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耿湾-水瑛和她的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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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瑛回娘家探望当校长的父亲,她从父亲的学校拿教学工具,包括布黑板、粉笔、本子和铅笔,还有用于刻写的蜡纸。水瑛的教材有小学一至三年级的旧课本,也有自己编印的辅导材料。水瑛在煤油灯下刻写蜡纸,有时候刻不完,便叫花枝帮她刻。花枝的字写得工整漂亮,她刻写的蜡纸无人能比。她们在夜晚把材料刻好后,白天再拿到小学校油印出来。水瑛经常请花枝做此类的事,久而久之,花枝成为她的助教。水瑛有事无法开课,她也请花枝帮她上。花枝上了几回课,听上去还像模像样的。她虽然年纪尚轻,但站在台子上庄严肃穆,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从而获得学员们的尊重。她们把水瑛叫作大老师,把花枝叫作小老师。水瑛的女儿嘲笑花枝说:“你当老师了,跟我妈一个级别,那我们可以叫你小妈妈吗?”

    花枝说:“你再贫嘴,我割你舌头。”

    亚洲吐了吐舌头说,“你来割呀,小妈妈!”

    亚洲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她月经初潮的那一天,正在地里跟母亲收割麦子。夜校老师看着女儿脚踝上有血迹,停下手中的刀子嗔怪道:“干活小心点,看你把脚踝都割破了。”亚洲弯下身子卷起裤子,可是那血丝是从大腿上流下来的。亚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哇啊”一声哭了起来。水瑛紧紧地抱住女儿,她给女儿上了一节女性卫生课,交代亚洲当月事来的时候,她应当如何去对付。那年夏天,花朵投水事件之后,夜校老师狠一狠心,突然停止了最大女儿的学业。她对亚洲说:“女儿家识字就好,家里孩子多,我种地又教书,实在没有法子呀!”

    亚洲与母亲抗争了几日,方法是采取一种消极抵抗。亚洲始终保持沉默,像个木头人,既不说话也不发脾气,弄得水瑛没了辙。水瑛要男人拿主意,二郎看了看女儿,用一句话就断了她读书的念头。二郎说:“你是老大,你如果想再读,那欧洲不能读了!”欧洲比亚洲小两岁,她拉着姐姐的手说:“姐姐,你读我不读,我来照看妹妹们。”亚洲看了看欧洲,突然掩脸跑出家门。她跑到水南婆婆家住,陪伴花枝度过那段痛苦时光。她们在月夜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听窗外的蟋蟀鸣叫着。“我不能再读书,我恨死了!”花枝说:“你妈还想生孩子,她是顾不到你们呀。”亚洲说:“有时候,我……我真想死,像你姐姐那样死了!”花枝把她抱得更紧,她的泪水滴在亚洲的头发上:“我也想呀,不知想了多少回了。昨晚我梦见姐姐了,她全身湿漉漉的,坐在水塘边的石头上唱歌呢!”亚洲说:“你姐姐唱歌真好听,如果她还活着,我真想跟她学唱歌呢。”花枝说:“咱们可去找她,她可疼我呢,她一定会教咱们的。”亚洲沉吟一下说:“我不去,我害怕呢。”花枝从床上坐起来,她理了理鬓发,对亚洲说:“你不去我去,一个人去好了,我找姐姐去。”当时正是深夜,亚洲看着花枝走出门口消失在黑暗之中。她害怕极了,大声地哭起来。哭泣声惊醒了水南婆婆。老人家跌跌撞撞冲在水塘边,操起木杖对着湖水使劲地打,湖水溅湿了水边的花枝。月光笼罩在湖水的上面,湖面上雾茫茫一片。花枝转身走了回去,一声不响地又睡下去。水南婆婆把房门反锁上,才上自己的房间睡觉。当亚洲抹着泪水依偎在花枝怀抱里,她听到花枝散发着香气的胸口,有水流漫过冰冷的湖坡,直淹到她们住的地方。

