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艺术与生活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卜立德(David Pllard)评述林庚《春野与窗》一集时指出:

    林庚诗的题材主要是天体的运转、季候景色、天气态况、家居田野和街头景象、远游的乡思,以及缘此而生的冥想与洞察……叙事成分很稀薄,诗句中绝少提到任何具体事件(见Haft,A selectiυe Guide,166)。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提到林庚诗的“春野”视域,但卜立德之说还有一个要点:林庚诗缺少“叙事成分”,罕有提到“具体事件”;换句话说,林庚诗鲜有现实生活的描写。早在1934年穆木天评论林庚第一本诗集《夜》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林庚诗“现实主义的成分,是相当地稀薄”,是属于“象征主义的诗歌”;上了“象征主义之路途”的诗人,都“脱离或回避现实”(穆木天,22)。面对穆木天等对诗人的社会责任有所期待、以“真挚地科学地去认识社会现实”为基准的评论(穆木天,29),林庚有这样的回应:

    我好像到如今还不大懂得什么是“内容”,也不很懂得什么叫“意识正确”,什么叫“没落”。我觉得“内容”永远是人生最根本的情绪;是对自由,对爱,对美,对忠实,对勇敢,对天真……的恋情;或得不到这些时的悲哀;悲哀即使绝望,也正是在说明是不妥协的;是永对着那珍贵的灵魂的!我觉得除非有人反对自由,反对爱,反对美……或过分的空洞的喊着并不切实的情绪,那才是“意识不正确”;若有人对自由,对爱,对美……麻木了,不兴奋了,不热烈,不真,那才是“没落”〔《春野与窗》,《自跋》(无页码)〕。

    比较穆木天与林庚的诗观,可知二者有不同的面向。前者正是以语言反映现实为出发点;文艺以再现“社会的机构”,例如“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农村的破产,和父与子的冲突”,才算接近“真实”(穆木天,207-208)。林庚的“真实”则别有所在,是以“(浑)厚”、“警绝”、“冲淡”、“沉着”、“深入浅出”、“不可捉摸”等的“身手”去求索的“文艺的灵魂”〔《春野与窗》,《自跋》(无页码)〕;这些“身手”已是“语言”的提升,“灵魂”更是“现实”以外的鹄的了。简言之,穆木天认为“目之所视”最重要;林庚则追求“灵视”,备受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正如穆木天文章所指出,林庚诗中不是完全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动荡的情形”,只是他的表现方式与“反映论”有相当的距离。例如《夜谈》一诗:

    夜谈

    浓云悄悄的十五夜

    安静的院落

    老年家人谈着往事

    仍有二十世纪初页

    自己所不知道的

    渐淡了袅袅的蚊香

    追想宋元堂阁之陈设

    五族共和还觉得新鲜以前

    古朴的气息

    紫禁城红门的自信

    共数次的希望而衰歇!

    乡下人迎神赛会

    仍练着大刀

    作关公赴会的村戏

    渐有革命的歌声

    东洋车的皮轮辗过

    日影明暗着

    永远的,永远忘不了的事

    城中灰色的营幕

    八国兵士践踏中

    埋在土里的元宝不见了

    柏油路上马蹄声

    非复中国人之心目(《春野与窗》,15-16页)

    这首诗的题材很清晰:讲民国时期不久以前的历史。诗中的历史社会是以寄存于记忆中的鲜活经验如“气息”、“红门”、“大刀”、“歌声”、“皮轮”为构件,以“日影明暗”、“马蹄声”,甚至“袅袅蚊香”推动时间滚轴,汇合成一幕一幕的“中国人之心目”;更深刻的是在这幕幕景象底下存有一种无力回天的历史感喟:受尽外敌欺凌的“中国人”,在往后岁月的马蹄声中还可以“追想宋元”吗?诗中以“沉着”其中、“冲淡”其外的身手,轻轻的把“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永远的,永远忘不了的事”)嵌入老年家人的夜晚闲谈中。生活、生命的“真实”就这样透过“夜谈”这个“言说”(discurse)的方式得以揭露。这个镶嵌法是林庚捕捉生活或生命真实的方法的最好示例,“夜谈”其实也是“窗”的变奏,在“夜谈”的框架中我们见到历史和民族记忆被照亮了。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苦难的时代:日本侵略、内战不断,不少其他诗人都为时代而哀号呻吟,林庚身处其中又怎能视而不见?在《冬眠曲及其他》一集中,我们可见到没有“冬眠”的林庚。我们知道《北平情歌》和《冬眠曲及其他》诗集是林庚潜心于诗歌格律的试验的时候,但他的艺术试验其实也是以艺术包容生命的深度锻炼。我们可以《北平自由诗》一诗为例,略做解析:

