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入学，国之大事

    历代皇子的入学是非常严肃的国家大事。据史书记载：皇子入学首先要挑选吉时。清光绪帝入学时，皇室根据钦天监观天象、查历书，确定二月二十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入学典礼。二月二十一日那天上午，养心殿东暖阁中，香烟缭绕，气氛肃穆。光绪帝先祭告天地，拜谒孔子；然后翁同龢、夏同善等弯腰进宫，先行拜见皇帝的跪拜大礼。礼毕，皇帝从御座上站起来，走到翁、夏等人面前，向他们作揖打躬，这是拜师傅。

    仪式完毕后，光绪帝来到一张小桌子前坐下，桌上放着文房四宝。

    然后翁同龢上前，提起御笔，饱蘸浓墨，写下八个大字：

    天下太平    光明正大

    然后翁师傅准备好描红本教光绪帝“描红”。光绪按照事先的吩咐取笔、墨和纸张，五岁的皇帝抓起笔来，红润的小手颤颤抖抖，好不容易才歪歪斜斜地描下了第一笔。翁师傅走到皇帝身后，手把着手描完了“天下太平”四个字。

    之后，翁同龢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下“帝德”二字，清廷议政王奕、光绪帝的伯父接过笔，紧贴着“德”字写下“如天”二字。翁师傅指着这四个字，教皇上朗读“帝、德、如、天”，皇上随着师傅的调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重复多次。

    翁师傅又将一本叫《帝鉴图》的画册放在皇上面前。这部画册，画的全是尧、舜、禹以及历代帝王的肖像。翁师傅又一页一页地翻着帝王的肖像，逐一讲述帝王治国的故事。光绪兴趣盎然地盯着这些画像，专心致志地听师傅解说。这就是皇帝接受的第一课。

    接下来是体育和满文课，师傅们领着光绪来到毓庆宫，按照满族旧习，依次学习拉弓、射箭、蒙古语、满文字头。当时军事上已使用火药武器，御批奏章已用汉文，但光绪帝仍然学习弯弓搭箭，诵读蒙语满文，这是为了使皇帝“不忘祖宗法度”、“不改祖宗章程”。

    皇子入学拜师的礼仪，唐代行束脩之礼，表示对老师的尊重。

    在唐代，皇子入学注册后，就行拜师礼。根据《通典》和《唐会要》记载：学校择日举行仪式，学生行礼，再三拜请为弟子，得博士应允后，将束脩献于博士，以示尊师重道。等级不同的学校对束脩多少有所不同，国子学、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其他诸学均绢一匹，同时皆有肉脯。皇子入学，同样要行束脩之礼，其意义不在经济上，而主要是通过这种仪式表达对老师的尊重。

    仅仅通过中国历史上皇子入学的两个片段，就足以反映出皇家对皇子入学的重视。

    侍讲与侍读

    侍讲侍读和经筵进讲，是中国古代君主教育的重要方式，就是由廷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

    侍讲从西汉时已经开始，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字。据史料记载，汉昭帝八岁即位，因为他当时年幼，辅政大臣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禁中授于御前。及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阁，这是侍讲经筵制的开始。

    从东汉开始有了侍讲的说法，侍讲本来指朝臣入授太子，并非官名。光武帝立阴之后子为皇太子（明帝），并未仿西汉置保傅设官僚，而是改由朝中儒臣负责教授太子。

    唐开元十三年（725）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与侍读直学士，讨论文史，整理经籍，备皇帝顾问。

    到了宋朝，设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宋咸平二年（999）置翰林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后又置侍读、侍讲，天章阁亦有侍讲，皆以他官中之文学之士兼充，掌读经史，释疑义，备顾问应对。宋神宗后，太子官亦有侍读、侍讲。