    水瑛的四个女儿,像她手中的粉笔一样洁白修长。她们在村庄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最大的亚洲后脑束着一条马尾,走起路一甩一甩的;老二欧洲梳着两管羊角辫子,笑起来一脸的孩子气;老三非洲好像应了她的名字,个儿瘦而黑,却有一口白玉般的美牙。她的头发被编成小小的三束,光溜溜的让人喜爱;最小的美洲才六岁,整天擤着两串鼻涕,眼睛有一半时间是湿的,她的头上竟然有四条细细的龙须儿,每条根部都绑着一根红丝线,看上去像刺绣的花纹一样。夜校老师每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书,三分之一的时间打扮她这几个宝贝女儿。有时实在太忙,她用连环梳头法实现她的愿望:她只梳理美洲的四条龙须儿,让亚洲来梳理欧洲的,让欧洲来梳理非洲的,亚洲自己梳理自己的头发。这样省去四分之三的时间。村里人说,水瑛这般喜爱女儿,第五个一定是女儿了。可等来等去,水瑛的肚子还是没有挺起来。水瑛说,这肚子呀,生男生女它还没有个决断,只好让它先空着……

    小美洲的第一颗门牙松动,刚好是非洲最后一颗乳牙的脱落期。一大早,水瑛包了六个鸡蛋拉着孩子到了水南婆婆家。水南婆婆正在取井水漂白粿,她利用太阳折射在桶里的水光查看非洲的牙齿。“这孩子好牙呀,将来不笑还罢,一笑惊人呢!”水瑛说:“这颗乳牙晃动了好些日子,我担心再不拔会长重牙的。”水南婆婆伸出食指探了探牙齿,进去取出针线盒子。她戴上了老花镜,抽出一根白线,在一端打了一个套结,便端起非洲的下巴张口往里套。非洲看见脸长在镜片里,惊讶地发出叫声。水南婆婆扶住她的下巴说:“你看哪,屋脊上老猫背着小猫呢!”非洲张眼看去,恍然间牙齿便没了。水瑛说:“先含着血别吐出来,憋紧你的嘴,待会儿再用盐水漱。”水南婆婆拉着非洲站在屋檐下,举行一个丢牙仪式:“把脚站齐整,我数一二三,你就往屋顶上丢。”非洲摸摸那颗牙齿,狠命往屋顶丢上去。早晨的阳光晃眼花呢,非洲看到光线儿在空中飘。她感觉一团红太阳被她含在了嘴里,她低头把血水一口啐了出去。

    “姐姐,我没有看到你丢的牙齿。”

    小美洲的嘴吮着一根草茎,在回家路上提出疑问。非洲伸出小手掌给她看,美洲惊讶地抬起头说:“你真没有丢掉呀?”非洲说:“这是最后一颗牙齿,我要留着它呢。”美洲说:“你留一颗老牙做什么?”非洲说:“这是我嘴里掉出来的,我要留着它做纪念呗!”美洲看了看走在前的妈妈:“你可别让妈知道了。”非洲说:“知道又怎么样,我的东西我自己做主。”小美洲说:“你没有照她说的做,妈知道会打死你。”非洲抬腿踢飞一块石子,大声地对妹妹说:“妈才不管咱们,她整天想的全是生弟弟!”

    那时候水瑛怀孕四月了,她的腰变粗了,从背后看已经是一位准孕妇了。水瑛的妊娠反应异常严重,先是接二连三地呕吐,接着嘴巴感觉寡淡得飞出鸟来。水瑛一天能吃半碗腌酸菜,却对什么食物都提不起兴趣。“这样下去不行呀,会饿了肚里的小子,你当为他把饭咽下去。”二郎下水塘摸螃蟹,到海边买海鲜,变着法子伺候妊娠的女人。女人看着男人说:“如果我生不出男孩儿,你的心意白花了。”男人说:“我有信心,你怎么能没有信心呢?你就为我争这口气!”女人叹口气说:“生孩子能像捏土人多好,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男人说:“这回怎么捏,也要捏一个有柄的。”