    北平自由诗

    当玻璃窗子十分明亮的时候

    当谈笑声音十分高朗的时候

    当昨夜飓风吹过山东半岛时

    北平有风风雨雨装饰了屋子(《冬眠曲及其他》,页19上)

    “屋子”把我们与屋外的世界区隔,大家可以在屋内言笑无厌;但当屋子有一个“明亮的玻璃窗”时,在“山东半岛”肆虐的飓风,也会使北平的屋子感受到那“风风雨雨”。当日本军在山东半岛以至华北一带大肆侵夺的时候,“装饰”一语,或者不能满足热血批评家的期待,但林庚其实把北平的屋子化成当时的“公共空间”,他灵敏的心眼好比再没有区隔的“明亮的玻璃窗”,为朗声谈笑的众人,照见已赫然侵至的“风风雨雨”;“装饰”似是对未醒觉者的嘲弄,是更深痛的哀恸。诗题《北平自由诗》也是复杂诗意的标志。北平的民众,是否在“自由”地谈笑?这“自由”有多大的空间?可惜自1936年的《冬眠曲及其他》以后,林庚再没有机会出版专集,我们很难进一步了解他以什么方式去捕捉时代的实感,但从五十年后的选集——《问路集》(1984)和《林庚选集》(1985)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他在4年代后期写的几首诗来做侦测;当中就包括《冬之呼唤》、《宽敞的窗子》、《苦难的日子》、《历史》等,明显都是当前困苦生活的刻画。

    但作为将生命托付予艺术的诗人,林庚梦魂所系还在于生命和艺术如何穿越那个开向无穷视域的“窗”。这首诗题作《北平自由诗》,却明明不是那曾经让他“一写就感到真是痛快”的“自由诗”(《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代序》,15页),而是整整齐齐的“韵律诗”。要解释“韵律诗”中的“自由诗”这个矛盾,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探视林庚的诗学视域。在林庚的理念中,自由诗固然是“无韵律的诗”,但他的着眼点并没有停在形式的表象,他在《诗的韵律》中说:

    自由诗的重要并非形式上的问题,乃在他一方面使我们摆脱了典型的旧诗的拘束,一方面又能建设一个较深入的活泼的通路……

    这充分自由的天地中没有形式的问题,每首诗的内容是自己完成了他们的形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11、14页)。

    但正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式,自由诗要能保有诗的意味,就往往在语言字句的运用上力求探险,林庚在《从自由诗到九言诗》中说:

    为了加强语言的飞跃性能,于是自由诗往往采用了拉大语言跨度的方式,迫使思维必须主动地凝聚力量去跳……(自由诗)可能唤起我们埋藏在平日习惯之下的一些分散的潜在的意识和印象……于是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凝聚组合、自在地翱翔,这乃正是一种思维上天真的解放(《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代序》,17-18页)。

    由于语言的运动影响了主体的创作思维方式,于是自由诗的风格也会有一定的特色。林庚认为诗有两种类型,一是“惊警紧张”,一是“从容自然”;如“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属于前一类型;“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蔺,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则是后者。

    所谓“惊警紧张”是指那种“尖锐”、“深入但是偏激”,或者“刹那的新得”的表现方式。林庚认为自由诗属于“惊警紧张”这一类,“这样有力的把宇宙启示给我们”(《诗的韵律》,《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14-15页)。

    依照这种思路,则“北平自由诗”的象征意义大概是:在表面的平静的北平城内,其实充满紧绷动荡的张力,好比屋子里虽免于“风风雨雨”的侵袭,但“窗子明亮”使人无所回避。由这首“韵律诗”的命题,可以推知当时诗人心中的激荡。林庚这种“名实不符”、文体与题目相左的诗作,还有题为《散文诗》的“韵律诗”:

