后，大家却会说出“但是”这样的字眼来，并且或隐或显地批判美国作为全球强国的下场。恐怖分子希望精心炮制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实际并不存在的分歧，在他们野蛮地杀害这么多无辜者之后，在恐怖的阴影下谈论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很不恰当，在道德层面上，也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些人在义愤填膺之际，免不了会发表一些民族主义观点，这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无辜者丧生：这种情况下，这些人需要一个答复。
我们都知道，这场运动持续得越久，美军就越会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杀害无辜平民，以维护他们的国家。这更加剧了人为的东西方矛盾。于是，该受惩罚的恐怖分子反而因此将一切玩于股掌之中。目前，把这种野蛮的恐怖主义当做对美国在世界处于支配地位的报应，这在道德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为什么数百万生活在贫穷、边缘国家的人们，会对美国如此愤怒？这些国家其实已经丧失了塑造自己历史的权利。要了解这些，是很重要的。这并非在暗示说，我们认为这种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记得，许多第三世界和伊斯兰国家，会利用反美情绪来掩盖自己的民主缺陷和独裁统治。很多致力于建立世俗民主制的穆斯林国家，根本没有获得美国的帮助。因为美国与如沙特阿拉伯一样的封闭社会结成同盟，后者还声称民主和伊斯兰教不可调和。同样，人们在土耳其可以看到，种种表面各异的反美派别听任上层人士挥霍或挪用国际金融机构赠送的资金，听任上层人士掩盖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美国有很多人支持无条件地采取军事进攻手段，他们想展示自己军事上的统治力，想给恐怖分子一个象征性的“教训”。有些人在讨论下次可能轰炸的地点时喜笑颜开，好像他们是在玩一场电脑游戏。但是这些人应该明白，在战斗激烈时做出这种决定，只会增加世界上数百万可怜的伊斯兰国家人民的愤怒和耻辱感，他们都反对这么一个自认为高高在上的西方国家。这些人民之所以支持恐怖分子，不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缘故，也不是因为贫困。真正的原因是整个第三世界普遍感受到的极度耻辱感。
历史上贫富之间的差距，还从未有如此之大。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只对自己的成功负责，对世上的贫困没有责任。但是，以前世上的穷人从未像现在一样通过电视和好莱坞电影充分接触到富人的生活。也许有人会说，穷人可以从国王和王后的传奇故事里获得快乐。但是，在此之前，有钱有势的人从未像现在一样炫耀自己的理性和权利。
生活在贫穷、非民主伊斯兰国家的普通公民，就像前苏联的成员国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那些量入为出的公务员一样，会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财富是多么渺小。他也知道，他的生活条件远比西方人要艰苦，他的生命也远比西方人短暂。但是，事情并不就此为止，他脑袋里起了疑心，开始因为他的不幸而去责怪自己的父亲和祖父。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怀有强烈的耻辱感，他们想在不丧失自己的理智，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屈从于恐怖主义、超级大国主义或宗教激进主义的前提下，努力克服这种耻辱感。而西方世界对此漠不关心，真是非常可耻。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对这大多数人的愚蠢和贫困作了伤感的表现，而一心求异的传记作家，则无视他们饱受困扰的私人世界。他们日复一日，带着同情心和痛苦的微笑忍受各种侮辱。西方国家只想弄清楚，制造下一颗炸弹的恐怖分子藏在哪个帐篷，哪个洞穴，哪座遥远的城市。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把恐怖分子炸得从地球上消失也是不够的。真正的挑战，是要去了解那些贫困、受辱、不受信任、被西方国家排除在其团队之外的各个民族的精神生活。
呼唤战争、民族主义的说辞，以及冲动的军事行动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新的签证限制被西方国家强加到欧盟以外的居民身上；警察的检核限制了穆斯林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公民移入西方世界；伊斯兰以及所有非西方的一切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还有将恐怖主义、狂热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文明的粗鲁谴责。日复一日，这一切使我们越发远离了清醒的理智和安宁。如果伊斯坦布尔岛上的一个贫困老人，在某个瞬间会赞同对纽约的恐怖袭击，如果一个被以色列占领弄得无比憔悴的巴勒斯坦青年，会带着羡慕之色观看塔利班分子将酸液泼在妇女的脸上，那么驱使他们这样做的不是伊斯兰教，不是被人们称之为东西方之战的这种蠢行，也不是贫困。长期受辱、没法让别人了解自己、没法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些所造成的能力丧失才是真正的原因。
那些富有的现代化人士，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在遇到国内抵制时，不努力去了解为什么穷人不支持他们，反而会通过法律威胁、禁令和军事镇压等手段来强行满足自己的意愿。这样的后果，是导致革命成了未竟之业。今天，听到全世界到处有人在号召东方向西方开战时，我担心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将会走上土耳其的道路，这个国家一直奉行军事管制。我担心自吹自擂、自以为是的西方声称二加二等于五的做法，会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地下室人的那条路上去。“伊斯兰主义者”往妇女脸上泼硝酸毫无道理可言，而西方世界拒绝理解受辱者的愤怒，也同样没有理由。
53交通和宗教
我们开车从德黑兰南郊的一个贫穷街区经过。透过车窗，我可以看到很多家自行车和汽车修理铺。因为是星期五，所有店铺都关上了百叶窗。街上、人行道，甚至咖啡屋里都冷冷清清。此时我们把车开到一个空旷的大广场停下，广场修成了环形路的样子，是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那种广场。要进入我们左边的街道，我们必须先右拐，然后顺着环形路绕一圈。
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司机正在琢磨是不是直接左拐就算了。他两边都探视了一下，看看是否有别的车辆进入广场：他应该遵守法规吗？他是否应该动点脑筋，想办法绕过这法规，就像在人生任何时候碰到突如其来的挑战时，他所采取的思考方式一样呢？
我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开车穿过伊斯坦布尔街道之际，也常常碰上同样的两难境地。在城市的主道上开车，我是一位模范司机（记者把这里的交通描述为“交通无政府状态”）。但是，只要驾驶着父亲的车子来到有着鹅卵石地面、空旷偏僻的街道时，我就会无视交通规则，简直为所欲为。深更半夜时坐在车里，在不顺道的环形广场耐心地等待交通灯变绿；在眼前没有任何车辆的情况下，遵守禁止左转的标识等于是在向权威低头，向一个对聪明的实用主义者毫无体谅之心的权威低头。在那时候，我们对严格按字面意义遵守法规的人不以为然，并认为只有缺乏大脑、想像力和毫无个性的人才会这样做。如果你在没有车辆通过的十字路口，坐等红灯变成绿灯，那么你很可能就是那种挤牙膏非得从底部往上挤的人，以及那种不把整个标签说明书看完就不敢用药的人。我记得，我曾看过一本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杂志，里面有一幅漫画，它表现出我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鄙夷态度：在美洲的沙漠中心，有位孤单的司机正在等待绿灯出现。
