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迫离开的兰德公司科学家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不免会遇到挫折，无论你是默默无闻，还是星光璀璨，就如兰德公司里赫赫有名的沃尔斯泰特一样。1963年，由于布罗迪在科尔博姆面前的巧言挑唆，科尔博姆一时气愤之下，撤销了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的所有职权。这让成就卓越的沃尔斯泰特感觉到颜面尽失，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交情甚好的同事们不免为他感到惋惜和遗憾，然而却别无他法。
当沃尔斯泰特走出兰德公司大楼的时候，寒冷的空气让他顿感心情舒畅。在沮丧之余，他又暗自为当初的先见之明而欣慰——他选择春秋两季在学校给学生授课，其余时间回到洛杉矶从事兰德公司顾问的工作。
沃尔斯泰特从1951年至1963都在兰德公司工作，一共在兰德公司工作了足足12年之久，可以说，他人生的中间阶段都是在兰德公司度过的。他总是问自己，这12年是否是自己人生最辉煌和重要的时段？但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重点在于现在他已经被兰德公司轻易地扫地出门了。
尽管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有着极高的声望和众多的朋友，但这些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关键是科尔博姆对他的行为感到了怨恨。因为他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和空军形成了对立的关系，他不仅支持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公然批判兰德公司的工作氛围枯燥无味且迟钝。可以说，沃尔斯泰特的这些行为对他自身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沃尔斯泰特得知自己被兰德公司的科尔博姆解雇了以后，他在对艾斯伯格倾述时，几乎整个过程都是热泪纵横，似乎遭受了极不公平的对待和莫大的委屈。当沃尔斯泰特倾述说：“我从未曾预料过我会被兰德公司解雇，或许我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又或许我把生活想象得太完美了，只是我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生活中会发生如此不幸的事情。”沃尔斯泰特没有再向科尔博姆争取什么，而是让科尔博姆给他一段找到另一份工作的时间。像沃尔斯泰特这种大名鼎鼎的人，想要寻找一份工作还是很容易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他去任教，不久，芝加哥大学又授予他终身任教的荣誉职位。
在芝加哥大学校园的研究新生接待会上，校方向新入学的研究生们介绍沃尔斯泰特，那时，沃尔斯泰特的眼睛正盯着一个黑头发，白皮肤以及厚厚嘴唇的男孩子看。当这个男孩子自我介绍完毕以后，沃尔斯泰特有些惊讶地问：“你的名字真的是叫沃尔福威茨吗？”
那个男孩子肯定地回答道：“您说得很对，我的全名叫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成了美国的国防部部长）。”
沃尔斯泰特紧接着又说：“能告诉我你和数学家杰克·沃尔福威茨是什么关系吗？因为沃尔福威茨曾是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
“噢，这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瞒您说，他正是我的父亲。”保罗·沃尔福威茨骄傲地回答说。
沃尔斯泰特笑容满面地说：“好样的，年轻人，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生涯。”
对于沃尔斯泰特而言，1965年可以说是及其顺利的一年。在芝加哥大学里，沃尔斯泰特可以从事很多有利可图的职业，比如咨询顾问类的工作，芝加哥校方还允许沃尔斯泰特聘请更多的助手。不但如此，沃尔斯泰特还可以尽情挥洒他说教的习性，而他之所以离开兰德公司，也正是因为这种到处说教的特性使他成为了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受争议的兰德公司科学家之一。在芝加哥大学里，沃尔斯泰特作为一名政治系的教授，就像罗马政治家新加图一样，提倡军事准备工作快速的进行，还抨击美国当局正在冒着被前苏联威胁攻击的风险，一步一步陷入战争的困境。
另一方面，沃尔斯泰特认为上天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他明显地感觉到了。因为，在沃尔斯泰特离开兰德公司后不久，科尔博姆也被迫离开了兰德公司，而向科尔博姆挑唆他是非的布罗迪也被宣判出局，后来布罗迪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为北约对法军、核武器以及过分夸大其词的打击力度忧心如焚，最终使他成为了高卢人的工具。用沃尔斯泰特的话说，或许是布罗迪不怀好意的举动间接帮了他的忙，迫使他去追寻更加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1967年1月1日，罗温代替了科尔博姆在兰德公司的位置，成为了兰德公司的新统帅。在罗温的带领下，非军事项目的研究工作不再是兰德公司的禁忌，比如安全模型、分级指挥以及量化基础在空军和国防方面都有采用，这些也都符合杰克逊时期的风潮。此外，把兰德公司研究项目扩张到社会领域的似乎正是罗温。罗温在接任兰德公司总裁之前就已经告之兰德公司理事会说：“在总统办公室内，我对国内社会问题研究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国防研究。千万不要小看了社会问题，它在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意义，比如教育、犯罪、贫困以及人类健康等令人颇感兴趣的社会课题。”而这些在罗温看来很有研究意义的课题，在兰德公司还从未有人采用所擅长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测试。作为兰德公司新任总裁的罗温而言，他和所有兰德公司创始者以及前几任兰德公司总裁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兰德公司缔造成整个美国的第一智囊团。罗温出生在波士顿，早年曾是一名工程师。在兰德公司，他是资深级的元老。
罗温在1950年加入兰德公司智囊团经济学科，他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协助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工作，于是，罗温和沃尔斯泰特有了很长一段密切合作的机会。1953年，罗温找到希奇，表明了自己要想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意愿，希奇很赞成罗温的想法，并建议他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还答应写信给女王学院的院长，担保罗温能够顺利进入牛津大学学习。
两年后，即1955年，罗温成功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证书，回到兰德公司后，他又协助沃尔斯泰特研究基地研究的后续项目——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与使用。1960年，约翰·肯尼迪入选美国总统，罗温上任国际事务国防副部长，1965年，约翰逊总统下令在联邦委员会内部使用国防部预测法，罗温被授予预算局的副主管一职，两年之后，罗温接受了兰德公司最高职位的邀请。
罗温上任兰德公司总裁三个月以后，在兰德公司机构的内部组织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并开始让兰德公司的研究工项实现多样化。罗温从兰德公司机构和美国政府之间的需求分析得出，兰德公司有必要设立一个“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的新机构。事实上，这个新机构就是兰德公司原有一个项目的翻版，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城市科技研究学院”旨在集中研究社会问题上。罗温还提出，这个新机构的组成成员可以是兰德公司智囊团现有的成员，也可以对外招募一批新的科学专家，致力研究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
2.兰德公司与林赛纽约政府的结盟
1965年，在洛杉矶的沃茨犹太人居住区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骚乱事件，紧接着，在新泽西州也发生了同样程度的种族暴动，接踵而来的是密歇根州和底特律的暴动事件。在这些骚乱事件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之后，美国政府对国内局势稳定自信满满的心开始动摇了。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种族歧视、贫穷暴力等恶劣问题严重损坏了美国良好公正的形象，这种公正也促使其他国家效仿兴起。如果这些暴乱是美国民众因庇护正义或缺少工作而引起的，那么美国又如何在国际社会中以高人一等的姿势对人？又如何宣扬民主政策绝对优于共产主义制度？这些令美国政府烦忧的、急于解决的问题，自然地落在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的肩膀上，而罗温似乎对兰德公司的工作系统胸有成竹。
罗温效仿了兰德公司早年的精神风格，就如1947年约翰·威廉姆斯在纽约召开学术研讨大会一样，罗温在1967年5月，为新机构“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为这个新机构征集广泛的意见和相关赞助。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沃尔斯泰特、政治历史学家理查德·E·纽斯塔特、肯尼思·阿罗，以及亚当·亚莫林斯基（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前任特别助理）等社会各界人士。