    真宗朝又有了崇政殿说书的制经筵，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直到英宗时候，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清朝仍旧以经筵日讲作为帝王教育的方式。清顺治九年（1652）后始以大学士知经筵事，以尚书、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卿、学士侍班、翰林等二人侍讲。经筵设御桌、讲官案。清代皇帝在文华殿行经筵仪，先讲《四书》、《五经》，然后由皇帝宣示满、汉文御论，各官听讲。事毕，由各官行礼，于文渊阁赐茶。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康熙帝一方面自己用心读书，一方面继承历代传统，开设“经筵”，即由当时的博学硕儒给他系统讲授经史。并把“经筵”作为一项典制而明确规定下来。康熙十年（1671），在保和殿隆重举行“经筵礼”，即举行“开学典礼”，告祭先师孔子。

    自此，每年分春秋两季举行，在规定学期之内，皇帝要按规定“上学”读书。讲课的老师，名为“经筵讲官”，简称“讲官”。开始时，康熙帝在弘德殿听课，每隔一天，一早进讲一次。自康熙十二年二月，改为每天讲读一次，以后天天如此。康熙帝一天也不肯耽误，始终认真听讲。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康熙帝每天还要到乾清门听政，处理政务后，即到懋勤殿听课。为进讲方便，又设一南书房，命各讲官分别轮流入值。南书房就成了皇帝专门读书、日讲官传授文化的专门场所。南书房为内廷机构，在此任职的官员，还负责给皇帝起草谕旨，或者咨询。他们向皇帝进讲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兼及其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讲解，让帝王掌握治国之术，有效进行国家管理。

    张居正为幼年皇帝订立的读书计划

    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老师，他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看到明穆宗生活越来越荒淫无度、身心萎靡，认为这与皇帝接受的教育有关，所以他多次向穆宗皇帝建议皇太子应出阁讲学，但是穆宗皇帝以太子年幼恐劳身心为由拒绝了他的建议。张居正劝告明穆宗对太子的教育要尽早。他认为皇帝的儿子也和庶民百姓的儿子一样，在智力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先天素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要使皇太子成为贤明道德的君主，就要及早对他实施教育，而且还要讲求高质量，要施予高于百姓儿童之上的特殊教育。在他的极力争取下，8岁的皇太子终于成为张居正的学生。开始进入正规教学阶段，一年半后，皇太子的学习进步很快，不仅识得许多的文字，而且知道了不少的国家大事。

    不久，10岁的皇太子因父去世而接班当了皇帝，这就使张居正的教育有了更特殊意义。由于隆庆间的权臣倾轧，内阁里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支撑局面，因此张居正就订立周密计划继续神宗小皇帝的教育。张居正拟定教学计划以日讲为主，以经筵为辅，日讲即每日给皇帝上课，这是十分严格的教学，与正规官学教学一样，有讲读、背诵、练习、复习、问答、检查等具体规定与要求。经筵则是一种典礼隆重的教学形式。有春讲和秋讲的规定，均在每月逢二的日子举行。日讲和经筵是明初确立下来的专为皇帝讲学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张居正就借助这种形式组织了十年的神宗教学。

    张居正为神宗皇帝拟定的课程表如下：

    1.伏睹皇上在东宫侍读，《大学》至传之五章，《尚书》至《尧典》之终篇。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各退。

    2.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咨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3.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4.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5.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6.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7.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8.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张居正拟订的皇子教学计划很有特色。首先，它对学习次序和各阶段的学习任务有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注意课间休息，每一阶段的时间都不太长，较为适合儿童学习意志不易持久的特点。

    其次，把读书进学与政事处理密切结合起来，在学习过程中突出以学为主，兼习政事，学习为政，以政辅学。

    再次，课后布置自学任务，如温习所讲课业，背诵所讲内容，预新课、习字等。随着神宗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张居正不断地修改教学计划，注意教材内容的系统性和教学目的的一致性。如学习经史的同时，紧密联系现实国家政治事务的处理，有意培养皇帝的执政能力。

    张居正的教育可以说成果显著，万历皇帝在位期间，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少年皇帝必读教材