现在，回想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我会觉得，对公路法规的鄙视似乎不仅仅是对无政府状态的简单向往。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微妙的、对抗西方的民族主义形式。如果我们自己在一起，中间不夹杂陌生人，那么旧秩序仍然管用，我们还会玩以前的老花样。在60到70年代，我们手里握着的电话机松松垮垮，总少不了要用一颗钉子钉住关键部位让它不至于散架；或者，我们用拳头一通敲打，让没法修理的德国收音机又运转起来。每当此时，我们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自豪。这样的绝技让我们感觉出自己与西方人的差异。西方人尊重技术与文化的规则，他们常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多么世俗，多么狡猾。
但是，此刻，我坐在德黑兰郊区这个广场的边缘，观察到司机在犹豫不决：他在考虑，到底是循规蹈矩，还是听从实用主义。这时，我可以说，这位司机——到此时我对他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对做民族主义的宣言毫无兴趣。他的问题非常实际：因为我们急着赶路，所以绕着环岛跑一圈似乎是在浪费时间。不过，他还是很焦急地扫视各个通往环岛的道路，因为他知道，如果草率决定的话，结局就是他可能会和另一辆车相撞。
此前一天，我们在交通的无政府状态下无法脱身，只能不可思议地看着一次又一次的拥堵。当时，这位司机向我抱怨说，在德黑兰没有人遵守规矩。即便他说话时面带微笑，但我们整天还是只能在车尾相接的路况中一边坐着等，一边看着许多家用培康车车身被撞瘪，里面的司机则互相高声辱骂。我们一直暗暗地在嘲笑他们，似乎我们是相信公路规则的彻头彻尾的现代人。而现在，我的司机正在犹豫他是否要违规转弯，我从他的微笑之下，感觉出一种焦虑。
我记得自己年轻时，曾费尽力气从伊斯坦布尔的车流中穿过，那时，我有着同样的焦虑感和孤独感。现在，我们的司机为了节省时间，考虑放弃法规能带给我们的好处和保护时，他也知道，他必须要独自作出决定。他必须迅速地考虑各种可能性，利用一切可用的途径，然后当场作出决定。同时，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生命，甚至他身边所有人的生命都攥在他的手中。
你可能会争辩说，我们那位司机通过违反规则，选择自由，一个人来承担孤独。但是，即便他不是在作一个自由选择，就凭他对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司机的充分了解，他也会认识到，只要自己还是德黑兰的一个司机，他就注定会孤独。因为，就算他决定遵守现代交通规则，那些像你一样的实用主义者们，却根本不会在意这些规则。在德黑兰市中心以外的地方，每一位司机接近十字路口时，不仅要注意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还要提防有意忽视它们的任何一位司机。西方国家的司机可以自由变道，他很有把握周围的人都会遵守规则，所以他可以听着音乐，浮想翩翩。德黑兰的司机能感觉到不同秩序下的一种自由，这自由让他无法心安。
我去访问德黑兰的过程中，看到这些司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非常热烈、机灵地与公路交通规则进行抗争，这给自己带来了混乱和毁灭。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这种无视法规的个人主义爆发与国家强制实施的、对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规定的宗教法规非常矛盾。伊斯兰当政政权认为，妇女必须戴面纱、书籍必须受到审查、监狱里必须关满人、城市的高墙必须贴上英雄的巨幅海报，而这些英雄是一些为国家、为宗教献出生命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公共生活里的每个人，街上走的每一个人，都怀有共同的想法。奇怪的是，只有当你在混乱的交通里挣扎，并和不守法规的司机一起闯出一条血路时，你才会更敏锐地感觉到宗教的存在。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它声称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依据圣书制定的法律，它以国家统一的名义，无情地强制实施这些法律，并且明确规定，违法者的下场就是蹲监狱。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的司机们，虽然知道国家在监视着一切，却对公路交通规则采取轻蔑的态度，并且还希望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们是在用公路来检验他们的自由、想像力和独创性所能达到的极限。在和伊朗知识分子的会晤中，我看到同样的矛盾在他们身上也有所反映。他们的国家在街上、市场、城市主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强行实施伊斯兰教教法，使知识分子的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但是这些人向我表明，他们在自己家中，在私下里，想讨论什么就可以讨论什么，喜欢什么衣服就可以穿什么衣服，乐意喝多少走私酒就可以喝多少。他们以此来证明，他们不是生活在希特勒的德国。对他们这种真诚，我只能表示仰慕。
在《洛丽塔》的最后几页里，亨伯特在杀死奎尔蒂之后，驾驶着读者都已很熟悉的那辆车逃离犯罪现场时，突然转入了左边的车道。亨伯特担心被人误解，马上警告读者，不要把这一行为看做象征性的反叛举动。毕竟亨伯特诱奸过一个还是孩子的少女，然后还杀了人，他早已违反了人类最严峻的法律。这就是亨伯特的故事以及小说本身最出色的地方：从小说第一页起，我们就和亨伯特一起背上了孤独的罪恶感。
我的司机朋友在德黑兰郊区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走了捷径——他开进了错误的车道，然后拐弯，没有发生事故。就像我年轻时在伊斯坦布尔开车时干的那些一样，我们都感觉到了那种违反规则、无视规则带来的仓促感，于是相视一笑。这里也有令人伤心的事，即我们知道，只有坐在车子上才能当众违法，而我们违反的法规只和交通有关，此外无它。正如亨伯特，他非常善于用语言来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如德黑兰的居民，他们有那么多办法在家中私下里巧胜伊斯兰教教法。
54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
非常高兴能来到法兰克福。我的小说《雪》中的主人公卡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年。这个主人公是土耳其人，因此他跟卡夫卡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有些关联。等一会儿，我会详细地谈论这种联系。卡的真名是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更愿意使用这个更简短的称呼。20世纪80年代，他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他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甚至可以说不喜欢政治，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诗歌。我的这位主人公，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位诗人。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态度，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场事故一样，卷入政治，往往是无心而为。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想就政治和事故说上几句。对于这个话题我已经考虑了很多。但是，请不要担心：虽然我能写长篇小说，但今天，我只会做一点简短的评论。
