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叶辉在“现实”的激荡下，闯进了“历史”的领域，意思和这里讲的“历史”无端闯进他的“现实”是一样的。叶辉除了是一个读诗写诗谈诗的人，还是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总之，他不是受历史或文学史专业训练的人。然而，他以自己的生活、记忆介入历史/文学史的书写。在《书写浮城》中，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有意识地回溯成长经验的叶辉。他不断提醒读者（或他自己）他的成长过程，并以此来开展不同的文学话题。最明显的是《7年代的专栏和专栏写作》一篇；文章劈头就说：

    我是一个“7年代人”。

    那是说，我是香港战后“婴儿潮”的其中一人，跟同代人一样，在6年代末7年代初完成学校教育，开始接受社会教育。

    那是说，我跟好一些同代人都是在1966年至1967年间，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往后几年，困惑又愉悦地学习思考和写作，到7年代初才渐渐明白写作是怎么一回事……（131）

    类似的话，有用来交代一代人的阅读经验或者文艺信念的（《《书写浮城》题记》、《十种个性与二十多年的共同记忆——《十人诗选》缘起》），有用来见证城市发展带来的新经验如何促成对既定概念的重新思考的（《复句结构·母性形象及其他——序也斯《三鱼集》》、《城市：诗意和反诗意》），有用来延伸“1997”的历史意义的（《1997及其他》）。叶辉在本书《题记》中解释说，他“无意强调我们这一代的香港经验”。其实，以他“书写浮城”的理路来说，其“强调”之意是难以掩饰、亦不必讳言的。他的成长、阅读、思考等经验，决定了他“和这世界的关系”——视“香港”为“浮城”、“回顾大半个世纪的香港文学”也就是“整理和重写自己”（vii-xii）。

    然而，“个人”经验或者“个人”记忆，是否能代表/反映“公众”的历史/文学史呢？这当然是个值得审思的问题。

    香港的文学（新文学）史历程不足百年，而书写“香港文学史”的意识由初现至今亦不过二十年左右。在材料（甚至连“什么才是香港文学史的材料”也有待讨论）流散、主流论述尚未定型的情况下，不少个人的“回忆”纷纷冒现，抢先为自己在文学史订座划位。如罗贵祥《“后设”香港文学史》指出，1986年以来，有关香港文学历史的“文章、回忆录、零碎记述”大量涌现，“一下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史事纷陈，每个人都曾为本地文学的发展尽了不少血汗劳力”（见阮慧娟等《观景窗》，159页）。卢玮銮也提过有关香港早期文艺刊物的论述，“往往给某些人的一两篇回忆文章定调了”，“这种研究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见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8）。叶辉也有这个警觉，明白“自己”不等于“众人”，他在《1997及其他》中说：

    个人的记忆和众人的历史固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牵缠，关系有时却未必是那么直接的关系。也许是由私我到他人，然后才跟历史有了某些契合（281）。

    叶辉的“浮城书写”能够超越“个人”的视野，或者就在于“由私我到他人”的意识。例如“专栏”文章是否“文学”？能否进入“香港文学史”？正是“文学史”兴起阶段常常要处理的“文学定义”的问题。叶辉以7年代的新闻从业员、专栏作者的身份，见证了香港报业由“活版印刷”变成“柯式印刷”的“革命”，并以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考察报纸专栏的理论框架，注意“文艺青年”与“专栏文学”的关系，以至报纸与文学杂志的分工协作等，虽由“个人记忆”出发，却能够贯通“私我到他人”，为“公共”的历史/文学史做出有意义的检讨。这又是叶辉于香港文学史书写的另一建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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