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很多年前的兰州，原本没有西红柿，多亏一个叫王尔黼的人，因为他的引进，西红柿才能够在兰州开花结果。可是，刚刚引进时却是一个稀罕物，被当地人称为“洋柿子”而不敢食用。
1932年，原兰州农校校长王尔黼从北平（今北京）西四新农种子店购买到西红柿种子后，于第二年春天在兰州农校试种。当年他在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北农前身）时，就对西红柿非常熟悉了，但当时兰州人却对西红柿非常陌生。
王尔黼任兰州农校校长后，就积极引进西红柿。那时的农校在萃英门内，西红柿就种在教学区后面（当时称作后场，相当于现在的实验农场）。在王尔黼和农校师生的精心培育下，引进兰州的西红柿诞生了。但是，当时的人们却把它当作观赏植物而不敢食用，王校长便大讲西红柿的营养价值和吃法，并亲自品尝。在王校长的启发下，胆子大点的亲自出马，小心品尝，赞声不断。听到消息后，人们互相转告：“大家吃科学去！”这虽说是笑话，但也看出当时的兰州人对西红柿的神秘感。随着对西红柿的不断宣传、推广，人们对西红柿从刚开始的敬畏逐渐转向欣然接受，西红柿首先在校园里广为流传，广大师生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西红柿也不负王尔黼及其农校师生的众望，它很快适应了兰州的自然条件，以其色泽鲜艳、肉质肥厚、汁液丰盛、酸甜适中、营养丰富而备受兰州人们的喜欢。西红柿“挺进”兰州初战告捷。
1935年，农校迁至新址（今铁路文化宫附近），由于办学条件得到改善，西红柿的种植面积也随之扩大，并推广到兰州近郊种植，而且产量逐年提高。
西红柿“挺进”兰州的成功，也有苏联人的一份功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原兰州农校设立苏联空军招待所，来华援助抗战的空军和军火运输队全都驻扎在这里。苏联人对西红柿的需求量很大，兰州的西红柿市场陡然旺盛起来。雁滩农民捷足先登，连忙种植西红柿，并喜获丰收，且供不应求，再加上兰州社会对西红柿的价值越来越了解，对西红柿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因而西红柿的种植面积日益扩大。
从此，西红柿“挺进”兰州完全成功，不仅在兰州牢牢地站住了脚根，而且向周边地区发起攻击，不断向整个甘肃“挺进”。如今的甘肃大地，西红柿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外来明星”，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菜蓝子”，也增强了人们的体质，还鼓满了人们的“钱袋子”。
兰州“辣妹子”，重庆争面子
兰州“辣妹子”是指兰州的辣椒。兰州“辣妹子”最出名的是本地的“姊妹花”——“大羊角”和“灯笼”。
“大羊角”身材修长，色泽红亮，辣味浓烈，含有人体所需的辣椒维生素A、C等多种营养物质，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已经出类拔萃。“大羊角”不仅长得好看，也非常实惠。青椒可炒食、泡菜，老熟红果可腌制酱菜，干辣椒可碾成辣椒粉，是最佳的调味品。
“大羊角”在兰州种植普遍，主产区是兰州市安宁区。“大羊角”模样俊俏，株高80厘米，果实呈长羊角形，长约23厘米，单果重35克，成熟时面带红润，光泽度极好，青春逼人。“大羊角”早熟，抗旱，果实肉质细腻，水分多，亩产量2000千克～3000千克，是兰州著名的优良品种。
“灯笼”是兰州的又一“辣妹”，虽然模样没有“大羊角”好看，但它却比“大羊角”更丰满。“灯笼”比“大羊角”稍矮一些，身高76厘米左右，但身材肥硕，呈灯笼形，纵径7厘米～10厘米，横径8厘米～12厘米，单果重125克，个别可达250克以上。“灯笼”是普通老百姓谁家都能养得起的“辣妹”，适应性强，分布在兰州市及全省大部分地区，主产于安宁区十里店一带。“灯笼”虽然模样丑点，但丰产、果大、肉厚、嫩脆、味道甜美、微辣、水分多、生熟皆可食用，亩产2500千克，高者可达3500千克。抗日战争时期，“灯笼”被空运至重庆参加“选美”，没想到却受到达官贵人的喜爱，为兰州的“辣妹”争得了面子。1958年的《中国蔬菜优良品种》、1962年的《兰州植物通志》两书中，兰州的灯笼辣椒被列为名优蔬菜品种。
其实，无论兰州的“大羊角”和“灯笼”，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辣椒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远嫁我国的“洋姑娘”。据说辣椒是明朝末年传入我国的，一经传入，很快就以其独特的风味风靡全国。清代陈淏子在《花镜》中说：“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子种。”辣椒不但能刺激胃口、增进食欲，还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C的含量较高。据测定，每100克青椒含维生素C185毫克，相当于苹果含量的18倍。辣椒还能抑制亚硝胺类化合物的形成，降低胃癌的发病率。辣椒的果皮与胎座组织中含有辣素和挥发油，因而具有发汗、消寒、刺激兴奋等效用。辣椒还含有胡罗卜素，以及钙、铁、糖等成分，热量较高。常吃辣椒，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促进伤口愈合，也有一定的作用。
“荷兰48号”——不服输的外来户
“荷兰48号”是从荷兰引进的一种菜花的名字。
荷兰48号菜花是兰州市农牧局易文贵于1979年从荷兰引进的，最初在城关区雁滩乡试种观察，经过5年不断选优去劣和套袋自交，荷兰48号菜花逐渐适应兰州的气候土壤条件，从一个分离变异的杂合体中脱颖而出。因从荷兰引进序号是48号，1984年，经兰州市科委组织鉴定，定名荷兰48号菜花。
荷兰48号菜花属于十字花科芸薹类，质地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据科学鉴定，每100克菜花中含胡萝卜素0．08毫克，硫胺素0．06毫克，核黄素0．08毫克，尼克酸0．8毫克，抗坏血素88毫克，蛋白质2．4克，脂肪0．4毫克，碳水化合物3克，热量25千卡，粗纤维0．8克，灰分0．8克，钙18毫克，磷53毫克，铁0．7毫克。从中可以看出，荷兰48号菜花含有其它蔬菜无法替代的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荷兰48号菜花的花球幼嫩、肥大、洁白，可以配肉炒着吃，也可以加佐料蒸煮食用，还可以供盐渍和制干等，是人们喜欢吃的美食。