五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想描述1980和90年代，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状况。为了避免犯太多错误，我来到了这座城市。今天的观众席里，有两位为我那次法兰克福之行提供了特别慷慨的帮助。他们带着我四处参观。我们一起走访了古特鲁街附近一家旧工厂后面的小公园，我书中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为了更好地想像卡每天是如何从住处散步到城市图书馆，并在此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步行穿过车站前面的广场，沿着凯瑟斯特拉斯往前走，经过几家性用品商店，然后再路过明希内尔街的几家蔬菜水果店、理发店和烧烤店，一直走到钟塔广场，刚好经过我们今天聚会的教堂前。我们还一起走进了KAUFHOF商店，卡那件穿了多年、给了他不少安慰的外套就是在这里买的。我们一起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建立起的家园的贫困区走了两天，参观了清真寺、饭馆、社区协会和咖啡屋。这是我的第七部小说，但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就像个新手一样，做了大量毫无必要的笔记，为每一个细节烦恼，还总是问“80年代，有轨电车真的通过这个角落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在卡尔斯作调查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的一座小城，我大多数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因为我对卡尔斯了解甚少，所以在把它当做小说背景之前，我曾多次去那里调查。在那儿逗留期间，我逐街逐店调查该城市，遇见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造访过这里最偏远、彻底被人遗忘了的住区，它同样是整个土耳其最偏远、彻底被人遗忘了的城市。我和那些失业后无望再找份工作、整天泡在咖啡屋的人交谈；还和中学生交谈，和不管我到哪都紧跟着我不放的警察、便衣警察交谈；和发行量不超过二百五十份的报刊出版商交谈。
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说我为什么要写一部叫《雪》的小说。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进入到一个每过一天我的理解都会变得更加清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我看来是小说艺术的中心问题，即回响在我们每人头脑中的“他者”、“陌生者”和“敌人”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改变自己目前身份的问题。我的问题，并非对所有小说家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不言自明。一部小说，当然可以通过想像，将其人物置身于我们所熟悉、关心的、我们从经验中认识到的处境中去，这可以加深对人类的了解。如果我们在小说中遇到的人物，让我们想到自己，那么我们的第一愿望，就是让这些人物来解释我们是谁。因此，我们故事中的母亲、父亲、房子和街道，与生活中的样子非常相似。故事发生的城市也一样真实，如同我们亲眼所见。而故事发生的国家，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样子。支配文学艺术的神奇规则，会扩大普通家庭、家园和城市的意义内涵，使每个人都觉得，小说中反映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家园和城市。常有人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是一部自传性极强的小说。我十七岁拿起这本书时，并没有把它当做托马斯·曼自己的家庭故事来读，因为我当时对他了解很少。我认为这本书与普遍的家庭有关，这样我才容易产生认同感。小说的神奇机制使我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展现给全人类，这些故事也是别人的故事。
因此，没错，我们可以把小说界定成这样一种形式：它可让技巧娴熟的作者将自己的故事变成与别人相关的故事。但对于艺术来说，这还仅仅是其伟大而迷人之处的一个方面而已。四百年来，它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激励过无数作家，原因绝非仅此而已。例如，把我吸引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上来的原因，就与此不同：它使我有机会像抒写自己的人生一样，去抒写别人的人生。正是通过这类探讨，小说家们才能开始去检测，将“他者”分隔出去的标准是否合理，而在这样做时，他们也就实现了身份的互换。他者可能变成“我们”，我们也可以变成“他者”。当然，一部小说可以同时完成这两大功绩。甚至，它可以使我们去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好像这是他人的生活。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使我们得以描述他人的生活，就好像这是我们的生活。
想进入别人生活的小说家，不一定要像我准备写《雪》时所做的那样，去调查别人的街道和城市。小说家如果希望自己切身体会他人的状况，体会他人的痛苦和烦扰，那么他首先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想像。下面，让我来举例说明。这个例子会让大家想起我先前提到的文学关系：“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那我该怎么办？”在每部伟大的小说之后，都隐藏着一位作家。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进入他人的身体，并给这身体带来生命。他最强烈、最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去试探自己身份的极限。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蟑螂，那么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研究昆虫。如果我猜到，房子里的每个人看到我急匆匆地从墙上或天花板上溜过时，会感到厌恶或恐惧，如果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会扔苹果来砸我，那么我就一定会想办法变回卡夫卡。但是，在我把自己想像成别人之前，我可能还必须作一点调查。我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么急于要把自己想像成的那个“他者”，究竟是谁？
这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可用来应对我们最原始的仇恨、恐惧和焦虑。我们很清楚，这几种情感可以激发想像，赋予我们写作的能力。所以，一个遵守艺术规则的小说家会认识到，如果他能成功地认同“他者”，那么，他获得的就只有好处。他还知道，如果他能为彼此对立的他者着想，那么这将有助于他从自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像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便获得了自由。