但是，参与会议的人员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没有争取到空军的赞助资金。在这一点上，与会者们一致认为：“兰德公司拥有这样一个富有的客户，会使兰德公司获益良多，尽管这个客户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干涉兰德公司的工作状况，又或许在早些时候，这个客户就已经不再为兰德公司的成果而欣喜不已，但这个客户却从根本意义上存在着。然而，现在的城市研究新机构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情况。”与会者们建议兰德公司至少得筹备到5年或以上的运转资金，才有可能使兰德公司避免一场经济不稳定的严重状况。他们还提议将新机构的办公地点设在兰德公司附近，并为新机构设立一个独立的理事会，这样就可以招募更多的年轻科学家，甚至比兰德公司社会学科容纳的科学家还要多。据初步统计，新机构将向社会雇用全职科学家，预计年经费在250万美元左右。
虽然这个城市科技研究学院没有得到空军的赞助，但它的诞生似乎是非常正确的。以前许多无法在专业知识上与兰德公司取得合作的政府机构开始雇用兰德公司智囊团，为国内问题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许多运输部门也委托兰德公司研究传感器在交通流量和效率方面的应用；而教育部和卫生局以及各种福利机构也正在斟酌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的系统项目；此外，总统约翰逊早在3个月前就已经要求美国国会在社会研究项目上加大资金的投入，因此，城市科技研究学院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预算经费。但是，令罗温始料不及的是，他这番轰轰烈烈的举动却让另一个竞争者捷足先登。尽管罗温在美国政府圈内有着相当不错的人际关系，但这个竞争者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比罗温更甚，因此，兰德公司不经意间就成为了连接城市研究与政府之间的纽带。
这个与兰德公司展开竞争的人就是约瑟夫·卡里法诺。卡里法诺出生在布鲁克林一个由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组成的家庭，卡里法诺在哈佛大学毕业后，被麦克纳马拉招募进了美国国防部大楼，他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感到无比骄傲，尤其以自己的政治职务感到自豪。后来，他又成功地进入白宫，成为了约翰逊总统在国内行政事务上的特别助理，主要负责监督城市新建立的住房和城市发展建设的工作。在卡里法诺进入白宫时，约翰逊总统对他说：“年轻人，他们极力称赞你的聪明才智，并认为你是哈佛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但我不这样认为，对我而言，你在布鲁克林城市的所见所闻远远胜过你在哈佛大学所学到的任何知识，尽管你和他们或许都不这样认为。”
卡里法诺觉得罗温关于城市学院的方案很有意思，如果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公众的认可，这将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卡里法诺却不想把这样一件好事让给兰德公司去做，或者说让兰德公司把这个风头抢了。在得知兰德公司已经举办了城市学院研讨会时，卡里法诺觉得自己应该快速行动起来，争取在兰德公司之前把城市研究问题开展起来，否则，可以为城市研究服务的人才便会被兰德公司一抢而空。于在，在兰德公司召开城市研讨大学一个月后，即1967年6月，卡里法诺也举办了一次城市发展研究大会，旨在探讨如何建立起城市发展研究机构，此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又陆续召开了几次城市规划后续会议。他援引了兰德公司的行事风格——起用社会各界的智者，在城市整体问题上展开了深刻而又广泛的研究。
1967年12月，卡里法诺得到了总统约翰逊的秘密特许，并在其支持下，宣布成立了一个名为“城市学院”的非营利性机构。担任这个机构最高主席的是威廉·高汉，高汉曾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以及麦克纳马拉的国防副部长。
城市研究学院从名义上而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它的日常事务、研究经费以及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与城市住房发展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受其指导。换言之，这个城市研究学院附属于一个名为“伟大社会”的计划——总统约翰逊曾提出一个理念，把美国建设成为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的自由公平的国度，致力把美国贫富分化和种族歧视等不公平问题彻底解决——这个伟大的社会理念孕育出了公共医疗卫生补助与医疗保险制度，以及1964年的民权法案。
卡里法诺想方设法阻止兰德公司接收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项目，并利用职权给美国联邦委员会施压，让他们将大部分的研究经费拨给他的城市学院。不但如此，他还向各界决策机构和人士鼓吹城市学院的研究工作，甚至还用写信的方式将城市学院的信息传递给各个城市的市长和美国各州政府官员。他在信中一再强调，他的城市学院得到了总统约翰逊的鼎力支持，并鼓励这些人与他的城市学院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
卡里法诺的这种自我大肆吹捧的行为果然引起了各个政府渠道的强烈响应，对此，罗温束手无策，在心灰意冷之下，他只得引领兰德公司转向个人基金会和私企等非政府渠道。由于兰德公司本身与私企领域有着相当不错的关系网，比如兰德公司理事会的大卫·A·谢巴德就是标准石油企业的副总裁，但是在与标准石油企业的谈判上却出现了问题，因为标准石油企业要求研究结果归为己有，而兰德公司却明文禁止研究成果独占的性质。于是，兰德公司像最初从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工厂里面独立出来那样，向福特基金会争取大部分的城市科学研究经费。
然而，在城市研究问题上，对兰德公司起到转折作用的是一位名叫约翰·V·林赛的人，林赛在美国政府圈子里面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纽约市市长。而且，林赛似乎有能力与约翰逊政府相抗衡。
人们总是把林赛称之为“共和党的肯尼迪”。林赛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是新英格兰古老家族的后裔，他曾经七次从纽约共和党大本营当选为国会议员，1965年，他提出的改革之举为他赢得了纽约市长的竞选权。林赛是共和党人，他致力于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商业发展，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甚至比民主党人士还要开明。他曾经在首次被选举成为国会议员时说：“相信，共和党代表着国家的进步，是共和党在推动着个体和民族的自由权力。”
林赛言出必行，1963年，一些海外美国人多次对美国政府进行批评，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想用《反叛乱法》镇压这些人对美国政府的种种愤怒情绪，但是在林赛的努力阻止下，肯尼迪的想法才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数年之后，林赛当选为纽约市市长，但他却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作为共和党人的林赛，需要在一个民主党派控制下的国家里有一番大的作为，似乎有些困难。因为，民主党派从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撑控着整个纽约的经济和政治。此外，就美国政府方面而言，总统约翰逊也不支持林赛，还千方百计推迟联邦委员会对纽约的住房拨款，以此来削弱林赛的实力。不但如此，纽约城市里还存在着普遍的种族歧视。然而，之所以纽约并没有如底特律、密歇根州以及华盛顿那样燃起暴乱之火，这都要归功于林赛的勇敢和努力——他经常不带任何保镖，独自一人走在西班牙人和黑人后裔的聚集区内，竭力劝诫居民们保持冷静。
林赛及其团队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在纽约市推行的改革制度是可以改变和提高政府效率的。正如麦克纳马拉试图重新塑造美国国防部大楼一样，推行用量化的方法对政治决策进行系统分析，以客观的数据为基础，用冷静而又谨慎的态度审视政治政策，从而彻底消除政治决策中的主观政见。因此，林赛及其团队非常乐意与推行数字化系统分析的兰德公司结盟。
作为林赛预算部主管的弗雷德里克·欧莱利·海耶斯，他和罗温曾经都在预算局工作过，并且对兰德公司在联邦委员会系统内推行的预算和分析方法很熟悉。海耶斯过去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建议福特基金会投入450万美元，并争取用5年的时间创造出一个类似于兰德公司那样的机构——针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时，福特基金会婉拒了海耶斯的议案，并认为林赛纽约政府试图以这种形式绕开经过选举才能产生的民主党政府，试图掌握纽约议会和市调查评估委员会，从而达到控制林赛纽约政府的目的。
在海耶斯的提议被福特基金会拒绝后，林赛纽约政府只得将方向转到了兰德公司。在1968年1月8日，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签订了4个合同，其中之一就是兰德公司受聘于林赛纽约政府，并在6个月的时间内，对纽约市场的消防、医疗、警察以及住房开发部门展开全面的研究。对于此次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的结盟，林赛认为，这次合作是他这些年来在努力提高纽约政府政策效率上最重要的举措。
从理论上讲，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的结盟是各取所需。对兰德公司而言，纽约就像是兰德公司硕大的实验室，在这里，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可以进行城市问题完善的系统分析和应用测试；对纽约政府而言，则可以获得客观存在的城市问题以及无党派偏见的分析报告，以及这些现实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对策。此外，相对于从中蓄意作梗的民主党派人士而言，林赛政府还可以取得先决的优势。
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结盟之后，在1968年末，兰德公司赢得了一些稳固的业务合同，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住房发展、城市规划、经济部门以及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基金协会等，这些业务合同的总价值超过了200万美元。
