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1），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2）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3）军而争利则辎重捐（4）。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5），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6）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7）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8）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9）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10）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11），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12）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13）之耳目也。人既专一（14），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15）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故三军可夺气（16），将军可夺心（17）。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18）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19），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20），背丘勿逆（21），佯北勿从（22），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23），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注释】

    （1）和和门，即军门。舍，止、止宿。

    （2）知：这里是掌握的意思。

    （3）委：舍弃、丢弃。

    （4）辎重：包括军用器械、营具、粮秣、服装等。捐，弃、损失。

    （5）处：“止”、“息”。倍道，行程加倍。兼行，日夜不停。

    （6）蹶：失败、损折。

    （7）委积：泛指物资储备。

    （8）豫：通“与”，参与。

    （9）沮泽：指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带。

    （10）乡导：即向导，熟悉该地情况的带路者。

    （11）立：成立，此处指成功、取胜。

    （12）廓：开拓、扩展。

    （13）一：统一、齐一。人，指士卒、军队。

    （14）人既专一：士卒皆听号令服从指挥。

    （15）用众：动用、驱使众人，即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

    （16）夺气：挫伤士气。气，指旺盛勇锐之士气。

    （17）夺心：动摇决心。心，指意志，决心。

    （18）邀：遮留、阻截、截击。

    （19）陈：同“阵”。堂堂，壮大。

    （20）高陵勿向：向，仰攻。对于占高地之敌，不去仰攻。

    （21）背丘勿逆：逆，迎击。敌人若背靠高地，不可正面攻击。

    （22）佯：伪装、假装。北，败逃、败走。从，追随、跟随。

    （23）围师必阙：对敌进行包围作战，当留有缺口，避免使敌作困兽之斗。

    【译文】

    凡是用兵的规律，将帅受领国君的命令，从组织人民群众编成军队，到开赴前线与敌对阵，这中间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与敌人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了。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最难的地方，又在于如何通过迂远曲折的途径达到近直的目的，化不利为有利。所以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迟滞敌人，这样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的要地，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的。

    所以军争是有利的，也是有危险的。全军带着所有辎重去争利，就会行动迟缓而赶不上；放下辎重去争利，辎重就会损失，因此，卷甲急进，日夜不息，以加倍的行程连续行军，走上百里的路程去与敌争利，三军将领都可能被擒。身体健壮的士卒先到了，体弱疲倦的掉了队，其结果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赶到：走上五十里的路程去争利，先头部队的将领就可能遭受挫败，其结果部队也只有半数赶到；走上三十里的路程去争利，部队也只有三分之二赶到。所以，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就无法坚持作战。

    所以，不了解列国诸侯的谋略，不能与其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得地利。用兵打仗要奇诈多变才能获得成功，根据是否有利采取行动，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随情况而变。所以军队行动快速时，像狂风骤至；行动缓慢时，像严整的森林；进攻敌人时，像迅猛的烈火；驻守时，像山岳一样屹立不动；隐蔽时，像阴天看不见日月星辰那样；动作起来，像雷霆万钧。夺取敌“乡”的粮食、资财，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权衡形势，相机而动。事先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的就能胜利。这就是军争的原则。

    《军政》说：“用语言指挥听不到，所以使用金鼓；用动作指挥看不清，所以使用旌旗。”金鼓旌旗都是用来统一军队作战行动的；军队行动既然统一了，那么勇敢的将士就不得单独前进，怯懦的也不得单独后退，这就是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要多使用火光和鼓声，白天作战要多使用旌旗，之所以变换这些信号，都是为了适应士卒的视听能力。

    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挫伤它的士气，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以动摇他的决心。军队初战的时候，士气比较旺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渐怠惰，到了后期，士卒就会气竭思归。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以我军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我军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以我军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长途跋涉，以我军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以我军的粮足食饱来对待敌人的粮尽人饥，这是掌握军力的方法。不去迎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的敌人，不去攻击阵容严整、实力雄厚的敌军，这是掌握因敌而变的方法。

    所以，用兵的法则：敌人占领高地，不要去仰攻；敌人背靠高地，不要从正面攻击；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军锐气正盛，不要去进攻；敌人以“饵兵”诱我，不要去理睬；正在撤退回国的敌人，不要去拦阻；包围敌人，要留个缺口；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急于追迫它。这些，都是用兵应当掌握的原则。