荷兰48号菜花植株高大，有深绿色矮桩型和灰绿色高桩型两个类型。矮桩型株高55厘米～65厘米，开展度为65厘米～100厘米；高桩型株高68厘米～73厘米，开展度为90厘米～109厘米，两者叶簇基部直立，上部开展度大，叶片呈长椭圆形，大而肥厚，有皱纹，叶缘稍有浅波状皱纹，表面有一层蜡粉，叶柄淡绿色呈扁圆状。花球是菜花的主要部分，呈圆球形，颜色洁白，球体坚实紧密，单个花球约1．5千克～2千克，最大个重可达4．5千克。
荷兰48号菜花属于中晚熟品种，花球细嫩，纤维少，抗病丰产，适应性强，既可在水肥充足的沃土中栽培，也可在盐碱低洼地或光照不足的果园种植。荷兰48号菜花成熟期比较集中，亩产量2500千克，有些甚至高达4000千克，适宜春秋两季种植。
荷兰48号菜花来到兰州后，并不胆怯自己是“外来户”，反而以高产稳产和品质优良脱颖而出，受到专家和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1985年，荷兰48号菜花获得甘肃省农业厅农技改进三等奖。同年，兰州市农牧局起草制定了《荷兰48号菜花栽培技术规程》，由兰州标准计量管理局发布实施，以推进该品质的推广。市委市政府的这一举措，使荷兰48号菜花面积进一步扩大，曾占兰州市菜花种植面积的70％以上，秋菜花基本上被荷兰48号菜花所占据。
兰州市城关区是荷兰48号菜花的第二故乡，也是它的大本营。
以此为根据地，荷兰48号菜花进行了艰难的创业之路。这个不服输的“外来户”东上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浙江，西下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足迹踏遍中华大地十多个省市，并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态势。
安宁刺黄瓜，走遍天下都不怕
如果您对菜市场比较熟悉的话，一定不会忘记黄瓜里的大牌明星——安宁刺黄瓜。无论是冬天夏天，当您走进菜市场，菜农会向您郑重其事地推荐：“来一点吧，刚上市的安宁刺黄瓜，新鲜得很哪！不嫩不要钱，不脆不要钱，不甜不要钱！”也许菜农的几句夸张的吆喝，您可能就会被吸引了，买了几个一尝，果然名不虚传。
安宁刺黄瓜是诞生在安宁的著名品牌，以嫩、脆、甜而驰名。
安宁刺黄瓜是1959年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大队科学试验站用北京的小刺黄瓜与汶上黄瓜自然串粉杂交的变异群体中选优培育，并与安宁区农技站共同开展亲本对比研究选育而成。实验亩产5000千克以上，经省市区有关领导专家研究定名为安宁刺黄瓜。
安宁刺黄瓜属于葫芦科黄瓜类，营养丰富。据科学测定，每100克黄瓜中含胡萝卜素0．26毫克，硫胺素0．04毫克，核黄素0．04毫克，尼克酸0．3毫克，抗坏血素14毫克，蛋白质0．8克，脂肪0．2毫克，碳水化合物2克，热量13千卡，粗纤维0．7克，灰分0．5克，钙25毫克，磷37毫克，铁0．4毫克，水分96克。从中可以看出，安宁刺黄瓜含有其他蔬菜无法替代的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安宁刺黄瓜植株生长较强，叶大，节间短，主蔓3节～4节开始结瓜，节节有瓜，并出现1节有两三个瓜，有回头瓜。瓜呈长棒形，长40厘米～50厘米，横径3．5厘米～4．5厘米。表皮深绿色，有10条突起纵棱，顶部有10条绿色纵棱，果瘤上有白色刺毛，瓜基部稍细，瓜把稍长，单瓜重300克～450克。
安宁刺黄瓜属于早熟品种，产量高，品质优良，喜大水大肥，较耐寒，适应性强，适宜露地和保护地栽培，亩产量在5000千克～7000千克之间。可生吃，也可炒着吃，还可渍盐油拌着吃。
安宁刺黄瓜自诞生起，就以其优质高产而大面积推广。1973年，安宁区农技站先后组织全区建立安宁刺黄瓜三圃田，进一步提纯复壮原种。1975年又起草制定了《安宁刺黄瓜品种标准》和《黄瓜原种生产操作规程》。1976年兰州市农林局、粮食局、科技局联合发布实施这两个标准。经过多年坚持和努力，保持和提高了安宁刺黄瓜的品种特征特性。1985年，安宁区农技站又修订了《安宁刺黄瓜品种标准》，由兰州市标准计量管理局发布实施。目前，安宁刺黄瓜的种植面积已经占据兰州市黄瓜种植面积的70％，普遍亩产5000千克以上，塑料大棚最高亩产10000千克，并实现了冬季的鲜瓜不断。
现今，安宁刺黄瓜以其优质高产获得好评，不仅在兰州普遍栽培，还在我省的河西地区及青海、宁夏、西藏等省区安家落户，而且长势良好，效益颇佳。怪不得安宁菜农自豪地说：“安宁刺黄瓜，走遍天下都不怕！”
“菜篮子”雁滩的变迁
滚滚黄河从兰州呼啸而过的时候，造就了著名的黄河河谷盆地，其中的河心滩及两岸的边滩较为发育，堆积成了大小不等、互不相连的各类滩地，成为兰州盆地的一大奇观。
这些黄河冲积而成的滩地主要分布在西固区、七里河区、安宁区和城关区。西固区有青春滩、新合滩、夹滩、蛤蟆滩，七里河区有崔家大滩、马滩、骚狐滩，安宁区有张家滩（七一滩）、河湾滩、黄家滩、夹河滩、马家滩、刘家滩、迎门滩、孔家滩、和平滩等，城关区有中心滩、雁滩等。近几十年来，除个别滩外，大部分在与河争地中被填平，与河岸连在了一起，改造成了兰州市区蔬菜生产基地。其中最著名的为雁滩。
雁滩是黄河中最典型的河心滩，也是黄河的I级阶地，高出黄河水面3米～5米。滚滚黄河从金城关峡谷穿过只有200多米宽的河槽以后，河面逐渐拓宽，到了镇原路口到东岗镇附近一段，河面竟然宽达2000米～3000米。由于河面突然开阔，流速急速减缓，河水中夹带的大量泥沙随即在此“沉淀”下来，天长日久，便堆积成了18块河心滩地。这里原来河汊纵横、芦苇丛生、树木成阴，是南北迁徙大雁的栖息地，故名雁滩。
雁滩过去被黄河的4条支流——南河（又称教场河）、小河、沙窝河（南北流向）和中河（又称夹河）纵横交叉穿过，分割成18个滩，前人依据各滩居民的姓氏以及方位、大小等都给18滩命有其名，旧时通称“东郊18家滩”，雁滩则是18家滩的总称。由于河道的不断改道，各滩的名称前后也在不断变更，已经由当年的段家滩、傅家滩、均家滩、宋家滩、刘家滩、李家滩、张家滩、苏家滩、杨家滩、刘家大滩、刘家小滩、大雁滩、小雁滩、南面滩、北面滩、骆驼滩、滩尖子、船滩、高滩18家扩大到红柳滩子、夹河滩子、张家滩子等20多个了。
