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在作战过程中如何

    根据特殊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1），衢地交合（2），绝地无留（3），围地则谋（4），死地则战（5）。途有所不由（6），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7）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8），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9），趋（10）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无恃（11）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12）也；必生，可虏（13）也；忿速，可侮（14）也；廉洁，可辱（15）也；爱民，可烦（16）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注释】

    （1）圮地：难以通行的地区。圮，毁坏。

    （2）衢地交合：四通八达的地区。《说文》：“衢，四达谓之衢也。”

    （3）绝地：指交通困难，又无水草粮食，难以生存之地。

    （4）围地：指四面险阻，出入通路狭窄之地。

    （5）死地则战：指前不得进，后不得出，非死战则难以生存的地区。

    （6）途：道路。由，自，从，通过之意。

    （7）九变：机变行事，灵活多变的运用原则。

    （8）杂于利害：考虑到利、害两方面。杂，掺杂，引申为兼顾之意。

    （9）役：使，这里指役使诸侯为我效力。业，指危险的事情。

    （10）趋：归附，依附。

    （11）恃：《说文》：“赖也”，依仗。

    （12）必死，可杀：指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则有可能被杀。

    （13）必生，可虏：指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则有可能被虏。

    （14）忿速，可侮：指急躁易怒，则有可能受侮。

    （15）廉洁，可辱：指廉洁好名，过于自尊，有可能被凌辱。

    （16）爱民，可烦：意指临战爱民是应当的，但切不可过分爱民而中计受骚扰。

    【译文】

    孙子说：通常用兵的法则是，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织军队，出征时在“圮地”上不可驻扎，在“衢地”上应结交邻国，在“绝地”上不要停留，遇上“围地”要巧设奇谋，陷入“死地”要殊死战斗。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要攻打，有的城邑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有的命令可以不去执行。

    所以将帅如果能够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就算是懂得用兵了。将帅如果不能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那么，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够得到地形之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那么即便知道“五利”，也是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的。

    所以，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兼顾到有利的条件，大事才可顺利进行；兼顾到不利的因素，祸患才可预先化解。要使各国诸侯屈服，就用诸候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他；要使各国诸侯忙于应付，就用他不得不做的事去驱使他；要使各国诸侯归附，就用小利去引诱他。

    所以，用兵的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是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是要依靠自己拥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

    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只知道死拼蛮干，就可能被诱杀；只顾贪生活命，就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就可能中敌人轻侮的奸计；一味廉洁好名，就可能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不分主次“爱民”，就可能导致烦扰而不得安宁。以上五点，是将帅容易犯的过错，也是用兵打仗的灾难。使军队遭到覆灭，将帅被敌擒杀，都一定是由这五种危险所引起的，这是不可不充分认识的。

    随机变化的“九变”之法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九变的说法有几种：

    第一种“九”者，数之极，“变”者，正之隅，九变即多变。

    第二种，指的是九种战场情况的机断处置：毁圮难行之地不可驻扎；四通八达之地应结交邻国；环境险恶的绝地不要停留；不易找到出路的围地需设计免难；陷入死地就得力战以逃出生天；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要攻打；有的城邑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

    第三种，是《军争》中的“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加上本篇的“绝地无留”。

    大可把前者作为理论精神，后二者作为实际运用。

    所谓“九变”，也就是在作战方式与策略原则的掌握运用上，按具体情况随机变化，不必拘于常法，要善于运用急智。符合实际的方法就是好方法，有效果的手段就是好手段。

    邓小平那句著名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原来是一句四川农谚，据说这句大实话是他的老搭档刘伯承过去在打仗时经常讲的。昔日刘邓大军所向披靡，没有别的秘密，“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了算数”。

    也有讲规矩的，王阳明江西平乱，屡获大捷。他的学生问他用兵之道，王阳明回答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岳飞出征前接受宗泽所赠阵图，老将军叮嘱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那么，到底讲不讲规矩？

