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香港”与“华南地区”，从而寻找“香港”文化位置，是叶辉论述中的一个探讨方向。十余年后他再写成《三四十年代的华南新诗》（21）。相对于上文讨论过的“诗学/修辞”式论述，这篇文章的文学史探索意味非常浓厚。它的开展方式是先肯定一个“南方新诗传统”，并为这个传统溯源到2年代来自广东的诗人梁宗岱和李金发。尤其李金发曾在香港受教育，3年代中又曾为香港诗人侯汝华的诗集《单峰驼》和林英强的诗集《凄凉之街》写序，可以见证早期香港现代诗与李金发的渊源。这也是全篇的历史叙述模式：一方面追摹南方新诗的发展，另一方面时时留意发掘香港新诗史的资料。叶辉在本篇为我们揭出可能是香港第一本的新文学诗文集——李圣华写于1922至193年的《和谐集》；可能是香港“最早出现、论点最完整的现代诗论文”——隐郎写于1934年的《论象征主义诗歌》。把罕为人知的早期文献翻检出来，当然有探幽寻胜的乐趣；可以说，这种态度已经很接近卢玮銮的资料发掘的崇古主义。

    除了资料钩沉和文学史描叙（尤其对3年代的勾勒更见明晰）之外，叶辉这篇文章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再结合叶辉另外几篇牵及早期香港文学史的文章合论。这几篇是：《3年代港沪现代诗的疾病隐喻》（2）、《城市：诗意和反诗意》（21），以及《记诗人柳木下》（1999）、《鸥外鸥与香港》（21）、《找寻生命线的连续物——诗人易椿年逝世六十四周年》（21）。

    “香港”与“中国”的关联，可以从地理毗邻、语言无殊的广州华南地区切入；也可以从生活形态相近、往昔交流接触不断的上海着眼。尤其叶辉对香港的“城市”风景有特别深刻的感受，这一个切入点更显得顺理成章。《城市：诗意和反诗意》一文，“借用狄萨图（Michel de Certeau）论述城市游走的诗学概念，说明诗与城市的某些关系——尤其是‘诗意’与‘反诗意’的关系”，属于叶辉“例示式诗学”的论述，而非文学史的探索。但有趣的是，取以印证的两组作品却出自“3年代的上海和香港”以及“7年代经验”。后者是叶辉的重要“记忆”时段，下文再有讨论；前者则有赖上述的文学史访寻工作了。文章主要以静态方式、共时的角度，分别讨论施蛰存、鸥外鸥和梁秉钧的作品中如何在“诗意”与“反诗意”之间回旋。叶辉在《三四十年代的华南新诗》中提过香港诗人李育中《都市的五月》一诗有施蛰存《意象抒情诗》的影响痕迹（341）。在本篇，他又为施蛰存诗“对香港的年轻诗人有很大的影响”做更清晰的解说：《桥洞》启迪了陈江帆以乡镇生活为背景的诗；《沙利文》启迪了鸥外鸥大量并无“诗意”的城市诗（164）。这些论述既显示出叶辉于诗艺的敏感触觉，也见到他辨识影响借鉴的文学史眼光。这个特色在《书写浮城》另一篇香港上海合论的文章中更为明显。

    《3年代港沪现代诗的疾病隐喻》主要讨论“‘疾病’作为一种表述方式，（因）辗转沿用而演变成为诗人、小说家等边缘族群所共用的‘圣词’”（324），按理也应归类到“诗学/修辞”的范畴——事实上这是叶辉最关心、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范畴。然而，本篇的文学史意义却也非常丰富，因为全篇论说是建基于具体人物情事在特定时空中活动的分析。这些活动的描摹解说，就是文学史一个段落的书写。叶辉也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这个时段在现存的“文学史”著中还没有充分的讨论。他在文中先交代2世纪前期香港和上海两个城市文化交流（包括文学、电影、视觉艺术）的规模，然后说：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香港和上海在3年代涌现了一批年轻诗人。他们花了约莫十年的时间，为中国新诗激起一阵不为文学史所注意的波澜。也许时间太短了，又或者这批诗人都比较低调，他们的作品往后对港、台新诗尽管发生过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诗人，他们在往后的数十年迹近寂寂无闻，只可以在一些诗选中见到他们零星的作品（36）。

    为了不让这批诗人继续“寂寂无闻”，叶辉就起劲地追访调查。他重检3年代香港出版的文艺刊物如《红豆》、《今日诗歌》、《诗页》、《时代风景》、《星岛日报·星座》等，以及上海出版的《新时代》、《矛盾》、《现代》、《诗歌月报》、《文饭小品》、《新诗》等，发现所载诗篇作者有很大程度的重叠。他再考订他们的生平行迹，推断其创作环境；然后，更重要的是，配合由资料提供的线索和规划的方向，仔细阅读各家作品，梳理其间的影响传承。例如篇中先后探讨李金发、施蛰存，以至艾青、何其芳等人作品中的“城乡二元性格”和“疾病”隐喻的关系，并举出香港年轻诗人侯汝华、林英强、陈江帆、杨世骧、柳木下、鸥外鸥等的诗篇来比较对照。经过叶辉用心铺排剖析，港沪诗坛间的互动情况就呈现出清晰的轮廓了。

    香港和上海并称“双城”，文化交流频繁，叶辉的探讨自有其客观的基础，而其论述亦以实证考订为凭据，着意补苴罅漏。然而，如果我们再小心阅读叶辉对现存“文学史”的批评，就更容易体察他的用心。他在努力爬梳资料、铺陈论点之余，常常表露这一类的意见：“（既有的新文学史）内里原来是充满偏见的，视野也显然十分狭隘”（328）；“我们的新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向来对史料既不关心也不尊重”（329）；“（南方诗人郑思）在凉薄的文学史里被抹洗得几乎不留痕迹”（346）。这些“既有的新文学史”之所以让叶辉觉得“狭隘”、“凉薄”，是因为它们摆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架式，以“中国”之名把“香港”覆盖然后消音。例如3年代涌现的一批香港诗人，就显得“寂寂无闻”；叶辉一边委婉地解释，说“也许时间太短了，又或者这批诗人比较低调”，一边重组他心中的“真实”图像。虽然他做的是港沪并举同列、对照细读，但焦点就是在“香港”；他的心愿应该是寻找“香港”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从来没有迷失在访古好奇的趣味中；“既有的文学史”对他来说，就如“凉薄的功利社会”，是他要回应、要抗衡的“现实”。我们不难发觉，叶辉重新整理的文学史图像中一些焦点人物，如鸥外鸥、柳木下，甚至易椿年，都曾经以不同方式走进他的生活空间。《书写浮城》中的《记诗人柳木下》一文，就是最清晰的说明。文章有两个不同的情节系列：一是记叙文学史中的柳木下，交代他诗作的特色：“既有传统中国抒情诗的影子，也受过西方现代诗的影响；既保留个人抒情的风格，又流露出那个时代的民族感情”，又认同郑树森以柳木下和鸥外鸥为“这时期的两大诗人”的文学史判断；另一是刻画8年代后期常常向叶辉兜销旧书的老人。两条线索、两个形象交错出现，个人世界与历史空间不断互相撞击。这种撞击同见于《鸥外鸥与香港》、《找寻生命线的连续物——诗人易椿年逝世六十四周年》等文之中，只是程度或有不同而已。

    叶辉要讲历史，并非源自知识上的好奇冲动，而是因为历史无端闯进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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