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南先生脸上溢满爱、善良、高雅。”多年后，Sonderegger老师的妻子仍忘不了见他的第一印象。[9]见到了很少照片，只在青年和老年两段时期。[10]仍能看出，变了的是年岁是模样是胡须是穿着，不变的是眼神：执著而不严厉，坦诚而不好胜，总有什么在其中闪光。
夏日墓地留在了心里，最深刻是那紧闭的双眼，在墓碑的浮雕头像上。还有那一束独自垂下的青藤，拂动在白色之间，在青年杜南慈善行为与老年杜南的忧思之间。
老人会不会形单影只地迈向彼岸？雨声里，起步追寻。
除了心理疾病，自相矛盾甚至陷入悖论，也是如今人们随意放在杜南头上的字眼儿。是的，一些情结确实存在。作为法国流亡者的后裔，他成年后申请同时拥有法国国籍，离开日内瓦首先住在巴黎，在对法兰西失望后方才离去。于漩涡中从家乡出走，三十多年再没回去，可在海登的晚年岁月，他每天必读的仍是一份日内瓦报纸。他生在富裕之家，年轻时在阿尔及利亚办过实业，创立红十字会前后又尝试办银行，于是有人说，他既是殖民主义者又反对殖民主义，这说法在具体分析后还是觉得难以成立。学者考证，他办实业时有善愿善行，创办银行的初衷是为发展红十字会，事未竟，也就无从判断了。破产时他本人尚在德国与皇室会晤，亦谈红十字会之事。不得已离开家乡，留下的是顿时穷困的亲友特别是绝望的母亲（一年后即去世）。应该说，在索尔弗利诺战场穿着白衬衣志愿救护，是杜南的人生转折。是，他之所以路过是为了争取得到拿破仑三世对办实业的慨允，但他停下了。是布满四万死伤者的战地震醒了他的心魂？或他本来就是一个信仰者和理想主义者，创立过青年基督教组织，一生似无情爱也没有婚娶。那时，是何等动荡的年月！更可能就是今日动荡的肇始。1864年，红十字符号确立和日内瓦公约签订，欧洲还有战事，托尔斯泰写完了《战争与和平》。次年，杜南得到拿破仑三世对红十字会的支持，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死亡人数超过六万，林肯的理想终于有所实现，废除奴隶制并给予深肤色民众公民权和选举权，《汤姆叔叔的小屋》起了重要作用，而这本书是杜南喜爱的读物。下一年，欧洲战事再起，使用改进的武器，死亡人数达三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出版。又一年，杜南离开家乡，法国巴黎的世界展览会上有了志愿救护的内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诺贝尔发明炸药并由此成巨富。两年后，美国大陆铁路网建成，苏伊世运河通航。自1885年到杜南去世，在动荡的欧美，人们发明了三轮到四轮的汽车，而后是飞机，还发明了电影制片技术，发现了X射线和放射线，发现了电子和量子，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弗洛伊德创立了心理学，马勒音乐作品诞生，以修建艾菲尔铁塔为标志，钢铁材料开始大量用于建筑。
数日夏阳数夜雨，总是想，杜南的人生，与白色结缘后可说是清白。世界之所以有今日的情状与杜南这一代欧洲人干系重大。自穿着白衬衣志愿救护到写作《回忆索尔弗利诺》到与同仁创建红十字会，杜南知行合一的贡献超越了很多具善愿的理论。志愿救护作为理想与实践，已然是亦永远是红十字会的双翼。因实业失败而放逐，远离成就及富裕，也正从“罪与罚”或“罪与赎”之结中免脱。他所获得的，今日继续影响世界的诺贝尔奖，就因资金渠道是否正当遭遇了难产。在诺贝尔生前宣布建立基金时，“战争驱动者和死亡生意人”，人们立即质疑，在诺贝尔去世五年后，奖项和奖金才得以颁发。
杜南墓所在小亭是墓区扩建中盖的，在这面墙前共三座，至今另两座仍空空然也。替老人打抱不平的人们总说，定是天意，莫尼埃先生竟然在同一年并早于他几个月离世。事实上，老人在世时从未指名道姓说过莫尼埃先生任何一句。那一代人中影响后世的人很多，他们的离去遂成为历史事件，还会留下大空白。1910年，杜南老人迈向彼岸的路上已有一位身影，身穿白大褂：伟大的护士南丁格尔，这位他在《回忆索尔弗利诺》中就赞美的先驱。不多日子，一位在冰冷小火车站逝去的身影又来到他身旁：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