    很简单，“规矩”是“常”，“一切看情况”是“变”，大抵先“常”后“变”，也就是先“胸中有数万甲兵”，深谙军旅之“常”，之后才可随意生“变”，妙用若神。

    兵家的这一“变”，也就相当于文人的妙手偶得，纵横家的灵机一动，禅家的天心一悟，看来轻松惬意，不带烟火，可在这一刻之前皆是有数十年苦功要下的。

    这一“变”，可以用英国兵学家利德尔·哈特的话来验证，他用水流比拟作战，“假如我们观察一道激流冲击着阻挡它的土堤，我们会看到水流碰上阻碍之后水位渐渐升高，终于在某处找到一个小裂缝，涓滴之流就从这个裂缝钻过去。流经裂缝的水流渐渐地把裂缝两侧的土壤带走，裂缝因之扩大，水流愈来愈强劲，直到缺口宽度和原有激流的宽度相当……”

    “九变”之实地战法，可用“火烧连营七百里”的吴蜀彝陵之战为例。

    221年7月，刘备为报关羽被杀、荆州被夺之仇，不顾蜀汉的绝大多数大臣、将领反对，亲率蜀汉大军数十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孙权任命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孙桓各部共5万人抵御蜀军。222年正月，蜀国吴班、陈式的水军占领彝陵，屯兵长江两岸。2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虢亭，建立了大本营。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吴军诸将都要求立刻迎战；陆逊看到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认为吴军应避开蜀军的锋芒，再伺机破敌。于是陆逊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一直退到夷道（今湖北宜昌）、虢亭（今湖北宜昌北古老背）一线。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

    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五六百里，由于进至彝陵以西一带被吴军扼阻抵御，蜀军的东进势头停顿了下来。在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的形势下，蜀军便不得不在巫峡、建平（今四川巫山北）至彝陵一线数百里地上设立了几十个营寨。为了调动陆逊出战，刘备用一部分兵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孙桓力屈难支，请求陆逊增援。孙桓是孙权的侄儿，所以诸将纷纷要求出兵援救，以解除夷道之围。但陆逊为了不分散和过早地消耗兵力，拒绝了分兵援助夷道的建议，认为只要同蜀军决战胜利，夷道之围自然就会解除。这样，陆逊就避免了同蜀军过早地进行决战。从正月到6月，两军仍相持不决。陆逊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企求速战速决的计划。

    6月的江南暑气逼人，蜀军不胜其苦。刘备不得已只好把山谷里的军队开出山林，将水军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到秋后再发动进攻。由于蜀军是处于吴境五六百里的崎岖山道上，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加上刘备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给陆逊实施战略反击留下可乘之机。陆逊此时认定战略反攻的条件业已成熟。于是，他制定了火攻蜀军连营的作战方法。因为当时江南正是炎夏，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都是由木栅所构成，其周围又全是树林、茅草，非常容易起火。

    决战伊始，陆逊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袭击蜀军营寨，顺风放火。顿时火势凶猛，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吴军很快攻破蜀军营寨四十多座，并且用水军截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蜀军溃不成军，大部死伤和逃散，车、船和军用物资全部丧失。刘备乘夜逃走，又被吴将孙桓追逼，几乎被擒，后靠驿站人员焚烧溃兵所弃的装备堵塞山道，才得以摆脱追兵，连夜逃回永安（又叫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

    在彝陵之战中，陆逊统帅5万吴军大败占优势的蜀军，在于他能正确分析敌情，敢于先后退一步，摆脱不利的地形，然后再伺机歼灭敌人，这是符合孙子“圮地无舍”、“绝地无留”的作战原则的，是“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的表现。在相持过程中，他做到保存实力，不增援孙桓，为战胜强敌创造条件，这是孙子“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思想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孙子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陆逊在彝陵之战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果断停止追击蜀军，防范曹魏的乘机进攻，说明陆逊在有利的情况下，能够看到不利的一面，反映出他作为一名名将的优秀素质。

    反观刘备，尽管他久历沙场，但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却证明他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在用兵中贯彻“九变”的指导思想，并非一个真正的将才。他恃强冒进，将军队带入难以展开的五六百里的崎岖山道之中；在吴军的顽强抵御面前，又不知道及时改变作战部署，采取了错误的无重点处处结营的办法，结果陷于被动，导致失败。总之，刘备争夺荆州的“忿速”心态和具体作战过程中的失策，决定了他自食“覆军杀将”的恶果并非偶然。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大军出行，越境千里，战于异国，身处不测之地。所以，不可能一切情况都事先考虑周全，所谓的封好锦囊依计行事，不过是小说家言。

