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则有保，出则有师

    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认为，后天的教育可以造就或改变人的品性、才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历代皇室也很重视对于子孙的教育。尤其重视对国家“储君”太子的教育，并专门设有一套对太子进行教育的机构。

    一般来讲，太子在六七岁时都要开始读书学习。宫中设立专门负责教授太子的老师。太子老师称为师保，师保与其他辅助官吏一同组成太子官署——东宫官署。东宫官署专为皇太子所设，负责皇太子和皇室子孙的礼、乐、文化教育，由博学之士、品行兼优之太傅、少傅、太师、太保负责。太傅教授臣节、治政之道，少傅观察纠正太子德行，太师教太子行事、晓谕德行，太保为谨慎太子其身、辅弼正道。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

    太子的老师与太子关系密切。

    汉高祖时，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大臣张良的主意，邀请当时隐居的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位著名学者来当太子的老师。他们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刘邦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汉宣帝时，名儒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太子每上朝进见皇帝，都是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皇帝见了十分欣慰，大臣们也都叹服而心向往之。太子师保乃是文臣们十分钦羡的职位。

    太子师保的任务一是教授经史，二是在德性上对太子予以规训。平时，作为太子顾问，指点太子在各项问题上的取舍去从。师保与太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要对太子的行为负相当责任。秦国商鞅执政时，太子犯法，理应判重刑，但考虑到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便施刑，便以太子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做替身。宋神宗做太子时，聘请名儒王陶、韩维为太子师傅。神宗赵顼上朝觐见时，行拜礼节奏快了些，显得不够稳重。回到东宫后，韩维指出了这个问题，并说：“我来下拜，你跟我学。”于是赵顼亦步亦趋地跟着韩先生学习下拜。一日，近侍给赵顼送上一双弓样靴，韩维见到了，觉得不利于引导太子行止合乎规矩，便讽喻说：“王怎么可以用舞靴？”赵顼顿时面有愧色，立即令手下人将此靴毁掉。

    历代王朝太子的师保，对皇帝实施德育等各方面教育。通过他们的教育引导，使皇帝提高自律性，遵循古代的道统，为将来继承王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太子师保傅的选择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常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太子是国家未来的君主，皇帝自然更加重视对他的教育。并且，由于太子与老师关系密切，老师不但对皇子早期影响重大，还影响到国事的兴盛与衰微，因此，从周武王任用周公为成王的老师，到陈宝琛为溥仪的老师结束，历代的皇帝没有一个不重视对太子老师的选择的。

    周成王年幼，周武王选周公、召公分别为太保、太傅。周公和召公都是很博学的人，在群臣当中有很好的口碑，品行端庄，道德高尚，成王从小就向他们学习，因此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见解都要超过常人。成王跟这些贤明的人在一起，每天都听到正确的教导，足以使他增长仁心、修养品德，成为圣明的君王。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开国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明君，他懂得国家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搞好子女教育非常重要，认为教诫太子诸王是“当今日之急”。因此，他给几个儿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

    太子承乾幼年聪敏，太宗很喜欢他。为了加强对太子的教育，贞观四年(630年)，太宗选拔“慷慨有志节”而又德高望重的李纲担任太子少师，以忠正刚直的萧瑀任太子少傅。他为太子选拔老师，告诉侍臣说：“李纲、萧瑀这样上等智能的人自然不会沾染恶习，有他们这样正直忠信的人做太子的榜样，在言行上有所裨益。”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则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于是，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非常惊讶，宋真宗说：如此诚实和谨慎的人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

    雍正也非常看重对太子的教育，在为太子选择老师的事情上煞费苦心。他为太子弘历挑选的老师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在数十位候选老师中他最终任命朱轼为弘历的老师。雍正任命朱轼为太子太保，是因为朱轼在康熙年间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大臣中具有良好的威信，再加上他认真和正直的品质，得到了雍正的信任。

    作为帝师的朱轼对弘历的影响重大。朱轼为人为官作风一贯严谨，所以对皇子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候雍正都觉得有些过头了。一天，雍正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告诉朱轼，你没必要对皇子管得这么严格，不管你教育得严格不严格他将来都是要称王的。但是朱轼没有顺势而下，相反，他严肃地告诉雍正：“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朱轼认为，教育得好能够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教育得不好只能成为桀纣那样的暴君，正是因为弘历是皇子，才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