    水瑛挺着大肚子当老师,扫盲班的学员越变越多,夜晚成了女人们的聚会场所。好多婆娘上课时,顺手把孩子也拉上,这班办起来乱纷纷的。读书声、孩子的叫声和母亲的骂声此起彼落,吵得水瑛上不了课。水瑛说:“这里到底是夜校还是托儿所?你们能不能把孩子留在家里?”妇女们嘻嘻地笑着说:“老师呀,是你先破了规矩,你看你带着孩子教书,我们不能带着孩子读书呀?”水瑛抚摩着肚子说:“再过两个月,我就要生产了,你们这么不珍惜学习时间,到时候谁来教你们呢?”

    女人们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们停下课业,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她们突然发现生活中不能没有这个夜校,更不能没有水瑛老师。童养媳贝贝和琦琦当场哭起来。夜校教她们识字,更给她们一种自由快乐的时光。水瑛老师的每节课,都充满着朴素的温暖,这种温暖在的时候还不觉得,这种温暖如果不在了,她们就有孤独和悲伤。水瑛的所有课程都是根据需要自行设置的,她不但教语文和算术,还教历史和地理。她教她们的时候不是分开教的,而是合在一起穿插着教:一堂课从语文开始说到历史,从历史的纪事年代运用到数学,最后在两张地图上结束。童养媳贝贝有无限的想象力,她对历史的纪年感兴趣,她听水瑛解说公元前和公元后,对时间的设置产生了一种怀疑:时间在一条道上走,会不会绕了一圈又走回来呢?水瑛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不过是一滴水而已,你想那么远做什么?贝贝说,公元前和公元后,不都是时间转来转去转出来的吗?你说我们跟公元前的人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活着的他们早已活过了。婴儿皱着一张老头脸,活到老的人性子像孩子一样,时间绕了一圈又走回来,我们活着等于没有活过呀!

    有一天,水瑛从小学弄来一个地球仪,她转着花花绿绿的地球仪对学员们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呀,地球是圆的,每天它从东往西自转,每年它还围绕着太阳公转,春播秋收,夏旱冬寒,我们都是这么转过来的。学员们被老师无限拓展的时空概念弄得头都大了。她们怯生生地围着地球仪,伸出手摸着说,“你说我们的村庄也在这个地球上面,那我们为什么不会从上面掉下去呢?”“你看哪,它还倾斜着,多危险呐!”“老师,你骗我们是吧?这大地怎么看都是平的,连海平面也一望无边,地球怎么会是圆的呢?”水瑛被她的可爱学员弄得大声地笑起来,她说地球好大好大呢,上面还有七大洲四大洋,一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几千、几万个我们这样的村庄呀!

    “那他们的村庄也跟我们的村庄一样吗?他们也种地养牲畜生孩子养孩子吗?”

    水瑛不知道跟这些女人说什么。她是村庄最有文化的女性,也是除了水南婆婆外,村庄里最有见识的女性。她创办夜校扫盲班,最初动机其实十分简单,她只想让这些连钞票都不识的女人认得几个字,看得懂最简单的东西。可教到后来,她越教越上了心。每当她站在讲台上,她就有一种从事启蒙教育的自豪感。这些女人在她眼中像地里的旱作,多么需要水分的滋润呀。她们生长在村庄,在村庄生儿育女,最后老死在村庄,一辈子没有走出村庄一步。她们对于外面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对于抽象的东西理解力又差。她不可能教她们太多,可她又无法不把知道的东西教给她们。这种两难的处境决定了她的教学方法。她向水南婆婆多次请教有关教学安排,水南婆婆说,她们都是你的姐妹,你不但要教她们认字懂文化,还要教她们明理有信心。水瑛因此尽心善待她的学员,在她体贴入微的教育下,女人们会写各自的名字,同时也认识了村庄的事物——通过文字的认识和话语的转换,使动植物有了名称,使每种现象有了比喻,并赋予它们应有的生命。“这是一件多好的好事呀,它带给我的喜悦如同看着沙地上长出种芽一样。”水瑛在心底里感慨万千,她身为女人最能体会女人的苦衷。她多次对学员说:“我教你们说普通话,就是要让你们走出去,走到一片开阔地带!如果你们只说方言,那就只能停留在村庄里。如果掌握了普通话,就会走得更远看得更多!”