    “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古代君王的常识。君主应该在更广阔、更深层的地方驾驭将帅、激励将帅；让将帅驰骋天下，君主方能得意于天下。这是君主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毛泽东便很重视这一点，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自觉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宋太宗赵光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做“无能”、“此人不知兵”，甚为不齿。

    君主身处庙堂之上，不大知晓军队所面对的具体情况，若是妄加指挥，就难免会发出一些令前线部队掣肘的、甚至让为将的破口大骂的命令。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不能进攻，而偏偏命令进攻；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应撤退，而偏偏命令撤退；不了解自己军队的实际情况，却硬要干涉三军的指挥，必然使三军将士的思想疑惧而困惑。这是军队的灾难，也是君主的灾难。

    至于这些理应“有所不受”的“君命”，做将帅的大可置之不理，凭自身的判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事办事，无本退朝，不怕艰险，排除万难，总之革命胜利就万事大吉。

    不受“君命”的原因有四：一是将帅身处第一线，直接感知战场情况和战争发展态势，随机决策更有针对性，及时准确，利于捕捉战机，掌握战略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将帅必须立威，拥有真正的指挥权，令出一门，三军一体，才能提高整体的作战能力；三是避免君主决策失误，造成全局的被动和整体的损失；四是防止敌方伪造君命，假传圣旨，诱全军入彀。

    这一篇实则为将争“权”，增强将领的决断能力、抗压能力和行使这些能力的权限，让将帅有发挥本事的空间。

    隆美尔就常常因为“君命有所不受”而使得盟军损失惨重。当时英军破译了纳粹德国总部给非洲军团各种战术指令的密码，于是根据这些指令制订了与非洲军团的作战计划。但实战开始以后，英军发现非洲军团的动向与指令完全不同，结果导致惨败。原来隆美尔是一个善于独断的将军，总部对他的指示，在他看来不过是战略上的参考罢了，有时冲在最前线指挥战斗的他，甚至根本看不到这些电文！

    君王元首们的瞎指挥和滥干涉，很容易造成难以收拾的烂摊子，比如安史之乱中的潼关之战。

    天宝十五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唐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采用以逸待劳战术阻击叛军，以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决战。但朝廷内部此时极为混乱，以杨国忠为首的各大权臣怕自己在叛军统治区的庄园田地等财物遭到破坏，所以极力劝说唐玄宗命哥舒翰尽快出兵，一举消灭叛军；同时，唐玄宗对安史叛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也认为哥舒翰是畏敌死守。

    在唐玄宗屡次催促下，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结果被气势正盛的叛军痛击，唐军大败，哥舒翰力战被俘，投降了安禄山。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禄山攻进长安，纵兵劫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唐朝廷陷入最危急的境地。

    在这场决定唐王朝生死存亡的会战中，李、杨等最高决策者胡乱指挥一气，简直自掘坟墓。

    趋利避害，防患未然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做将帅的，必须通观全局，在有利中看到不利因素，在不利中发现有利可能，这样才能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任何事物，战争也一样，都包含着利和害的两个方面。所以，只有把利与害放在一起，辩证地对待，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考虑利的同时，你才有可能会想到危害；在危害的时候，你也要想到有利的一面，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因为祸与福是在同一事物里面保存着的，而且是在不断地转化当中。

    因此，对于敌人，要尽量造成和扩大敌人的困难，使其变利为害，变小害为大害。办法是：“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驱使邻国或敌人最好的方法是诱之以利。利益是战争的最大诱因；所以，以利益为饵，可以轻易地调动敌人。在利益的诱惑下，人的理性能力就会下降；利益越大，对理性的冲击越强；理性能力愈低，受人牵制的可能性就越高。

    对于自己，则要防患于未然，有备无患，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不攻”上面，而要充分准备，使敌人无机可乘，无懈可击。趋利避害，是决策者选择手段时所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

    然而，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敌我力量在犬牙交错的态势中相互制约，致使利害相杂，利害相连。例如进攻战斗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的重点把守之处；凡便于我接敌运动的路线，也常常是敌人的设伏布障区；凡便于我观察和发挥火力的地形，也是敌人注意防范之所在。相反，凡自然条件不利于我运动、冲击、发挥火力之处，则敌人也可能疏于戒备。所以，在局势未明之时，我应有从害中求利的设想，有应付两种可能的打算。

