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诗》的时空结构》讨论的对象是梁秉钧和骆笑平合作的诗画合集。叶辉的重点在于诗；他对梁秉钧诗“空间形式”的呈现、在不同空间的“游”、在游走中的“观看”、在观物过程中的“重整秩序”等“言说艺术”层面（the art f discurse），都有精细的疏说。又因为《游诗》本来就是诗画合集，他也就诗画两种不同的艺术载体立论，参照现代中国学者对莱辛的《拉奥孔》“诗画异质说”的思辨，反复论析“梁秉钧的时间和空间结构和综合媒体的探索”。这种从文本的言说层面推敲斟酌，企图推向文学艺术原则的体认或破解的批评方式，还见于《复句结构、母性形象及其他》（1988），对不同艺术媒体界域跨越的思考，又见于《诗与摄影》（1986）和《文字与影象的对话》（1987）等篇。正如书中另一篇论文《两种艺术取向的探讨》（1986）的解释，该文细读两篇香港青年诗人的作品，目的在“分析诗中艺术取向”，“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思辨，探讨两诗以外更广泛的诗学问题”（2）。主要的思辨探讨活动就在个别文本与普遍原理之间进行，叶辉这一类的评论可以归入杜力瑟尔（Lubmír Dle□zel）所讲的“例示式诗学”（exemplificatry pet-ics），而其指向也是偏于“共时”（synchrnic）的层面（Dle□zel，25-26）。
一般而言，“诗学”的意义在于建立普遍（甚而永恒）的准则——如亚理士多德《诗学》，或者重申这些基准系统的重要性——如欧洲中世纪诗学或者新古典主义的主张（参Dle□zel；Bessiére），因此其指向往往是静态的（stat-ic）、规范的（nrmative）；然而，我们却可以在叶辉这些8年代的论述中，找到穿破“共时”思考的线索。其关捩就在于叶辉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
叶辉在散文集《瓮中树》一篇题作《秋天的声音》（1985）的文章里，引用朋友的话说：
在此世还谈诗，实有点悲壮。
他接着追问：
我们真的是少数民族么？（《瓮中树》，116页）
作为一个读诗写诗谈诗的人，叶辉对于自己处身的境况，有很真切的感觉。所谓“少数民族”，是相对于“现世”、“大众”而言；所谓“悲壮”，是因为有所坚持，不愿随波逐流。有这样想法的人，必须接受命定的“遗世独立”的孤寂。
以这个隐喻式的（metaphrical）感喟为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叶辉和他的朋友们如何建构文学的“自我”与文学以外的（或者说“外文本”的；extra-literary/extra-textual）“现实”的关系。“现实”可以有两个指涉范畴，一是“少数民族”要抗衡的对立面：包括对文学冷感的“大众社会”，以及他们无法认同的“文学社会”。后者的形相可以《深藏内敛就地取材》（21）一文所描述为例：
在我们这个文词膨胀、讲究包装、连读诗也要求效率、凉薄的功利社会里——我尤其要指明，这里所说的，是所谓“文学社会”，一个不肯花任何时间精神而时刻都存心捡便宜争利益的所谓“文学界”——要取艺术上的认同，简直是缘木求鱼（259）。
另一种“现实”是指文学创作所要处理的“生活经验”，或者创作活动的“背景”——所谓“社会背景”、“时代背景”。如果接受机械“反映论”的信仰，文学便是“生活”、“社会”、“时代”的镜象。然而，“反映现实”大概不足以说明叶辉的理念，“脱离现实”、“逃避现实”也不是他要讨伐的罪名。在他眼中，“现实也许是一种最受误解的东西”，他在《诗与女性》中申明：
现实就是文学艺术所要抗衡和从中纾解出来的东西（277）。
叶辉的目的是想界定他构想中的“现实”，但在这个定义中，还有值得细味之处，那就是“文学艺术”和“现实”之间的“抗衡”以至“从中纾解”的活动和力量。如果“现实”是某种文本以外的东西，此“物”与“我”之间，就存在一种“抗衡”的动态关系，能否得“纾解”反而是后话；我们再借用E。巴里巴和马歇雷《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一文的概念来做进一步解说：“现实”在这个定义中自然可以保有其物质性（materiality），不致虚幻无凭；只是“现实”与“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直达的通道；而想象（imaginary）的力量，主要存乎当中的“抗衡”（和意图“纾解”）的活动之中。正是这种“能动力”，把叶辉带引到上下求索的“历时”（diachrnic）的观照方向，省察更多层面的“现实”。