1969年，在林赛纽约政府和兰德公司的共同努力下，一家名为“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独立性非营利机构改革宣布成立，两者之间签订的合同开始正式运营，兰德公司也正式向林赛纽约政府表示，此次研究项目会尽量减少党派偏见的问题。而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主要资助人正是福特基金会。从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1969年成立到1971年之间，兰德公司的所有精力几乎都放在了该机构的研究工作中。
3.成功背后的代价
“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卫生学科研究项目涉及广受民众欢迎的一些领域，比如性病、护理、培训以及铅中毒等，但是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领导人，加之新参与进来的研究人员又不太稳定，因此许多相关的研究议案都没有落到实践中去。与之相反的是，兰德公司在消防部门中的研究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得益于消防部门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高权力机构。
消防局的工作环境极其接近于国防部大楼，且追求效率第一，摒弃了党派偏见、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价值因素等杂乱无章的问题。这也正是“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中其他城市项目所不能比拟的。不但如此，“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与消防局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很融洽，兰德公司研究院主动积极地融入到消防团队中，并安排研究人员驻扎在消防队伍中，研究与消防任务相关的东西等，比如降低了消防局火灾警报器误报的总体数量，并采用系统程序响应火灾警报等。此外，兰德公司研究院还为消防局研究出了一种消防必备品——滑流水。
爱德华·布拉姆是“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最高负责人，他也是化学领域的工程师，早年曾在联合碳化物公司担任过专家顾问，因此，他知道在水中添加碳化物会形成一种聚合物——滑流水。它可以有效地提高软管中的水流效率，且效果显着。在1968年，布拉姆说服了消防署，并成功采用了这种滑流水聚合物添加剂，结果滑流水与软管之间的摩擦力显着减小，从而使软管水流量上升了80%，而且不必再使用泵压等相关器件来增加水流量了。滑流水也因此成为了消防团队的必备品，并被全国各地的消防机构迅速开始引用。
尽管这样的研究成果给兰德公司研究院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也更有利于纽约的迅速发展，但“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所面临的困境却一直存在。因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兰德公司想要把主要竞争对手卡里法诺的“城市学院”拒绝在纽约市的社会事务之外，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兰德公司越来越觉察到“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正处于各种权力激烈争斗的中心，每一方都想要撑控纽约的决定权，此类斗争丝毫不亚于国防部大楼官僚主义间的明争暗斗。纽约警察局首先给兰德公司出了难题，尽管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所签约的研究项目中，以纽约警察局的项目规模最宏大，研究经费最多（近100万美元），但是纽约警察局在与兰德公司签署合同不到一年，便主动要求终止合同。之后，纽约警察局被腐败无能的势力所撑控，数以百计的政府官员牵连在毒品或诈骗案件中，而警察虐待等残暴行为也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面对这样恶劣的情形，兰德公司的研究科学家们都十分不愿意驻扎在警察局，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增强众多官员的信心。
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对纽约警察局的分析研究报告中，兰德公司对警察局的挑选、招募以及训练等相关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整理出了一个数据显示库。这个数据清单囊括了纽约警察局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近2000名官员的机密性材料，例如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民事诉讼、犯罪指控以及犯罪记录等。而这些内容一旦让媒体知悉，那么这个警察则极有可能会被终止警务生涯。
事实证明，这种事情暴露的可能性并非遥远。“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针对警察局为非作歹的现象拟定了一份文献性质的报告，这份报告从表面上来讲是保密的，但其中援引了数据清单中的信息，旨在为指控警察胡作非为的行为提供签证。在1970年11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份文献中的内容。报道中同时还指出，在警察虐待市民的诸多案例中，仅有5%的涉究警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于警察局丑闻的暴露，警察局官员认为，“纽约-兰德公司研究院”已经成为了纽约市长的工具，兰德公司之所以想方设法将这些信息披露于众，无非是想达到大规模的重塑警察局的目的。这对本来就已经不信任兰德公司的纽约警察局来讲，无疑加深了他们对兰德公司的厌恶感。
同样，“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在住房政策研究方面也引发了强烈的不满。随着年老居民、贫穷的少数后裔人口的日益增加，住房租金俨然成了当时人们的焦点。林赛政府想让“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修改住房租金管理制度，并鼓励房产拥有者改善其租住房的设施条件，从而挽救正在进一步衰落的纽约中心市场。然而，这种举措却被贫穷的少数后裔人士和批判家们认为，这是林赛政府有意想要提高住房租金，进而达到将贫穷的租房者赶出去，最好是赶出纽约市中心的目的。
然而，事实情况则是，截至1968年，由于缺乏相应的住房政策刺激，房产者无心维护房产利益，致使纽约市近10万套住房空置，而这些闲置的住房足可以住下当时一个泽西市的所有人口。对此，“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又拟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报告，其中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由政府向没有任何福利的家庭发放租房证明，证实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与预先设置的最低房租间的差距……房产拥有者可以拿着这些租房证明到相关机构兑换成现金以及粮票之类的……只要不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纽约市政府都将对这些房产主加以补偿……”
1969年末，社会上一些激进分子不知从何处获悉了这份租金报告的内容，尽管负责住房建设的官员当时否认了这个报告存在的事实，但在1970年2月，迫于压力，纽约市长办公室不得不承认这份报告的真实存在性。他们同时也声称，报告正在修订中，不知何时才能完成。但是，消息走漏得相当快，十天不到，《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便刊登了这份报告，并详尽描述了兰德公司对于这份报告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
从林赛的角度而言，与兰德公司的结盟，并没有帮助他走出诸多的政治危机。在1973年，林赛转变成为了民主党派人士，他像1965年时的被打破的竞争对手一样落败，且疲惫不堪。于是他决定不再参加市长竞选，尽管他对纽约这座“娱乐城”的政治圈有着深深的眷恋。
上任纽约新市长的是亚伯拉罕·比姆。比姆在1970年时曾担任纽约市的市政审计官，他取代林赛上任纽约市长后，他强烈反对林赛政府把7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研究经费，并拒绝支付价值200万美元的兰德公司合同费用，还立即取消了兰德公司所有的研究项目，为此他召开了纽约市议会，议会一致通过纽约市的任何咨询工作一并交由纽约市各大学教授与专家负责。
“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不得不就此解散，除了自愿离开的研究人员，其余的研究人员都转到了兰德公司总部。到了1996年时，一家名为“纽约市-兰德公司附属机构”的公司又开始运行，但它仅限于类似教育部门之类的研究项目。
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发展和最终关闭的过程中，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从中吸取的最主要的经验之一便是避免给任何人留下党派偏见的不良印象。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便大力培养一批对政治保持中立思想的研究人员，在任何一种研究项目中，既不偏袒共和党，也不偏袒民主党。
兰德公司在罗温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研究项目，比如公共设施、电子通信、媒体广播以及教育等众多领域，这些项目迄今为止一直在继续。事实上，虽然“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发展到最后被迫关闭，但它却给兰德公司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为兰德公司铺平了军事与民间项目平衡发展的道路。
然而难以预料的是，兰德公司一名耀眼的学者兼罗温的好友却把兰德公司带上了自成立以来最危险的境地。
4.“监守自盗”——窃取绝密文件