    军事上的被动形式，也会包含着主动因素。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以换取行动上的主动权；故意付出某些牺牲，以麻痹敌人；放弃眼前的局部小利益，以争得全局的大利益，等等，都是以患为利之举。

    利与害是两个并非决然对峙的矛盾因素，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对此，曹操评注说：“在利思害，在害思利。”这就是在战场上发扬急智诡变的基础。所以在有利的态势下，千万要洞察自己的处境，看是否正落入敌人的陷阱；在不利的状况下，要观察敌方是否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有利的节奏；在取胜的状态下，要分析战争结果是否实现了战前的政治目的；受到挫败后，要看敌人是否已经疏于防范或引起了邻国的不安、嫉恨。

    在战争史上，“利”与“害”之间的转化不乏其例，铁木真刚刚崛起时被扎木合击败，但扎木合的强大和霸道引起了蒙古其他诸部的不满，他们纷纷归附于铁木真，扎木合反而灭亡；而珍珠港之战，日军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绝对胜利，但却因此触怒美国，从此开始太平洋战争，这一仗下来，日本竟落了个国穷军破的下场。

    而深知利害，能够灵活处理事情的人，便是很高明的人。比如周恩来总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作过如此评价：周大概是世界上最善于拿捏原则和变通火候的政治家。综观周总理一生轨迹，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各方斡旋，还是解放战争期间辅助毛泽东指挥作战，还是建国后主持内政外交战线，都能将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平衡得恰到好处，创建了共和国各方面工作的原则和典范。

    战国时，秦向东周借道，想去攻打韩国，周担心借了会得罪韩，不借又会得罪秦。谋臣史厣对周君说：“为什么不派人去见韩公叔呢？就对韩公叔说：‘秦国敢穿过周地去攻打韩国，是由于信任东周。您为什么不给周一些土地，并派出人质前往楚国呢？’这样，秦国一定会怀疑楚国，不相信周君，也就不会攻打韩国了。您再派人去对秦国说：‘韩国非要给我们周一些土地，想以此来让秦国怀疑周君，周不敢不接受。’秦国也就没有说词了，这样既得到了韩的土地，又是听命于秦国了。”这样东周既从韩国得到了土地，而又表现出了一副顺从秦国的姿态。

    在这个事件中，史厣冷静地面对当时复杂的矛盾局面，以高超而卓越的政治智慧提出了化害为利的军事谋略。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从“假道”与“不假道”两害中分析出“利”的存在方式。虽然东周迫于秦国的压力不得不“假道”与秦，但韩国是不会体谅东周的处境而只会视之为帮助秦国进攻自己的敌对行为。在史厣的谋划下，东周所面临的“两害”选择困境便化解了。

    “五危”之将不能当统帅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性格即命运，如是己身一人之命运倒也罢了，做将帅的，身上可是肩负着整支军队的生命。所以，将帅的性格特质对于战局发展至关重要，因而才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说法。

    为了弥补将帅性格和智商的不足，各国军队很早就建立了完备的参谋制度，不仅给将帅提供和分析情报，参谋也可以在决断关头，起劝谏主帅、提醒纰漏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才气纵横之人不在其列，如汉尼拔等人更喜欢独自思考，然而我们讨论的只是常理。

    常理比较稳妥，所以二战中200万盟军登陆欧洲战场，最高统帅人选有蒙哥马利、巴顿、吉罗、马歇尔等等，而元首们最终议定的人选却是性格温和、意志坚强、善于忍耐和变通的，或者说“中规中矩”的原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

    人的本性十分顽固，要想改变是非常之难的。因而有些人是很难委之以重任、让他们独当一面的。这些人，孙子称之为“将有五危”。

    有“必死”倾向的人，一般都是靠强冲硬拼当上统帅的莽夫，这种人智商很低，不善于冷静机变地应付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形势，常常容易被对手钻空子，打埋伏，甚至诱杀。

    有“必生”倾向的人，常常是靠亲缘信任关系发达或从文职参谋干起的，在后方工作还称职，需要他把握谋与战的关系就不容易了，在面对敌人的疑兵计和武力讹诈时往往会退缩和不知所措。