    许多个晚上,水瑛停止了授课,她在桌子上摆上一台收音机,把音量调到合适的高度,让声音不停地传播着。“这是标准的普通话,它是由北京人说的,不像我教你们的读音,还有一股子地瓜腔呀!”女人们说:“我们喜欢听北京人说话,可我们也喜欢你的地瓜腔!”水瑛说:“这算什么话?我听人家说话,这心里都感动得直掉眼泪!我们跟北京人比,简直就是土拨鼠!”女人们齐声唱道:“我们是土拨鼠!我们是土拨鼠!”“我们爱土拨鼠!土拨鼠也爱我们呀!”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水瑛迎来了教学以来最特殊的一堂课。天刚擦黑,学员们便齐齐整整坐在教室里。她们穿上只有节日才穿的衣服,每个人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脸面上一副庄严的神情。水瑛站在讲台上,她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一点也听不出她内心的激动。她把目光巡视着她的学生,最后落在靠墙一排的旁听者身上。他们是队长、工作组组长、乡干部小谢和县教育局下来的两位同志,他们带着赞许的神情认真地听着她的课。水瑛先教学员们朗读那首古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诵读三遍后,水瑛问:“谁来说说读这首诗的体会?”教室里一片寂静,原来预先安排答题的贝贝,这时候临时怯了场。她勾着头埋在臂弯里,一双眼睛老鼠似的与老师对瞪着。水瑛又提高点声音问:“谁来回答老师的提问呢?”水瑛微笑着说:“没有关系呀,你们把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就行了。”这时,大乳房穗儿突然站了起来:“老师,这四句话就是写给咱乡下人看的,意思像光头上的虱子,有什么好说的!”学员们全笑了起来。水瑛也笑着说:“古诗就是好懂好记,平中见奇,回味无穷,说出人想说又说不出的意思。你们说是不是呀?”水瑛又出了几道算术题,让学员们上黑板做笔答。最后水瑛朗读了一段课本默写,她把她们的纸张收上来,交给县上下来的同志手上。

    “我的学生就是这个水平,你们看吧!”

    教育局的人看着卷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目光停在水瑛身上。“这些女人都是你教的?”水瑛笑说不是我教的,还能是谁教的,你们又没有派人来。“她们识字,会算术,听得懂普通话,还会朗读古诗?”水瑛说:“你们不是都看到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再问的时候,水瑛忍不住想坐下来。她抚摩着突出的肚子说:“我可以坐下来吗,我这腰腿酸胀得厉害呀!”

    水瑛说着就坐了下来。那是一张旧竹椅,它承载不了水瑛的身体重量,发出“咔咔咔”的声响,突然把她给放倒了。水瑛滑坐在地上,感觉身体又沉又重,笨重的身体发出了疼痛。她痛苦地叫了起来。女人们发出了呼声全围了过来。她们在老师的身边站成一道人墙。水瑛不停地呻吟着,男人们被挡在人墙外。水瑛大声叫喊的时候,男人们被请出了教室。

    澳洲落地的叫声传得好远呀!

    队长陪上级客人走出村口,澳洲的哭声还在他们的耳畔响着。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队长拿着报纸到二郎家,二郎光着身子在院子里劈柴,斧头砍在树桩上发出“叮当”的声响,柴片像子弹一样闪射。队长进来时,二郎不理他,他一斧子下去,有一枚射中队长,在额头上起了疙瘩。队长放下报纸,一声不响捂着疙瘩走了。

    队长走后,玉珠和穗儿等女人进了院子。她们提了东西来看望老师,发现了那张报纸,看到写有老师名字的标题下的文章,发出了惊喜的叫声。她们冲进房间大声嚷嚷道:“老师,你的名字上了报纸,这下我们要出名啦!村庄要出名啦!”水瑛头上绑着白巾,一双眼睛红肿着,她支撑着身体接过报纸,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在她们的怂恿下,水瑛把报纸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她的声音好几次被学员们打断了——

    “写得真好,这些破烂事儿,写成文章还真好听!”