    为利而争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战争战争，就是要争，那么争的是什么？

    一个利字。

    争得有利情报，争得有利地点，争得有利战机，总之，要争得有利的制胜条件，占到上风。争得太急，就难免争昏头脑，忘却了战争大局。孙子说，如果全军携带全部军需物资去同敌人争夺先机之利，就不能先敌占领有利地域；如果舍弃全部军需物资去同敌人争夺先机之利，那么后果就更坏，势必造成部队不能坚持作战，甚至不能生存。

    取得先机固然好，可若是为了先机而“举军而争利”、“委军而争利”、而且不顾一切去“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三十里而争利”，将自身与全军置于危地，可就着实是争昏了头。切莫为了争而争，就是孙子提醒“军争为危”的意义所在。

    不过，利益获得越大，对己方的好处也就越大。在一定限度内，“争利”是应该也是必要的。当然这需要决策者有相当的眼光，能看出敌方的破绽，捕捉战机，乘隙争利。

    在敌人产生失误的时候，及时把握机会给敌人致命一击，夺取全面的胜利，是获利最大的行为，这种“争利”是最有意义的。

    比如太平天国击破江南大营一例。1865年6月14日，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完成战略任务，自皖西回师天京，在驰骋中突然接到东王杨秀清命令，要他们顺道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陈、李认为“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指示“违令者斩”，于是陈、李不得已而奉命进攻，竟一击而破，得到了天大的便宜。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争”的时候，要合理利用诡道，“以迂为直”的计谋：故意迂回绕道，使得敌人兜圈子进军然后以利诱之，让它误入歧途，达不到目的，这就是后发先至的真义。

    “以迂为直”的手法在生活中也颇为常见，中国人求人办事，很少像西方人“此来为某事”那样直截了当开题。而是讲究迂回战术，像做文章一样，讲究个“起承转合”。林语堂先生总结这类创造时机的谈话可分为四段：第一段是寒暄、评气候，双方极容易找共同点，可联络感情，不至于遭到抗拒；第二段是叙往事、追旧谊，这是一个深入的过程，做得好，双方感情可能会有真的融洽；第三段是谈时事、发感慨，这一段做得好，感情更为融洽，声势又壮，甚至到了相见恨晚、两肋插刀的程度，于是，便可以陡然下笔，相机言事了；第四段，可客气起立，言有一小事奉烦，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吗？可否请写一封介绍信云云，要做得自然随意，不给对方造成很大压力或使对方觉得自己该欠他多大之情，而是要利用前叙铺垫，陡然收笔，总结全文。

    还有“以患为利”的办法，与“以迂为直”一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了德军的密码编制规律。1941年11月初，英军据此截获并破译了德军的一份情报，内容是德军的“海因克尔”轰炸机将在此后两天内对英国的重要工业城市考文垂进行轰炸，同时还了解了德国空军此次行动的飞行路线和空袭战术。这样，英国完全有可能提前进行防范和反击，避免考文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果这样做，也会因此而暴露英国掌握了德国密码这一机密，导致德军重新编制密码系统。考虑到掌握德军密码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丘吉尔最终决定原封不动地保持考文垂的防务，只对空袭作出合乎常规的反应。结果，考文垂在德机的狂轰滥炸下成为一片废墟，但英军掌握了德军密码这一机密却得到保护，并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一个考文垂城。

    避锐击惰的“柔武”理念

    ——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军队的士气向来有“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的说法：军队初战时，士气旺盛，锐不可当；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力量的损耗，士气逐渐怠惰；到了后期，士气衰竭，将士思归。

    所以，在军争之中出现了一条著名的战术原则：“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军锐气，等到敌军怠惰疲惫、士气沮丧时予以攻击，利用士气进行战斗力的消长转换。

    唐太宗指挥作战就是这个风格，多数情况下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并且严令禁止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据说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在临战状态下激发士气是至关重要的。将领指挥对敌作战靠的是部队旺盛的士气，而部队旺盛的士气靠的是鼓动工作。但是，临战状态下的“鼓动”要适度，不可过分频繁，过频则士气易衰；发挥士卒的冲击力量，不可距离太远，太远则体力易竭。只有在冲击距离适当和敌人气衰力竭之时发动攻击，才能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

    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处于防御一方的鲁军之所以能够打败进攻一方的齐军，便是采取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后发制人之法。