1969年10月的一个夜里，在圣塔莫尼卡兰德公司的总部，丹尼尔·艾斯伯特迅速把一叠文件塞进公文包中后，他神色慌张地快步走出兰德公司总部长长的走廊。被他塞进公文包里的文件袋上印有国家最高机密的标志，这些文件的内容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1945年；有一部分文件是美国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一系列的分析研究文件；还有一部分是美国干预东南亚战争史的资料。当时，完整的文件仅仅只有两份，一份被艾斯伯特塞在了自己的公文包中，另一份在国防部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手中。艾斯伯特认为，这些文件的内容可以作为数十年来的谋杀骗局，于是他决定窃取这些文件，并将之公布于众，揭开其中种种的谎言，即便自己被判定为卖国而终身监禁，他也无所畏惧。
事实上，自1967年开始，艾斯伯特就反对并试图阻止美国政府内部阻止越南战争，他明确地指出，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打击政策是不正确的，也是注定失败的，这场战争顶多是一场血腥的僵局。然而没有人理会他的言论，甚至罗伯特·麦克纳、亨利·基辛格以及他在兰德公司的上司都对他的说法视而不见。对于美国的领导者和军官们而言，撤退就意味着投降，投降就意味着耻辱。虽然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再保证会停止越南战争，美国正在与越南进行和平解决的谈判。但是艾斯伯特从一些机密电报中获悉，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停止战争的意愿，相反还要秘密扩大战争的规模，必要时甚至会使用原子弹。
艾斯伯特认为，唯有一种办法可以遏制如此疯狂的行为，那就是把未公开的、完整的机密战争历史资料在美国民众面前公布，艾斯伯特坚信，整个美国民众将会对那些满手沾满血腥的战犯进行谴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窃取并想要泄露文件秘密的艾斯伯特极有可能完成这次窃取任务，因为艾斯伯特是这个项目库唯一一位来自民间的管理员。在1967年，新任兰德公司总裁的哈里·罗温建议麦克纳马拉创立一个有关于越南战争分析报告和美国干预东南亚战争如何陷入困境的研究项目，麦克纳马拉听后欣然同意并表示支持。与此同时，罗温让自己的得意门生艾斯伯特负责这个项目的管理工作，而艾斯伯特如今的做法无疑是背叛自己尊敬的老师兼好友——他很清楚这样做极有可能毁掉罗温的工作甚至于大好的前程，尤其是罗温在联邦政府的官职和他已经通过的忠诚度审查。
那个下午，艾斯伯特与同事安东尼·鲁索进行了会面。鲁索曾经参与了越共动机分析，他的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致使他对实现整个东南亚和平的希望破灭了。鲁索告诉艾斯伯特说，他的女友西娜创办了一家公司，公司里面配有最新上市的施乐高级复印机，可以快速把所需要的文件复印很多份。于是，艾斯伯特和鲁索商量好，把从兰德公司总部窃取出来的文件分别复印几份，然后再把这些复印件分发传送到国会和各个新闻媒体。艾斯伯特说，想要拿到这些机密文件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把绝密文件顺利地带出兰德公司总部？谁都清楚，兰德公司总部的管理非常严密，就算是作为这个项目的管理员之一的艾斯伯特，想要进入兰德公司总部也并非易事。
事实也确属如此，管理严密的兰德公司总部甚至于比国防部大楼还要森严。艾斯伯特曾经在国防部大楼任职过一段时间，那时他时常带着机密文件往返于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国务陆军以及白宫之间，警卫人员从来都不会正眼瞧他一眼。不同的是，兰德公司所有的机密文件除了在当时使用之外，绝不允许随意往外携带，除非特殊情况，但都要经过审批。文件不再使用时，就必须立即放回绝密保险柜里。兰德公司的警卫人员并不会每次都对离开兰德公司大楼的人员进行检查，但他们会在你偶尔一次离开时对你进行检查，并且完全令你意料不到。艾斯伯特想，尽管自己每次离开兰德公司办公大楼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被检查过，但他不能保证自己今晚离开时仍然可以不被检查。
艾斯伯特迅速把机密文件塞进公文包后，他匆匆走过走廊，快要靠近兰德公司大厅的时候，艾斯伯特感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理了理原来就很整洁的衣领，大约三分钟后，他用精致的门卡打开双重安全门来到兰德公司大厅。此时，有两个瘦高个子的警卫正坐在大厅一侧的桌子边交谈。在他们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两幅牌匾，一幅上面写着兰德公司的格言：“在这里，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和你在这里所说的，请让它永远留在这里，它也只能在这里存在。”另一幅上面则讲述的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嫌疑人员被兰德公司警卫审问的过程，标题是长长的一串：“想见见新朋友，想访问有趣的地方，请首先打开你的保险箱。”艾斯伯特在厚重的玻璃门前有片刻的犹豫，随后他像往常一样理直气壮、大步流星地穿过玻璃门。这时，其中一个警卫匆匆地瞥了艾斯伯特一眼，随即微笑着说：“晚上好，丹尼。”
艾斯伯特故作轻松地朝警卫点头笑了笑，并且挥了挥另一只空闲的手，神情镇定且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出兰德公司的办公大楼，通过长长的人行通道来到停车场，停车场对面是圣塔莫尼卡的警局，警局的上空被都市的夜景映出一片沥青的蓝色。然后艾斯伯特像平常一样不紧不慢地坐进车内，以一种限定的车速向鲁索的好莱坞公寓驶去。
西娜的公司设在新月高底和梅尔罗斯拐弯处一家鲜花店的楼上。西娜领着他们走过公司外部的楼梯，进入公司的办公厅大门，接着西娜插入钥匙，关闭公司的自动报警器，办公厅的一侧放着一个又大又沉的机器——施乐高级复印机，在那个时代而言，施乐复印机相对来说是速度很快的。艾斯伯特瞄了瞄手中的文件，他朝鲁索苦笑地摇了摇头，看样子得工作一夜才能将所需要的文件全部复印出来。
艾斯伯特用这些窃取回来的大叠文件和复印机一起努力工作着，他试着把文件紧贴在复印机的玻璃片上，希望能够一次复印出两份。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是问题却出现了，复印出来的文件信息模糊不清。他试着调了调复印机的指数，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文件贴在玻璃上，当复印机中的墨辊扫过文件时，玻璃折射出刺眼且诡异的绿光。他把复印件交给了鲁索和西娜整理，紧接着又开始复印。艾斯伯特得知，在10月15日，有一场全国性的抗议越战的暂停罢工活动，艾斯伯特希望能够及时地将这些文件的信息发布出去，争取为此次的罢工行动助威，同时也为他和康纳德·科伦还有其他几位兰德公司同仁们写的信件加重分量。因为，他们决定就在这几天内把写好的信件寄给《纽约时报》，公开要求美国政府为当年在越战中的行为做检讨。
正当艾斯伯特匆匆复印时，突然，西娜公司的玻璃大门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艾斯伯特手中的工作，接着只见两名身穿警察制服的人员站在玻璃门外，其中一个示意艾斯伯特打开玻璃门。艾斯伯特内心一沉，完了！他暗自思忖，从兰德公司大楼出来的时候一点预兆也没有，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不禁在想，这些人的动作也太快了，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艾斯伯特迅速用一张白纸盖在机密文件上，并合上了复印机的盖子。在走向玻璃门的短暂的时间内，他想了很多的问题：万一事情败露了，这会不会连累到鲁索的女友西娜？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应该怎么办？我的好友哈里·罗温一定会受到牵连吧？从复印机旁到玻璃大门，短短的几分钟里，对于艾斯伯特来说，足够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艾斯伯特边走边想，并努力让自己的神情镇定下来，他打开玻璃门，故作轻松地问：“警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其中一个警官回答说：“先生，你的报警器又响了，而且一直响个不停。”听到警官这样说，艾斯伯特的内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他依旧未能从刚才深深地恐惧中缓过劲来，他尽量表现出镇定地把头转向鲁索和西娜，神情中却透着一丝慌张。
“西娜，原来你在啊！”刚刚回答艾斯伯特的警官走进室内，笑着说：“嗨，西娜，你又犯同样的毛病了。”
在那个警官一步一步走向复印机旁时，西娜快步向那个警官跑去，并摇头苦笑说：“哦，我的上帝，我总是这样，我真拿那把该死的钥匙没办法，我想我会尽快换掉的。”
那个警官依然笑着回答说：“噢，漂亮的西娜不用为此生气，你只要吸取教训就对了。”
西娜快速回答道：“嗨，那当然，我一定会的。”
那位警官最后对艾斯伯特说了一句：“噢，先生，你们公司的报警器经常出现状况，你不用为此而感到紧张。”
之后两个警官和西娜挥手道别。艾斯伯特惊奇地看着他们离开，而后又望了望鲁索和西娜，彼此一阵沉默后，又继续投入到复印复印的工作中。
5.机密泄露，对美国和兰德公司产生的影响
有关越南战争和美国干预东南亚战争的研究资料被泄露，这让兰德公司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作为兰德公司总裁的罗温和其门生的艾斯伯特，居然把美国国防部也是兰德公司机密的文件泄漏给《纽约时报》，这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但也有一些兰德公司的科学家对此并不感到惊讶。1971年6月13日，当电视中公布兰德公司机密文件被泄漏的消息时，艾斯伯特全家人以及前苏联安全问题专家内森·莱特正在一起共享午餐，一阵沉默后，他们面面相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到“丹！”。
他们认为，唯一一个可能将机密文件泄漏出去的就只有艾斯伯特。
莱特玩弄着手中的刀叉，笑着说：“丹，看看你，都已经快四十岁了，这种做法似乎不太恰当哦。”
艾斯伯特也笑着问：“噢，难道你有比这更好的方法？”
莱特放下手中的刀叉，依旧笑着说：“或许你应该把关于这些机密文件的内容编成多份论文或者是一本书，而不是直接把它寄给《纽约时报》。不是吗，丹。”