    “老师,再念一遍,听一次不过瘾呢!”

    水瑛再念了一遍报纸。澳洲发出了哭声,哭声像小猫似的。水瑛放下报纸抱起孩子。“这孩子命苦,她爸自从生后一声不吭,说要把孩子送人呢。”水瑛抹着眼睛说:“几天来他只会说这一句话:送人!送人!可孩子好像听懂似的,他爸一说,她便哭了。”穗儿接过孩子抱起来逗着,嘴里喃喃说道:“臭丫头呀——送人啦!”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们惊讶地你瞪我、我瞪你,突然发出“咯咯”的笑声。她们反复试了两次,两次都弄出孩子的哭声。她们改口说:“不送啦,不送啦,宝贝的孩子尖尖肉呢!”孩子就止了哭声笑着。水瑛说:“你们看,这样的孩子叫我怎么送人呢?”

    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二郎突然失踪了。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去哪里。水瑛的四个女儿分别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找了一天,傍晚回到家中报告了相同的结果。水瑛挣扎着从床上爬下来,她端着一方镜子,坐在家门口,坐月子以来的第一次梳理。她在镜子里看到一张脸,她朝那张脸笑了一下,放下镜子去灶房生火。“你们怎么没有用连环梳头法梳头呢?还是不是妈妈的女儿!”水瑛拉着风箱发出威严的声音。四个女儿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列坐在屋檐下,慢慢地梳起了头发。水瑛说:“以后你们就是没爹的孩子,可没爹还有妈呢——不管怎么着,我们都得活下去,还要活得好,你们听到了吗?”

    “我们听到啦!我们听到啦!”四个孩子朗声唱道。她们不因父亲失踪而烦恼。她们用连环梳头法梳头的时候,脸上呈现出快乐无忧的模样。她们知道爸爸是被澳洲气走的。爸爸嫌弃澳洲小妹,她们可不嫌弃呀!她们轮流照看澳洲小妹,甚至还为妈妈生她而暗暗高兴。“如果生个儿子,他会骑到我们头上!现在大家都一个样,我看才好呢!”小美洲和非洲在暗地里窃窃私语,她们还讨论到一个细节问题:“姐姐,她到时候梳头,是不是梳五条小辫子呀?”非洲说:“那是妈妈的事,她爱怎么梳就怎么梳,只是妈妈帮澳洲梳头,你的头没人梳了!”

    端午节到了,水南婆婆采了一筐菖蒲、艾草等香草,送给水瑛煮了一锅香汤让孩子们洗澡。绿色的汤水发出浓郁的香气,水瑛试了试水温,把澳洲轻轻放在木盆里。“孩子,让我用香汤洗你的胎毒,也洗去你命运中的晦气!”红红的澳洲在水中快活地蹬着双脚,发出小野兽一般的叫声。水瑛的四个女儿围着木澡盆观看。她们发现小妹妹长得好丑好丑呀,妹妹的身体沾满草汁的颜色,一个人活像一条大菜虫。妹妹被妈妈用温水冲洗了一遍后,才恢复了白嫩皮肤的颜色。“妈妈,这里还有一片,你看没有洗干净呢。”眼尖的美洲指着妹妹的身体,水瑛抚摩着澳洲的屁股说:“这是蝴蝶做的斑记呢,妹妹是蝴蝶化生的,将来保准长得天仙一般!”

    “妹妹蝴蝶生的,那我们是什么生的?”