尽管有这两位同样具坚定信仰的身影为伴，老人还真是有些孤单。南丁格尔听从上帝召唤一生奉献于护士工作，托尔斯泰在上帝与俗世间挣扎，最终奔往上帝，而杜南老人，则在孤独颠沛的岁月里成就了一个独自的信仰空间。海登Sonderegger老师家的那盏小煤油灯曾温暖了老人很多个傍晚。老师太忙，他便常常向老师做针线活儿的妻子讲述。很少说到自然界，但常说上帝，也解释至今还留存的图像，在其上，他描绘了自己神秘的信仰世界。没人知道这四幅图何时完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来海登时至少有两幅带在身边。有一个晚上，也许很冷也许有雪尘吧，他在那盏小煤油灯下说，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教组织或教派，唯一愿望，是做一名基督徒并成为耶稣的继承人。[11]
那彼岸，杜南与这些欧洲先驱迈向的彼岸又能否系上普世之巨船？晚霞里欲再起步，心却不随。
1859年，杜南在索尔弗利诺义务救助伤员时，今日的意大利作为国家还未成立，而一个东方大国在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的强暴下呜咽，千千万万我的先人在那片大地上死亡。洋务运动是被迫的奋发，太平天国竟用上帝作为号召。19世纪中叶至今，那片大地流了太多血，两百多年还不曾凝结。又何止是我的祖国那一片大地，多少民族、国家之间的恩怨啊，不仅是语言隔开着人类，甘地的《印度自治》写成于杜南逝世的前一年。是，今天红十字会已成为很壮大的国际组织，可地球村距杜南的愿景还非常遥远。如果布满死伤者的战地震醒了杜南的心魂，那几十年跋涉后，他只用自己描绘的信仰图像表达出对一个灾难世纪的祈愿。又一个灾难世纪，在对杜南微弱的回应中，我听到一份东方大地幸存者的声音。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轻轻呼喊：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样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而凌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也许，只有愿景才能使星光传递，为弱者和受伤者，也传递在弱者和受伤者之间。运动场边一把带红十字符号的遮阳伞下，我慢慢走近两位瑞士妇女，在交谈中慢慢感受。她们一位躯体受过损伤，一位也许得过别的病，但都异常亲切。红十字符号旁还有一个S字母，是德语Samariter“志愿救护”的缩写。这个志愿救护协会SamaritervereinAltstetten-Albisrieden在1901就成立了，是苏黎世地区最早的，如今属红十字会。“不，不是因为战争而是贫穷，村里男子很多去国外挣钱，有的当兵有的做工，妇女们便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战争时期我们也帮助过逃难的德国和法国儿童。”几天后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我旁听了协会的课。人们参加协会是义务的，出去工作则由对方支付费用给协会，“我们要不断请人讲课，学习新知识，还要不断练习，器械和模型都非常贵”。这个晚上的课是救护车，二十多人冒雨来到。比起杜南当年提倡改进的简易担架来，今天的救护条件好多了。担架床重约一百公斤，完全机械化并考虑到各种情况，包括孕妇。在瑞士的城市郊区及农村，男人义务参加救火队女人义务参加救护会，仍保持百年好传统。这个由小村庄发展起来的协会至今有四十多个会员。“后继乏人是我们的最大忧虑，年轻人不愿参加了”，新当选的主席对我说。又见到那两位亲切的妇女，她们那天是被市政府请去守护一个学生运动会的。“我们基本的工作就是守护运动会和大型演出。受伤最多的当然是足球比赛。足球在今天有点儿像战争，因为只有一个球啊！”
她们很尊敬杜南先生，善心救护在圣经上已有记载，协会前任主席女士告诉我。是啊，好心的Samariter（撒玛利亚人）在新约路加福音还是一个族群的名字，如今已成为“志愿救护”，这些普通的瑞士家庭妇女不再需要记起远方族群。她们也不知道杜南在老年曾有过的一个理想：绿十字──国际性的妇女救护组织，因为女性有更开放的心更愿意对社会奉献。也许，在慈爱愿景下传递的星光，会逐渐超越很多界线而变得纯粹，杜南老人紧闭的双眼是一份等待，我轻轻问自己，火车正驶在意大利的北部平原。