据地方志记载，明代以前，这里就是芦苇丛生、大雁栖息的荒滩。从明末开始，才陆续有人上滩定居，直到解放前夕，全滩总共只有800多户居民，主要以种植小麦和烟叶为生，同时间作蔬菜。耕地靠天车提灌，遇到大旱之年，眼看着黄河水从身边滚滚而过却得不到灌溉。遇到夏秋汛期，滩上的农田则被河水淹没冲走。因此，当地流传有“黄河纵横穿滩流，滩滩水隔人发愁；三年两头遭洪灾，人去苗淹地冲走。”的民谣。每当河涨闹水灾，天旱地裂时，滩上的居民只能对河泪汪汪，讨荒当乞丐。
雁滩真正受到世人的注目，是源于民国。民国期间，农业改进所曾在滩西开辟了一处农场，分为农艺、园艺、森林三组，农场内种植果木，林中小径幽静修长，成为一处风景秀丽的“世外桃园”和“瓜果蔬菜基地”。抗日战争开始后，东南各地相继沦陷，避战乱者大量涌入成为大后方的兰州，一时间兰州人口猛增。鉴于五泉山、白塔山成为“军事禁区”，无处游玩的人们才开始把目光投向近郊的雁滩。到了1942年，兰州市政府将雁滩开辟为蔬菜区和旅游区，并在雁滩成立雁滩农业推广实验区，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培育蔬菜良种等工作，引进实验成功西红柿等蔬菜新品种。《甘肃农推通讯》曾称赞“兰州是西北的蔬菜水果城，雁滩是兰州的蔬菜水果大本营”。
我国著名文学家叶圣陶满怀深情地细致地描述了对雁滩的感受：“兰州的夏天本来不怎么热，这雁滩尤其凉爽。在这凉爽的境界里头，看那庄严肃穆的山峦，浩荡渺茫的黄河，看那山光水色随着朝晚阴晴而变化，简直是精神上洗一回澡，洗得更见清新，更见深湛。”
当时，雁滩与外界的联系全靠皮筏和木船，正如叶圣陶的游记《坐羊皮筏子到雁滩》中记叙的一样，出入雁滩的交通工具主要靠皮筏。据说，昔日雁滩以及东滩来往城关的交通工具是一只大木船，此外全靠小皮筏来往摆渡。皮筏只能顺水而下，到岸后，筏客须将皮筏背到上游再放筏。所以，兰州有“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的谚语。
解放后，兰州市人民政府非常重视雁滩的开发和建设。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滩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4年艰苦奋战，终于从滩西、滩北直到滩东，修筑起了一道高5米、宽6米、长9000多米的环滩大坝，将穿越滩南和滩中的南河和中河栏腰切断，迫使两股河水一律向北流去，从而把支离破碎的18滩连成一片，并在原河床上疏通了中河、南河两条全长15千米的渠道，有效地防止了洪水的危害。
解决了水患后，雁滩人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地运动，先后淤河造地4000多亩，种植各种果树60000多棵，进一步扩大蔬菜种植面积，逐渐将这片盐碱荒滩变成了与南岸联成一体的蔬菜、瓜果生产基地。
雁滩面积约14．5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有1．1万多亩，以种植蔬菜、瓜果为主，是兰州市蔬菜、瓜果的主要产地和供给地之一。那时候的雁滩，树木连片，瓜果飘香，风景秀丽，举目远眺，宛如镶嵌在黄河河心的一块绿色翡翠，美丽而高贵。一树树水果和一畦畦鲜菜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三三两两的菜农在田间劳作，显得那么恬静，那么悠闲，真可谓一派田园风光，被誉为兰州的“菜蓝子”。
如今的雁滩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交通四通八达，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各类批发市场相继落户，已经成了兰州的商贸物资流通中心和新型居民区，昔日的田园风光早就不见了踪影。而曾经享有盛誉的“菜篮子”也完全退出雁滩，东进西走，渐渐向榆中和红古区“发展”，重塑昔日的辉煌。
“雁滩飞雁”曾是兰州著名的八景之一，而如今，人们只能望雁兴叹，只能用“平沙落雁”的雕塑来寄托对昔日大雁的向往。而叶圣陶笔下那诱人的雁滩瓜果，那一树树红的、黄的、绿的苹果、冬果，那一畦畦圆的、扁的、长的洋柿子、羊角灯笼辣椒，那一蔓蔓色鲜味美的刺黄瓜、南瓜……仿佛梦境一样，只能在人们记忆深处闪现。
“高原夏菜”的精算盘
兰州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自然条件优越、独特，农业资源丰富，生产的蔬菜、瓜果、玫瑰等农产品品质优良，外形美观而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素有“蔬菜城”之称，尤其以高原冷凉型无公害蔬菜最具代表性。
兰州栽培蔬菜的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达29个品种。兰州解放前夕，蔬菜种植面积达1．63万亩，总产1925万千克，品种达51个。主要品种有兰州韭菜、水萝卜、花缨萝卜、菜花、辣椒等。
经过多年的努力，兰州蔬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打出了“高原夏菜”的招牌。2006年7月10日，由甘肃省农牧厅、兰州市政府主办，兰州市农牧局、兰州市农产品产销协会承办的“中国兰州2006年高原夏菜产业发展贸易洽谈会”在东方红广场隆重开幕，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尚勋武，甘肃省省长助理、兰州市市长张津梁，省、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县区政府分管领导出席了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近200名客商，在西北宾馆蔬菜展示厅观看了包括黑土豆、金色西瓜和番瓜等168个蔬菜、水果品种后，又兴致勃勃来到榆中和平、金崖、蒋家营三个无公害蔬菜基地参观，客商们对兰州高原夏菜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表示要继续加强与兰州的合作，尽最大努力把兰州高原夏菜推向全国及全世界。