    “你们是什么生的,脱下衣服洗洗看就知道了。”

    女儿们果真在身体上寻找各自的印记:最小的美洲在肚子上找到一只虫子,老三非洲的腋窝下有一条鱼儿,老二欧洲不肯让妈妈洗香汤,她在当晚睡觉时,却缠着姐姐帮她查看身体。亚洲在她的身上看来看去,没有找到明显的标记,最后居然在脚底下发现了一块斑点。“这是什么呀,姐姐?”欧洲端着脚板不满地弄着那处斑点,“我的脚下长着黑斑呢,看上去真像老鼠屎!”

    亚洲说:“我看像一只金龟子,你是金龟子化生的。”

    欧洲一骨溜爬了起来,扳住姐姐的肩膀翻着衣服说:“我也看看你的,你身上长着什么稀罕物呢?”亚洲扭着身子不让妹妹看,她成长的身体是一个秘密,像一处宝藏一样,不能轻易示人。可是被姐姐看了身子的欧洲不满,她执拗地嚷嚷道:“你看了我的,我也要看你的!”亚洲把她推到一边:“是你叫我看的,我才不爱看你的丑模样。”欧洲叫:“你才丑,你是个丑八怪!”欧洲说什么也要看姐姐的身体。她把手伸到姐姐的腋窝下挠痒痒,两个人在床上抱成一团,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吵得楼下的水瑛发出大声的呵斥。

    夜校扫盲班出了名,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县里组织一场有一百多人参加的现场会,他们是由县乡村三级干部组成的。水瑛作为重点人物被请去做典范发言,她是继章洪九之后村庄出现的又一名人。多年之前,队长陪洪九上县里比赛,击败多名一级理论员,获得一个“铁嘴”的称号。今天他陪水瑛去镇上,坐在镇礼堂的戏台上,不停地给她壮胆助威:“你要大点声,不然下面听不见。再说做报告,越大声越有震撼力呢!”水瑛说:“我只会实话实说,我可不想吹牛吹破天,把人弄成个大憋子。再说呀,家里还有一大帮孩子,等着我养她们教她们呢!”

    水瑛坐在戏台上,手里拿着几张稿子,一双眼睛只盯着纸上的字。这个法子是她临走之前水南婆婆教的。那天她到水南婆婆家,对村庄最有智慧的老太婆说:“阿婆,我一想到上镇里发言,这心就慌得厉害,你有法子帮帮我呀?”水南婆婆笑说:“这个好办呀,你坐在台子上,把下面的脑袋当作田里的西瓜,你就不慌了。”水瑛说:“不行呀,会场上高音喇叭像响雷,人的眼睛像闪电,到时候我会昏死过去!”

    水南婆婆只好教她另一种方法:眼睛不看人只看稿子,把稿子的第一句默念六十六遍。水瑛念到五十九遍的时候,感觉心里不慌了。轮到她发言,她大声把稿子往下念。那是一份精心准备的稿子,里面凝聚着她多年的情感和心血,她不但声音念得响亮,而且还读得声情并茂。水瑛说到村庄不识字的可怜的女人,说到从一二三、人手口教开始,利用夜晚教学,把黑夜变成一个闪闪发光的星空。她的发言激起三次雷雨一般的掌声。“多么不容易呀!”主持人用动情的声调渲染会场的气氛。他说水瑛因为献身于扫盲事业,摆脱琐碎,不畏辛苦,公而忘私,居然还把孩子生在教室里。“她不但是一位好老师,还是一个独自抚养五个孩子的母亲呀!”水瑛听到有人说到她的孩子,眼泪止不住潸然流下。她给孩子别出心裁的起名,也引起听众莫大的兴趣。

    散会时水瑛被人围住了。那时候她的泪水止住了,可是乳房憋胀得厉害,不停地往外溢奶水,胸脯上湿了两大片。水瑛捂着乳房说:“求求你们,我要回去奶孩子!我孩子这会儿饿哭了!”她在队长的帮助下逃了出去。当时给人们留下滑稽无比的印象。几天后,水瑛捂着乳房的照片,竟然被人登在报纸上。它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一张照片,从而被写进了农村教育史。村庄从教育入手,好像找到了文明的源头。此后陆续进行的改革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土地制度、用工制度和殡葬改革等,它们组成一幅浩繁的卷宗,被收进了村庄的百年史。谁都没有注意到,这部浩繁历史的第一页,居然被一个捂着乳房逃离会场的女人翻了过去。