    散文诗

    我特别喜欢读散文诗

    它有着诗人素朴的心

    素朴该受到普遍尊敬

    不必板起那诗的面孔

    这该是多么美的声音

    我曾踏过那早春薄冰

    我曾爱过那紫丁花地

    从那遥远的天真回忆

    我也听过那林风呼唤

    我也想过那天上流星

    蛛网记下了人生断片

    屋檐留下了童年日影

    永不褪色的写生画面

    比一切语言都更清醒

    它从不需要有人邀请(《问路集》,16-161页)

    这首诗在1981年发表,是诗人在历尽劫波之余,于晚年回思前尘的作品。如果我们沿用以鲁迅《野草》为“散文诗”典型的看法,则林庚的创作生涯中似乎没有出现过这种体裁的作品。然而林庚所讲的“散文诗”可能是与“自由诗”同义的术语;他在1934年写的《诗与自由诗》和1957年的《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设》两篇诗论,都曾将这两个名词随意互换。我们再参看他在《问路集·自序》中所说:“自由诗使我从旧诗词中得到一种全新的解放,它至今仍留给我仿佛那童年时代的难忘的岁月”(《问路集·自序》,1页)。描述的境况就像这首诗所说的一样,可见“自由诗”和“散文诗”可以互相指涉。再检看林庚早期的作品,可以见到另外一首《散文诗》:

    散文诗

    甘草味的散文诗

    散在秋原的气氛中的

    昨夜甜蜜的富于颜色性的梦

    渲染了那已忘掉的事情了

    已忘掉的事情有着不同的苦乐

    而昨夜是笑且又流泪了吗

    在一个多忆的枕畔,那是一件礼物

    多么多情的一回温柔的情谊啊

    为了富于颜色性的

    秋深,我曾写过无数行的诗吗

    为了在这枕畔有着无数的相思草呢

    我已忘掉了的事情而且是如此之多啊

    但染了那散文诗的甘草味呢(《春野与窗》,79页)

    这首3年代前期完成的诗是名实相符的“散文诗/自由诗”。这时也是林庚全力创作自由诗的阶段,从写作之中他得到最大的乐趣。对这份欣喜的余味做进一步的咀嚼体会,就是这首诗的重点。诗中告诉我们,生命中充满记不清的苦乐(“有着不同的苦乐”、“是如此之多”),随着时间流逝,都会一一淡忘(“我已忘掉的事情”);但诗人不懈创作写就的“散文诗”相当于一个个“多忆的枕”,开启“梦”的视域,让“我”再度经验过去的种种苦乐(“甜蜜的富于颜色的梦”、“昨夜是笑且又流泪了吗?”);它是如此的多情、温柔,把忘掉的记忆化成散在秋天原野上的无尽相思(“散在秋原的气氛中”、“枕畔有着无数的相思草”)。

    这首《散文诗》以“甘草味”向秋原飘散开始,再以“甘草味”萦绕枕畔作结;诗中以“富于颜色的梦”、“多忆的枕畔”作为网捕灵思的“散文诗”视域的鲜活刻画;较诸“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奇隽精刻可谓不遑多让,可说是“有力的把宇宙启示给我们”(《新诗的格律与语言的诗化》,15页)。然而我们知道林庚的诗学理想中,除了“自由诗”所代表的“惊警紧张”之外,还有“韵律诗”或者“自然诗”的“从容自然”。林庚认为前者可以说“刹那的新得”,而后者却是经过刹那之后而变成的“深厚蕴藏”(《质与文》,491-492页;“n Petry”,166);前者代表“人对宇宙的了解”,后者则“有如宇宙本身”、“表现着人与宇宙的合一”(《新诗的格律与语言的诗化》,15页;“n Petry”,167)。林庚认为如果新诗渐渐形成一个普遍的形式,变成谐和均衡,“也便如宇宙之均匀的,从容的,有一个自然的,谐和的形体”,则这种诗的形式就“如自然的与人无间”,故可以称之为“自然诗”。换句话说,“自然诗”有一个使人不觉得的外形(《新诗的格律与语言的诗化》,15页;《质与文》,492页)。他这样的理解,主要是从新诗的历史发展角度思考;他认为自由诗借助散文化的力量从旧诗打出了一条道路之后,无可避免要承受散文愈趋规范化的压力:要么成为分行的散文,失去诗的艺术特征;要么回避散文,把诗写得晦涩,以保持其语言混沌含蓄的诗性特征,因此只能做到“惊警紧张”(见林清晖《林庚教授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23页;龙清涛,5)。所以在1935年以后,林庚就放弃“自由诗”的探险,转而走在求索新诗韵律的道路之上了。