    弘历熟读《诗》、《书》、《易》、《春秋》，研究宋儒性理诸书，并旁通八家之文，在位六十年稳定拓展了“康乾盛世”的辉煌局面，朱轼这位帝师功不可没。乾隆登基之后也一直特别感谢他的这位严师。

    以上可以看出，帝王在皇子老师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只有那些端良厚重、老成识体的正人君子，和那些学问渊博、融会贯通的博学鸿儒才能担当帝王之师的大任。这些帝王之师不仅仅担任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还帮助太子治理国家。

    艰苦的上书房岁月

    清代每一位皇子都必须经过一段上书房读书生活，上书房是清朝培养接班人的重要场所，因此受到皇帝的重视。上书房皇子们接受德智体各方面的教育的场所，只有经过上书房的读书岁月，才能为今后走上帝王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清代帝王重视皇子们的读书学习，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不及。与前代相比，清代皇子们的读书学习有如下特点：入学年龄早、学习时间长、规矩严、课程多。

    清代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是“上书房”，建于雍正初，起初叫“尚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为“上书房”。上书房位于乾清门内东侧南庑门向北开，共五间。在清代，皇子凡年届六龄，即入书房读书，一般派满汉大学士一人或二三人为上书房总师傅，并设汉文师傅若干人，主要教授皇子们儒家经典；称为“谙达”的满蒙师傅若干人，均多以贵臣充任。

    关于课程的安排，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记述是这样的：首先，“学蒙古语二句”，然后拉弓箭数次，活动一下；接下来学习满语，“读满文书二刻”，最后学习主课汉语，从早晨六点多钟开始学习，课程有：《五经》、《史记》、《汉书》、《诗赋》等。学习的方法是：师傅读一句，皇子读一句，诵读百遍，然后与前四天所学内容合起来再读百遍。

    历史上有关于康熙时期皇子们在上书房读书生活的记载：

    凌晨三点到五点，皇子们就要到无逸斋，要有一个时辰的时间复习头一天的功课，凌晨五点到七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傅、汉文的师傅到了之后先给皇太子实行跪拜的礼节，然后就检查皇子们功课。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学生上课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逸斋，皇子们到斋外面台阶下面迎接康熙。康熙来了之后落座，就让他的儿子背书。有时，康熙拿出书来随便点一段，太子就背，检查完了之后，康熙才去处理他的政事。

    九点到十一点，这是练习书法的时候。皇子写字的时候，每一个字要写100遍，来练习书法。十一点到十三点，这是午饭的时间，等侍卫送上饭来，老师接了饭，然后到自己座位上吃饭，皇子们在另一旁吃饭，吃完饭之后不休息，继续温习前头的功课。十三点到十五点，这时候皇子们到无逸斋外面的一个院，那儿有靶、射箭，开始练习骑射，当然也是为了休息一下。十五点到十七点，康熙又到了无逸斋再次检查功课，几个皇子排着队一个一个背，皇帝在一边听。十七点到十九点，这节课是在无逸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先让诸子们一个一个射，之后让那几位师傅一个一个射箭，最后康熙自己射箭，史书记载叫做“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从凌晨三点到晚上七点，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放假日少得可怜，只有元旦（夏历正月初一）、端阳、中秋、万寿（皇上的生日）、自寿（自己的生日）“共放五日，余日虽除夕亦不辍”。清代就是这样来培养这些人间的精英。

    清代皇子们要学习满、汉、蒙三种语言文字，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学子轻松，他们不因为生长在帝王之家而荒废学业，要为将来能够登基称帝治理国家打下基础。所以与历代封建王朝相比，清代皇帝的整体文化修养比较高。

    上书房的师傅们受到皇子皇孙们对格外的尊重，例如嘉庆帝的师傅是朱文正（朱珪），乾隆帝崩，嘉庆帝急召他入京，嘉庆帝执朱珪手痛哭失声。朱珪逝世，嘉庆帝亲往府上吊唁，由于朱家大门低矮，御车不能入，嘉庆帝便步入。特谥文正。当然，上书房的制度也十分严格，据清史记载，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那天，乾隆帝查上书房师傅入值门单，发现自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初六共七天里，所有师傅竟都没有到职，乾隆对皇子师傅们的失职行为极为愤怒，遂召集军机大臣询问，又将旷职师傅狠狠训斥一通，下令将两个满籍师傅先打四十大板，仍留上书房行走，以观后效。上书房师傅挨板子，清代历史仅此一次，可谓“空前绝后”。

