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有这么一个部门——，不过最好还是不提它的名字了。世上最敏感的话题就是部门啊，兵团啊，法庭啊……总之就是所有政府部门。如今的人一个个觉得冒犯了他就是冒犯了全社会。就在最近，一位区警长写了一封控告信，这封信用自身清楚地证明了帝国的一切机构都在日渐腐化，而各路官吏只管拿沙皇的圣名来发伪誓。作为证据，他还附上了一篇小说，里面每有十页，这位区警长就出现一次，而几次他都是烂醉的形象。如此，为了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我们最好还是用“某部门”来指代这个部门吧。

    于是，在某部门里有一个官员。他实在不是个惹人注目的人——此人五短身材，长着麻子、一头红发和一双鼹鼠似的小眼睛；他前额光秃，两颊都是皱纹，肤色则是人们所说的血色饱满的那种。这是圣彼得堡的气候造成的。至于他的官衔——我们俄国人最看重的就是官衔——他就是那种一当当一辈子的九等文官，而鉴于舞文弄墨之人都有种欺负不能还口者的好习惯，他这地位的人就常被一些作家拿来开玩笑。

    此人姓巴什马奇金。明显这个姓是从“巴什马克（鞋）”这个词演化而来的，然而这是什么时候年月、怎么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他的父亲、祖父乃至巴什马奇金全家都从来没有不穿靴子的，并且两三年就换一次靴底。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读者也许会觉得这名字怪里怪气的不像个真名，但请相信这并不是编造出来的，是当时的情状使得他没法叫任何别的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出生的时候是三月二十三号晚上。他的母亲——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也是个好妇人——已经准备妥当给他受洗。当时她躺在门对面的床上，右边站着孩子的教父，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什金。他在参议院当首席书记员，是个难能可贵的好人。教母也在那里，她叫阿丽娜·谢苗诺芙娜·别洛布留什科娃，是区警长的夫人，一位品行极好的妇女。他们给孩子的母亲建议了三个名字：一个是莫基亚，一个是索西亚，再不然孩子就以殉教者霍兹达扎特的名字命名。“不行，”他母亲说，“这几个名字都不好。”为让她高兴，大家就把日历翻到另外一处，找到了三个新名字：特里菲力、杜拉和瓦拉哈西。“这都糟透了，”他母亲说，“这都是什么名字啊！我从没听过这种名字。瓦拉哈特或者瓦鲁赫之类的我还能勉强接受，但是特里菲力和瓦拉哈西可绝对不行！”他们又翻了一页，找到了帕夫西卡西和瓦赫齐西。“现在我看出来了，”他母亲又说，“这明摆着是命啊。既然这样，还是叫他爸的名字吧。他爸叫做阿卡基，所以儿子也叫阿卡基吧。”就这样，这孩子成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受了洗，仪式中他一直哭着，一脸痛苦的表情，仿佛预知了自己以后会当九等文官似的。

    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我们把这事讲出来，好让读者自己体会体会，明白他叫这个名字是十分必要的，也不可能叫别的名字。

    谁也记不得他是什么时候、怎么进的这个部门，也没人记得是谁指派的了。不管各种主任和主管如何变换，他永远都在同一个地方，带着同一种态度，做着同一个工作——永远都是抄信件的书记员——所以后来大家都说他准是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这样穿着制服秃着头了。部里没人尊重他。他路过的时候，门房不但不起立，就连瞥都不瞥他一眼，好像传达室里不过是飞过了一只苍蝇似的。他的上司对他都冷淡又专横。首席书记员的什么小助手也只是把一份文件往他鼻子底下一塞，像“抄吧”或者“这案子还挺有意思的”之类的好话一句都不讲，尽管有教养的公务员们都懂得要客套客套。而他也就接过来，眼睛只看着纸，也不瞧瞧是谁递给他的，或者这人该不该递给他，就只管接过来，开始抄写。

    年轻的公务员都尽他们那点儿公务员智慧的所能嘲笑他，捉弄他；当着他的面瞎编他的故事，还胡诌他女房东——一个七十岁老太太的事，说她揍他，还问他俩什么时候办喜事；在他头上撒纸屑，说是下雪了。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句话也不说，就像周围没有人，只有他自己一样。他甚至连手头的工作都不停一停。在所有这些骚扰下，他却一个字母也没写错过。但如果玩笑真的太过火了，比如他们晃他的头，让他没法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大喊起来：

    “你们走开！你们干嘛羞辱我？”

    他的话和说话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让人听了心生同情，以至于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本来学着其他人的样儿捉弄阿卡基，听了这话，顿时停了下来，似乎他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再不同于以前了。他认识那些同事时，本觉得他们是正派的有教养的人，而现在，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疏远了他们。很久以后，他最高兴的时候，他脑子里也回荡着这秃顶的小官吏让人揪心的话语：“你们走开！你们干嘛羞辱我？”在这震撼人心的话中，可以听到另外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啊。”年轻人用手遮住了脸。而后，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次，他都不禁颤抖，因为他看到了人类的残酷，看到了绅士的优雅和教养下，甚至——哦天哪！——公认的高尚正直的人身上竟藏着那么多粗野低劣的东西。

    这样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人要找第二个可太难了。要说阿卡基带着热情工作都不够，不，他是带着爱工作。抄写在他看来是一种内涵丰富、令人愉悦的工作。工作时，他脸上写满了快乐，他甚至尤其喜爱有些字母，每每看到它们，都会笑着挤挤眼睛，边写边动嘴默念着，直弄得好像他的脸上也随着钢笔的勾描映出了这些字似的。如果要按热情来付他工资的话，他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那样他大概就当得上五等文官了。但是，按他那些才智过人的同事的话说，他干起活来就像驴拉磨一样使劲。

    然而，也不能说就没人注意过他。有个主任心眼儿很好，想奖励他长期以来的工作，就叫人给他些比抄写更重要的活儿去做。于是他就被叫去为一件已经办好了的事情写一篇报告给另一个部门。他只要改一改题目，再把几个词从第一改成第三人称就妥了。可这活儿干得他倍感折磨，搞得他大汗淋漓，最后揉着脑门说，“别了，还是给我点儿东西来抄写吧。”这之后，他们就随他抄写去了。