在为期两天的贸易洽谈会上，与会客商充分利用大会提供的良好平台，就合作的内容、方式、渠道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广泛的合作意向。本次贸易洽谈会共筛选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农业重点招商项目76个，涉及到蔬菜产销、市场建设、农产品加工、冷库建设等，投资额达19．42亿元。签约项目37个，签约资金6．48亿元，其中蔬菜产销项目24个，签约金额2．64亿元，产品远销云南、广东、福建、河南、北京、山东、青海、香港、澳门等省市和地区以及韩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此次贸恰会以“绿色合作发展”为主题，旨在提升兰州高原夏菜的知名度，加强联系，扩大交流，引进产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使兰州高原夏菜成为带动周边、辐射西部，走俏南北的知名品牌，进一步开拓兰州蔬菜的销售市场。
兰州陇神航天育种研究所培育的“黑美人”牌黑土豆是本次贸恰会最红的“明星”，引起了中外商客极大的兴趣。该品种属于航天育种的结晶，外形与普通土豆无异，只是它是名副其实的“黑美人”。据兰州陇神航天育种研究所高级农技师介绍，它的秧苗是黑紫色，表皮呈黑色，土豆内部也是黑紫色。“黑美人”呈黑紫色是因为富含花青素，而花青素是抗癌、美容的重要成分。“黑美人”与普通土豆相比，营养价值更高，每百克黑土豆蛋白质含量高达2．3克，钙、钾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均高于普通土豆。黑土豆适宜在海拔1800至2000米的冷凉地区生长，目前已在兰州市的永登等地建立起了黑土豆生产基地，亩产量可达2000公斤，价格远远高于普通土豆。以“黑美人”土豆为代表的精品高端夏菜的种植，必将为兰州高原夏菜的市场竞争发挥积极作用。
兰州夏菜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主要得益于自己的六大优势：一是自然优势。兰州市干燥少雨，病虫害少，部分露天蔬菜在生产中不使用农药，且光照充足，夏季凉爽，春夏秋三季均能进行露天蔬菜生产，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使得蔬菜质量提高，垂直性气候明显，蔬菜种类多样，可以满足不同种类蔬菜的同期生产；二是品种优势。兰州市目前已形成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形状各异、用途多样的蔬菜品种，蔬菜种植品种已达360多个，尤其兰州百合、韭黄在全国独树一帜，很多新品种深受消费者喜爱；三是质量优势。兰州市实行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监督，在国家农业部连续3年对全国37个大中城市进行的蔬菜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中，兰州市综合排名从2003年到2005年均为第一；四是市场优势。每年5月到10月，我国东部、中部、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原因，蔬菜生产受到抑制，而此时正好是兰州市蔬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从空间和时间上恰好弥补了南方市场的需求；五是经营环境优势。目前兰州高原夏菜产业的经营环境已经基本成熟，经营优势已经显现，已新建蔬菜保鲜库45个，年吞吐量100万吨，政府在近年又开通了“绿色通道”，进一步维护了农民和经销商的利益；六是技术优势。兰州市现有初级职称以上的科研推广技术人员982人，高级农艺师以上40多人，成为高原夏菜产业发展的科技后盾。另外，中央在兰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省级科研部门的力量也比较雄厚，为兰州高原夏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因此，兰州的“高原夏菜”品牌有理由叫响海内外。
目前，兰州高原夏菜无公害蔬菜建设工程已全面启动，确立了立足市场、优化品种、突出特色、提高总产、扩大外销的思路，几年内蔬菜生产面积发展到65万亩，总产18亿千克，外销量达到10亿千克以上。生产的大宗品种有：白菜花、西兰花、甘兰、大白菜、荷兰豆、甜脆豆、菠菜、土豆、胡萝卜、尖椒、红心萝卜、芹菜、苦瓜、青笋、香菜等近20多个。不仅解决了兰州城市的需求，还远销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武汉等国内外其他城市，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兰州市现已成为甘肃省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西菜东调”、“高原夏菜”生产基地。兰州市市长张津梁表示，高原夏菜产业作为兰州市重点扶持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政府将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工程，全面提升蔬菜生产供应能力、加工转化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用几年时间把兰州市建成全国一流的高原夏菜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到2010年，全市高原夏菜生产基地面积达到100万亩，实现蔬菜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有人说兰州人算盘打精了，竟然将自己的蔬菜打出了“高原夏菜”这张王牌，正是抓住了现代人渴望原生态无污染的绿色消费心理，才使兰州蔬菜那么“火爆”。但是，不管怎么，兰州蔬菜的确生长在高原，的确污染少，的确营养价值高，的确物美价廉。再加上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和政府的保驾护航，兰州的高原夏菜不“火”才怪呢！
两山绿龙当空舞