因此，笛福的伟大小说神奇地塑造出来的人物，不仅仅是鲁宾孙·克鲁索，还有他的奴隶星期五。《堂吉诃德》同样神奇有力地塑造出一个生活在书本世界中的骑士，以及他的仆人桑丘·潘沙。我喜欢读托尔斯泰最出色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作家是个幸福的已婚男子，他在书中展开想像，描写一位女人如何先毁掉自己不幸的婚姻，然后毁灭了自己。托尔斯泰的灵感来自另一位男性作家。此人从未结婚，却想像自己进入了对生活不满的爱玛·包法利的心里。在所有寓言小说中，最伟大的是《白鲸》。作者梅尔维尔探讨了他那个时代美国无法摆脱的各种恐惧，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恐惧。而探讨各种恐惧的媒介，就是大白鲸。我们之中，那些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人，如果不想想福克纳小说中的黑人，就不可能真正考虑到美国南方的情况。如果福克纳不能把那些人物真实地表现出来，那他的作品就会有所欠缺。同样，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德国小说家希望对所有德国人说话，但是他却未能或明显、或含蓄地描绘出该国土耳其裔的形象，以及他们造成的社会不安，那么这位作家也同样有所不足。同理，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不能描绘出库尔德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的形象，如果他忽视了该国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暗内容，那么在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写了些空洞的东西而已。
和很多人猜想的相反，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与他所属的社会、党派和集团毫无关系，或者说，与他从事的政治事业毫无关系。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来自于他的想像，来自于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可以探讨以前无人注意到的人类真相。这使他成为那些无法表达自身利益、愤怒没人理睬、声音被压制者的代言人。一个像我这样的小说家，绝不会对政治持有年轻人的兴致；如果他真有那种兴致，那他的动机最终不会有多大意义。今天，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最伟大的政治小说时，我们不会按照作者原本的意图去读。尽管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同俄国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进行争辩。我们读这部作品，注重的是看它对当时俄国的反映。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深锁在斯拉夫灵魂中的伟大秘密。而只有小说，才能探讨这样的秘密。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读报纸、杂志或者看电视来应对这种深沉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它的深度让我们恐惧，它的简单让我们震惊；才能收获这种真理。我再补充一点：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们开始在读者耳边低语，告诉他扎根于历史之中的秘密，告诉他源自傲慢和失败、耻辱和愤怒的秘密时，他们其实也照亮了读者自己历史的阴暗之处。这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家，他对西方既爱又恨，程度相同。他无法把自己看做西方人士，但西方灿烂的文明又让他为之目眩，他感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
现在，我们就来考虑东西方的问题，记者们对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但是，当我了解到这一问题在西方某些地方的新闻界具有特别含义时，我则倾向于最好不要去谈它。因为它常常带有这样一种预设：贫穷的东方国家必须听从西方及美国可能做出的一切提议。而且，人们还会看到这样一种必然：在我长大成人的这种地方，其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会激发出一些令人生厌的问题，并且会期待我这样的作家将解答这些讨厌的问题作为生存目标。当然，东西方问题的确存在，但它不应该仅仅是由西方国家发明，并强加给他人的一个恶毒、僵化的表述。东西方问题应该与财富、贫困及和平有关。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光芒已被活力日增的西方国家所掩盖。当时，帝国和欧洲军队作战连遭败绩，眼看着国力逐渐衰败下去。此时，出现了一个组织。该组织成员自称为青年土耳其人。像后来几代的精英分子一样（甚至包括最后的几位奥斯曼苏丹在内），这些青年土耳其人惊叹于西方的优越性，于是开始了西化改革运动。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西化改革，都是遵循同样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基础是：大家相信，土耳其衰弱和贫困的根源是它的传统、它的古老文化以及它在全社会建立宗教组织的各种方式。
我出生于西化的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家庭。我得承认，我自己有时也抱有这样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用意良好，但却过于狭隘简单。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变、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更富裕、更幸福、更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本土主义者，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很明显，我们在青年土耳其人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西化主义者身上，能看到这些倾向。但是，作为学习西方运动的参与者，这些组织仍然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某些基本特点采取深刻的批判态度；他们在批判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同时，虽然可能与西方观察家们的信念和风格不一样，但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缺点，甚至有时还觉得它没有价值。这造成了另一种非常深沉、混乱的情感：耻辱。