    对他来说，除了这抄写的工作，好像什么东别的西都不存在了。他毫不关心穿着。他的制服不是绿色，而是某种红褐色的。衣服的领子很低，结果虽然他的脖子不长，但从领口里伸出来时却显得格外的长，就像小贩头上顶的那些石膏猫的脖子似的。而且他的制服上还总是粘着什么东西，不是干草就是线头。此外，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本领，就是在街上走的时候，总能在一家人从楼上倒垃圾的节骨眼儿上及时地赶到他们窗下。因此，他的帽子上总带着一些碎瓜皮之类的东西。他这辈子一次也没有注意过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年轻的公务员同行们都训练自己的视力，直到能看见街对面谁裤带开了为止，而每次看到，他们就会露出恶意的一笑。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管看什么，他所看到的都只有他干净工整的字迹，只有哪匹马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跑过来，把鼻子伸过他肩膀，鼻孔喷气直吹他脖子的时候，他才能醒悟自己并不是在一段文字里，而是在一条街上。

    一到家，他就立刻坐到桌前，快速抿完他的蔬菜汤，吞下一点儿葱头牛肉，也不品品滋味儿，就连着苍蝇和上帝正好送到他嘴边的随便什么东西一股脑儿咽了下去。等看见自己的肚子鼓起来了，他就起身离开桌子，开始抄写他带回家的文件。如果没有未完成的了，他就给自己多抄个副本来满足自己的乐趣，尤其是那些重要文件——这不是指文风特别，而是说它们是递交给一些重要人士的。

    当圣彼得堡的灰色天空消失不见，各路官僚都依薪水高低和个人喜好用了相应排场的晚餐；当部里的笔杆子停止了移动，不再为自己和他人必不可少的事务忙碌；当所有人都做完了心不安者虽不必要却仍揽到自己身上的事情，去休息了；当公务员们抓紧享受剩下的时间——胆大的去戏院，有的到街上去看女人们帽檐下的脸蛋儿，有的把一晚上都浪费来奉承一个漂亮姑娘，某个公务员小圈子的明星，有的（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去找他们三楼或四楼的同事——这些同事都住着小小的两居室，外加一个前厅或厨房，屋里是强作时髦的装饰，比如台灯或是其他一些省吃省喝、牺牲游玩机会才换来的小东西；总之，当所有公务员都分散在了各自朋友的小屋子里，一边打着惠斯特，一边从玻璃杯里喝着加了一戈比的糖的茶水，一边还抽着长烟斗，并时不时地讲几个俄国男人永远也忍不住不讲的八卦，没别的讲了就重提那百说不厌的旧闻，比如，有人给司令官报信说法尔科内的彼得大帝像上马的尾巴被砍了；当所有人都竭力寻找消遣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却毫不放松。没人在任何晚宴上见过他。他写高兴了，就躺下睡觉，想着第二天——不知道上帝明天又要赐给他什么东西来抄写，他就笑了。

    就这样，他平静地生活着，每年挣着四百卢布的薪水，也心满意足。而或许他的生活也本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直到高龄，然而生活的道路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不光是九等文官，三等、四等、七等以及各类文官，甚至那些不给也不听建议的文官都难以避免。

    在圣彼得堡，所有年薪是或约是四百卢布的人都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的，正是北方的严寒，虽然据说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早上九点钟，正当街上满是去各种部门上班的人的时候，它便一视同仁地对着所有人的鼻头大发淫威，搞得一个个可怜的公务员不知所措。而当高官的脑门儿也冻得发疼、眼泪直冒的时候，可怜的九等文官毫无办法，只有裹着他们薄薄的外套尽快穿过五六条街道，然后在传达室里暖和暖和路上冻麻的双脚和冻僵的办公才干。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全速赶进了单位，但仍在半路就觉得后背和肩膀冻得火辣辣地疼。他终于怀疑起来，问题是不是出在他的外套上。他回家后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外套上有两处——也就是说，在后背和肩膀处——已经薄得跟纱布一样了。布料都磨得透明了，衬里也碎成了一片一片。您要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是公务员中流传的一个笑料。他们甚至不用它正当的名称管叫它外套，而说它是一件披风。说真的，这件衣服的样式特别得很，它的领子一年比一年见低，都被裁了去补别的地方了。那些针线活实在显不出干活儿人的手艺，都又不结实又难看。而事到如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决定把外套送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儿去。这位裁缝住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四楼，一段黑黢黢的台阶上方，他虽然只有一只眼睛，又满脸麻子，但在修补各种官员和其他人等的裤子、外套方面却相当成功，也就是说，他既没喝醉也没在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是这样的。

    这位裁缝的事多说无益，但写小说的一个规矩就是要把每个人物都描写一番，改不得，所以我这就给大家讲讲这位裁缝彼得罗维奇。最初，他叫做格里高利，是个地主家的农奴。他得了自由之后，就管自己叫起了彼得罗维奇，又在节日时酗起酒来，起先还只在大节喝喝，后来就一切宗教节日都一视同仁，只要日历上标着个十字就必然开喝。在这点上，他倒挺遵从祖上的习惯。跟老婆吵架时，也是满嘴“贱娘们”和“德国婆娘”。而既然已经提到了他老婆，就顺便再多说几句她的事。很不幸，人们对她的了解仅仅局限在她是彼得罗维奇的老婆这一点。她戴软帽，穿裙子，但毫无姿色可言，可以说，只有卫兵才会在她经过时瞅一瞅她帽檐下边的脸。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走上通向彼得罗维奇房间的台阶——这台阶被洗碗水浸得透透的，还冒着一股熏人眼睛的酒味，圣彼得堡所有房子的楼梯不可避免都有这样的台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走上台阶，心里琢磨着不知彼得罗维奇会要多少钱，最终打定主意最多只付两卢布。门开着，因为女主人正在做鱼，把厨房弄得乌烟瘴气，连里面的虫子都看不见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连主妇都没看见他，他走了好一会儿才进到一个里间，只见彼得罗维奇像个土耳其帕夏似的盘腿坐在一张没上漆的大木桌上。他按裁缝坐着工作时的习惯光着两脚。他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大拇指，指甲已经变了形，又厚又硬好似乌龟壳一样。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挂着一绞丝线和棉线，膝头放着一件旧衣服。他已经努力穿了三分钟的针了，却一直徒劳无功，他因为房间的昏暗气得要命，甚至还生线头的气，边穿针边低声吼着，“恶棍，怎么不进去！你扎我，你这无赖！”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正赶在彼得罗维奇发火的当口来找他，心里有些气恼。他想在彼得罗维奇火气不那么大的时候再找他办事，也就是按他老婆所说的“这独眼鬼灌酒的时候！”这种时候，彼得罗维奇一般很容易降价，甚至还可能鞠躬道谢。虽然事后他老婆总会找上门来埋怨说她丈夫喝多了，所以才把价钱定得那么低，但是只要再加个十戈比，事情也就解决了。然而现在看来，彼得罗维奇神志很清醒，这就意味着他会粗暴无礼、少言寡语而且漫天要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清楚，很想打退堂鼓，但已经来不及了。彼得罗维奇正眯着他的独眼，紧紧盯着他，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好说，“你好啊，彼得罗维奇？”