“泥石流”的警告
兰州位于甘肃省中部，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汇点，地貌复杂多变，水土流失严重。这里属于北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干旱少雨，自然灾害多，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自西汉起，历代封建王朝都要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寺院庙宇，加之连年征战，对森林大肆砍伐、破坏。据兰州地方志记载：1916年，张广建在兰州建子爵府，派人进连城林区砍伐林木不计其数；1928年，刘郁芬派兵进驻临夏，在西固设兵站，将西柳沟及西固川的树木砍伐殆尽；1941年，青海马步青部强行买下永登鲁土司衙门及连城大片森林后，将竹林沟、岗子沟、铁城沟、大小杏口沟内胸径10厘米以上的松树全部砍光；1958年，在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运动中，大量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1959年～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吃饭问题，提倡广种多收，导致群众大肆毁林开荒；“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毁林种粮的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乱采乱伐蔚然成风，林区的缓坡及林缘地带基本被砍光垦尽，导致马衔山林区林线后移3000米；1981年～1982年，由于林业政策不落实，林权界限不清，导致集体蚕食哄抢国有林，群众乱砍滥伐“四旁”植树及集体成片林，短短的两年时间，共盗发林木22万多株……。这些行为的恶果，直接导致了“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
1844年5月，金县暴风雨达2小时之久，洪水泛滥，导致泥石流发生。泥石流冲没田地，冲毁民房桥梁，死8人，伤20多人，损失巨大。
1964年7月24日，兰州普降大雨，西固区元坨峁沟、洪水沟山洪暴发，导致泥石流发生。洪水冲垮洪水沟上游一处土山，洪水携带泥石流呼啸着冲出山谷，飞溅的泥石流像一条肆虐的“黄龙”吞没农田，冲毁厂房和住宅，冲断铁路和公路，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1978年夏，兰州市突降大雨，5小时降水量为89．2毫米，为1949以来最大的暴雨。这次暴雨造成徐家湾至十里店发生灾害性泥石流，造成19人受伤，20人死亡，灾难损失极大。
以上只是兰州历史上“泥石流”的一个缩影，但就是这一缩影，已经令人触目惊心，已经给兰州人敲响了警钟。
造成“泥石流”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自然力的破坏力，另一个就是人类活动的破坏，而人类活动的破坏，则是造成“泥石流”频发的主要因素。
从气象水文等自然因素看，兰州属于温带暖温带季风气候区，每逢雨季，东来的暖湿气流带来的大量水汽与西来的西风急流相交锋，常形成大雨横流，成为诱发“泥石流”的重要条件；从地理地质上看，兰州沿黄河两岸，积累了数十米甚至更厚的黄土覆盖层及红黏土，山坡极不稳定。两山夹一河的特殊地貌，使“走山”滑坡现象经常发生，当这些“走山”坍塌下来堵住沟口，凶猛的洪水一来，“泥石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
从人类活动破坏性方面看，“泥石流”无疑是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皋兰山在明朝时森林茂密，风景秀丽，气候湿润。这样好的植被条件完全可以阻止泥石流的形成。可是，后来对森林草地的大肆破坏，使皋兰山变成光秃秃的土山，“泥石流”当然不请自到了。
黄河北岸土厚山陡，但受地下水作用较小，相对来说比皋兰山稳定。
然而，由于大量采石采沙，在山顶上搞所谓的“人造平原”，将虚土废石丢弃在排洪沟，反而使泥石流发生率比南山更高。
频频发生的“泥石流”警告我们，不论是自然的破坏力，还是人为的破坏性，谁要是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就必然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兰州的“泥石流”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和生命财产制造了太多不堪回首的恶梦，虽然兰州人也想方设法寻找防治泥石流的方法，但别忘了最根本的方法，那就是植树造林，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重视生态建设，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而“两山绿化”则吹响了兰州生态建设的号角，使频频发生的“泥石流”得到了有效遏制。
南北两山的“绿色战役”
“桃花雨歇，柳絮云起，松风爽心，槐香扑鼻……是谁用神话中的绿色神毯，罩住了皋兰山脊？
“遥想往昔，山上只有一株柳，有位多愁善感的诗人，含泪把它拟作诗题。假如诗人健在，恭请上山游历：
“尝尝夏日金杏，品品秋季银梨。小酌后，微醺里，摄取满山绿荫，酿制崭新诗意。”
以上诗句，出自冷冰鑫的《兰山绿化树》，作者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对南山绿色的赞美。但是，以前的南北两山，可不是诗人描绘的那样，远看南北两山，除皋兰山东侧珠子山顶有一株大榆树最为醒目外，两山难以看到明显的树木，显得光秃秃的，干枯荒凉，令人触目惊心。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于兰州人实施了南北两山的“绿色战役”，而且几代人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
