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随州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本人也受到很多的启发。我想就两方面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一是咱们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和敬意，我们从这个非常隆重地、非常热情地吸引了两岸，除中国台湾以外，还有香港、澳门，还有海外朋友对炎帝神农的敬拜当中，我们好像可以知道，了解一点中华文化的深层意义、中国传统的DNA。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明天有机会我可能还要谈到。都说中华文化好，非常传奇、非常了不起、博大精深，那这种博大精深和中华文化的特点究竟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固定的定论，可是我们从对祖先的那种敬意、对祖先的那种重视、对祖先的那种崇拜当中，好像多多少少能够尝出一点中华文化的滋味。它是一个古道热肠的文化，它是一个尊敬已有的文化成果的文化，它是一个寻根溯源、慎终追远、凝聚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民族的文化。这一点，欧洲的一些学者，以法国的伏尔泰为代表，早就看出了中华文化这方面的特点，而且这里面有一种我们称之为“敬”的精神。
为什么说它是“古道热肠”呢？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认为人类是一个直线进化的过程，我们有信而好古的这一面，我们相信有些非常伟大的发现，是值得珍视的，但有些学派有的观点，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肯定几乎是到神农氏为止，他们对黄帝有很多批评，但是认为神农很好，认为炎帝非常好。当然，那个时候炎帝是不是神农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庄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神农时代，耕而食，织而衣，人与人之间没有互相加害之心。什么叫没有加害之心？就是它还没有产生一种竞争，但是到了黄帝的时候就不同了。黄帝是靠胜利，是靠战争的胜利。当然这些在这里就不想多谈了。中国文化是很有弹性的，中国文化是不是保守的、永远向后看的文化呢？当然也不是，因为《易经》上也讲“自强不息”，在《庄子》里头也讲“与时俱化”，在《尚书》里头讲“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所以它是进取的、往前走的，但在往前走的、进取的过程中，它时常回头一望，望了以后产生很大的敬意。从这种敬意里头呢，它还包含着一种对前人对祖先的尊重，深刻地认识前人是在更艰难的情况下来创造着中华文明的，使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些人、人类的这一部分能够得到生活的可能、能够得到生存的可能。
神农氏给人的印象如此之深，并不是偶然的，表达了我们对农耕文化的尊重和珍视。炎帝神农开始了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采集时代、狩猎时代进入到农耕时代。这当然对中国人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文化其中有一个基因就是重视农耕文明，甚至说是重农主义。至今重农主义的问题、重农主义的思想仍然在我们脑海里。我们都知道要爱惜粮食，我们都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中共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说明这样一种重视农耕的思想仍然存在。这当然也是由于我们的人口众多，农业问题、粮食问题永远不可掉以轻心。
这种敬祖、拜祖给后人一种责任，就是不要做不肖子孙，要对得起我们的祖先，我们应该想到创业维艰，祖先当初是多么不容易。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耕作的经验、技术、工具，土地也没有像后来那么用着方便、肥沃，所以它给后人一种责任。
有一个场面是我始终难忘的，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上海著名导演谢晋先生拍摄的一部电影《鸦片战争》，这部电影的结尾是由于香港那个时候让英国代管，道光皇帝带着他全部的子孙，其中有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在地上爬的子孙，在一个大风大雨之夜，给清朝的祖宗牌位磕头、行礼、痛哭，说对不起列祖列宗，丢失了中国的土地，败给了西方列强。那个场面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如果没有中国的这种敬祖文化，也不可能有那样一种场面。这种东西产生极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也是其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所难以想象的。