    “我祝你早上好，先生。”彼得罗维奇一边说着一边眯眼觑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手，想看清楚他拿了什么东西。

    “啊！我——给你，彼得罗维奇，这——”要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话时主要用介词、副词和几个零零碎碎毫无意义的短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每每遇上难办的事情，他就会只说半句话，所以他的话就经常以“这，实在，很——”开头，然后就没了下文，他也忘了要接着说，只当已经说完了。

    “你要干嘛？”彼得罗维奇问，独眼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制服从领子到袖口，从后背到下摆，连扣眼儿都整个扫了一遍。他对这件衣服了如指掌，因为这正是他的作品。裁缝就是有这种习惯，他们一见到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可我，喏，这彼得罗维奇一件外套，布这块儿你看，到处都是，好几个地方，它挺结实，它有点脏了又瞧着显旧，但是还新呢，就是这一块地方它有点儿，后背上，还有这儿一边儿肩上，有点儿磨了，对，这儿这块肩上这一点儿，你看见了吗？就这么多。补一点儿。”

    彼得罗维奇拿过这件外套，在桌上摊开，打量了好久，然后摇摇头，伸手从窗台上取来他的鼻烟盒。那鼻烟盒上面画着一个什么将军，可这将军是谁看不出来，因为脸在的那块地方已经被指头磨破了，上面贴了一张方纸片盖着。彼得罗维奇闻了闻鼻烟，拎起外套对着光线检查了一遍，又摇摇头。之后，他把外套翻过来衬里朝上，再次摇了摇头。再之后，他又拿起那个盖子上画着将军贴着纸的鼻烟盒，在鼻子里塞满了鼻咽，把盒子放回去，这才终于宣布，“不行，这没法儿修。这衣服都烂了！”

    听到这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一沉。

    “为什么不行啊，彼得罗维奇？”他像个孩子似的央求道，“它只是肩膀上磨破了，没别的问题啊。你肯定有几块布头啊。”

    “是，布头可以找，布头也找得到，”彼得罗维奇说，“但是没地方把它们缝上。这玩意儿整个儿都烂了。要是一插针，你瞧，就破了。”

    “破了没关系，你马上再打个补丁就行了。”

    “但是这根本就没打补丁的地方嘛。补了也没用啊。这衣服已经不行了。管这玩意儿叫布都算好听了，它这一起风就准该给刮碎了。”

    “那，再补补嘛。怎么这，真是——”

    “干不了，”彼得罗维奇断然说道，“没法补了。那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你最好冬天天冷的时候把它改成几副绑腿得了，因为袜子都不够暖和。德国人就是为了赚钱才发明袜子的，”彼得罗维奇一有机会就要挖苦一下德国人，“但你肯定是得做一件新外套了。”

    一听“新”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他能看清的只有彼得罗维奇鼻烟盒盖上那个脸上糊纸的将军。“新的？”他做梦似的问，“可，我没有钱啊。”

    “对，买件新的。”彼得罗维奇平淡地说，毫不表示同情。

    “那，要真得买件新的，它——多少——”

    “你是问那得多少钱？”

    “是。”

    “啊，你得花上个一百五吧至少，”彼得罗维奇说着，意味深长地瘪起嘴。这人就爱装腔作势，总想突然来一出吓住别人，再斜眼欣赏对方听到他话之后的表情。

    “一件外套就一百五十卢布！”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大叫起来，这或许还是他生平头一次喊叫，因为他的声音一直都是以温和著称的。

    “是啊，先生，”彼得罗维奇说，“所有外套都这个价。你要再在领子上加个貂皮，或者加个绸衬里的风帽，就得涨到两百了。”

    “彼得罗维奇，求你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恳求道，没听见、也不想听彼得罗维奇的话，也不理会他的装腔作势，“就补一补吧，能再多穿一段儿就行了。”

    “不行，那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彼得罗维奇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了这些话心灰意冷地走了。但他走后，彼得罗维奇还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瘪着嘴，也不去工作，心里觉得很满意：自己身份未失，俨然一位极有造诣的裁缝。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如在梦中地走到街上。“什么事啊！”他自言自语，“我没想过竟会到这步田地……”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啊，竟然这样！看现在居然搞成这样！我从没想过会这样！”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又叫道，“啊，竟然这样！竟然已经——也不奇怪，可能也没事，怎么这样！”他嘟嘟囔囔，没看路就径直朝家正相反的方向走去。路上，一个扫烟囱的人撞了他一肩膀煤灰，一栋正在建的房子上又落下一堆废料，撒了他一头。他全都没注意到，最后，他撞上了一个巡警，后者刚把斧枪撂在一边，正从盒子里往满是厚茧的手上倒鼻烟，直到这时他才清醒了一点，但也还是因为这巡警喊道，“你拱到人家面前来干嘛？不会走人行道吗？”他这才望望四周，转头往家走。

    他总算镇定下来，开始清清楚楚、实实在在地思考起自己的处境，他就像跟一个能与之吐露私事的明智的朋友交心似的，通情达理、开诚布公地跟自己讨论起来，“不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不能现在跟彼得罗维奇理论。他那个，很明显，他老婆打他来着。我最好还是星期天早上去找他。过了星期六晚上，他肯定斜着眼睛、昏昏欲睡，因为他想要喝酒，老婆却不给他钱，而这种时候，拿到十戈比的订单就，他肯定就好说话了，然后就外套什么的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样分析讨论了一通，振作了起来，于是他等到了星期天早上，远远看见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了门，他就直接找了她男人。

    星期六过后，彼得罗维奇的眼睛果然斜得厉害。他耷拉着脑袋，也果然十分困倦。但虽然如此，他一听明白来人的意思，就跟被魔鬼推了把似的立刻醒了。“不可能，”他说，“做个新的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立刻递给他十戈比。“谢谢你，先生。我乐意为你的健康喝一杯，”彼得罗维奇说，“但是那件外套么，你还是别费事儿了，它已经完全没救了。我一定给你做件新的，做得棒棒的，咱们这就说定了吧。”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还想着补一补就得了，可彼得罗维奇坚决反对，说，“我绝对给你做一件新的。你放心好了，我肯定拿出我最好的手艺来。我还可以照现在流行的样子，在领口那儿做一个银扣钩。”