南北两山是兰州的天然屏障，很多人认为南北两山是指兰州南面的皋兰山和北面的白塔山。其实不然，南北两山的范围比人们心中所想的大得多。南山是指从兰州南面从东到西的长洼山、马家山、十里山、豆家山、兰山、皋兰山、沈家岭、狗牙山，逶迤绵延城南50多千米，一般通称南山。北山是指黄河北的徐家山、五一山、白塔山、九州台、宝龙山、仁寿山、大青山，统称北山。这些南北群山隔河相望，在水一方，兰州人把它们总称为南北两山。
南北两山“绿色战役”的打响，最早始于当时的陕甘总督杨遇春重修皋兰山三台阁，并在三台阁周围“挖窖引水，栽树成荫”。这一举措，虽说规模较小，但给兰州人以极大启发，植树造林信心倍增。据说在20世纪40年代，三台阁还残存数棵当时栽的榆树，高大浓郁，生机勃勃。
1918年农历3月，当时的甘肃大林区（相当于今省林业厅）总办罗经权组织省城各机关官员，齐集五泉山二郎岗（今兰州市动物园），举行甘肃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植树典礼。行礼完毕后，由甘肃巡按使张广建讲演《植树之关系在甘肃尤为当务之急》。然后，由罗经权讲解植树造林及管护的技术要领。主要为四点：一是地质不可不考也；二是种树之不可太密也；三是禁令之不可不严也；四是种树之获益非浅也。最后，插柳栽杨，象征植树造林在南山拉开了序幕。以后几年，每年的春天都坚持在五泉山二郎岗植树造林。
1926年春，在当时的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的倡导下，国民军刘郁芬部及兰州各界人士在兰州南郊开展人工造林，其范围东起红泥沟，东北至方家庄，西经塔字坪、二郎岗、狼洞子，沿龙尾山麓至西北大厦，面积约1．5平方千米，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为“中山林”。每年3月植树节，除举行纪念仪式外，还动员机关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并指定雁滩苗圃为造林培育所需苗木。
为保证造林成活率，采用低处引小五泉水灌溉，高处雇工挑水浇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共栽活白榆、刺槐、臭椿、山杏等10万多株，南山前山终于郁郁葱葱，披上了绿色的新衣裳。
1942年夏，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视察兰州，当他在省政府后花园登上北城墙顶上的“望河楼”（今中共兰州市委所在地）时，看到蜿蜒的南北群山，光秃秃的荒凉不堪，忍不住问陪同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为什么不在山上种树？”（1）建设厅长张心一急忙解释说：“山坡干旱缺水，不能种树。”（2）蒋介石用望远镜看到皋兰山东侧的一株大榆树，就说：“山顶都有大树，为什么山坡干旱，不能种树？”（3）谷、张无法回答。蒋介石随后拨款200万元，专款专用，作为南北两山植树造林的资金，并责令设立专门机构，掌管绿化南北两山事宜，要求每年向他汇报一次造林的情况。当年年底，甘肃省会造林委员会成立，谷正伦为主任委员，张心一为总干事，确定“中正山”、皋兰山为实验基地。“中正山”西起金城关，东止枣树沟，北达山巅，南至山麓，长达5000米，宽约500米～1000米，范围包括（1）（2）（3）《兰州市志·林业志》：《造林·市区南北两山造林》。
现在的白塔山公园、五一山林场、徐家山林场等，总面积达3．5平方千米。第二年，在徐家山中峰正式立碑，定名为“中正山”。与此同时，北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展。从1943年起，每年的春、秋两季，动员兰州市机关、学校、厂矿、社会团体、市民及社会各界力量，开展了季节性的荒山植树造林活动，栽种了白榆、红柳、侧柏、刺槐、杨树等耐旱树木。但是，如此大规模地植树造林，结果却不是很理想。到了40年代末，“中正山”共植树约40万株，成活不足10万株，成活率仅为25％。而且，树木普遍长得矮小瘦弱。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百废待兴，南北两山绿化也面临着“攻坚战”。1953年，省农林厅组织人员对南北两山宜林地带进行了调研，基本摸清了南北两山的宜林地带，发明了“开沟挖穴栽植法”。也就是选择阴湿的山坡开挖成水平沟，然后在水平沟里采用红柳条，用簇栽植法，挖穴栽植。利用这种方法，在南山狗牙山、五泉山、龙尾山、皋兰山，北山的徐家山、三条岭等地，插红柳，栽榆梨，直播桃杏。为了提高成活率，全市人民义务出工，利用星期天，奋战荒沙野林，修水平沟，挖鱼鳞坑，栽下一棵棵幼苗，挑水背冰，精心守护。到了1955年，红柳、榆树已经成长为一条条绿色的“飞龙”，蜿蜒盘旋在南北两山。陈毅元帅曾满怀豪情地写下了“甘肃绿化积极甚，植树担水上皋兰”的诗句。
1956年，白塔山率先建三级水泵，提黄河水上山浇树，使树木的成活率大增。但是，黄土灌水后就会下陷、滑坡，绿化工人因地制宜，用砖砌成断面呈“凹”型的山地小水渠，有效地防止了因渗漏引起的灾害。1957年、1958年组织的背冰上山，使所栽树木得到及时滋润，成活率喜人。在甘肃省委提出的“苦战三年，改变甘肃面貌”的号召下，兰州市成立水利、水土保持绿化委员会，采取大兵团作战，季节突击与常年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将所有荒山全部分片划段，指定各个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包干绿化，大兴义务绿化，并派专人上山抚育管理。这一举措使南北两山的种植面积和存活率都大幅度提高。“文革时期”，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停滞不前，成绩不大。
改革开放后，南北两山“绿化战役”再度打响，揭开了新时期兰州绿化的序幕。1981年年底，甘肃省林业局、兰州市农业局联合组织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考察组在此对两山绿化进行调研，通过此次调研，创办了徐家山、五一山、皋兰山、元峁山、九州台造林场（站）及伏龙坪水保站；兴修了一批为南北两山绿化造林的工程设施；建立了一支绿化南北两山的职工队伍；积累交流了绿化南北两山的经验教训，制定了绿化南北两山的具体规划，提出了奋斗目标，促进了两山绿化的速度。1982年到1998年，是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埋头苦干的时期，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斐然。