    自孔子著《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传世以后，史学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历代王朝将历史列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从皇帝到王公大臣都把前朝的历史典籍作为必读书。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是明清两代皇帝的重要教材。《资治通鉴》在史料选择方面以政治史为主，是编年体史书，而且以皇帝的年号作为编年体的标准，这本书所记事件以帝王为中心，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这部书对于少年皇帝有着很大的励志作用，类如，英明神武的君主、万古流芳的贤臣，书中就详细记载他们的善政美事；昏君庸主、贼臣奸佞的丑事、恶行则尽力揭发；而那些相对平庸的时代和人物不予收入或者一笔带过。这样必然形成强烈的对比，警戒的效果也突出许多。

    这部书主要围绕治国平天下的主题，致力于探讨社会治乱的原因，“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书中大量揭露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帝王利用权力为非作歹的负面例子。总的来说，这部书还是从北宋的现实政治出发，对史事有针对性地发表评说，根据时下的情况来总结经验教训，希望北宋朝廷实行开明政治，使国家能摆脱内外交迫的困境。

    《资治通鉴》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部书被世人评价很高：“做君主的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想治理好国家也不知道如何去做；做臣子的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他对君主不能尽忠，对黎明百姓不能尽责；普通人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则做事找不到规律，更不可能传世。”可见这本书在中国传统时代地位和作用之巨大，也难怪这部大部头著作能够作为明清两代皇帝的重要教材。

    历代皇帝也都喜欢读史，通过读史从历史记录的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皇太极从小就酷爱读史。历代所修正史，他都涉猎。如《汉书》、《隋书》、《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资治通鉴》等，凡是他感兴趣或以为有用的部分，他都认真研读。他尤其喜读《三国演义》，把此书当做一部奥妙的兵书来读，凡打仗，必仿效该书中的军事战法，而且总是取得胜利。《三国演义》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一部《三国志传》，皇太极也读了。他从这部书中，学习“治国”之道，学习用兵如神。读后，他还召集臣属谈自己的读史体会。天聪九年(1635)正月二十日，他向文官大臣发表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历代汉文史书，其中大多巧于掩饰、避讳，全都阅读，没什么必要。只需选择《辽史》、《宋史》、《金史》、《元史》四部史书中有关治国用人的内容，例如勤政治国而使国家繁荣昌盛、倒行逆施而使国家衰败，以及用兵行军方略、佐理国政的忠良之臣、乱国乱政的奸恶之人的有关记述，辑录出来翻译成满文，汇编成书，以备学习与阅读。并且规定这是每一位皇帝的必读书目。

    中国皇室教育启示5：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

    历代皇室不仅在皇子教育机构的设置上煞费苦心，而在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课堂的设置更是精益求精。值得现代人借鉴。

    1.对教育的诚敬之心

    历代的皇室都把皇子的教育作为国家大事来看待，这在皇子的入学仪式中就能体现出来。皇子入学时挑吉时，皇子入学典礼日期的选定需要观天象、查历书，礼节繁琐。现代父母送孩子入学自然不必如此讲究，但“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如果在教育的问题上没有一个诚敬的态度，是很难达到好的教育效果的。

    2.注重学习的计划性

    张居正给太子拟订的教学计划很有特色。首先，它对太子学习次序和各阶段的学习任务作了严格的规定，其次把读书进学与政事锻炼密切结合起来，在学习过程中突出以学为主，兼习政事，学习为政，以政辅学。学习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既不能操之过急，也要有周密的计划，现代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往往贪多或过急，而计划性明显不强，使学习要么超过了孩子的接受能力，要么不符合孩子的实际。所以，皇室教育中的计划性原则尤其值得现代家长借鉴。

    3.重视文史知识的学习

    侍讲侍读和经筵进讲，是中国古代君主教育的重要方式，由廷臣如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历代的王朝将历史列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明清时候，《资治通鉴》也成了皇子的必读教材。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可以从古人的得失中获得经验教训，做到以史为鉴。现代教育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对文史知识的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孩子们健康人格的形成和知识的全面发展。借鉴皇室教育的经验，我们应该加强对孩子文史知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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