    这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出不做件新外套是不可能的了，心都凉了。真的，这可怎么办啊？这钱哪儿找啊？他必须得弄几条新裤子，之前给旧靴子换靴面欠了鞋匠一笔账，现在拖了许久也该还了，他还要跟女裁缝订做三件衬衫和几件内衣。总之，他所有的钱都会花的一点儿不剩。就算部长发了慈悲，不给他四十卢布，而是四十五甚至五十卢布，比起这做一件大衣要的钱，也只是沧海一粟，无法相比。不过，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经常不讲道理，漫天要价，就连他老婆都气得大喊，“你脑子有病吧，你这傻子！”他有时候不管给多少钱都不肯干活，而现在看来，他要的这个价十有八九比真需要的钱多得多了。

    可是虽说他知道彼得罗维奇收八十卢布也肯做一件外套，这八十卢布该从哪儿找呢？他大概能弄到一半。没错，一半还是搞得到的。但是另一半呢？不过我得先跟读者说说这第一半是从哪儿来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这么一个习惯：每花一卢布，就往一个小盒子里放半个戈比，盒子用锁锁着，顶上有一个用来投币的小口。每过半年，他都要数一数这一堆铜板，再把它们换成银币。他这么干已经好久了，这么些年来，已经攒了不止四十卢布。这样，他手里就有了一半的外套钱了。但他从哪儿找另外一半呢？他从哪儿搞到另外四十卢布呢？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啊想啊，最终决定至少在一年的时间内应该缩减日常的开支：晚上的茶不喝了，蜡烛也不点了，如果非要做什么事的话，就到他房东太太的屋里借她的光。上街的时候，他在那些石头路上必须走得越轻越好，越小心越好，最好踮着脚走，这样鞋跟就不会磨得太快了。他也得尽量少拿衣服给洗衣妇洗，而为了不把衣服穿坏，他必须一到家就把它们都脱下来，只穿他那件小心保存了很久的棉睡衣。

    实话说，一开始，有这各种限制，他还有些不适应。但是时间长了，他也就勉强习惯了，也就没事了。他甚至习惯了晚上挨饿，但他也会用所谓精神食粮来补偿自己，时时想着他未来的外套。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更加充实了，就好像结了婚，就好像换了一个人，又好像他已经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而是有了个亲切的朋友与他共度人生——这朋友就是那外套，填着厚厚的棉花，还有着穿也穿不破的结实衬里。他变得活泼了，连性格都坚定了，俨然成了一个有目标、有决心的人。一切怀疑和犹豫都从他的表情和步态中消失了。他眼里闪着火一样的光芒，有时，脑中还会闪过一些最冒险、最大胆的想法。比如，为什么不在领子上加一圈貂皮呢？想到这儿，他几乎分了神。有一次他正抄着一封信，差点儿出了个错，几乎惊得他大叫一声，“呃！”然后在胸口画了个十字。每个月他都要跟彼得罗维奇见面谈谈外套的事：哪儿买料子好，要什么颜色，定多高的价钱。每次回家时，他虽然也总有忧虑，但是，想着总有一天能把所有东西都买齐备了，能做外套了，他就心满意足。

    事情的发展比他想象的要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完全没有料到，部长既没有给他四十卢布，也没有奖他四十五卢布，而是赏了他六十。也不知是他猜到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需要外套，还是这仅仅是个巧合，但不管怎么样，做外套的钱又多了二十卢布。这加快了事情的进展。又饿了两三个月，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攒够了八十多卢布。他向来平静的心开始跳动起来。时机一到，他就立刻和彼得罗维奇采购去了。他们买了一些很不错的料子，价钱也合理——他们琢磨这事已经有半年了，而且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店铺里问一趟价钱。彼得罗维奇都说，这是能买到的最好的料子。他们选了一种棉布来做衬里，这种布又结实又厚，彼得罗维奇说它简直比绸子都棒，甚至还更好看、更光溜。他们没买貂皮，因为它真是挺贵的，但是他们挑了一张店里最好的猫皮来代替，它远远看来还是挺像貂皮的。

    彼得罗维奇做这件外套忙活了整整俩星期，因为好多地方都要绗缝出纹路，不然早就能做完了。他要了十二卢布的手工费，再便宜就不行了。整件外套都是用丝线缝的，细细地缝了两道，缝完，彼得罗维奇还亲自上嘴把缝线都咬了一遍，咬得线上全是各种花纹。

    彼得罗维奇把外套送到他家的那天，不好说到底是哪个日子，但绝对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天。他是一早把它送来的，正好赶在去部里上班之前。再没有哪件外套来得这么及时了，因为严寒已经到了，并且一副要加重的样子。彼得罗维奇按好裁缝该做的那样亲自送来了外套。他脸上带着一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没见过的意味深长的表情。他似乎十分清楚自己干成了一件大事，并跨越了安衬里、打补丁的裁缝和定制新衣的裁缝之间的鸿沟。他取出外套，它是用一条手帕包着拿过来的。那手帕刚被清洗过，他把它收到口袋里留着用。他拿出外套，骄傲地打量了一会儿，两手举着，然后熟练地把它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肩头一披，再拉一拉，把衣服的后面弄平整，他没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系上扣子，只给他披好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副老练的样子，还想试试袖子。彼得罗维奇也帮他套好了，发现袖子也做得很好。一句话，这外套堪称完美，来得也很及时。彼得罗维奇也没放过机会指出：他也就是住在一条小街里，又没有招牌，再加上跟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交情这么久了，才要价这么便宜，不然，如果他是在涅瓦大街上做生意的话，他肯定光手工费就要七十五卢布。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懒得和彼得罗维奇争，他付了钱，谢了对方，就立刻穿着新外套去了部里。彼得罗维奇跟在他后面，在街上站住，远远瞅着那件外套，之后又特意跑着穿过一条小巷到前面一条街上，好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正面，再瞅瞅那件外套。

    与此同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喜气洋洋地走着。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自己身上正穿着一件新外套，好几次甚至愉快地笑了出来。事实上，这外套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它暖和，另一个是它漂亮。他都没觉得自己上了路，就忽然到了部里。他在传达室脱下外套，仔仔细细地欣赏了一遍，才把它托给了看门的，让他好生照看着。不知怎么搞的，部里所有人一下子都知道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换了件新外套，而“披风”没有了。大家一股脑儿地涌到传达室去瞻仰这件外套。他们祝贺他，说各种好听的话，起先他笑着，后来却不好意思起来。所有人把他围在中间，说这新外套得有个命名礼才好，说他应该给大家办个晚会，这样一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完全懵了，不知道该表什么态，答什么话，或怎么推脱。他红着脸杵在原地好几分钟，颇为天真地试图让人家相信这并不是一件新外套，而其实就是那件旧“披风”。