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敬念还有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在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我们有一些爱国者对中国这样一种局面非常着急，而且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出了很大的问题，恨不得从头再造，这种爱国的心情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又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竞争、没有任何限制的技术使用，在带来了生产力空前发展、科技空前发展的同时，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农耕文化中最珍贵的东西，在农耕文明中本来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在我们向远古的祖先进行祭奠时，提醒我们要争取我们所没有的一切，像先进的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生产力、更高的民生水平、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等等。除了要争取我们所没有的这些东西以外，我们也还要保护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东西、曾经有过的一些东西、值得我们永远珍视的一些东西。
当然炎帝的事迹还不仅仅是中医药。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而且一天遇到多种毒药多种有毒的植物，然后加以分析、加以区别，该去除的加以去除，该控制的加以控制，这样的故事也是可爱极了。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中国人认为，权力不仅仅是管理，而是还包含着极大的教化、发明和学问道德上的优势。就是权力必须具备学问的优势，权力必须具备教化的功能，权力必须具备道德上的优势、榜样的力量。概括地说，中国人认为权力必须文化化。这个在别的国家里头，我们很少听到有哪个欧洲的皇帝或者大政治家，他本身会教给大家种地、怎么收粮食，教给大家哪些草可以治病，哪些草不能治病，吃了以后会毒死你，这样的故事非常少。这里头说明中国对权力既有一种崇拜，又有一种理想化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权力提出了几乎难以达到的要求。所以在中国要做一个合格的掌权者何其难也，非常不容易。
炎帝还有一个成就，更出乎我们的意料。在炎帝时期，制造了音乐和乐器，是中国的音乐之父。而且中国对音乐讲究天地之和，乐即是天地之和，《礼记》上是这么记载的，关于炎帝神农的故事也是这么记载的。一个哲学化的音乐理论模式，就在音乐当中寻找和谐，在音乐当中寻找平和，在音乐当中寻找快乐，在音乐当中消除乖戾、残忍这些不应有的恶劣的东西。这个并没有很详细的分析，比如古代哪种音乐怎么样变成了天地之和，可是这样一个很大的论断，奏一个曲子、唱一首歌，更不要说它是一个很大的大型音乐了，它有一种魅力，它有一种吸引力，它有一种让人心向往之的魅力，就是它不仅仅是艺术，而这种艺术是帝王的文化化、是权力的文化化。当然，像伏尔泰早就指出，中华文明中的祖先崇拜含有很强的宗教性，他讲到当时有些欧洲人轻视、或者带着不友好的感觉来描写，说中国人是不信神的人。而伏尔泰说尊重祖先这本身已经包含着关于精神的信念，先人死后的灵可以保佑子孙。这是中国式的宗教、中国式的对形而上的力量的敬畏。
我再讲一句话，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在三皇五帝的记载里头，你很难称之为完全是信史，它里面有太多的传说因素、故事因素、文学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都非常美丽。就是关于神农是怎么样神起农来的，这说法都很有意思。有的说是“天雨粟”即天上下粟米，神农把这个粟种到土里面，然后长成粮食。还有的说有一种什么神鸟叼来了谷种。这样一些故事都是非常动人的，当然这样一些故事是传说故事，而传说故事属于文学的范畴。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所以在信史、在文物不能够完全独立拿出证据的时候，还好我们还有文学，我们还有传说，有夹杂着想象、夹杂着梦幻，但是也夹杂着古远的一代又一代口头传下来的记忆文学。这些文学也构成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我们中国很多人认识历史靠的是文学，而不是靠历史。当然历史最重要，我这不是贬低历史。现在我们知道三国的故事都是由于《三国演义》，没有几个人是靠认真地去读《三国志》才明白的。以至于当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遗憾，我们会认为事实不符合文学是一种遗憾。比如说我们读《三国演义》，尤其是看三国戏，看到周瑜很年轻，诸葛亮年纪非常大，但正史告诉我们周瑜比诸葛亮年岁还要大，遇到这个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正史，而更愿意接受文学记忆，愿意接受演义。我们知道东周列国那个时候是读演义，并不是认真地读《春秋》、读《战国策》。所以有了文学也好，文学比较模糊地、带有几分夸张地，但又是非常美丽地把我们的民族、我们祖先的记忆传下来。所以尤其是对于像炎帝神农，我们拿他当故事看。即使是当故事看，我们仍然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怀念，充满了当今的作为子孙的责任。
我还听到一个说法，但是到现在没找到任何书面的证据。什么说法呢？就是我们经常谈“炎黄子孙”，这个“炎”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炎”包含了中华民族里边的大量的各种少数民族。“黄”好像更概括一点，“炎”包含着各种少数民族。这个我还没找到学理的证据，也没找到正式的资料，我在这里提出来是为了请教大家，请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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