    清朝还有上书房行走一职，作为清朝时候皇子师傅的副手。

    在上书房就读的皇子、皇孙中注定要有一个成为统摄全国的君主，所以清代历史中有很

    多的人因在上书房授课而飞黄腾达。如蔡世远、朱珪、汪廷珍、杜受田分别是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的汉文授课师傅，后来都成为朝廷一品大员。

    清代的上书房是独特的景观，勤奋刻苦的皇子们在那里接受知识的洗礼，在师傅的熏陶下，使之品行端庄、思维敏捷。皇子们精习文韬武略的帝王统治术，为继承大统奠定了根基。

    太子的读书计划

    尊崇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历代帝王们，在太子的读书教育上，皇帝或者帝师们都有着严密的计划，以使皇子们从学习中中体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实践中学习治理国家的方略。

    纵观历代太子读书计划，你会发现“四书五经”和“史书”是每一个朝代太子的必读教材。皇帝们要求他们通过熟读经史，从中学习安身立命之道。随着朝代的更迭，这些书籍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筛选，培养了无数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四书五经”作为帝王的教材，内容相当的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既是生活的再现，又是思想的凝结。史书，特别是二十四史，这些书中详细记载了君王们的善政美事；还有昏君庸王贼臣奸佞的丑事，主要围绕治国平天下来展开，有利于皇子们从中学习治国之道。

    这样笼统地讲很难明白太子的读书计划是怎样的一个流程，下面来看一下光绪帝师是如何安排他的读书计划的。

    翁同龢担任了两朝帝师，他当过同治帝的老师，后来在同治帝去世后又当上了光绪帝的老师。他是一位合格的老师，他在皇子的读书计划中做了精心的安排，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翁同龢的指导下，光绪帝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读完了《帝鉴图说》、《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尚书》等书籍，读完这些书光绪的理解能力和知识储备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之后翁同龢又给光绪开一系列的课程，从而完成对他“帝德”的培养，有《通鉴要览》、《圣祖圣训》、《读史论略》、《明史》、《中国分省地图》等，指导帝王关注地里，关注民生疾苦，特别注重他联系实际的能力，在新的形势下分析国事的能力。

    光绪帝读书的时候，翁同龢非常注重皇帝的读书收获，时常跟他交流读书心得。慢慢的光绪便养成了和翁同龢主动交流的习惯。一次在光绪读完《圣祖圣训》后他跟翁老师讲：“我非常喜欢康熙皇帝，他聪明智慧，英明过人，有勇有谋，文韬武略，是我的学习楷模。我也要改掉我不喜欢做论的坏习惯，康熙皇帝日理万机，处理政务，批阅奏章之余，还总是以论的形式晓谕大小臣子。”

    后来光绪果真格外专心学习，渐渐地，对做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并且论文明白通顺，颇有见解。一次在论唐太宗理财的文章中光绪帝“藏富于民”的思想让翁同龢十分的喜悦，连声赞叹：“真乃天下之福啊。”

    翁同龢为皇帝制定周密严格的读书计划，在他呕心沥血的指导下，终于结出了硕果。这位少年天子逐渐濡染了儒家的思想，学到了儒家的精华，学会了治国的策略，具备了帝王的德才。

    书中自有帝王术

    太子们读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帝王之术。所以，在太子所读的书目中，教授统治之术是一项重要内容。

    周公为了教授周成王帝王统治术，还特意编写了《尚书·立政》来让成王学习。在书中，他阐释了治国以用人为根本，用人又以知人为根据的驾驭术。教诫成王夏桀、商纣因用人不当失天下，夏禹、商汤因用人得当而得天下的历史经验，因此，治国平天下要以用人为本的思想对成王的影响很大。

    秦朝称霸天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采用了法、术、势的帝王术这三个法宝。

    法倡导将法律规范付诸实践，要求“信赏必罚”、“令出必行”，在给予法以观念上崇高尊严的同时，更注重将其置于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之下，确保法令的预期效力得以发挥。它要求国君颁布的法令条文让全国人人知道，共同遵守。在这些公开的法律条文里，规定什么事应当做，做了有赏；什么事不应当做，做了要受罚。这样，全国人民有了共同的标准，事情就好办，国君只要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人民了。比如说，国君制定了作战中杀死敌人的有赏、败了逃回的受罚，那么国君只要用这个法宝，就能驱使人民为他拼命打仗了。