    当时，战场的态势是齐军进攻、鲁军防御。一般说来，防御一方要战胜进攻一方，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反攻。那么，反攻时机的正确选择，便成为最重要的关键。鲁庄公采纳了曹刿的正确建议，乘敌我双方士气变化出现“彼竭我盈”的有利战机时，适时发起反攻；当交战后，齐军已经陷入“辙乱、旗靡”，溃不成军的时候，又能抓住战机，组织部队实施追击，取得对齐军的决定性胜利。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是一种后发制人，不过这个“后”字，并非消极等待，而要在等待过程中积极创造条件，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弱对方的优势。《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说：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后发制人要用潜力，先发制人要用锐气，把敌人的锐气挫折到最低限度，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去消灭敌人。这是用兵的奥妙之处。强调先让一步，化解力量，然后制敌。

    而其中的“发”字，讲的是出力的时机。“发”字掌握不好，达不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结果。所以，“发”要突然，要“制人于无可逸”。

    就运用力量对抗的战略而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是一种“以迂为直”，先避开敌方的锋芒，抵消对方的冲击力度，等到对方无备和无力时发动进攻以取得胜利。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不露声色地蓄力；二是出其不意地发力。

    从根本上讲，“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一战术原是兵家“柔武”的战略思想的体现。实际上，孙子的“四治”理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都根源于这一思想。

    “柔武”，指行动上刚柔兼济，心理战、计谋、武力并用。《逸周书》中说：“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阵，善阵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又说：“善战不斗，故曰柔武。”这和老子的思想一脉相通，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还说：“善用人者”，要“用人之力”。

    “柔武”理念与传统武术是很相似的，讲究以柔克刚、用人之力，于是便在战略机理上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特性：对方的冲击力越大，受到的反击力量就越大。“以柔克刚”可以用“弹簧效应”加以理解，当对方发力时，己方不与它硬抗，而是先把对方的力量化解掉，积蓄为自己的力量，之后突然发力，猛击对方。对方用力越大，自己所遭到的反击就越强烈。

    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解读，在我方与敌方力量的接触面上，用田忌赛马的方式，以我方之“弱”抵挡对方之“强”，同时以我方之“强”打击对方之“弱”。因为力量被分化，敌人“强”处越“强”，则“弱”处越“弱”，敌人打击我方故意露出的弱处，我方经受得起；而我方打击敌人的虚弱之处，其受到的伤害则是致命的。总之，是在整体上形成对我方有利的态势。

    在毛泽东的军事艺术中有着最地道的“柔武”理念的贯彻。

    他在总结红军三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的经验时认为，在数量上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的敌军面前，决不能正面出击，而是要采取“避实击虚”的原则，避开敌人的锐气，通过战略退却，打运动战，诱敌深入，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过程中一方面把敌军拖得筋疲力尽、士气沮丧，一方面使敌军逐渐暴露出他们的弱点，然后针对其弱旅或孤立无援之敌，集中兵力，一举全歼。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能迅速取胜，决不能盲目前进，或死打硬拼，必须避其锐气以保存军事实力，以待机破敌。这是积极的防御战略的实施。这种为了实施有效的攻击而事先采取的战略退却，或战略转移，是非常必要的。

    在阐述这一战略思想时，毛泽东还援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例：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强者与弱者的对战，而弱者则先让一步，避敌锋芒，用后发制人之法取胜。

    毛泽东叹道：“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是如此之多！”

    当然，毛泽东本人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也是相当透彻的，并且在运用上到了极娴熟的境地。纵观毛泽东戎马生涯，除解放战争后期外，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统领的军队与敌人相比一直处于弱势，有时是很大的弱势，似乎已不堪一击，却每每能死中求活，做到了以弱胜强这一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第三次反“围剿”时，毛泽东用诱敌深入的手段，引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生活环境的苦楚，把国民党军拖得虚弱不堪，用蒋介石某旅参谋长的话说是把“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陈铭枢则说“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这一拖下来，敌军虽强，也已大大减弱，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而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导致双方力量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甚至出现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

    1947年春，国民党志大才疏的胡宗南以20万人的兵力进攻延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毛泽东认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提出主动放弃延安，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之后在迂回运动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终于取得了保卫战的全胜。

    从游击战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提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每一条理论的提出，无不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柔武”理念的体现。

    这一理念的有效性，可以从美国西点军校的评论中看出来：“美军并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从这一方面讲他们恐怕永远也赶不上我们；我们真正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非常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