    最终，一个公务员，首席书记员的助理，为表示自己平易近人，跟下级也友好相处，出面说了话：

    “就这么办吧，不过晚会由我来办，不劳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了。我请大家今晚到我这里喝茶。正好今天也是我的命名日。”

    自然，其他公务员们立刻对他表示了祝贺，并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本想谢绝，但是所有人都说那样做不礼貌，那就是造孽、可耻，怎么能拒绝呢。何况，他一想到去了就有机会在晚上穿他的新外套了，就不那么抵触这个主意了。

    那一天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说，实在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他回家时从没那么高兴过，他脱下外套，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墙上，又再次欣赏了一遍它的布料和衬里。然后，他又拿出了那件穿破了的旧外套作为对比。他看着这件笑了，简直天差地别啊。吃完晚饭好长时间之后，他忽然想到那“披风”的惨样儿，又笑了。他晚饭吃得高高兴兴，吃完什么都没有抄写，而是在床上懒了一会儿，直躺倒天黑。然后他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披上大衣，上了街。

    可惜我们说不出那请客的人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圣彼得堡的房子和街道在我们的脑子里都混在了一起，分不清哪儿是哪儿了。只有这点是肯定的：这位公务员住在城里最好的部分，所以，也离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住的地方近不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得不先穿过一系列空空荡荡、灯光暗淡的街道才能到达。但随着他离那人住的城区越来越近了，街道就更热闹了，人更多了，光线也更亮了。各种各样的行人出现了：衣着靓丽的女士和穿着带水獭皮领子大衣的男人们多了起来；衣着寒酸，赶着带围栏、装铜钉的木雪橇送货的车夫们少了；相反，戴着红丝绒帽子，驾着上了漆、铺着熊皮的雪橇的车夫多了，还有带着华丽坐垫的马车在街上穿梭，轮子轧着雪喀嚓喀嚓直响。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像从没见过一样看着这一切。好几年来，他都没在晚上上过街了。他好奇地停在一个橱窗前，打量着上面的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美女，她甩掉了一只鞋，露出一只好看的小脚，她身后则有一个留着连鬓胡子和漂亮口髭的男人从另一个房间的门厅里探头张望。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摇摇头笑了，然后重新上路。你道他笑什么？要么就是因为他看见了一样从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可人人都对这东西保有某种感情，要么他就像很多公务员一样，这么想了，“哈，那些法国佬！有什么可说呢？他们要真想干点那种事，啧。”但也可能他什么也没想。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终于到了首席书记员助理住的地方。他家里的装潢很是时髦。他住在二楼，楼梯上亮着一盏灯。一进前厅，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看见地上摆了一整排的套鞋。再往里，房间中间有一壶茶炊，咕嘟咕嘟地喷云吐雾。墙上挂着各种大衣外套，其中有些还有着海狸皮的领子或者丝绒翻领。再往里，就能听到谈话的嗡嗡声了，仆人端着装着空杯子、奶油罐和糖碗的托盘走出来时，这声音就清楚响亮起来。显然其他公务员早就到了，现在已经喝完第一杯茶了。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挂起自己的外套，走进了里间。于是他面前立刻出现了灯光、公务员、烟斗和牌桌，四周桌上急促的谈话声和挪椅子的声音让他晕头转向。他站在房间中央，不知该做什么好。但他们看见他了。他们喊了一声作为招呼，然后所有人都拥进了前厅，又在那儿欣赏了一番他的外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点儿不知所措，但他是个老实人，见人家个个夸赞他的外套，不由得十分高兴。夸了一通，不用说，大家又抛下了他和他的外套，回到了牌桌接着前玩惠斯特——这是礼貌。

    所有这些，嘈杂、谈话声和这一大群人，都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手足无措。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手脚该往哪儿搁或者他人该杵在哪儿。最终他坐在了玩牌人的边上，看着人家的牌，或者盯着一个或另一个的脸，过了一会儿他眼就直了，觉得乏味无趣，而且呆得越就越觉得无聊，因为早已过了他平时上床的时间了。他想跟主人告辞回家，可他们不放他走，说他必须喝一杯香槟来庆祝他的新衣服。一小时之后，开晚饭了，上了蔬菜沙拉、冷牛肉、馅饼、甜点和香槟。他们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喝了两杯香槟，喝完了，他觉得兴致高了些。

    但是他仍然忘不了时间已经十二点，他早就应该回家了。为了免得主人再想出什么借口阻拦他，他就急匆匆地溜了出去，在前厅找到了他的外套，外套被弄在了地上，他心疼坏了，掸一掸，把上面的脏东西都一点一点捡掉，穿上，然后下楼上了街。

    街上还亮堂着。一些小铺子还有那些仆人和各色人等去的常年开放的俱乐部还开着。别的地方都关了，但半开的门缝里还透出一道光，证明里面还有人，大概是一些男仆女仆还在讲故事说话，让主人找也找不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高兴兴地走路。他甚至莫名其妙地跑了起来，去追一个跟闪电似的从边上一闪而过的小姐。但他很快停住了，又像之前一样静悄悄地走了起来，边走边想他之前为什么要跑。很快，他面前就出现了那些空荡荡的街道，它们在大白天也算不上喜庆，晚上就更不用说了。这时候，这几条街显得更昏暗孤寂了。街灯渐渐少了，显然这里分到的灯油没有别的地方多。再往里走就见到了一栋栋木房子和篱笆。目之所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雪在街面闪烁，凄凉地盖在那些窗板紧闭的低矮的小屋上。这条街道穿过一个空旷的广场，他走到了广场边缘，另一端隐约可见几栋房子，这广场就像一片可怕的沙漠。

    远处，哪个巡警的岗亭里闪着一个小小的光点，仿佛远在世界的尽头。此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轻松的心情大大打了折扣。他进了广场，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就好像他的心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坏事。他朝身后瞥了一眼，又瞄了瞄两边，他好像置身茫茫大海一般。“别，最好别看。”他想着，闭上眼继续往前走。等他睁开眼想看看他到没到广场另一头的时候，却一眼瞅见，就在他鼻子跟前，站着两个满脸胡子的人，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也辨不出来。他两眼发黑，心“咚咚”乱跳。