事实上，艾斯伯特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秘密地拷贝这些文件，并最终将它们发行了出去。在这个时间段里，越南战场的局面日渐糟糕，总统约翰逊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中，已经在巴黎和北越南展开谈判，且已经下令停止了对北越南的轰炸。而即将上任的尼克松总统也持续同河内接触，争取对其实施“战争越南化”的政策，并逐渐减少美国军队的参战数量。尽管已经有超过1.5万名以上的美国官兵死在战争中，但是越南战争的趋势仍在不断扩大。在1970年，越南的邻国柬埔寨遭到了美军飞机的轰炸，而受美国支持的陆军将领废黜了柬埔寨国王的王位。1971年，南越为了追击北越大举进攻老挝，无辜民众的死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惨重，战争也一直持续着，并且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也日趋激烈，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众对越战的观点分裂成了两派。在1968年尼克松入驻白宫的时候，就曾经表示会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然而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因此美国民众对尼克松的反感程度，可以说已经直抵当年的约翰逊总统，而民众对尼克松政府的信任也已经下跌至50%，同时支持越南战争的人数已经不足33%，由此看来，整个美国有将近60%以上的民众认为“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对一些曾经长期战斗在越南战争中的美国老兵而言，他们在战争上一手制造的血腥和惨不忍睹的景象让他们一直备受折磨，此刻的他们已经转换成了坚决反对越南战争的抗战主力。
1971年4月，近20万的越战抗议者在华盛顿集会，连续两天整个城市的业务因此而暂停运作，困扰不已的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出面调停。此次抗议大会的主要发表人是前海军军官约翰·嘉里（在2004年，他成了民主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当时，他代表所有抗议战争的美国人民发表演讲，最后他激动地说：“我们一致发誓要阻止并摧毁这场罪恶的战争。”而总统尼克松也一再表示美国军队将很快从越南战争中撤回。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民众越来越想知道被艾斯伯特泄漏的文件的具体内容，希望彻底揭开美国政府一再上演的骗局和无视越战真实困境的警告的真正原因。
艾斯伯特将兰德公司机密文件泄漏的事，确实连累到了时任兰德公司总裁的罗温。为此，罗温在确认文件是被艾斯伯特泄漏之后，主动为自己的安全工作失察承担了责任——辞去了兰德公司总裁一职。而作为艾斯伯特的顶头上司、兰德公司经济学科主管的查尔斯·沃尔夫认为，艾斯伯特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极不理性的行为，并且严重违背了道义乃至于人格，总统尼克松已经在尽量让美军撤出越南战场了，艾斯伯特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就算在事隔30几年后，沃尔夫依然不肯原谅曾经的下属艾斯伯特。在沃尔夫看来，兰德公司不仅培养了艾斯伯特，并且还给了他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本应该多为兰德公司贡献一份力量，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让兰德公司的名誉严重受损。罗温辞职后，下一任兰德公司总裁唐纳德·B·赖斯认为，艾斯伯特的行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犯罪。赖斯说：“从社会道义上来讲，这绝对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从职业道德上而言，这也是一种绝对的犯罪；从严格的法律上而言，我就很难下结论了，这需要法庭来判决。”
或许，艾斯伯特并不是唯一一个泄漏机密信息的兰德公司学者，至少还有两位从事国防部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兰德公司中，对于艾斯伯特的这种做法，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所持的意见各不相同。一位兰德公司学者说：“尽管一些人不会把这样的绝密信息泄漏给媒体，但是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艾斯伯特这样做了。”而另一位兰德公司学者则说：“这简直就是一种极其疯狂的行为，我们必须千方百计阻止这样的事在以后的时间里再度发生。”
艾斯伯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事实上，早在1969年时，我就在一些兰德公司学者拟定的抗议越战的公开信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在机密文件泄漏之前，我的亲人和朋友曾极力地要求并试图阻止过我，内心激烈的冲突也让我备受折磨，但我却从不动摇，因为我无法欺骗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因此我最后决定那样做了。”
艾斯伯特还说：“在我决定把绝密文件公之于世后，或者说在1969年10月我窃取文件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想过继续回到兰德公司工作，也从来没有幻想过再回到学术界。兰德公司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虽然如此，但我不得不离开兰德公司，尽管内心有着巨大的隐痛，但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事。”
在谈到沃尔斯泰特和马温时，艾斯伯特的脸上闪过悲伤的神情，眼中似乎有着晶莹的泪珠，明亮的眼神也开始变得黯淡。艾斯伯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沉重：“我的人生中有两个最知心的朋友，他们就是马温和沃尔斯泰特。于我而言，马温就像是温和的哥哥，而沃尔斯泰特则像一位即严厉又慈爱的父亲。对于我在反对越战的公开信上签名的事，沃尔斯泰特认为，那是我对马温的一种背叛，事实上，他不知道那封公开信已经得到了马温的批准通过，尽管当时的马温显得很无奈，但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在沃尔斯泰特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反问我‘如果马温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你也会照做？’我当时回答他说‘在晴白天日之下裸奔对你而言，仅仅只是裸露癖吗？是吗？沃尔斯泰特。”
从此以后，沃尔斯泰特和艾斯伯特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将近两年后，即1971年6月，兰德公司被泄漏的绝密文件被公开发表后，艾斯伯特和罗温以及沃尔斯泰特的关系也因此最终彻底破裂了。对于这件事，兰德公司幕后的操纵者沃尔斯泰特只说了极其简单的一句话：“对于越战我可能也曾想过反对，但我对兰德公司一些学者们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感到非常厌恶。”
绝密文件被公开发表后，艾斯伯特辞去了兰德公司的一切职务，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以泄漏国家机密罪为由，要求司法部向美国最高法院起诉艾斯伯特，并下令禁止这些机密文件的发表。尼克松总统的举动无疑是火上浇油，反倒促成了艾斯伯特和伙伴们加速散布机密文件的趋势。而后，美国最高法院也否决了司法部一系列关于机密文件发表的禁令，并表示各大新闻媒体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发表。
艾斯伯特的行为使尼克松总统的名誉严重受创，为了尽快堵住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尼克松总统秘密下令，由查尔斯·寇尔森（尼克松的法律顾问）、G·戈登·林迪（联邦调查局退休特工）以及E·霍法德·亨利（中情局前特工）三人招募一批特务人员，组建一个名为“水暖工”的特别行动组，秘密从事一些非法活动。他们将一些媒体主要记者的名字列举在一份名为“敌人清单”的文件上；他们闯入艾斯伯特朋友的办公室，想要了解更多与艾斯伯特相关的信息；他们还潜入位于华盛顿特区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文件，由此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的“水门事件”。
当厄尔·希尔伯特向美国最高法院检举尼克松政府非法闯入艾斯伯特朋友的办公室的恶劣行为时，美国政府最终撤消了对艾斯伯特的指控，艾斯伯特秘密窃取政府机密一事也就此不了了之。虽然机密文件的泄漏没有如艾斯伯特所希望的那样让越战停止，但这些文件却成为了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的因素之一。对此，尼克松总统曾经的助理H·R·哈德曼说：“引发‘水门事件’的不只是艾斯伯特，还有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美国国会授权切断了进一步扩大越战的经费来源，之后不到两年，西贡被北越占领，越南政府总理胡志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这一场泄漏国家机密的风波中，艾斯伯特幸免遇难已是万幸。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艾斯伯特一跃成为了著名的演说家、作家。在艾斯伯特最后的一次访谈中，他袒露了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心声：“我总是会梦到自己又重新坐在兰德公司办公大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工作，梦中的情境有的很和谐美好，有的却是噩梦，只是，我再也听不到兰德公司学者们在分析研究过程中时而欢笑、时而争论的声音了。事过境迁，原本我以为所有的一切终将过去，但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是兰德公司总部最不受欢迎的人。而我最后一次想要进入兰德公司办公楼和老朋友们聊聊天，却被兰德公司的警卫人员拒之门外。我想说，仅仅只是聊聊天而已。”最后，艾斯伯特又补充说：“人的一生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时是我们无法预料及难以控制的，而有的选择则有可能影响人的一生。对于过往，我从不曾后悔，这大概就是每个人对于信仰的追求吧！就像我的好朋友马温和沃尔斯泰特。”
