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的评论和研究一般只能上溯到2世纪7年代，到现今为止的发展历程，可说为时尚短，甚至可以说只在萌生阶段。最明显的论据是，今日香港境内还未能生产一部“香港文学史”（参陈国球《文学史视野》）。因此，要剖析“香港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大可比照西方学者对“文学史的兴起”阶段的一些研究；然后再就具体的文化语境，做出适当的修订调整，进行分析。当然时世有异，经验亦不尽相同；由此到彼总不会一一对应契合。这是必须有的警觉。

    西方近世有关文学的研究，可以概分为两个传统：“语文学”（phillgy）传统和“修辞学”（rhetric）传统。前者偏向历时（diachrnic）层面的探索，后者则以共时（synchrnic）的角度，追求普遍的原则。

    语文学可以追源到柏拉图的著述，中历中世纪的经籍研究，到17世纪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传统，然后影响流播到英法等地。语文学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讲求文献证据，以及科学研究的精神；其视野所及，不仅限于语文，而广被文化、政治、神话、艺术、风俗等领域，可说是文化整体的历史研究。到19世纪，语文学更以“硬科学”（“hard sci-ence”）的面貌，进占现代大学的语言文学系（参Hhendahl，Building a Natinal Literature；Hhendahl，A Histry f German Literary Criticism；Hlli-er；Faylle；Baldick；Graff；Lindenberger）。

    修辞学亦有自亚理士多德以来的传统，从“雄辩术”的成规，发展为散文理论，后来更与“诗学”结盟，合成对“言说艺术”（the art f discurse）的追求。中古以还，这个“修辞/诗学”传统在法国的发展比较深远。例如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出现的“修辞学派”诗人（la grande rhétrique）就对散文、韵文、虚构（pétrie）的规律，都做出很具影响的探索。直到19世纪后期，“修辞学”在学校教育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语文学”式的研究要到朗松（Gustave Lansn，1857-1934）取代尼扎尔（Désiré Nisard，186-1888）主管师训以后，重要性才有所提高。在英德等国，当然也有“修辞学”和“诗学”的著述，但在近世学统的力量相对比较弱，例如在英国是2世纪初的新批评，就要换上严谨学科训练的外貌，才能与“语文学”传统争锋（参Kenndey；Hllier；Faylle；Baldick；Widdwsn，Re-Reading English；Widdwsn，Literature；Je Mran；Hhendahl，A Histry f German Literary Criticism）。

    至于西方“文学史”的书写，前身应是经籍文献的纪录或记述，现代学者多以拉丁文“histria litteraria”称之。其中“litteraria”（“文学”）一词应作最宽的解释，因为早期“文学”包括一切类型的文字著述。与这种著述相近的，另有一种专事个别书册的载志（biblimania）——类似中国的藏书目录，在法国尤其盛行。这些记述和纪录，一方面是知识的整理，另一方面则是“崇古主义”（antiquarianism）的表现。当崇古主义以国族立场出现之后——如德国的“语文学”的建立就是缘此而来，再加上从“修辞学”和“诗学”提升的“审美意识”的参与，现代意义的“文学史”书写就得以萌生发展。当然这些“文学史”在不同国家也有不一样的发展倾向，例如被誉为德国第一本具现代意义的“文学史”——盖尔维努斯（Gerg Gttfried Gervinus，185-1871）的《德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ichtung，1835-1842），就倾向视文学史为历史发展的表现，而较轻视美学的意义；法国则因为修辞学的影响相对较强，在朗松《法国文学史》（Hist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1895）以前的“文学史”，都以肯定法国文学（及语言）的普遍价值为主，不太着意于历时变化的追踪（参Hllier；Faylle；René Wellek，the Rise f English Literary Histry；René Wellek，“English Literary Histrigra-phy”；Kenny；Widdwsn，Literature；Je Mran；Batts；Hhendahl，Building a Natinal Literature；陈国球《文学史的兴起》）。

    回到香港的情况，时世经历固然有异，但我们发觉文学史研究的开展也有类似的两种不同偏向。比较接近“语文学”传统的崇古倾向，重视资料搜集，以科学求真为目标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卢玮銮。她在1981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艺活动1937-1941》，显示出她对史料搜寻发掘的兴趣——可说是“崇古主义”的一种表现。她的工作从7年代开始，早期比较偏重追寻中国内地作家在香港的文学遗迹；其背后根源大概来自寓港的唐君毅、钱穆等新儒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企慕成为主要的推动力。后来她也广集有关香港本土作家作品的材料，自1996年开始，与郑树森、黄继持合作，陆续整理出版《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后来改订为《香港新文学年表（195-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27-1941》、《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新诗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1945-1949》、《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27-1941）》、《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27-1941）》等；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她对文学史资料的严谨态度，与西方求精确、重实证的“语文学”研究方法很接近。然而，对资料、对史实追求全备无遗的想法，也显示她的“历史/文学史”迷思。她一直认为“短期内不宜编写文学史”。这种想法，在面对8年代开始出现的许多不成熟的香港“文学史”论述的情况下，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以她多年积渐之厚、功夫之深，应该可以写成一本极有参考价值的史著。

    至于从“修辞学/诗学”切入的进路，叶辉的评论集《书写浮城》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是本章的主要讨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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