    “柔武”是中国的传统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中国人才能认识和使用，东方西方，此心同，彼理同，兵法的境界到了高处自然都是相通的。且看军事天才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会战，这一战略上的奇迹，无疑是极好的“军争”教材，在鼓舞士气、心理战术、强弱转化、避虚击实、伺机破敌等方面有着与中国兵法异曲同工的妙处。

    首先，拿破仑在大战前的夜晚，作了极为成功的战场动员，激起了军队的士气。他说：“各位将士，你们一向是法兰西最勇敢、最值得骄傲的人。如今横傲无比的敌人小看了你们的勇往直前，你们一定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和雷霆般的威力打败敌人的，对不对？”“战斗时注意保护自己，我都把你们珍惜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损失到谁，我都会痛心的。”他所特有的大将风范和对士兵们的爱深深打动了他的部下，士兵们听后，无不在口中默念：“能为如此伟大、如此慈爱的人而战，死又何憾？”应该说，在这一战中，拿破仑得到的是士兵们最好的战斗力。

    之后，拿破仑为诱使敌人与他决战，有意显示自己的“弱兵”，诱使俄军转而采取攻势。在布鲁恩地区，面对着8万人的敌军，他只集中起5万人的兵力，并且派出几个孤立的支队朝着阿罗木次方向开进。

    又运用心理战术，遣使谒见沙皇“示弱”，向俄、奥两国皇帝放出了“和平的鸽子”，要求停战24小时，举行双边最高统帅谈判，并在沙皇特使面前装出一副外强中干的模样。

    沙皇和奥皇判定拿破仑已成强弩之末，便不顾联军司令库图佐夫的强烈反对，决定分出部分兵力牵制法军左翼，以主力进入利塔瓦河谷，向法军薄弱的右翼迂回，并切断法军退往维也纳的通路。

    拿破仑察觉到这点，便在南翼增派了实力很强的预备队，同时加强中路的实力，以形成对南翼坚强的支持。同时，在决战的前一天晚上，拿破仑摆出了要从南面撤退的架势，更坚定了俄、奥联军的判断。于是，这就为拿破仑计划中的在南翼歼灭敌人制造了条件。

    当敌人中计以后，拿破仑即把自己的部队撤退到奥斯特里茨的阵地上，那里的地形条件非常适于他设置陷阱。

    1805年12月2日这一天，在奥斯特里茨村以西的普拉岑高地周围的丘陵地带上，三国皇帝展开了一场血腥大会战。

    上午7时30分，笼罩在谷地上空的浓雾逐渐散去，拿破仑从指挥所里看到普拉岑高地几乎已无俄军防守，马上意识到敌人犯了放弃中央高地的严重错误。他命令苏尔特率两个师前去占领高地，从而将敌人切成两段，俄军秩序大乱，四下溃逃，沙皇、库图佐夫以及司令部更是失去了对联军的控制。当苏尔特完全控制高地之后，拿破仑令其左翼向俄军发起全面进攻。

    在南段，面对法军大炮的猛烈轰击，联军很快就被压缩到半结冰的湖泊上。湖泊的冰块被法军炮火击碎，联军整团整团地掉在湖里淹死了，有的则被法军的霰弹击毙，其余的则当了俘虏。

    奥皇和俄皇眼见全军覆没，只好落荒而逃。库图佐夫在激战中差点成了法军的俘虏。此战俄、奥联军死伤1.5万人，损失火炮186门，炮兵部队几乎全被消灭，余众四散逃命，法军仅伤亡6800人。

    奥斯特里茨之战是拿破仑的军事杰作，无论从战术还是战略上都无懈可击，反击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在这次“三皇会战”中，这位法国皇帝显然要凌驾于俄、奥两皇之上。这一仗，为拿破仑赢得了“欧洲第一将”的赞誉。

    恩格斯在《奥斯特里茨》一文中曾这样评价奥斯特里茨会战和拿破仑的才能：“奥斯特里茨被公正地认为是拿破仑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它最为有力地证明了拿破仑的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因为，尽管指挥失误无疑是盟国失败的首要原因，但是他用以发现同盟国过失的洞察力、等待过失形成的忍耐力、实施歼灭性打击的决断能力和迅速摆脱失败困境的应变能力——这一切是用任何赞美之词来形容都不为过的。奥斯特里茨是战略上的奇迹，只要还有战争存在，它就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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