从有些人对我的小说，以及我与西方的关系之种种看法所做出的反应，我看到了这种耻辱。当我们在土耳其讨论东西方问题时，当我们谈论传统和现代的紧张对立时（我认为，这一点是东西方问题的本质所在），或者当我们在含糊其辞地谈论我们国家和欧洲的关系时，耻辱的问题已经潜伏在其中了。理解这种耻辱时，我总是试图将其与它的对立面——傲慢——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如果傲慢太多，如果人们行事过于傲慢，那么羞愧和耻辱就会如影而至。因为，每当有人感觉深深受辱的时候，我们总会期待他表现出骄傲的民族主义的一面。我的小说就是取材于这些阴暗的素材，这种耻辱、这种傲慢、这种挫败感。因为我的国家正试图敲开欧洲的大门，所以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上述脆弱的情感不时会轻而易举、毫无节制地燃成猖獗之势。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低声地谈论耻辱这一秘密，正如我最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听到的一样。我们正是通过分享大家的私密耻辱，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这个道理，是小说艺术教给我的。
但是，恰在获得解放的同时，我也开始察觉到了艺术表现的复杂政治性，以及为人代言的道德两难之困境。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对于小说家来说，尤其如此。他也早已被上述的那些情感弄得迷迷糊糊。随心所欲的想像世界可能有欺骗性，一个小说家，倘若为民族主义傲慢情绪所左右，脾气火暴，动辄发怒，那么他所反映的东西便会愈加如此。如果我们对某种现状秘而不宣，那么我们希望的，其实是可以隐秘无声地品味这种耻辱。但是，一旦某个小说家运用想像来改变这种现状，并将其变成一个相对应的、意在获取关注的世界，那么这种希望就破灭了。当小说家开始玩弄支配社会的各种规则，当他在事物表层下进行挖掘，以发现其隐藏结构，当他像好奇的小孩一样，在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情感驱使下探求秘密，那么他不可避免地就会给家人、朋友、同侪以及亲爱的公民们带来不安。但是，这是一种令人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读小说、故事和神话，我们才能理解生活世界的主导思想。是小说，让我们得以接近被亲人、学校和社会所掩藏的真理；是小说艺术，让我们能够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
我们都知道，阅读小说会有怎样的快乐。我们都知道，沿着一条通道进入他人的世界是怎样的刺激。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世界，并渴望对它作出改变。我们沉浸于主人公的文化中，充分体会到主人公与组成他世界的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沉浸于作者的话语中、沉浸于他的决定，以及随着故事的发展他所注意到的事物。小说，既不完全是虚构，也不完全是真实。读小说，既要面对作者的想像，还要面对真实的世界。我们无论怎样焦躁、好奇，都只能触及这个世界的表象。但当我们退到某处角落，躺在床上，当我们手拿小说，舒展地倚在沙发上时，我们的想像就会在小说中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来回穿梭。我们手中的小说，也许能带我们去一个从未去过、从未见过、从未认识过的世界。或者，它也许能带我们进入书中人物隐秘的深层世界。而这些人物从表面上看来，与我们最熟悉的人物再相似不过。
我之所以让大家来注意这每一种可能性，仅仅是因为我常常憧憬要把这两个极端世界都包含在内。有时，我试图逐个去想像，大量的读者拿着书本蜷在角落里，舒适地坐在安乐椅中的情形。我还试图去想像，他们会在何处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我的眼前会出现成千上万，甚至好几万读者的形象，城市的街道上到处是他们的身影。这些读者在看书时，作者的梦变成了他们的梦。他们在想像中，为作者的主人公塑造身份。他们看到了作者的世界。现在，这些读者像作家自己一样，试着去想像他者，他们也在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到这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在我们内心翻腾着谦卑、同情、宽容、怜悯和爱等情感。因为伟大的文学与我们的判断力没有关系，而是与我们把自己置于他人处境的能力有关。
我想像着所有读者都开始运用想像力，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我想像着他们的世界，一条又一条街道，一个又一个住区，乃至整个城市。这时，我忽然觉察到，我真正在考虑的，是在想像中塑造自己的社会、人群、整个国家（你怎么想）。现代社会、部族和国家，通过阅读小说来完成最深刻的思考，这样他们才能去争辩他们是谁。因此，即使我们单单为了消遣、放松、打发日常生活的无聊，而拿起一本小说来读，我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想像我们所属的集体、国家和社会。这也是为何小说不仅要表现一个国家的自豪和快乐，而且要表现它的愤怒、脆弱和耻辱。因为小说会让读者想到自己的耻辱、傲慢以及在世上微不足道的地位，所以小说家能够激起如此的愤慨。现在，我们仍能看到，排斥异己的现象依然严重——我们看到书本被焚烧，小说家受到起诉——这是多么地可耻。
在我长大成人的家庭里，每个人都读小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大书房。在我还是小孩时，他会谈论之前我曾提到过的几位伟大小说家——曼、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就像别人的父亲会谈论著名的将军和圣人那样。从很早的时候起，我脑海里就将所有这些小说家——这些伟大的小说家和欧洲联系在一起。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尽管我的家庭狂热地相信西化，天真地相信自己的西化程度和国家的西化程度很高，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小说是源自欧洲的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
在我看来，小说像管弦乐和后文艺复兴的绘画一样，是欧洲文明的基石。它赋予欧洲今日的面貌。如果还有所谓本质的话，那么欧洲也正是通过它才创造、展现出了自身的本质。没有小说，我无法想像欧洲会是何种面貌。我现在谈论小说，是把它当做一种思考方式、理解方式和想像方式来看的。同时，它还是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一种方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小孩和青年都是在读过欧洲小说之后，才会第一次对欧洲有深刻的认识；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拿起一本小说来读，就等于迈进了欧洲的边境线；就等于进入到一个新大陆、一种新文化、一种新文明；就可以在这些冒险过程中，学会带着新的愿望和灵感去表达自己；结果我们就会相信，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我记得，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我们还要记得，伟大的俄国小说和拉丁美洲小说也同样来源于欧洲文化。因此，只要读上一本小说，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欧洲的边境、历史和国别之分总是处于不停地流变之中。我父亲书房里的法国、俄国、德国小说里描述的古欧洲，就如同我童年时期的战后欧洲，以及今天的欧洲一样，是个永远变化的地方。因此，我们对欧洲的认识，也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然而，有一种我对欧洲的看法，却是永恒的。这就是我现在要讨论的。