《书写浮城》中有几篇感旧回忆的文章（事实上全书各篇包括《题记》，几乎都是各种“记忆”的展陈），可以帮助我们把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其中《《罗盘》杂忆》提到叶辉曾经参与编务的诗刊——《罗盘》，1976年12月创刊，1978年12月休刊——同人的文学观，分别有以下几点：
《罗盘》同人对诗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厌恶浮奢、架空、因袭和堆砌，倾向生活化和诗艺结合。
大多数同人都同意的，大抵就是《发刊辞》所说的“创为诗刊，应以呈现当时的中国人的情思为依归”。
刊物本身无宏大抱负。大家的构想，是以创作为主，辅以当前本港作者的评介和不同流派的外国诗翻译。多关心本港的诗作者大概是《罗盘》较明显的路向（3）。
第一点可说是“诗学”（“诗艺”）的要求，其对立面就是“浮奢、架空、因袭和堆砌”等存在于“文学界”中的风气；然而当中提到“生活化”一说，自然牵扯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第二点所讲的“当时”（具体的环境）的“情思”（由行动或事件生成的经验）就是“生活”的另一种说明。第三点提出“在地”的关心和借鉴“外方”的经验。综言之，思考范围都在于共时层面。这些话，看来淳朴无奇、平实近人。然而就是在一切都“理所当然”的话语中，或者埋藏了复杂和暧昧的“现实”。譬如说：“中国”与“本港”的指涉是否可以重叠？又怎样覆盖重叠？又比方说：“外国”是否真的是“外”？这元素如何减约或者拆解上述的重叠？
《罗盘》中人大概不会忘记在台湾的尉天聪写的《殖民地的中国人该写些什么？——为香港《罗盘》诗刊而作》（1978）一文，以下引述其中提到有关概念的文字：
香港是帝国主义从中国抢走的一块土地，然后它不仅利用这块土地推展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而且还把它培育成罪恶的渊薮……我们相信这绝不是由于居住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自私、低能、命里注定要当次一等的公民，而是有人透过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燕瘦环肥、赌狗赛马……，不知不觉中散布了比鸦片更令人瘫痪的麻醉剂。于是，一些人上一时刻还沾沾自得于香港的街景，下一时刻已在各种有形无形的麻醉中萎靡下来……诗人啊，你应该写些什么呢？你是用一整页的篇幅去讨论散文中该不该多用引号，在忘却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卖弄廉价的乡愁？还是用血泪写下被侮辱的香港，为中国历史作下亚洲人奋斗的纪录？（尉天聪，71）
在此无暇讨论尉天聪的简约主义，我们只打算将《罗盘》中人提到的“香港”、“中国”、“外国”，加上作为主体（或者客体）的“人”等几个概念，从《罗盘》批评者的角度去理解其意义。结果是：“香港人”只是“殖民地的中国人”；“香港”只是“外国”（外来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竞逐场域。“香港人”的责任是写“中国”之被“外国”侮辱，而不应写“香港”的街景。
现今有关“香港”的历史论述，都会指出7年代是“本土”意识浮现的时刻；以文学活动而言，今天已成神话的《中国学生周报》，在当年就曾发起过“香港文学”的讨论（1972）；《诗之页》又办过“香港专题”（于1974年7月5日刊出）。《罗盘》主张“多关心本港的诗作者”，应该是这种意识的延续。但《发刊辞》“呈现当时的中国人的情思”一语的自然流露，却又说明“本土”意识与“中国人”意识暧昧地并存。换句话说，某些香港论述以为从7年代开始，“香港人”的意识的出现，是以“去中国化”为前提的想法，不一定很准确。“香港人”意识，与“殖民地的”、“中国人”等概念，还是在交锋争持之中，以一个繁复而且起伏不定的方式共存。当叶辉在《书与城市：在混沌中建立秩序》（1986）一文中，提到“香港及海外中国人”可以借鉴墨西哥人处于外来的现代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反省时（119），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和“大陆的中国人”是可以分拆处理的；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可与“中国的香港”观念比较对照的“香港的中国”。至于“外国”（“外来的现代文化”），则似乎是“香港”、“海外”中国人的文化资本之一，是有异于“中国”的中国人的条件。