    “啊，这外套不是我的吗！”一个人一把拎住他的领子，粗声粗气地说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正想喊“救命！”就被另一个人用跟一个公务员头那么大的拳头着嘴上打了一下，那人低声说，“你叫一个试试！”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觉得他们扒下了他的外套，之后踢了他一脚。

    他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几分钟后，他恢复了知觉，爬起来，但四周已经没有了人。他觉得广场上冷飕飕的，感觉大衣没了。他喊了起来，但显然他的喊声并没传到广场的外沿。绝望之中，他跑过广场向岗亭直冲过去，边跑边喊，巡警正站在岗亭旁边，拄着他的斧枪，好奇之情溢于言表，大概是想着什么样的家伙会大喊大叫着朝自己跑过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到他跟前，带着哭腔大喊他准是睡着了才什么也不知道，连一个人被抢了都没看见。那巡警回答说自己看见两个人在广场中间让他站住了，只当他们是他的朋友呢，而与其徒劳地责骂巡警，他还不如明天一早去警察局，好让他们搜查偷外套的人。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路跑回家里，浑身上下狼狈不堪，他的头发本来在两鬓和头顶就所剩无几，此时全翘了起来，他身上、胳膊上和腿上也都沾满了雪。房东老太太听见外面传来吓人的敲门声，赶快从床上跳了下来，只穿了一只鞋就冲去开门，边跑边用衬衫袖子掩着胸口以保体统。她一开门，立刻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样子吓得退了一步。他讲出事情原委之后，她两手一拍，说他必须直接去找区警长，因为他的手下都傲慢的很，到时候答应得好好的，却不办实事。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去找区警长，她认识这人，因为她之前的厨子芬兰安娜现在在他家里当保姆。她总能看见他从门口路过，每周日他也都去教堂祈祷，并且笑眯眯地看着所有人，所以从这些方面看来，他肯定是个好人。听了她这番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沮丧地回了房间。至于他这夜是怎么过的，任何能换位思考的人应该都能想象。

    他一大早就到了区警长家，却被告知警长还在睡觉。他十点钟又去了一趟，结果人家又告诉说他在睡觉。等到十一点钟，他们说，“警长不在家。”到了午餐时间，前厅的书吏们死活不肯让他进门，并坚持让他阐明来意。于是，生平头一回，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决定拿出点儿颜色来，毫不客气地说要亲自见警长，说他们不能擅自阻拦他，他是从司法部门来的，他要是告上状去，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书吏们听了这话都不敢言语了，一个人去请来了警长。警长听了这离奇的外套失窃案之后，不注意案子的要点所在，却盘问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他这是习惯，还是头一晚去了什么不堪之所？问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晕头转向，回家去时也不知道他外套的事到底能不能有个适当的处置。

    那天他这辈子第一次一整天都没挨近单位。第二天他才去上班，脸色苍白，穿着那件愈显破旧的老“披风”。虽然还是有些公务员不放过机会，即便这时还来嘲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但他外套被抢的消息触动了很多人，他们当时就为他募捐了一些钱，但他们已经花了好些钱订购主任的画像，而且科长的朋友出了一本书，在科长的提议下他们也都还花钱买了书，所以也没集来几个钱。

    有一个人深感同情，决定至少要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出出好主意，就告诉他一定不要找警察，因为虽然没准能有一个警察会为了讨上级欢心想法找到那件外套，但如果他给不出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来证明外套是他的，那外套就会被扣在警察局。因此，他最好求访一位高层人士，而这位高层人士只要跟有关人员通通气，就能大大地促进整件事的处理。

    既然也没有别的法子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决定去找那位高层人士。那位高层人士的具体职位是什么，到如今也没人知道。读者要知道，这高层人士也只是最近才成为高层人士的，在那之前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何况，他现在的高职与其它一些更高的职位相比时，也就微不足道了，但总有这么一些人，对别人来说无足轻重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了不起得很。而且，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抬高自己的身价。比如说，他入职的时候，把下属们都弄来站在台阶上迎接，而任何人都不许直接找他，必须严格遵照规矩办事——十四等文官要先向十二等文官报告，十二等文官再找九等文官或者其他有关人士，大事小情都要这样逐级上报到他这里。在神圣的俄罗斯，仿效之风大行其道，所有官员都模仿他上司的行为。据说，某个九等文官在被提拔成另一个小办事处头头的时候，甚至立刻就给自己隔出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叫做接见室，并且在门外安排了一个听差，穿着饰有红领子和穗带的制服，手握着门把手，一有人来就开门，虽然那接见室也就只有勉强摆下一张普通写字台的地儿。

    这位高层人士派头十足，气势逼人，但有些过头。他这一套体系的基石就是严格。“严格严格再严格！”他总这么说，快说完还意味深长地望一望听他训话的人。但他这么做其实没必要，因为他办事处里这统共十几个下属都怕他怕得要命。只要远远瞅见他，就立刻放下工作，站成一排候着，直到他走出他们所在的房间才重新坐下。他和下属谈话总是声色俱厉，内容主要有三句话：“大胆！”“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你知道你面前是谁吗？”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挺善良的人，善待同事，乐于助人。可是将军这个头衔让他忘乎所以了。一得到这个头衔，他就昏了头，迷失了，可以说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如果他正好跟同级别的人在一起，那他还是挺好的，从各方面看还都是个不错的人，也不算蠢笨，但只要他一发现周围的人官衔不如他，就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这样也实在可怜，尤其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他本可以更好地消遣一番。有时候，能从他眼里看出那种渴望，想要加入一段有意思的谈话或一群有趣的人，但他总是想，那他不就屈尊降格了吗？那是不是就太随便了？那样他是不是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这么一想，他就放弃了。而就是这些想法导致他总是一副木呆呆的样子，只偶尔蹦几个单音节的词，也就是这样，他得了个“最无趣的人”的名头。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找到这位高层人士的时机对他来说实是不利，对这高层人士本人却是再好不过。此人当时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和一位多年未见的童年老友谈话。他这发小儿刚过来没多久，就有人通报说有个名叫巴什马奇金的人来见他。他气势汹汹地发问，“他是什么人？”——答：“一个什么公务员。”“啊，那让他等着吧！现在不是他来的时候。”这重要人物说。

    这里一定要说清楚这位重要人物是在睁眼说瞎话。他早就把想对他这朋友说的话说完了，这时对话中已有多次出现了长长的停顿，两人只是互相拍着大腿说，“你想是吧，伊凡·阿博拉莫维奇！”“可不是嘛，斯杰潘·瓦尔拉莫维奇！”虽然如此，他还是命人叫那公务员等着，好让他那在乡下家中赋闲已久的朋友看一看公务员们得在他的前厅等多久。