我首先想说的是，对土耳其人而言，欧洲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们就在这里，带着很高的期待和美好的心愿，敲着你的门，要求进去，但又感到非常焦虑，害怕遭到拒绝。我像其他的土耳其人一样，能敏锐地感到这一切。我们的这些感受，与我在前面描述过的“默然无声的耻辱”非常相似。土耳其敲着欧洲的大门，我们等啊等啊，欧洲先作了承诺，然后又忘了我们而且还提高了门槛。土耳其申请成为欧洲正式成员国，而欧洲仔细审核的，却是土耳其可能怀有的一切企图。在此过程中，我们很悲哀地看到，欧洲某些地方的反土耳其情绪越变越浓，至少某些政客是这样的。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对土耳其人和土耳其都持反对立场。我觉得，他们的态度与我们国家某些政客采取的立场同样危险。
要批评土耳其国家缺乏民主，或者在经济上挑土耳其的毛病是一回事；要诋毁一切土耳其文化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要诋毁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后裔在该国过着最贫困的生活，也是另一回事。至于在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听说自己受到苛刻的评价，他们就再次意识到，自己是在敲一扇门，等着被放进去。当然，他们也同样会意识到，自己并不受欢迎。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欧洲反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的疯狂发展，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最粗俗的民族主义对峙。那些相信欧盟的人一定马上会看到，我们只能在和平和民族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我们要么拥有和平，要么拥有民族主义。我认为，欧盟的内心装着的，是和平的理想。我相信，土耳其给欧洲提供的和平机会，最终也不会遭到弃绝。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关头：我们必须在小说家的想像力和允许焚烧小说家作品的那种民族主义之间作出选择。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常常谈到土耳其，谈到它申请加入欧盟。每每此时，人们对我总是哭脸相迎，或提出许多质疑。所以，现在我要当场回复他们。土耳其以及土耳其人民可以提供给欧洲和德国最重要的东西，毫无疑问就是和平。它指的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加入欧洲的愿望，以及该和平愿望获得批准就可以带来的安全和产生的作用。我在孩提和青年时期，读过许多伟大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并不按照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按照对个体的渴望来界定欧洲。因为这些主人公们通过奋斗来解放自己，表现自己的创造性，使自己梦想成真。所以他们的小说能赢得我的欢心。欧洲能获得非欧洲世界的尊重，应归因于它费尽努力培育出来的各种理想：自由、平等、博爱。而如果欧洲的灵魂是启蒙、平等和民主，如果欧洲是一个基于和平的联盟，那么土耳其也该在这里有一席之地。欧洲如果以狭隘的基督教教义来界定自我，那么它就与试图从自己的宗教里获得力量的土耳其无异。这样的欧洲脱离了事实，排他性太强，它与过去相连，却与将来无关。
我是在伊斯坦布尔跨欧洲部分的一个西化的世俗家庭长大的。因此，对于我或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相信欧盟根本不是一件难事。别忘了，从童年起，我们的费内巴切足球队就一直在参加欧洲杯的比赛。有数百万像我这样的土耳其人全心全意地信任欧盟。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保守的土耳其人，穆斯林土耳其人，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团体也希望看到土耳其加入欧盟，想帮助谋划欧洲的未来，梦想这种未来的诞生，并协助共同建设这种未来。这种友好的表示虽然在几个世纪的战争和冲突之后才到来，但它的意义却不能轻看。如果将它断然拒绝，就会引起极大的遗憾和气愤。没有欧洲的好前景，我想像不出土耳其的样子。同样，没有土耳其的好前景，我也无法信任欧洲。
在此，对于我如此长篇大论地谈论政治，我向大家道歉。我最乐意归属的世界，当然是想像的世界。从七岁到二十二岁，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艺术家。这样，我可以走到伊斯坦布尔的街上，描画都市风景。正如我在自己的作品《伊斯坦布尔》里写到的那样，我在二十二岁放弃绘画，开始写小说。现在我认为，我想从绘画里得到的东西，就是我想从写小说中得到的东西。吸引我从事艺术和文学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希望：将乏味、单调、希望破灭的世界甩在身后，去追求一个更深沉、富饶、更多样化的世界。要进入这片另外的魔幻领域，不论我像早期那样，使用线条和色彩来表达自我，还是像现在这样，每天花很长的时间用文字来创作，我都需要去想像这片领域的细微差别。三十多年来，我独自坐在自己的角落里，构建这个给人抚慰的世界。它主要取材于我们都认识的世界，取材于我能从伊斯坦布尔、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街道，以及室内生活里看到的世界。然而，是想像，小说家的想像，给日常生活的有限世界赋予了独特性、魔力和灵魂。
现在我想谈谈灵魂，以此作为我发言的结尾。灵魂，是小说家努力毕生想传达的一种特质。只有当我们能够将这个奇怪而令人迷惑的任务归入适当的范围时，人生才会幸福。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都不是源自生活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的时间，都在探求这种意义。或者，换句话说，在今日这混乱、艰难、迅速流变的世界里，我一生都在喧嚣和嘈杂中踽踽而行，人生之路盘旋曲折，让我不知所从。我忙着在寻找开头、中间和结尾。在我看来，灵魂这东西，只能在小说里找到。自从我的小说《雪》出版之后，每次我走在法兰克福的街上，我就能感觉到卡的灵魂。我与这个主人公的共同之处真不算少，我感觉自己似乎真正在观看着我所想像的那座城市，似乎我不知怎的，已经触及了它的灵魂。
马拉美说得不错，“世上的一切都为了写进书本而存在。”毫无疑问，最有资格把世间一切纳入其中的书本类型，就是小说。想像，是一种将意义传递给他人的能力，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而多少世纪以来，它在小说里找到了最真的表述。我现在接受德国书业和平奖，它认可了我三十年来对这门伟大艺术的忠诚效劳。我从心底里感谢大家。
55受审
本周五，在伊斯坦布尔，在我度过一生的希什利区，在我祖母独自生活了四十年的三层楼房正对面的法庭里，我将站在法官的面前。我的罪名是“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控诉人认为，我应该入狱三年。亚美尼亚裔土耳其记者赫兰特·丁克，曾在这同一家法庭因同样的罪名而受到审判，并依据同一部法典的301法案，他被判有罪。对此，我本应有所担心才是。但是，我仍然很乐观。因为像我的律师一样，我相信反对我的证据没有说服力。我认为自己不会落到进监狱的地步。
这种态度使人们过分渲染了我的审判，这真让人有点窘迫。我非常清楚，大多数被我征求过意见的伊斯坦布尔朋友，都曾仅仅因为一本书、因为他们写的一点东西遭受过更严厉的盘查，都曾因法庭诉讼及监狱服刑而耗掉多年的时光。我生活的国家，总是很尊重高官、圣人和警察，但是却拒绝尊重作家，除非这些作家打官司或坐牢多年。因此可以说，我对自己要受到审判并未感到多么惊讶。我明白我的朋友们为什么会笑着说，我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但是，当我说出那些给我招来麻烦的话时，我并不想获取这样的荣耀。