马温因艾斯伯特泄密一事辞去兰德公司总裁职务后，兰德公司就留下了一片“混乱的局面”。而很多人也都在猜想这个闻名世界的机构未来的前景会是怎样？会不会在美国政府一怒之下落得个被关闭的下场？事实上，在1972年罗温离开兰德公司之后，兰德公司理事会的代表们又邀请了一位前兰德公司的学者继任兰德公司总裁之职。这位前兰德公司学者便是唐纳德·赖斯。赖斯在进入兰德公司担任战略分析师之前更像是一位刚入门的高尔夫球手，从兰德公司离开后他转到美国预算办任副主管。对于兰德公司的邀请，赖斯一直想不明白兰德公司理事会为什么会选择自己。
上任兰德公司总裁之后，赖斯才发现自己的首要任务便是应付“艾斯伯特制造的混乱局面”，赖斯掷地有声地发表演讲说：“绝望一直都是存在的，不同的是，它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我知道，许多人都在关心兰德公司的将来，我想，我会确保这样一个有着国际性意义的机构不会前功尽弃。”
对于兰德公司而言，国家机密文件在兰德公司泄漏以后，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促使兰德公司加强安全警备措施，每一个出入兰德公司总部的人都要接受例行搜身检查，谁都不能例外。而禁止所有职员单独复印机密文件曾一度作为兰德公司的一项章程来遵守，同时兰德公司也再三强调自己的信条：“你在兰德公司里面一切的见闻和工作永远都属于兰德公司所有。”
二是兰德公司机构也因此丧失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获得的一切荣誉和特权，也有人猜测兰德公司很可能会退化为另一种智囊形式——远离政治事务，集中向企业和私人领域发展，也就是变成像博思艾伦那样的咨询机构。
在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期间，很多人认为他总是在不断地向政府争取拨款，只顾着维持兰德公司各方面的经营研究工作，而不关注将兰德公司作为一种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机构去发展。对此，赖斯没有做出过解释。但是事实却证明，在赖斯领导下的兰德公司已经进入了各种项目的研究领域，比如教育、家庭、刑事、移民以及住房补助等方面。兰德公司接受赞助，开始进入咨询领域的前沿研究，并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使得兰德公司再次走向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阶层，由此也进入了兰德公司的白银时代。
另外，赖斯还设立了一所美国最大的私人研究院——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它足可以与哈佛、卡内基·梅隆等高等学府相提并论，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主要是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做实质性的分析研究。最初成立的时候，它总共分为数据分析和统计的量化考核、微观和宏观的经济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4个领域，后来成立了一项风靡一时的研究领域——前苏联问题。
截至1989年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期间，兰德公司的非军事研究项止日益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兰德公司不再接受政治方面的研究项目。相反，在赖斯任期内，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不仅取得了和解，而且赖斯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名为“阿罗约中心”的研究机构，这个机构跨越了传统军种之间的竞争模式，因为它主要是用于陆军基地军事项目的研究。由于陆军方面的坚持，阿罗约中心必须按陆军的意愿建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所理工学院内，陆军方面是想利用该学院展开附属研究工作。然而，在1982年，加利福尼亚的教员和学生们发出抗议，并不断地坚持说：“除非我们有机会审查研究计划书，否则我们坚决反对在项目研究书上签字。”
对于加利福尼亚教员和学生们不现实的要求，陆军陷入了困境。赖斯曾回忆说：“我和当时的陆军副参谋长弗兰克·斯托曼是好朋友，对此我劝他们将阿罗约研究中心转到兰德公司，而兰德公司和空军方面对此将会感到很乐意。”这就意味着不同军种的部门学会并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与和谐共处。
在1989年赖斯离开兰德公司到空军部上任部长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说：“回首间，我发现兰德公司经历并走过了一个政治不断走向成熟和巩固的过渡阶段。”在兰德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是赖斯帮助兰德公司成功渡过了“艾斯伯特困境”时期，并带领兰德公司走向了白银时代，同时也实施了传统军事研究的新理念，促进了里根政府的诞生和前苏联的解体。赖斯在兰德公司任职期间可谓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发展阶段，赖斯对兰德公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兰德公司学习和工作的人举不胜举，其中就有兰德公司副总裁霍夫曼、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西、哈利勒扎德以及兰德公司幕后操纵者沃尔斯泰特等最具影响力的人，哈利勒扎德后来还成为了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管事、美国驻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外交大使以及最后的驻联合国大使。
总而言之，正如艾斯伯特所预料的那样，兰德公司对所有曾经在兰德公司工作过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远比兰德公司发表过的任意一篇报告所带来的影响要显着得多。
6.美苏缓和政策的争议
沃尔斯泰特似乎永远都不会放弃人类基本的发言权。1974年的夏天，威尔夏比弗利山又迎来了一个温暖的早晨。罗迪欧街道两旁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耀眼的明星们乘坐豪华轿车去斯卡兰或多摩享用温馨的早餐，不远处的电影摄影棚正在打造经典的好莱坞“英雄”，而新上任的黑人市长向市民承诺，会将洛杉矶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都市。尽管前不久的“水门事件”几乎影响了整个东海岸的政治机构，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洛杉矶的政治面貌。这里的人们似乎对震撼性的政治事件早就习以为常。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早晨，沃尔斯泰特从报纸上得知，保罗·尼采从美国与前苏联第二阶段的战略武器谈判大会上退出。尼采是一位满头灰白的外交老将，他说，“水门事件”影响且破坏了整个谈判过程的氛围，他也因此而受到了指控，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指望用谈判来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因此，他决定退出。
沃尔斯泰特坐不住了，他决定在这个近乎于“天堂”的地方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于是不久后，沃尔斯泰特站在威尔夏大道比弗利餐厅的演讲台（舞台）上，他以一份研究报告图表为依据，满腔义愤地公然抨击国际社会关系的缓和态势。他坚信，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着各种威胁，只有竭力抗争才会取得绝对性的胜利，而不抗争的行为会使美国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
沃尔斯泰特义愤填膺地发表着自己的演讲，正如他以往在其他任何场合所提出的警告一样——不抗争的美国是没有希望的。此次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外交机构的先觉者。并且，在头一天夜里，沃尔斯泰特在前兰德公司同事詹姆士·迪格家中的宴会上，他就将早就准备好的演讲报告大肆宣扬。当时，著名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和《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L·巴特利等高级编辑都在场，他们和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一样，都很乐意在沃尔斯泰特激情澎湃的演说中，享受着主人供应的美味食物。
实际上，沃尔斯泰特在这个晚宴上的演讲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他在全国各个角落及媒体论坛中坚持不懈地展开了漫长的游说行动。然而，拥有政策权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始终认为美国有抵御前苏联的兵力，这种自负的现象被沃尔斯泰特称之为“导弹差距后遗症”。在威尔夏大道比弗利餐厅演讲的那个早晨，总共有40多名官员与兰德公司学者聚集在这里听沃尔斯泰特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沃尔斯泰特再三强调“导弹差距后遗症”那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简直是荒谬的，如此下去，极有可能给了前苏联军事袭击的可能性。
40多名官员与兰德公司学者们本以为沃尔斯泰特的演讲是加利福尼亚军备控制中的话题，诸如“替代性疯狂计划”（又称共同毁灭原则，是美国针对前苏联核战争的官方政策）等，然而让听众们意外的是，这些都不在沃尔斯泰特的演讲内容中。