《香港的滋味——余光中诗二十年细说从头》的内容也包括“回忆”与“当下”的并置。文章从二十年前读余光中《钟乳石》谈起，一直谈到余光中离港赋别的《老来无情》。当中不少论点也可以划归“诗艺”的范畴：例如批评余光中用“水晶牢”代“表”、“贴耳书”代“电话”，是《人间词话》所批评的“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为涂饰”。然而，本篇更重要的地方，在于检视作者余光中和读者叶辉如何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回旋周转。
叶辉回忆往昔如何被《凡有翅的》、《敲打乐》打动，如“无数海外中国战后一代的年轻的心”被打动一样。叶辉说余光中的“美国时期”是“最接近中国的时期”（191）。这个“中国”当然不是实际的地理中国。这“中国”是余光中、叶辉、“无数海外中国战后一代的年轻的心”所共享的文化语言所能建构的“想象中的指涉”（imaginary referent）；“现实”就由这套共同语言运作而生。可是，经过岁月的淘洗，共同语言已经拆散崩离，虽则余光中就在“中国大陆身旁的沙田”，虽则叶辉就在余光中身旁不远。叶辉说：二十年前，余光中令他心动，是因为“诗里有人”；二十年后，余光中的诗更能“匠心独运”，可是“再没有生命，再没有人情”（193）。我们如果再细意究问“生命”和“人情”的落脚处，则就会发现叶辉关注的“现实”，正是“香港的滋味”。于此，“诗艺”实不足以解释这种“滋味”。“余光中旅港前后十一年”，叶辉问：“他对香港有些什么感情呢？”“香港只是他的□望台，香港的山水，是‘缩成一堆多妩媚的盆景’”；他的诗中也出现了旺角、尖沙咀、红郌……，却只是“‘老来无情’的诗人笔下的一堆虚渺的地理名词而已”（197）。叶辉的结论是：
那香港的滋味，根本不是滋味（199）。
在叶辉对余光中由肯定到否定的同时，他对“中国”与“香港”的感情投射也可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书写浮城》有一篇题作《1997及其他》的文章，其中第一节设定两组“历时”探索的坐标：一是“中国”和“香港”的视角对照；另一是“记忆”和“遗迹”的相承互补。叶辉先举出黄遵宪两首《香港感怀》五律，尝试理解“中国”视割让后的“香港”为“外邦”、为“民族耻辱”的情结。这个角度提醒他：
1997年大概并不是一个今日的问题，而是一个积累了一百四十七年历史的问题了。
叶辉又记述“在这个如瓮的城市出生”的自己，第一次跟随父亲到中国的情景：
我们这一代人走在中国的土地上，最初的经验也许只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世界（28-281）。
叶辉又说自己看过父亲的纪念册和母亲的相簿；他以为这都是“上一代由一个地方（中国大陆）带到另一个地方（香港）的个人记忆”，但对下一代而言，却是“无以认同的痕迹”。
黄遵宪之看香港，与尉天聪的观点，或者8年代在大陆开始出现的“香港论述”，都属同一方向，由“猎奇”——只见高楼大厦、声色犬马，和“雪耻”——难忘帝国主义强权侵夺，两种欲望所推动；而香港看中国，如果不是仅仅恭聆父母师长的回忆叙述，如果要自己摸索体验，在许多“标志”、“痕迹”之间往返，面前只会有太多的空白。但诚恳的“香港人”如叶辉，还是“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找寻一些可以帮助他重认自己身份的人”。《书写浮城》之中也有一个寻找的历程。我们看到叶辉如何从香港的视野出发，重新厘定“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梳理香港（在中国的大背景下）的文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历史线索，参与构建“香港文学史”的始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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