    术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以及如何维护君主的权力，即所谓刑名之术、察奸之术等。术是一项深不可测的修炼，国君的术是只能国君自己知道，不能公开暴露，国君要学会运用各种手段使大臣猜不透国君的意图，才能产生因神秘而生的震慑力，让大臣不敢随便捣鬼。比如，国君不暴露他的喜怒、好恶，大臣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就只好谨慎地听国君的差遣。

    势是权位、势力。势力是君主存在并且推行法家的一系列主张的前提，失去了这种权势，法就是一纸空文，一切统治之术就无从谈起了。拥有权势，君王就能形成对臣下的威慑力，形成对百姓的统治力。倡导势的韩非子曾说，孔子被认为是圣人，可是孔子一辈子只有七十个学生追随他；而统治鲁国的鲁哀公不过是个平常的国君，可是他掌握着鲁国的政权，有权有势，所以连孔子那样的圣人也只好听从他的支配。他还说，即使尧、舜那样的国君，如果失去国君的地位，没有国君的权势，天下人谁肯听他的？恐怕连三个人也管不了，更不必说管理天下了。国君只有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才能形成最高的统治权威，才能达到令出必行的效果。

    刘邦平定天下之后，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特别重视百姓的休养生息。因此他之后的几代帝王都认真研习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的时候，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成了最重要的统治术。

    虽说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统治一个国家并非只靠儒术这么简单，就连董仲舒自己的儒术其实也是杂和了儒术、阴阳、王霸、法家等各家学说形成的。汉以后的统治术在大方向上都是外儒内法。要成为一名治国安邦的圣明君王，不仅要学习仁、义、礼、智、信，还要学习法、术、势；不仅要学政治，还要学经济、外交、谋略兵法，甚至包括佛学等宗教方面的东西。对于一代英明帝王来说，书中不仅仅是有黄金屋，最主要的是书中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帝王术，有成就一代伟业的历史经验。

    皇子教育，事关天下

    在古代中国社会，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是否成功，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而一个皇子的教育成功与否，则直接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这就更凸显出帝师的重要，尤其是帝师的品德的重要，一个品德低下的帝师，就是一个王朝覆灭的导引。赵高和李斯作为秦二世的师傅就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秦始皇三十七年，巡行出游到沙丘，病得非常严重，命令赵高写好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把军队交给蒙恬，赶快到咸阳参加葬礼，然后安葬。”书信都已封好，但还没交给使者，秦始皇就去世了。书信和印玺都在赵高手里，只有小儿子胡亥、丞相李斯和赵高以及五六个亲信宦官知道始皇去世，其余的臣子都还不知道。

    于是赵高心生一计，趁机伪造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死公子扶苏；又寻机处死了握有兵权的大将蒙恬兄弟。一切设计就绪，这位太傅就诱惑胡亥篡权。太傅对胡亥说：“主上驾崩之时没有遗言封谁为太子，只给扶苏一封信，他如果赶到嗣立为帝，你将会无立锥之地啊！”

    对于太傅的刺探性调唆，胡亥的回答是颇为干脆利落，他说：“父亲虽然没有遗命分封诸子，但作为儿子则应遵守父命，有什么话好讲呢？”

    胡亥的一席话，让赵高意外，也打乱了赵高的阵脚。他干脆与胡亥摊牌，诱惑性地说：“现在，天下生杀予夺的权柄，就握在公子、赵高和丞相李斯三个人之手。你不要以为指挥臣僚和当臣僚、控制别人和被别人控制是一回事。何去何从，望你千万别坐失良机。”胡亥解释说：“废兄长而立弟，是大逆不道；不奉父诏而自立，不教莫如焉。”

    赵高到底是胡亥的太傅，列举了很多先王之例“开导”、“教育”胡亥说：“汤武杀其主，天下都认为合道义，没有说不忠的；卫君轼杀其父，国人皆心悦诚服，向往之，孔子也称道此举，不能说不讲孝道。隆盛的德行，怎么可以计较琐屑不值一提的礼节呢。事贵达权，怎么可以墨守成规，考虑小事的而忘记大事，祸灾将不期而至；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一定会追悔莫及；如果快刀斩乱麻，鬼神也会畏惧三分，成功是必定无疑的。希望你听从臣之大计。”