    水瑛回家当晚美洲出水痘,被高烧热昏头的孩子,不停地在梦中叫妈妈和爸爸。村医文风给孩子用了药,吩咐水瑛注意观察和保护。水瑛守护着孩子,度过两个不眠之夜。第三个晚上,孩子终于睁开眼睛,看着妈妈说:“我梦见爸爸了!爸爸买了好多东西回来,他还到床边摸我呢。”水瑛不停地抚摩着孩子,频频点头称是,泪水滴在孩子的手背上。孩子动了动皲裂的嘴唇,笑着说:“爸爸过些天就回来,他一定回来呀,我知道的!”水瑛点点头说:“一定回来的,你病好了,他就回家了。”

    二郎失踪的最初日子,水瑛回娘家求告父亲。当校长的父亲尽往好处想,他说二郎离家出走,不外乎是你生了澳洲。可生男生女是两人的事,不是你一人的事,他知道这个道理后,就会回到你的身旁。几个月过去了,校长的预言宣告失败,他对女儿抱着歉疚,于是狠狠地骂二郎。可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校长见多识广,他带水瑛上了一趟县城,竟然跑到公安局报了案。校长说:“我们没办法,公安局总有办法,他们不是常通缉罪犯吗,我们通缉这个混账东西!”警察看了看校长,对水瑛说:“你们是家庭矛盾,他又不是嫌疑犯,发通缉令行不得。我已做了登记,你们回家等着,有消息通知你们。”

    水瑛和父亲回了家,过了一些日子,他们没有等到消息,又进城找公安局查问。警察在接待了多次之后,开始失去耐心:“我不是说等消息吗?你们老来做什么?”校长说:“可我们等不到人呀,你帮我们想想办法。”警察说:“你家丢了人,叫我们想办法。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校长说:“你怎么这样说话?”

    校长竟然和警察大吵起来。

    水瑛赶忙跟警察道歉,她拉父亲离开公安局。父女俩走过两条街,父亲才平静下来。父亲坐在街道边的阶梯上,掏出烟抽了起来。父亲平时不抽烟,他为了找人,口袋里总装着烟,一碰上人就敬烟。他抽了一口,看了一眼女儿说:“你这样守活寡,到底守到几时?你还带着五个孩子!”

    水瑛突然哭了起来,她伏在父亲的身边抽泣,把父亲给哭烦了。校长突然站起来,跺着脚大声喝道:“光哭顶屁用!我们自个想办法!”

    校长回家后,要了二郎的照片,印了一大沓寻人启事。他在启事里画像,许诺给发现者重金酬谢。他没有顾及水瑛的反对,把寻人启事到处贴。他把启事贴到集镇上,还贴到县城里。水瑛拦不住父亲,她看着父亲的背影,用无限伤心的口吻说:“真成通缉犯了,这回丢人丢大了!”

    二郎失踪的第二年,终于有了消息。

    水瑛突然收到一封信,她看到信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村庄的女人们。她们围着老师反复地读那封信,最后因为对信存有疑问,一起上了队长家。队长接过二郎的信,信呈现一种陈旧的颜色。从落款看,信是在一年多前写的;可从邮戳看,是刚寄出去不久。这种明显的时间误差,被队长一眼看穿:“二郎早想给家里寄信,只是没有找到时机出手,这信被耽搁了!”女人们不解地问:“什么事会耽搁寄信呢?”队长说:“当然是男人的事,男人出外做事业,哪能顾到婆婆妈妈的事?只是走时没有说,是有点过分了!”水瑛抹着泪水说:“这样的人死了才好!没良心的,死了才干净呢!”队长说:“这信写得好好的,你不用担心。他说过一阵子寄钱回来,你的日子好过了。”