2005年2月，在一家瑞士报纸上刊载的采访录里，我谈到曾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惨遭杀戮。接着，我还抱怨说，在我的国家谈论这些事情会触犯禁忌。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有以下常识：因为在“一战”中声称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数量众多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其中很多人在途中被屠杀。土耳其的发言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外交家——仍然坚持认为，死亡的人数比学术界提供的数字要少得多。而且，这场屠杀也算不上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因为它不是有计划的行动。再者，在战争期间，亚美尼亚人也杀害了很多穆斯林。
然而，尽管遭到国家反对，在刚刚过去的今年9月，三所声望很高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合办了一个学者会议，它接受并欢迎一切与土耳其官方立场相对立的观点。此后，虽然301法案的幽灵仍驱之不散，人们毕竟可以开始就该话题展开讨论，这还是九十年来的第一次。
我们国家不遗余力地阻止土耳其人民知道发生在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上的事情，这使事实本身成了禁忌。我的话理所当然激起了该有的狂怒。各种报刊发起了仇视我的运动，右翼（但不一定是伊斯兰主义者）专栏作家则夸张地说要让我永远“消声”；各种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组织会议和游行，来抗议我的背叛行为；还有不少人当众焚烧我的作品。我就像自己小说《雪》中的主人公卡一样，尝到了这样的滋味：因为个人政治观点的缘故，一度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城市。因为我本不想再添争端，也不想再听这种烦心事，所以在开始时我保持了沉默。但我深深感到，这是一种奇怪的耻辱。我要躲开公众，甚至还要躲避我自己说过的话。不久后，一名地方长官下令焚烧我的作品。我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希什利区公诉人对我提起诉讼。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目标。
我的诽谤者并非为私人仇恨所驱使，也并非仅仅对我表示敌意。我知道，我的案件在土耳其以及外面的世界，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讨论一个国家历史上的阴暗面并不是在诋毁该国家的“荣誉”，相反，禁止一切讨论才是对其荣誉的诋毁。此外，还因为我相信，在今天的土耳其，禁止讨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是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尽管人们对我的困境所表示的兴趣以及他们慷慨相助的姿态，让我感到安慰，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被夹在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时，我还是觉得不安。
为什么一个正式想努力加入欧盟的国家，竟然要囚禁一个其作品在欧洲非常有名的作家；为什么它觉得有必要在“西方的眼睛下”演出这幕戏剧？要解释这些，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能仅用简单的无知、忌妒或者缺乏宽容来解释这个悖论。它所牵涉的悖论，还远不止这一个。这个国家坚信，土耳其人与他们的西方邻居们不一样，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民族，不会有计划地进行灭种屠杀。然而，许多民族主义政治集团却以死亡威胁，向我进行攻击。这该怎样理解？这个国家，一方面抱怨说，他的敌人在全世界散布奥斯曼帝国影响的虚假报道，而另一方面，它又控诉、囚禁一个又一个作家，在世界范围树立了土耳其人的可怕形象，这后面是怎样的逻辑？这个国家，会请求某位教授公布他对土耳其少数族裔问题的研究成果，而一旦教授写成的报告不能取悦当局，他又会因此受到起诉。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到现在提笔写你正在读的这个句子，这期间又有五个作家和记者依据301法案受到指控。到这里，我可以想像得出，在福楼拜和奈瓦尔这两位东方主义教父眼里，这些事情会是多么稀奇古怪，他们很正确。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看到的这场正在上演的神秘剧，并非土耳其独有，而是表现了一种新的全球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刚刚有所了解，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认真对待。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印度和中国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以及这两个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不过我认为，只有看到这些阶层人们的生活在小说里有所反映，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他们在这场转变中所起的作用。无论是非西方的资产阶级也好，或者富裕的官僚也罢，不管你怎样称呼这些新的精英分子，他们就如同我们国家的精英一样都会认为：如果要让自己刚刚获取的财富和权力合法化，那就必须遵循两条单独、似乎不相交合的行动路线。首先，他们必须采用西方的语言和观念，来为自己迅速增长的财富正名。其次，在确定了需要这些知识之后，他们则又开始担当起教育国民的责任。当人们斥责他们忽视传统时，他们便以恶毒、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回应。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稀奇古怪的争端，可能只不过是这些政治和经济计划与其产生的文化渴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有人要匆匆忙忙加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恼怒的民族主义将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当做西方的发明物。
在描写后殖民时代非西方国家无情、凶恶的精英统治阶层的第一批作家中，V.S.奈保尔是其中之一。我在韩国遇到伟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听说他曾有声明，对日本在侵韩、侵华期间犯下的丑陋罪行，应该在东京进行公开讨论。之后，他也因此言论受到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还有俄国对车臣、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对民权组织的不容忍态度，在印度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对言论自由发起的攻击——这一切都是由同样的矛盾滋生出来的。
当明天的小说家们准备叙述新精英阶层的私人生活时，他们毫无疑问会期待西方对他们国家限制言论自由的现象加以批判。但是现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谎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的报道，已经非常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信誉。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要在我的世界里去证明西方民主的真实性，已经成为越来越难的事情。