    终于，他再也没话可说了，也停顿了足够多次，还在一张有着斜靠背的舒服扶手椅上抽了一支雪茄，之后才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跟站在门口拿着一沓报告的秘书说，“好像有个公务员在等着见我。跟他说他能进来了。”而一瞅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谦卑的举止和他破旧的制服，就突然地朝他一转身，用一种粗暴冷酷的声音问，“你要干嘛？”这声音是他在升到现在这个级别以前，单独在他房间里对着镜子练了一礼拜练出来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已经被灌输了足够的恐惧，此时他有些手足无措了，舌头打结，用了比平时更多次的“那个”，勉强解释说他的外套是新近购置的，却被一些人以最非人的手段偷走了，现在他向他申诉，以求他能怎么从中调停，联系一下警长，好找到他的外套。

    出于某种原因，他这种做法让这位高层人士觉得太放肆了。

    “怎么，好先生！”他生硬地说，“难道你没听说过什么叫礼节吗？你这是找谁？你不知道这种事都是怎么办的吗？你应该先向办事处递个呈文。部门领导批过了，再给科长，然后再给秘书，秘书再把它给我。”

    “但，大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他试图鼓起自己那所剩无几的勇气，但同时也清楚地感到自己正冷汗直流，“我，大人，胆敢麻烦您因为秘书——都不可信。”

    “什么，什么，什么！”这位高层人士吼道，“你哪儿来的这么大胆子？你哪儿来的这些想法？这些年轻人对领导上级怎么都这么放肆！”这高层人士显然没看出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五十挂零儿了。如果他也能被叫成年轻人，那肯定是和古稀老人相比了。“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你知道你面前是谁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说！”说着他一跺脚，声音也抬高了，就算换一个人也得怕得够呛。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懵了。他打了个趔趄，浑身发抖，如果不是门卫跑过来扶住了他，准就倒在地上了。他被人家抬了出去，人事不省。反观这位高层人士，他见到对方的反应超出了预期，十分高兴，又一想自己的话竟能让人失去知觉，不禁自我陶醉起来。他瞥一眼他的朋友，想看看他的反应，发现他心神不安，甚至也有些害怕了，于是觉得非常满意。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都不记得他是怎么下了台阶到街上去的。他的手脚都麻木了。他这辈子从没被哪个高官骂得这么厉害，何况这官员跟他都不认识。暴风雪在街上呼啸，他歪歪倒倒地走着，大张着嘴。风以圣彼得堡特有的方式从四面八方每个街口向他袭来。没一会儿，他的扁桃腺就被吹得发了炎，等到了家里，他已经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他的喉咙肿了起来，他躺到床上。有时候，一顿痛骂竟这么厉害！

    第二天他就发起了高烧。而在圣彼得堡气候的慷慨援助之下，他的病情加重得比常规快得多。等大夫来了，给病人一摸脉，发现已经没救了，于是只开了一方敷药，好让病人不至于完全享受不到医疗的恩泽。但同时，他也宣布说病人只能再活一天半了。然后，他告诉房东老太太，“您么，您就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赶快给他备口松木棺材吧，橡木的他买不起。”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到这些性命攸关的话了吗？如果他听见了，这些话又对他有什么巨大的冲击吗？他有没有怨自己命苦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之后他一直处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中。各种幻象出现在他眼前，一个比一个奇怪。一开始，他看见彼得罗维奇，他让这裁缝给他做一件有防贼机关的外套——他总觉得贼就在他的床底下，就不停地叫唤房东老太太，要她把贼从床罩底下拉出来。过一会儿，他又问，既然他已有了一件新外套了，为什么还把那件旧披风挂在他面前。再后来，他以为自己正站在那高层人士面前，一边被骂得狗血喷头，一边说，“饶恕我吧，大人！”但最终，他破口大骂起来，用的词不堪入耳，房东老太太从没听过他这样讲话，又听见这些脏话紧接在“大人”这词后边，不禁在胸前画起十字。再之后，他完全胡言乱语起来，谁也听不懂他的话了，只知道这些颠三倒四的话和思想翻来覆去总也离不开一件事——他的外套。

    最后，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终于咽了气。他们既没有查封他的房间也没有封存他的物品，因为，首先，他没有继承人，其次，他也实在没有什么遗物，只有一小把鹅毛笔、一刀公文白纸、三双袜子、他裤子上掉下来的两三个扣子，还有读者早就知道的那件披风。而这些东西最后落到了什么人手里，又有谁知道呢。我得说，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对此也毫无兴趣。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抬出去埋了。

    于是圣彼得堡再没有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了，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个人一样。一个生命消失了，而他生前无人庇护、无人亲近、无人理睬。即便是连一只苍蝇都不放过，要用钉子穿起来放在显微镜下检查的研究人性者也对他不屑一顾。他对同事的嘲笑逆来顺受，至死都没做过任何不寻常的事迹，可在他生命的尽头，一件外套却如同一位光明使者，给他贫乏的生活带来了短暂的欢乐，接着，巨大的灾难也降临在了他的头上，一如它降临在世间权贵头上。

    他死后几天，部里派门房到他家去找他，要他即刻到岗，是总管的命令。但门房空手而归，说他不能来，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哈，因为他死了！都埋了四天了。”部里就是这么得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死讯的。第二天，他的位置上就坐了一个新的公务员，他的字体不正，而要偏斜得多。

    但谁能想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仿佛要补偿他默默无闻的一生一般，他注定要在死后挑起一些事端？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们这悲哀的故事也就这样意外地得了一个奇异的结局。

    圣彼得堡忽然传开这么一个流言，说晚上在卡林金桥一带总有一个公务员模样的死人出现，寻找他被偷的外套，并借口说他们穿着那件失窃的外套，扒下所有人的大衣——不论行人的官衔职业，也不管外套材料，猫皮也好，河狸皮也好，或是狐皮、熊皮、貂皮，总之凡是人们用来遮掩身体的毛皮都要扒了去。部里的一个公务员亲眼见到了这个死人，立刻认出他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然而这一认识吓得他魂飞魄散，拼尽力气撒腿就跑，所以他并没能近距离观察那死人，只看见他远远地竖起一根手指威胁自己。投诉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因为被不停地扒下外套，所以不光是九等文官，就连七等文管的肩背都遭到了着凉受冻的威胁。