    以韵律形式写成的《散文诗》在五十年后出现,我们尚不能说这时林庚已找到“与宇宙合一”的形式,但这首诗的确有含蓄蕴藉的味道。“散文诗”原来代表惊心动魄的力量,但在长年岁月的洗练之后,已变成“遥远的回忆”;由是“散文诗”在诗中成了“童年”的隐喻。老年人回首前尘,活泼的童年只留下率真“素朴”的一面,不会“板起面孔”;“散文诗”曾带领他走过奔放的生命之旅,但在晚年编织起来的记忆之网,只捕捉了“早春薄冰”、“紫丁花地”、“流星林风”等影像。诗中以“曾踏过”、“也想过”这些过去完成时态的语意,配合整齐的框架,企图达至一个梳理生活以纳入秩序的效果;这次诗题与诗形的相异,目的可能不在设计冲突矛盾,而在于以艺术的秩序去涵容生命。

    我们当然记得这首《散文诗》是诗人晚年的作品,然而诗歌、文艺如何面向世界宇宙,与生命、生活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林庚探索路上的重要关捩。他曾经在《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诗的国度与诗的语言》一文中说过:“艺术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新诗的格律与语言的诗化》,12页)。后来在《空间的驰想》又说:“有音乐的耳、艺术的眼、诗的心;人因而也同时在创造着自己”(52)。可见他的观念远超于“文艺可以丰富人生”的简单说法。在他眼中“艺术”不是“生活”的附庸,不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是一个“窗子”,为我们打开一个无边的生命宇宙。至于这个窗子如何可以载负这个开发的功能,当然关系到林庚所究心的“语言”和“形式”的问题。正如上文讨论所见,林庚不断思考、不断试验,当林庚说“自由诗的重要并非形式上的问题”(《新诗的格律与语言的诗化》,11页)、以“质与文”的观念回应戴望舒等人的批评时,他所考虑的重点已不仅是长短句式、韵律节奏等表面形式,而指向诗歌如何将“万象中无尽的风流”或者“生活中多情的回响”,“凝成诸般色相”的更深层意义的形式(《空间的驰想》,1、4页)。我们可以再举一首题为《诗成》的后设诗(metapetry),申论林庚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思考:

    诗成

    读书人在窗前低吟着诗句

    微雨中的纸伞小孩上学去

    秋来的怀想病每对着蓝天

    纸伞上的声音乃复有佳趣(《北平情歌》,6页)

    这首诗的“后设”意义,在于林庚运用一首本身韵味盎然的小诗,很巧妙地宣明他的诗观。若依着诗句的叙事成分去理解,这首诗只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读书人和上学的小孩子隔着窗,分属两个世界:一个吟诗,一个打着伞在路上。读书人病于自己之耽于怀想,锁在个人的天空下;想象于路上打伞的小孩比自己得到更多的乐趣。在这个意义层面,我们还可以说:“艺术反映人生。”然而《诗成》的题目提醒我们,林庚在讲一首诗的完成。当中“低吟”和“怀想病”会不会是指“闭门觅句”的苦恼?窗外有的是现实的生活:下雨、小孩子走在路上、打伞、上学……。如果“有音乐的耳、艺术的眼、诗的心”,我们是否可以从生活上的种种,比方说雨点打在纸伞上的声音,领会到生命中的乐章?这时诗中出现过的两种声音:“低吟诗句”和“纸伞上的声音”,就回环复合,指向一种浑成的经验——充满“佳趣”的诗意。这样一来,我们要思考的,可能是艺术如何从“人生”开发出“生命”中的佳趣,艺术如何与人生共构“生命”(“生命的醒觉”、“同时在创造着自己”)。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林庚所说的:“艺术应当高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不是指脱离生活,而是说艺术所达到的境界应高于之”(龙清涛,3)。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