沃尔斯泰特认为，现实存在的事实是——美国一直都低估了前苏联军事武器能力的破坏性及毁灭性。他极力用报告中的图表向听众讲述他的观点，尽管一些听众多次试图打断他的演讲，但他依旧不肯返回到座位上，依旧发表着自己的演说。沃尔斯泰特之所以如此坚持，意在唤醒此前的兰德公司同事们以及各界知识分子，并让他们立刻做出行动，至少也要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虽然，沃尔斯泰特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兰德公司，甚至他现在也不再是美国政府官员，但他孜孜不倦的演讲却对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所有的民众都知道，沃尔斯泰特是美国顶级的核战略专家、著名大学的权威教授，是美国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之一。尽管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有回应他在演讲中的提议，但他人生中许多在国防部大楼、国家安全局以及前兰德公司的同事们都会热烈地响应他坚持发出的呼声。
演讲中，沃尔斯泰特回顾1972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一事，当时沃尔斯泰特就发出警告，提醒美国政府不要被前苏联表面上的承诺给蒙骗了。事实上，在1969年前苏联的军事能力有所增长时，他就特别警告过美国政府和民众。因为在限制战争谈判初级阶段时，前苏联政府就私底下部署了许多轰炸机、导弹和弹头。但不管他如何悲叹呼吁，美国政府对国防防御系统上存在的漏洞都视而不见。沃尔斯泰特认为，如果美国不及时有效地修补这些国防漏洞，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核屠杀。
在沃尔斯泰特始终不渝的演讲活动中，听众们逐渐觉悟到他的提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又或者说听众们早就意识到了。当沃尔斯泰特终于演讲完毕，在如雷贯耳般的掌声中，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尽管如此，但也并非每一位听众都相信他的预测。因为，他此次的演讲报告数据是在两年前的旧数据资料上估算出来的，而许多人却早已获悉，美国现有许多弹头已经进入到实验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几个星期后，沃尔斯泰特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他在演讲中的一些内容重新提出了质疑，其影响堪比他1959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
威廉·科尔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是第一个对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持肯定意见的人，他把沃尔斯泰特此次发表的文章复印了很多份，分发给他的所有职员，并让他们对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发表评论。过了几年之后，科尔自认为已经把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分析理解透彻了，并且也已经发现这些观点中的核心思想，然而，当他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后，中情局的战略分析师们则一致认为，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和科尔所理解的核心思想都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结果令科尔大失所望。直到1974年7月25日，在科尔写给芝加哥外交委事务所的一封信中，科尔这样分析道：“从更为广泛的武器预测定性因素、攻击性武器以及发射部署台等系统防御方面出发，沃尔斯泰特教授在文章中的提议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而关于高估和低估的例子在论据上也不相上下。”
但是，科尔没有理解到沃尔斯泰特的本意，正如沃尔斯泰特本人所说的那样：“我这种权宜之计与国际缓和政策有着本质性的哲学差异，我是依照国内现存的局势和政治形态呼吁战争。”沃尔斯泰特曾经多次在公共场所内宣称，在美国政府部门和兰德公司里面已经有一些人士对《国家情报评估》所拟定的措施私下抱怨了很久，他们都认为美国的政策对前苏联太过于忍让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首届任期接近末期时，即1972年，尼克松开创了一个美苏合作共荣的新时代。尼克松亲自前往前苏联，与前苏联政府共同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尼克松的行为虽然受到了国际关系的趋势所影响，却也从某方面反映出了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越南一战中美军溃败，美国军队便开始厌倦一切战争，无论热战或冷战。进而使得反战运动成为了国内社会的主导趋势。到1974年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也都认为美国应该限制核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有近乎一半的美国人都认为，在国防上花费大量的研究资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美国绝大部分的民众都已经对前苏联产生了安全感，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前苏联的存在依然是对美国的威胁。
但是，一些政治批评家们却指出，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已经占据了优势，但由于美国迟迟未采取有效的行动，使得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奋力追赶了上来，军备竞争能力远超美国军事能力。外交大将尼采和其他一部分政府人员则对尼克松的举动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尼克松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自己的弹劾的注意力，因此才用这一“永久性地固化美国军事能力劣势地位”的举动，从而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前苏联乃至于世界上争相竞争的超级强国都将有可能产生毁灭美国的想法和行为，如此一来，国际事态将会变得更加危险。
就此而论，在美国政府中，极力主张美苏缓和政策的一方认为，前苏联核武器的超大规模和巨大数量足以证明前苏联的军事能力，当年美国在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已经证明了，仅仅一颗核导弹的杀伤力就足够强大了。但是主张对前苏联发起战争的一方则认为，尽管前苏联已经拥有数量较多的核武器，但是在破坏性和毁灭性方面却不如美国的核武器。况且，美国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多弹头武器，可以在其顶端装置多个核弹头，而每个弹头将按预定好的目标执行精确的攻击，旨在摧毁前苏联20世纪60年代建立在莫斯科范围内的反弹道导弹区。
事实上，美国与前苏联签订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协议，有效地防止了此类多弹头超强核武器的大规模制造工作。但是反对美苏政策缓和的一方却指出，前苏联已经私下部署了轰炸机、多弹头等军事设备，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协议的规定，这是前苏联欺骗美国的一种行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此看来，前苏联极有可能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并且，其军事打击力度足可以将美国的第二次反击力量打败。而尼克松政府和反对美苏政策缓和派对此却视若我睹，并且还指出美国的导弹外形轻便、易于运载，杀伤力也更强，因此根本不用惧怕前苏联的导弹袭击。
7.外部专家组——B组对抗
1974年8月，尼克松辞去总统一职，杰拉尔德·R·福特上任新一届总统。福特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1975年以右翼倾向过重为由解雇了国防部长史勒辛格，并任命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新国防部部长，在当时，虽然拉姆斯菲尔德年仅34岁，但却已经是政治中的老练人物，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国防部部长。之后福特又聘请了支持拉姆斯菲尔德的理查德·切尼军队参谋长一职。在那个时期里，总统福特大力招募了一批自己的人手，而在接下来的30年期间，这批人大部分都活跃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高层之中。
福特发现，在美国共和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偏向，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美苏缓和政策，于是，他用了一种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方案——成立一个外部专家组，让这些外部专家来审查国家情报，在中情局的官方政策之外提出另一种参考方案。这个方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创立的一个“总统对外专家组”，旨在监控各类国家情报数据。后来肯尼迪将这个总统对外专家组改名为“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主要针对《国家情报评估》做出分析和补充。在福特总统上任时，这个专家组里面多数是兰德公司的新保守主义成员组成，比如兰德公司元老及氢弹之父的爱德华·特勒、前兰德公司工程师约翰·福斯特等，海军上将乔治·W·安德森是这个专家组的最高负责人，副主席是自由之家主席的利奥·彻恩，他们都是这个专家组（B组）的创始人。
在福特上任美国总统后，安德森写了一封信给福特，信息提出并指责了1974年《国家情报评估》出现的严重的错误性。在安德森主席的授意下，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福斯特和特勒以及理查德·拉特等人展开了一次会谈，希望建立一个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会议中，拉特提议建立起第二个中情局，但是特勒觉得这样做甚为不妥，特勒提议设立起一个由外部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旨在对官方政策提出质疑和全新的意见。