1999年10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兰州时明确指出，加快兰州南北两山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对于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全面启动实施了兰州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该工程于2000年元月上报国家计委，于2001年4月26日正式立项。该工程计划投资6．6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补助资金4．6亿元，省市配套资金2亿元，建设工期为3年，2002年基本完成。为了加强南北两山绿化工程建设的管理，兰州市委市政府于2000年2月成立了“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高标准高规格选拔配备了领导干部，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指挥部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发扬创造性工作、高效率办事、争一流水平的工作作风，迅速拉开了新一轮南北两山绿化工程的序幕。到了2002年，该工程预定的目标基本完成，新增绿化面积33万亩，新建道路168．3千米，新建苗木培育、驯化基地5500亩，新建年储存10万千克的种子库一座，相继完成了配套的上水、道路、通讯、输电线路、信息管理、病虫害防止、生态环境监测等基础设施工程，南北两山绿化向制度化、科学化、效率化转变，形势喜人。
目前南北两山的浇灌方式是旱季定时（即干旱季节定时由浇灌器进行自动浇灌），雨季人工（连续几天不下雨，植被出现干旱的情况下由人工开动浇灌器进行浇灌）。由于这种浇灌方式较为落后，工作人员不能确定一些深沟及边角地带是否缺水干旱，给绿化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这种局面即将结束，未来的南北两山绿化将是卫星管理，干旱缺水一看便知，卫星将“察言观色”，为南北两山“解渴”。据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准备卫星系统探测干旱地段的项目，预计2008年投入使用。该系统利用先进的卫星定位观测方法，可以根据土壤的颜色以及其他特征，来判断某一段是否干旱缺水。那些原来沟深路险的“死角”是否“缺水”，这个卫星系统一目了然，并由该系统将缺水地段的信息反馈，指挥部发出浇灌指令，浇灌器可随时进行地面灌溉。该系统还解决了重复性浇灌浪费水资源的问题，的确是南北两山绿化的福音。
南北两山绿化，不仅对改变兰州城市生态环境面貌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发展城乡经济，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兰州在国内外的声誉，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很多国内外专家和中央领导同志参观视察南北两山后，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系统绿化工程，走出了一条依靠城市人民力量和科学决策改变干旱荒山的路子。
南北两山“绿色战役”，不仅是兰州市的绿化标志性工程，也是兰州的生态建设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如今的南北两山，林密草深，郁郁葱葱，像两条绿龙飞舞其间，有效地遏制了兰州自然条件的恶性循环，生态日趋平衡。山绿了，水清了，早已绝迹的野兔、山鸡和一些候鸟又回来了，南北两山也成为人们休闲娱乐、游玩赏景的著名胜地。
明榆搭救邸氏先祖
树是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朋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树和咱们人类一样，也有受到推崇的“寿星”，但它的年龄是人类无法相比的。据说陕西黄陵的轩辕庙内，有一株轩辕树为黄帝亲手所栽，它的高寿可想而知。台湾阿里山有一种神木，年龄超过3000年。而山东曲阜孔庙里的柏树，年龄也至少2000多年了。
兰州的树“寿星”也为数不少，只是没有那么高寿罢了。据1984年3月的《兰州报》报道，当时全市共有古树12种、3400多株。
其中的金天观（今工人文化宫）庙宇里尚存4棵槐树，相传是唐代所栽，虽饱经风霜，却仍然生机勃勃。
这里所要讲的是明榆搭救邸氏先祖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兰州古树的老“寿星”——一棵粗大的榆树。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子朱允炆即位，就是建文皇帝，建文帝为了解除诸王对自己的威胁，对诸王的权力作了许多限制。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的不满。朱棣便以“靖难”为由，用武力篡夺了皇位。1402年，朱棣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便对朱允炆的亲族及部属大肆杀戮，进行灭绝人性的报复。
兰州邸氏祖先怕受株连，遭到朱棣的迫害，急忙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出逃，当他快到应天府（今南京市）城门时，突然被密探堵住去路，盘问姓氏。惊慌之间，他忽然看见身边的门楼匾额上写着“官邸”二字，便急中生智，谎称自己姓邸。密探一听不姓朱，才放心地放他们过去。从此以后，邸氏祖先彻底隐姓埋名，流落四方。为了不让人们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带领三个幼子索性向遥远的大西北逃难。来到兰州五泉山时，已经是筋疲力尽，饥饿难忍，三个孩子更是奄奄一息。邸氏祖先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无意间，他发现前面有一棵大榆树，枝叶茂盛，结满了肥嫩的榆钱。父子四人饥不择食，急忙摘下榆钱美美地饱餐一顿，才不至于被饿死。因为兰州榆树救了他们的命，再加上他们发现兰州民风淳朴，兰州人心地善良，邸氏祖先决定在兰州安家落户。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兰州邸氏家族。