56你为谁写作？
你为谁写作？自从成为作家之后，这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读者和记者向我提得最多的问题。他们的动机，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他们好奇的程度也是如此，但他们问问题时怀疑和傲慢的语气，则没有分别。
在70年代中期，我最初决定要成为小说家的时候，这个问题反映了当时普遍盛行的庸俗观点。那时人们认为，文学艺术是奢侈品。而一个贫穷又拼命想进入现代化时代的非西方国家，根本担当不起。也有人认为，“像你这样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如果去当跟流行病作斗争的医生或者修桥梁的工程师，那么就会对国家更为有益。（70年代早期，让-保罗·萨特说过，如果他是一个比夫拉知识分子的话，他就不会写小说了。他的话让人们更加相信这种观点。）
后来，这些提问题的人更感兴趣的是：我希望哪一社会阶层来阅读和欣赏我的作品。我知道这是一个作弄人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我的回答不是“我为社会上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写作！”那人们就会指责，说我在保护土耳其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另一方面，有人却在提醒我，任何思想纯洁、心地善良的作家，如果宣称为工人、农民和穷人写作的话，那他只不过是在为一群几乎不识字的人写作而已。在70年代，我的母亲问我在为谁写作时，她那忧伤和关切的口吻都透露出，她实际上想问的是：“你怎么养活你自己？”朋友们也问我在为谁写作，他们语调中的嘲讽意味分明是在说，没有人会去读我这种人写的书。
那以后的三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问到我这个问题。这更多的是因为，我的小说已被译成四十种语言。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里，那些不计其数采访我的人总是显得忧心忡忡。他们怕我会误解他们的话，一般会加上这么几句：“你用土耳其语写作。你只为土耳其人写作吗，或者说，在你的作品被翻译，吸引了更广泛的读者后，你是否还会为他们作些考虑？”不管我们是在土耳其国内还是国外，问问题的人总是带着同样怀疑和傲慢的微笑。这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想让人们认为我的作品真实可靠，我必须这么回答：“我只为土耳其人写作。”
我们想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因为它既不诚实又不符合人性。但在此之前，我们应该记得，小说的兴起是和国家的出现同步的。19世纪，当人们开始写伟大的小说时，小说艺术从任何意义上讲都属于一种国家艺术。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写作对象，都是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的人们，能够识别出自己国家小说家笔下的每个城市、每条街道、每座房子、每个房间，甚至每把椅子！阅读这些作品时，他们沉浸在与现实世界一般无二的快乐之中，讨论的问题也是现实世界中的问题。19世纪，重要作家的小说往往先出现于全国性报纸的文化和艺术版面上，因为这些作家是在向全国人民说话。从叙述的声音中，人们感到，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们最深切的愿望，就是国家能够繁荣昌盛。到19世纪末，阅读和创作小说，就是参与到有关国计民生的全国性讨论中来。
但是现在，创作小说和阅读小说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变化出现于20世纪前半叶，那时小说与现代主义结合，取得了高雅艺术的地位。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通讯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人所共知。在媒体全球化时代，文学家并不再首先，也不再仅仅面向他们国家的中产阶级说话，而是直接面向全世界阅读“文学小说”的读者说话。今天的读者等待加西亚·马尔克斯、库切、保罗·奥斯特的新作，就像以前的读者等待狄更斯的新作一样。他们等待的，都是最新的新闻。现在，文学小说家的读者群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作品在本国的读者群。
作家为谁写作呢？如果把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我们不妨回答说，他们是在为理想的读者、为他们亲爱的人、为他们自己写作，或者，他们不为任何人而写作。这是真的，但并不完全是真理。因为当今的作家也在为阅读他们作品的人而写作。由此可以推论，与其说当今作家是为其本国大多数并不读他们作品的人写作，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为全世界少数阅读其作品的人在写作。因此我们明白了：这些令人难堪的问题以及对作家怀疑的真实意图，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过去三十年里所形成的文化新秩序的焦虑。
为这个问题而苦恼的人，都是非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他们掌握着文化机构。他们对自己在世界的地位把握不定，他们不愿意讨论本国当今的危机局势，不愿意提起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污点。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作家充满了怀疑。这些作家从非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待历史和民族主义问题。在他们看来，如果作家不为本国的读者写作，那他就是在给本国渲染异域情调，以迎合“外国消费”，那他就是在捏造一些现实里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同时，西方国家也在怀疑这些作家。西方很多读者认为，当地的文学应该保持纯正的地方特色，应该扎根于当地文化。他们暗自担心，如果一个作家吸收的是本国之外的文化传统，因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作家，那他就会失去其真实性。对此最为担忧的读者所想的是，他渴望一旦打开一本书，就能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异域国家。他渴望能在书中读到那个国家的内部争端，就像观察隔壁邻居家争吵一样。如果一个作家的说话对象包括了那些属于其他文化并且讲其他语言的读者，那么这种奇思异想也就消失了。
所有作家都深切希望其作品具有真实性。因此，即使过去多年，我还是很喜欢人们问我为谁写作。但是，一个作家的真实性的确依赖于自己对世界的应变能力，但同样也依赖于他对自己在世界上地位不断变化的理解能力。世上没有一个理想的读者不会受到社会禁律和国家神话的影响。同样，世上也没有理想的小说家。但是不管他是国内还是国际作家，他们都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首先，他们会想像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读者，然后在创作时，他满脑子里还得时刻不忘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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