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叙述、意识形态与文学史书写——以柳存仁《中国文学史》为例

    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文学史”

    “文学史”与求真

    作为叙事体的“文学史”

    在历史中的叙事体

    “文学史”的书写，究竟是怎样的一项活动？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或者我们先以韦勒克（René Wellek）的一些观察为讨论的出发点。韦勒克在《文学史》（“Literary Histry”）一文中曾经指出：

    “文学史”或则被视为历史的一个分支，尤其是文化史的一支，而文学作品就如历史的“文献”或证据（“dcuments”and evidence）的被征用；或则被视为一种艺术史，文学作品就像艺术“碑志”（“mnu-ments”）的被研究（2）。

    韦勒克提到的两种讲法，前者把文学作品看做往昔某种境况的集中表现，有助我们（在史家引领下）对此一境况做具体的了解，其属性因此是“过去的”。后一种讲法是认为文学作品只会历久常新，永远没有“过去”。韦勒克作为新批评学风的重要倡导者，似乎比较倾向于后者，对前一种处理态度显得忧心忡忡。虽然他也提及两种态度并非互相排斥。这种将文学作品的性质区辨为史料与艺术品的做法，在当下文学理论已全速向文化理论靠拢的时刻，似乎显得过时；但作为我们回顾过往的“文学史”著作，或者重新思考“文学史”书写活动的出发点，还是很有用的。比方说，我们正可参照“历史”著作的书写情况，考察两者的同异。

    一般“历史”或者“文学史”既有“史”字，已先验地限定这种活动的性质：必须包含“回顾”的姿态，面对过去的时空。当然，“回顾”的姿势是当下所做，但“过去”毕竟有“非现在”的成分，它的存现方式就是当下的“回忆”。班纳特（William J。Bennett）说“历史”就是“组织起来的回忆”（“r-ganized memry”）（165）；正如“自传”、“回忆录”就是个人面向自己的“过去”，将记忆中的种种事件与行动（events and actins）组织起来，历史大概就是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的组合整理。再而问题或者就转到，什么情事才能进入集体的记忆领域？这些筛选又由谁决定？是否能为人力决定？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绪论》中提到昔人称“历史”为“相斫书”：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斫书”，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在从前，于上云的战争大事及政治变迁之外，确乎是没有别的东西够得上作为历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时的历史只不过是“相斫书”而已（1）。

    无论所谓“太史简”、“董狐笔”，所注视的不外乎是可以用政治民族等集体规范（即所谓“大义”）审判的人物情事。再说，“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目标，也就是进入集体记忆的企盼。当然我们还见到正史中有“货殖”、“游侠”、“滑稽”等传，近世更有经济、民生、风俗的专史，但我们可以理解，“历史”所记是关乎大众的，个体只是作为整体的选样示例，或者象征隐喻而出现于史册之中。

    然则“文学史”所处理的又是什么记忆？郑振铎又说过：

    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学……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中国文学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便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够了解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的重要书册了。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以策励与对于先民的生活的充分的明了，一方面也给我们的邻邦以对我们的往昔与今日的充分了解（7-8）。

    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自序》中也指出：

    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精采的一部分（1）。

    他又引述朗松（Gustave Lansn，1857-1934）《论文学史的方法》的说法：

    一个民族的文学，便是那个民族生活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民族久长富裕的发展之中，他的文学便是叙述记载种种在政治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之中，所延长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的活动，尤其以未曾实现于行动的想望或痛苦的神秘的内心生活为最多（1）。

    这都是19世纪实证主义的论见。于是文学展示的是时代精神（Zeitgeist），文学只有第二性的身份，只是从属于历史（Pattersn，251）。其背后的哲学假设就是“模仿论”（Mimesis）：文学要能表现人生，表现情感与思想。这种“五四”以后新文学家视为“进步”的观念，充斥于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之中，包括我们熟悉的郑振铎、刘大杰的著作。在此一观照下，“文学史”也就是要处理一些集体的象征，正如刘大杰说：

    文学史者要集中力量于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介绍……因为那些作家与作品，正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的象征（1）。

    据此，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在其整体性，在能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而整体性的重视，又是指向民族集体记忆这一个理念的。

    这样开展出来的文学史观，自然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刘大杰等人尝试在文学中“读出”历史（reading histry ut f literature），与现今把文学“读入”历史之中（reading literature int histry）的要求（Arac，16），实有差距；以“回忆”为喻，也可能引入很有意思的思考，问题是对“回忆”作为一个活动过程（prcess）有没有足够的敏感。然而，我们现在“回顾”这些“天真浪漫”的“时代精神”时，又是否游走于“读出”与“读入”之间呢？以下笔者预备以柳存仁《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再多方面思考一下以上提到的有关问题。

    柳存仁（1917-）的《中国文学史》于1956年由香港的大公书局出版，面世后大受欢迎，一直到6年代后期还不断再版；又有杨维桢的学术书评，予以极高的评价（333-336）。柳存仁是现今国际有名的汉学家，而《中国文学史》却是他侨居香港时为高中学生写的一本参考书。这个例子特别有意义：一方面，作为五六十年代香港极受欢迎的高中参考书，可以揭示当时一般人都能接受的想法；另一方面，其著者既是学养精深，就不致有一般流行书册的粗滥倾向，当中于专精与普及的取舍，也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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