其实，兰州邸氏家族的真实姓氏是朱姓，在明朝是大名鼎鼎的皇家贵族，是朱元璋的亲族，原为应天府人。据邸氏后代考证，在邸家庄子中间（今市委党校院内），原来曾有一座邸氏先茔，俗称邸家老坟。坟茔的碑记中，曾提到这棵救命榆树。这棵榆树的具体位置，应该是五泉路东侧的邸家庄巷口。
如此看来，在明肃移藩兰州以前，这棵树就已经存在了。屈指算来，这棵老“寿星”迄今也有600年的历史了。岁月悠悠，物是人非，身为皇家嫡系的邸氏子孙，能够栖息兰州，繁衍生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兰州人的包容、善良和伟大。
“左公柳”心中难言的痛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这首脍炙人口的《左公柳》曾经使左宗棠誉满大西北。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我国新疆，占领了喀什噶尔，并向南疆各地推进。他勾结沙俄和英国，指望依靠他们的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从1871年起，沙俄侵略军以“代管”的名义占领我国伊犁地区长达十年之久。当时的清朝军队在新疆驻扎很少，对沙俄的挑衅无能为力。这时候，恰遇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镇压陕西和甘肃的回民起义而聚积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于是，收复新疆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是打仗时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左宗棠久历戎行，对此最有体会。他是平定关陇后，从潼关西进的。
愈往西，战线愈长，军需愈困难。于是，他命令所部从潼关筑路，横穿陕西甘肃，再分两路进入新疆。此路大抵沿明清时的驿道而筑，并令三湘丁勇夹道种柳植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著名的“左公柳”。
左宗棠不仅会栽树，而且懂管理。他在书札中写道：“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2）可见他懂得“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仅在长武到会宁的300千米的驿道上，就裁树26．4万多株，并沿途张挂榜文，告诫人们“勿翦勿伐”，命令兵勇严加看管，因此，成活率颇高。
1878年腊月，杨昌濬受命帮办甘肃新疆军务来到兰州，第二年他前往肃州（今酒泉）大营报到，沿途看到杨柳夹道，绿树成阴，遂赋诗一首：“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对左宗棠的这一功绩大加赞赏。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西北角》论及左宗棠时，也曾赞扬道：“他在西北的政治与兵略，现在暂不管它，单就他的道路政策，已经表示出极大的成就。他乘用兵陕甘新的机会，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里的宽敞大道，两旁边植杨柳，夏日杨柳青茂，夹道以伴行人，蔚为大观。”
“左公柳”的成功栽植，对于干旱缺少绿色的西北来说，的确难能可贵，左宗棠也赢得了难得的声誉。但是，他开创的植树局面终未贯彻到底。1881年，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后，一些无赖之徒就大肆盗伐“左公柳”，令人心寒。曾受左宗棠提携的杨昌濬继任陕甘总督后，命令各地补植杨柳榆，严令兵勇巡守，“左公柳”曾一度繁盛。但好景不长，杨昌濬去任后，到任的封疆大吏无暇顾及这些“小事”，“左公柳”被肆意砍伐，命运不济。
据有关资料记载：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赴任兰州，路过陕西长武，在烈日中享受“左公柳”的恩惠时，却发现已经被饥民砍伐过半，缺处已不胜烦热；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亲见“左公柳”惨遭兵害，就是老弱病枝，也十里不见一株，不禁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同年末，《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率摄影旅行团，出平凉东关，到白水一带，尚能见到干粗两三围的“左公柳”；1943年春天，著名作家张恨水游历西北，进入甘肃后，发现沿途的“左公柳”早已被饥民砍伐大多半，所剩的也被剥光树皮，用以充饥了。张恨水感慨万分，欲哭无泪，写下了“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的词句，以表达心中的悲痛。
现今的“左公柳”已经所剩无几，但仍然坚守在大西北，静静地注视着世道的沧桑变迁，默默地忍受着心中难言的痛，如同当年的三湘丁勇，顽强地守卫着最后的阵地。据说，在1947年，安西县三道沟（疏勒河）尚有老一辈“左公柳”10棵，树上钉有木牌，楷书有“左文襄公手植树”，可惜如今已见不到“左公柳”的影子了。令人意外的是直到今天，酒泉公园里还有4棵“左公柳”，兰州五泉山等处依然可以看到“左公柳”的身影，也许它们已经成了最后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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