    “忿速”，就是情绪不稳定，有神经质倾向，或者临敌经验匮乏，有赌徒心理，把打仗当成儿戏，在一个意志顽强的对手面前根本没有机会。

    “廉洁”，就是一味在意自身名节原则，刚愎自持，不懂变通忍耐的人，这样的人在诡诈圆滑的对手面前，就像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样必败无疑。

    “爱民”，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民者，而是迂腐懦弱，神经不能承受刺激，不能面对挑战的好好先生。宋襄公曾经率领一支历史上最仁义的军队作战，结果惨败而回，自己也搭上性命，从那以后好好先生们的兵法就此失传了。

    双方将帅的性格影响到他的决策模式，诸葛亮敢摆空城计，就是针对司马懿多疑的性格特点，司马懿所以上当，也是出于对诸葛亮“诸葛一生唯谨慎，不弄险”的性格判断上。而有勇有谋的关羽，却因为刚而自矜的性格，使他遇到问题时不能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不能从集团的总体利益出发，而是把个人的争强好胜凌驾于集团共同的目标之上，所以败走麦城。毛奇说：先计算，后冒险。在战争过程中，正是敌人的严重错误才最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敌人的这些主观错误，又多是来源于其主将的判断和指挥失当，来源于其性格上的弱点。

    关于人类性格的优点与弱点，《人物志》中有详细的分类。

    强毅之人：厉直刚毅，能矫正颓俗，但过于唐突。可以进行总体规划，缺乏注重细节的能力；雄悍之人：做事勇敢进取，但高傲自负。对事情缺乏警提性，不能遵守规定；凌楷之人：坚持原则，缺点是专断固执不听他人劝告；可以坚持正义，却不能使众人心服；弘普之人：人缘良好，缺点是好坏不分；休动之人：勇于攀升超越，但太过放纵锐进，不甘居于人后；朴露之人：朴露径直，但是敢直而不能细微观察。有信用却不能衡量轻重；柔顺之人：宽恕容忍又优柔寡断，遇事常强加忍之，不是办大事的人；谨慎之人：精于处事，性格过于软弱，而且猜疑心强，可以保住自己，却不能树立节义；辩博之人：能言善辩，但在实践上却欠缺火候；清廉之人：清正廉洁，但过于拘束，交际面狭窄，廉洁而能激浊扬清，对于好、坏界限分明，这种人可以固守节操，最终却往往走不通；沉静之人：沉静机密，前思后想而考虑周密，于是反应节奏较为迟钝，这种人可以深谋远虑，却不能敏捷而速达；韬略之人：不以谋略的正义与邪恶为意，可以佐助事务而不能矫正违邪。

    这十二种人各有性格上的得失，所以，做将帅的，应该及时认清自己性格上的强处与弱点，尽可能地改变甚至重塑自己的性格，时时观察发现自身性格的缺陷，并以知识和实践为基础修成大将风度，使之更适合复杂的战争需要。据说，一位优秀的将帅必须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有这样的修养，才可以应付敌人。

    关于将帅的性格情操修养，孙武有过一句深具哲理的名言：“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静”意为沉着冷静，“幽”意为思虑深远，“正”意为公正无私，“治”意为条理井然。也就是要求将帅谋事，要沉着冷静，谋虑幽深，藏而不露；在管理军队上，要公正严明有法度。这是对将帅性格修养的基本要求。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利令智昏，得意忘形，疏于戒备，败于不慎。即使暂时失利，也能头脑清醒，方寸不乱，于害中见利，虚中见实，败中见胜，克制焦躁情绪，挽回败局。

    养成静幽为主的性格修养，自然要避免“怒”和“骄”的作风。孙子在《计篇》中提出：“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意思是说，对于易怒的敌人，要用挑逗的方法去刺激他，使敌人丧失理智而犯错误；对于鄙视我方的敌人，应促使其更加骄傲，使之丧失警惕，失去戒备，可见怒和骄都是兵家大忌。

    “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军事是大事，国君不可因一时的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因一时的怨愤而出阵求战。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就个人来说，恼怒可以重新欢喜，怨愤可以重新高兴，而国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国君与将帅的愠怒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危、士兵的生命，因此，将帅要力戒感情用事。

    本篇主要论述在作战过程中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集中体现了孙子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思想。孙子主张将帅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实施灵活的指挥，并明确提出以“五不”为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要求将帅必须做到全面、辨证地看问题，见利思害，见害思利，从而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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