1975年，在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策划下，B组正式成立，但是，有一个人却对此强烈反对，这个人就是中情局局长科尔。科尔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让外部人员参与到美国政府政策上来，这简直就是荒谬之极。科尔还认为，这些人员多企图用客观分析达到操纵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科尔还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对前苏联问题的年度评估政策上，我们采用了美国政府所有已知的、最佳的分析资料，这些数据都是相当有力的。但令我实在难以想象的是，一个由非政府成员组成的特别‘独立’专家小组，它拿什么整理出更为全面、精确的国家战略能力情报评估报告。”
尽管科尔极力否定B组存在的重要性，但这些反对都于事无补。因为，在科尔起草这个反对报告的前一个月，总统福特已经要求他提交辞职书。对于这样一个妨碍B组建设而又即将离职的人，特勒和福斯特对其反对意见熟视无睹，继续向中情局施压，迫使他们尽早批准《国情评估报告》的重新整理工作，但迟迟未得到答复。
直到乔治·H·W·布什就任中情局局长后，特勒等人再次提出正式成立B组的要求。新任的中情局局长布什为此感到犹豫，他认为没有必要对本机构先前的决定感到质疑，但是他的下属却极力支持B组的成立。与此同时，沃尔斯泰特的报告让科尔有所醒悟，于是，他下令撤销了《国家情报评估》过去10年内的预测资料，因此，支持B组成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布什最终只得批准了这项建议。不同的是，在最终批准的方案中，却设立了两个专家组：A组和B组。由A组负责原来的《国家情报评估》的工作；B组则负责对A组总结出来的分析报告进行实事求是的检查，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最终的定论则由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综合两个专家组的报告，并对报告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
A和B两个专家组成立后，国防的三大分支被划分成三种类型：轰炸机、潜艇、导弹。第一个对此感到强烈不满的是博比·茵曼将军。茵曼是海军情报局的领导人，他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发表了强烈的抗议。茵曼认为，如果专家组的人员想要对潜艇进行全面的评估，那么就必须熟知海军舰队及核潜艇的准确数量和具体的部署情况，但核潜艇的所有信息毫无例外都是美国政府的绝对机密，每一个海军队员对此都是严防死守，因此，整个海军从根本上拒绝与人分享这些信息，对中情局也不例外。最后，在茵曼的极力阻止下，潜艇的评估研究被改为了前苏联战略目标。
在导弹评估专家小组中，科学家们在研究导弹的精确度上存在着分歧，尽管他们看似很和气，但是在最关键性的问题——前苏联军事能力的重要性上，他们始终无法将彼此的哲学差异一致协调好。当然，这些分歧本就不足为奇，因为专家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大量的国情资料进行评估并提出全新的意见。而分歧最大的就是负责前苏联战略目标的B组，其工作涉及到分析并解读前苏联的真实意图，这里面俨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主观因素，可想而知，其分析结果肯定存在着诸多扭曲与争论。
前苏联战略目标专家B组的最高负责人是理查德·派普斯。派普斯出生在波兰，早年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在20世纪70年代里根政府时，还参与过“当前威胁委员会”的创建工作。更重要的是，派普斯是一位著名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他与同是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的莱特一样，都深信前苏联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因此在前苏联的政策问题上，他们都主张对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认为核武器是制裁前苏联的最有效的办法。此外，派普斯是理查德·佩里的得意门生，佩里和沃尔斯泰特曾经同在兰德公司工作过，且交情甚好，如此一来，沃尔斯泰特也把派普斯当成了自己的学生，因此，沃尔斯泰特将派普斯推荐进入专家组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后来，派普斯又为专家组引荐了一些兰德公司学者，其中包括尼采和空军上校托马斯·沃尔夫等人。
虽然B组的各成员之间偶尔有些摩擦，但工作氛围还算和谐，因为大多数成员都曾经在兰德公司共事过。但遗憾的是，军事分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沃尔斯泰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加入到这个专家组的行列中来，但他的研究论文却被专家组当做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源。B组还有一位影响力极大的人物，他就是前兰德公司学者兼沃尔斯泰特密友的安德鲁·马歇尔。马歇尔担任B组的研究顾问，对B组的研究影响很大。当时，马歇尔正担任国防部大楼基本评估办（又称净评估办）的主任。
在专家组第一次研讨大会上，一名A组的成员说：“我们算是遇上强大的对手了，B组的人太狂妄，视我们如无物。”原来，A组的成员本以为B组发起这次大会的目的是要与他们交流机密情报的信息，然而当B组的尼采等人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抨击时，他们才从天真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却又因为理屈词穷而哑口无言。A组的另一个成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直接将这次大会比做是“沃尔特·惠特曼高中时期与华盛顿红皮足球队对抗的情形”。通过这次大会，中情局内部专家组很快就意识到一个问题——B组企图从根本意义上推翻A组研究前提的正确性，从而对信息情报提出不同的方案。
当A组专家意识到这一点后，一名A组成员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我一直以为那场大会不会是一场零和讨论（零和讨论是指非合作性讨论），如果当时我能够早一点得知或觉察到B组的根本企图，我将会运用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回击。”自专家组首次大会结束以后，A组与B组之间再也没有往来，可想而知，合作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另一方面，就在专家组大会结束三天后，杰拉尔德·福特选举落败，吉米·卡特以压倒性的优势成功赢得了第三十九届美国总统任期。
几个月后，A组和B组同时把报告交给中情局局长和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B组成员派普斯信誓旦旦地说：“相信，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一定会对我们B组的研究报告感到震惊。在随后的讨论大会上，A组和B组展开了一场近乎于大学辩论的争讨，结果是A组承认前苏联正在增强武器装备军事实力，但对于前苏联何时能与美国的军事水平相抗衡或者是超越美国，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A组没有给出结论。相反，B组不仅对前苏联征服世界的狼子野心下了定论，还明确地指出了前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精确程度以及与美国军事水平的差距。但这个数据很快就被空军情报组推翻了。
在接下来的午宴中，中情局局长布什有意和A组成员坐在一起，对此，派普斯感到气愤不已，尽管是在过了20年以后，他对布什这个微妙的举动依旧感到怨恨。据当时坐在布什左侧的一名A组成员透露说：“当时我们的一个成员询问布什‘接下来的局面会是怎样’时，布什回答说‘不会怎样，我永远跟自己的职员站在一起。”
在后来的国防部职业生涯中，布什成为了又一个共和党温和派人士。即便布什当时有意进行B组的方案——修改《国家情报评估》，反映出前苏联对美国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威胁。但那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布什同科尔一样，就任中情局局长的任期都非常有限，后来卡特总统让斯坦菲尔德·特纳接替了布什的位置。
卡特政府只采纳了B组众多政策方案中的一条——B组声称前苏联的防空导弹系统固若金汤，美国轰炸机在对前苏联的战争中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卡特总统以此为由，取消了一个原本已经计划好的轰炸机群的项目。
很显然，B组的根本目的都成了泡影，但是B组的成员们却认为已经取得了部分胜利——突出强调了前苏联政府的邪恶意图，改变了《国家情报评估》的基调。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此后《国家情报评估》的趋势日渐悲观，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称，1976年的《国家情报评估》工作是十多年以来最让人沮丧的报告，它枯燥乏味地宣称着前苏联正在试图超越美国的军事能力。1980年，日本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里根政府中50多位官员都是“当前威胁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佩里、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V·艾伦等人。
在里根总统上任几个星期之后，里根政府在前苏联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好战的态度，这对于有着莱特战争观的兰德公司而言，是一种胜利的开端。一位观察家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一家民间公共咨询机构能像兰德公司那样，在很短的时期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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