    警局安排警力不论死活、不惜代价要将这死者捉拿归案，并以儆效尤严厉惩处。他们差点儿就做到了。一个在基留希金胡同值班的巡警正赶在这亡人作恶之时把他揪着领子抓了个正着，当时他正试图扒下一位退休乐师的粗呢外套。这巡警抓着他的领子，大喊一声唤来了两个同事，让他们一起把那亡人抓紧了，自己则在靴筒里摸索一会儿，拿出鼻烟来，想吸一吸暖和暖和冻僵的鼻子。然而这鼻烟的味儿就连死人也受不了。这巡警刚用手指摁住右鼻孔，还没能把倒出的半撮鼻烟举到左鼻孔边上，这死人就大大地打了一个喷嚏，喷得三人个个睁不开眼。他们抬手擦脸的工夫，这死者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抓住过他。此后，巡警们都怕起死人来，甚至连活人都不敢抓了，有事只是远远地吆喝，“嘿，那边儿那个！走你的路！”于是死公务员在卡林金桥之外的地方也出现了，胆小的人都吓得要命。

    可是，我们完全忘了提某位高层人士了，这真实事件出现如此一个奇异的转折，他可以说是背后的真正原因。首先，说句公道话，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骂得狗血喷头走了之后，他也觉得有那么一点点过意不去。他不喜欢看人受苦，因为尽管他的官衔常常让他无法表露真实想法，他的心还是能产生许多好意的。他的朋友一出他的办公室，他就回想起了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而那天以后，几乎每天他脑中都会浮现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受不住上级斥责的样子。一想到这些，他心里就难受的很，一周后他甚至派了个公务员去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家里去问他是不是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听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发烧暴死，他不禁大吃一惊，在良心的谴责之下，一整天都心烦意乱。

    那天晚上，他为了换换脑子，忘掉那些不愉快的念头，就去了一个朋友家。那儿聚了一大群人，尤其让他高兴的是，几乎所有人的级别都和他一样，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拘束。这给他的精神状态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他话也多了，谈笑之间友好亲切，总之，他一晚上过得高高兴兴。晚饭后他喝了几杯香槟——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助兴的好东西。借着酒意他不禁想搞搞艳遇，于是他决定暂不回家，而是去看看某位有德国血统的相熟的女士——卡洛琳娜·伊凡洛夫娜，看得出来他俩的关系很是亲密。

    要知道，这位高层人士已不年轻了，相反，他是一个尽职的有妇之夫，也是受到尊敬的一家之主。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已经进了机关，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十六岁女儿，鼻子有点儿弯但也十分小巧好看。每天早上他们都要过来吻他的手，并问候，“早安，爸爸。[1]”他的妻子是一个风韵犹存、尚有姿色的女人，她总是先把手递给他来吻，然后再反过来亲他的手。可这位高层人士虽然很满足于自己家庭和睦的状况，却觉得应赶赶时髦，在城中别处有个密友才好。这密友也并没比他太太漂亮或者年轻多少，但世上这类搞不懂的事多了去了，我们也无权评判。于是那高层人士下了楼梯，进了雪橇，跟车夫说，“去卡洛琳娜·伊凡洛夫娜家。”然后，舒舒服服地把他暖和的外套往自己身上一裹，此时他的心情就是那种被俄国人视为极致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什么也不想，而种种念头却不自觉地往你脑子里溜，一个比一个美，所以你也用不着费事把它们赶开或者刻意追寻。他心满意足地回想着刚刚过去的晚上所有那些令人愉快的地方，还有所有那些把他们这个小圈子逗得哈哈大笑的俏皮话。他低声重复着其中好几句，觉得它们就跟之前一样好笑，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开怀大笑起来。然而，时不时地会有阵风袭来，打断他的回想，这一阵阵风来势突然，来源不清，起因不明，直刺他的脸颊，把大把大把的雪砸到他脸上，又将他的外套领子吹得像船帆似的直鼓，要不就一下子力度奇大地把领子掀到他头上去，弄得他费尽力气也没法从领子里挣脱开来。

    突然之间，高层人士感觉什么人紧紧抓住了他的领子。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个个头矮小、身穿一件破旧制服的人，然后他万分惊恐地认出那正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公务员的脸色和雪一般苍白，就像一具死尸的颜色一样。高层人士吓得魂飞魄散——他看到那死人张开嘴、闻到他口中喷出的可怕的坟墓的气息，听到他说，“啊，总算找着你了！我可抓住你，那个——抓住你领子了！我要你的外套。你不想法找我的，反而骂了我一顿。现在把你的给我。”

    高层人士面无人色，险些被吓死过去。尽管他在办事处和在下级面前都勇敢得很，而别人见到他雄壮的体魄和堂堂的仪表也都会称赞，“呵，好一个神气的人物！”但是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他也像许多徒有勇敢外表的人一样惊恐万状，以致不无理由地担心自己要吓出毛病了。他赶快从身上扯下外套，然后用一种极不自然的声音冲车夫叫道，“全速回家！”车夫听出这是通常只在紧急关头才用的语气，而此时伴随它的甚至还有某种更加有形可感的东西，于是一边把头往两肩之间一缩以防万一，一边挥动鞭子，雪橇便箭一般飞驰而去。不出六分钟，这位高层人士就抵达了自家门口。他脸色煞白，惊魂未定，外套也没了，卡洛琳娜·伊凡洛夫娜家也没去，回到家中，恍恍惚惚地摸进自己房里，心神不宁地熬了一夜。因此，第二天早上喝茶时，他女儿说，“今天你脸色不好啊，爸爸。”但是爸爸没有答话，也没告诉任何人他出了什么事、去了什么地方，或他本来的目的地。

    这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甚至对下属说“大胆！你知道你面前是谁吗？”的次数都少了，而就算他真的说了，也是在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才说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那天之后，那死公务员就销声匿迹了。显然，这高层人士的外套他穿着正合适。无论如何，他从人家肩膀上扒外套的事情是再也没听说过了。不过，许多精力旺盛又爱操心的人怎么也放不下心来，坚持说在城市的偏僻地段，死公务员仍在活动。

    的确，科洛姆纳的一个巡警亲眼看到有鬼魂从一间房子后面走出来。但是这巡警并不强壮，所以不敢抓他，就只摸黑跟着他，直到好一会儿以后，那鬼魂回过头，站住了，问道，“你想干嘛？”说着亮出了一个活人没有过的大拳头。巡警回答，“没事。”就赶快转身走了。然而这个鬼魂太高了，还留了大把的口髭，他朝着奥布霍夫桥的大概方向走去，消失在了漆黑的夜色中。

    注释

    [1]法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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