绿油油大片田野，低矮暖色房屋，秀丽电线架规整视线，时时又被起重机高挑的身形打破。沿疾驶列车看不出，金融危机、地震和风暴相继摇晃了意大利，翻阅随身书报却可知，欧洲的内在景象与经济一体正有些残破，存在主义的临界状态……一座座老教堂在车窗外向后退去。现代存在主义的开拓者北欧哲学家克尔凯格尔比杜南长十几岁，很早去世，也可看做是同代人。作为信仰者而以自我为中轴，克尔凯格尔撞出了一重悖论，生前多用笔名写作。他论证上帝之爱曾说：“好心即是爱之行为，哪怕不给予不做事。”[12]假如有一天，世界上每个城市都建起佛寺、道观、犹太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和平就会坚实一些吗，既是人类整体外在又是个体内在，我轻轻问自己。窗外绿色愈浓，毕竟是六月毕竟是欧洲的南方。杜南是用好心与行动种下了一棵蕴蓄星光的新人间大树，我轻轻告诉自己。树的好坏是从它结的果实来分辨，这话也在新约路加福音。
真正来到意大利村镇是要嗅到，潮湿的风带有葡萄橄榔和湖海的气味，还要被太阳烤被雨淋，还要踩上斑驳的石板路要摸到一段残垣。而只有2500居民、尚不通公交车的索尔弗利诺，更要看到昔日战场变成的玉米地，厚绿叶子一群群在起伏田地上摇曳。日前的暴雨已不再伤及人们的安居，一百多年前，上苍显威却加速了很多将士死亡。“天突然就黑了，浓云聚拢在地平线上，风暴呼啸而来，从树上折断枝干又带着它们往前卷去。寒冷，由狂风鞭打的雨、实实在在的暴雨浇下来，浇在这些已被饥饿、疲劳、弹药粉、扬尘耗尽了的征战者身上。”[13]
夕阳还很明媚，红十字符号亮在驶来的汽车摩托车上，在人们的衣帽，在孩子的背心和裙子，在卖小吃的摊位，甚至在一条狗系在脖子上的手绢。今天是这里最热闹的日子，一年一度的火炬节，纪念杜南曾亲历的那场战役。人声鼎沸，当地居民和远近来的客人马上要举起火炬成队游行，午夜可抵达邻近小镇。在战火的废墟上早已重起城堡，小山冈绿树荫荫。人们又建了“尸骨小教堂”，以战场上集拾保存的一千四百多个头盖骨和七千多残体骨骼围成一面圆形内墙，巨大的木头十字架深褐色，其下鲜花和蜡烛拥护着杜南画像。进门的两旁有四块石碑，刻入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的祈祷词：一起远去的征战者们，愿他们在这里安息，如同兄弟。
一个从奥地利前来的红十字小组显然累了，十几个人相挨着就地躺在城堡前的草地上，低矮墙边一簇小黄花盛开。离那残酷的日夜，整整一百五十三年就要过去了。战争，已然换了方式转移了地点？我们面对拥有科技之人类对大自然的毁坏，面对被西方双重道德标准统治了几百年的苍老地球，面对经验、印象、观念甚至思维快被穷尽的人自身。“天垂象见吉凶”，可“天”还在吗？依据怎样的理性法则才能将人类历史作为统一而有意义的事情来思考？康德的提问成为很多人的困惑。
杜南在那本白色封面简洁单薄的小书里这样担忧他的世纪：不可预见性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Dufour将军给他回信说：你的书还有另一作用，即让我们警觉：什么是人性。
内心仍是炎黄山脉，行在杜南老人迈向彼岸的孤单背影后，行不到水穷处。可作为女性，愿静读老人绿十字的构想，似立在一泓清泉旁。作为游子，寻在老人生涯中更常常触到疼痛，是那敲入命的楔子乡思，其中藏有感伤。有一段话在见到白太阳的次日即抄下，每次提笔却都无处置放，竟移至文末。这是Sonderegger老师一个儿子很多年前写的回忆：“1910年10月31日，教堂大钟在不寻常的时刻响起，我正闲散地走在路上，从村里的中学回家。突然，我看见邻村的木匠拖着他的手拖车也在路上，上面停着一口棺材，没有一朵花在棺盖上，无一人陪伴，里面躺着杜南先生的遗体，在前一天他合上了那双美丽的看下一切的眼睛。大钟的声浪似柔风，拂在一位伟大同胞没有回应独自归去的路上。这次简朴的告别，与一颗改变世界的伟大心灵的简朴告别，好多年都留在我脑海中。我带着年轻人不容质疑的对不公与卑劣的愤慨走向世界，这也许是误区，可每当我思念故土时，那简朴告别却在那里，是与我相遇的秘密。”[14]
2012年6月23日完稿于索尔弗利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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