    老谋深算的太傅赵高，将古代的例子纺织得有条有理，又请出孔圣人来为自己佐证，怎么能不使胡亥“蠢蠢欲动”呢？太傅的“指点迷津”、“启发诱导”，为“弟子”导演了一曲篡权夺位的丑剧。

    胡亥当上皇帝后，法令刑罚一天比一天残酷，群臣上下人人自危。二世又建造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这样不考虑人民生活的大兴土木需要大量的人和物，必然加大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的赋税，没完没了的兵役劳役，使人民根本无法过活，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

    此时李斯好老师的形象踪迹不见，已经变成了不仅不纠正学生错误，反而还帮助坏学生出谋划策的坏老师；不仅不批评错误思想，反而表扬的坏老师。

    李斯作为胡亥的帝师，不是指出错误帮他改正缺点，而是充当坏老师，出馊主意帮助败坏江山。这位帝师把爵位俸禄看得很重，为了保住华富贵，他曲意逢迎二世胡亥，帮助他强化君权。

    在上奏胡亥的奏章里，他像一个投机商人，不考虑顾客的要求是否正确、合情合理便卖给他们东西一样。在奏章里，他把胡亥不合法的想法巧妙而冠冕堂皇地合法化了，而且他还为这个昏君学生的恣欲纵情进行辩护，不仅无罪，而且还合理合法、完全正确、英明无比。

    奏折上奏之后，二世看了非常高兴。李斯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巧舌如簧，看似合情合理、理直气壮，但实际却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虎作伥、纵虎为患的一派胡言。他努力地讨好胡亥，于是二世更加严厉地实行督责，认为向百姓收税越多越是贤明的官吏。因为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善于督责了。”于是，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成了犯人，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刚杀死的尸体，而且杀人越多的刽子手越是忠臣，因为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实行督责了。”

    通过太傅赵高一步步地引诱，把胡亥带入了罪恶的深渊，加上李斯冠冕堂皇的说教，把胡亥不合理的行为合法化，秦王朝也就葬送到了胡亥手中。可见，帝师的品德对一个王朝的重要了。

    中国皇室教育启示4：重视传统文化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

    中国历代皇帝都对皇子的教育十分重视，从皇子入学到侍讲侍读的设置，从皇子的课堂到少年皇帝的必读教材，无不体现着皇室对皇子教育的良苦用心。皇家对皇太子的精英教育模式，值得现代家长借鉴。

    1.让孩子接受正统的文化教育

    历代太子在六七岁时都要开始读书学习，接受正统文化的熏陶。宫中设立专门负责教授太子的老师，组成太子官署——东宫官署。负责皇太子和皇室子孙的礼、乐、文化教育，使太子的教育做到入则有保，出则有师。确保能够把皇太子教育成“一代天骄”。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看，少年时代是一个人的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让孩子从小就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对培养孩子良好的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2.选择端良厚重、老成识体的人作为老师

    帝王在皇子老师的选择上非常严格，只有那些端良厚重、老成识体的正人君子，和那些学问渊博、融会贯通的博学鸿儒才能担当帝王之师的大任。这些帝王之师不仅仅担任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在一定意义上还帮助皇子治理国家。从生活现实来看，从孩子入学开始，他们与老师在一起的时间就会逐渐多于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老师的崇拜情结，使老师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选择老师时，不仅要看重老师的学识，更要注重老师的品行。

    3.要忍受学习过程的枯燥和清苦

    在清朝，上书房读书生活，是清代每一位皇子必经的求学岁月。皇子们在上书房接受德智体各方面的教育，为以后走上帝王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朝的皇帝虽然在能力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在品行上都很端正，也做到了人尽其才，这与他们的所经历的上书房生活是分不开的。学习过程必然是清苦的，这对家长宠爱孩子的心理是抵触的，而有志于培养孩子的家长，要能够忍心让孩子接受清苦的教育。

    4.重视传统文化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

    每一个朝代都有每一个朝代的太子读书计划，而历代皇子读书计划，“四书五经”和“史书”是每一个朝代皇子的必读教材。历代皇室之所以把这些书作为太子读书的主要内容，是因为这些书中积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精髓。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教育书目中的有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但其中的大部分仍然符合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依然是支撑中国包括东亚文化圈的基石，所以，在孩子的学习中，要充分重视知识结构中传统文化的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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