    过了几天,水瑛果然收到汇款单,这事在村里又起了小小的轰动。晚上全家人围着烛火看单子,好像那单子里藏着密语似的。好多天水瑛舍不得兑单子,她把单子掖在身上,仿佛贴近男人的体温。水瑛伺候孩子们睡下,静静地坐在灯下写回信。水瑛说,你走后,村里发了一场大水,水塘里的鱼游到咱家的水沟里,我和孩子们抓呀抓呀,只抓到五条手掌大的小鲫鱼,一条手腕粗的河鳗,抓到手又让它跑了,闹得我夜里做梦老是梦到它呀!水瑛写到抓河鳗羞涩地笑了。她本来有很多话想对男人说,可她知道男人识字无多,写多了看起来吃力,最后还是打住了。

    水瑛将信寄出后,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等待男人的回信。可男人好像压根儿没有收到信似的,没有给她一点回音。每过一月两月,二郎只往家寄钱,起初一段时间,全家人还是会为收到汇款单而高兴,每收到一张单子,水瑛总要回一封信。后来,水瑛让孩子们写回信,她想男人收到女儿的信,该会回信的。她有多么想得到二郎的消息呀,哪怕只是片言只语,也足可安慰人心。可男人再也没有寄信,水瑛的不满开始暴发出来。她写了一封信,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如果你总是不回家也不写信,你就不用再寄钱了。我们没有那些钱,也不会饿死的!

    水瑛想她一生气,男人一定会回信。可男人就是不回信。水瑛再度坠入痛苦之中。这种痛苦与原来的绝望不同。那时候男人没有消息,水瑛只当作意外事件,当作一桩悬案搁置一旁了事。现在水瑛有了男人的消息,追思和牵挂一直伴随着她。它就像一道永远解不开的算术题,扰乱了她平静的生活。当水瑛再收到汇钱单子,愤怒已经使她失去控制了,她把单子嘶啦两下扯毁了,交代邮差以后有单子,写上“查无此人”往回退。邮差是个黑脸年轻人,他骑着一辆绿色自行车,见水瑛气昏头同情地说:“大姐,你怎么这样死脑筋呢?他不给你声音,你可找他去,照上面的地址找他去!”水瑛说:“这一桩我想过,可我一个女人家,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我到哪里找他去?”年轻人说:“你别小瞧自个,古代孟姜女千里寻夫,你连一个千年前的女人都不如!”

    水瑛坐在家门口,呆愣愣望着村庄的道路,那条路在黄昏发出一道白光。水瑛仿佛看到大路的尽头,走来多年前的陈郭二瞎,他们拄着拐杖,在风中互相搀扶着走近村庄。从一条路走到另一条路,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黄昏走到另一个黄昏。水瑛想,那是一对多恩爱的夫妻呀,他们永远在一起,谁也不嫌弃谁,谁也不离开谁。眼瞎了心却亮着;日子虽苦可有歌声相守。而我竟然连个瞎眼老太婆都不如,这活着还有滋味吗?

    此后的许多日子,水瑛常常听不到人的叫声,一件东西放到哪里,过会儿便找不到。水瑛的几个女儿,抱怨妈妈常叫错了名字。夜晚上夜校教书,女人们看着她日渐消瘦,心疼地对她说:“老师,这样下去不行呀,你得想一个法子。”水瑛说:“我有什么法子。活着真没有意思呀!”夜深了,水瑛从床上爬起来,借着天窗的月光,照看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还是丰腴和柔美,结实的乳房,浑圆的腰身,一双腿又长又直。水瑛站在地上,踮脚摆出一副姿势。她抚摩着扁平的腹部,圆弧的盆腔,心想居然生了五个孩子。正在她暗自得意的时候,墙上镜子突然发亮了,她看到她在镜子里,皮肤一片一片地掉落,丰腴的身体化成水往下淌,顷刻间变成一副骷髅。水瑛发出恐怖的叫声,她光着身子跑到户外。她走到水塘边,听到有人坐在石头上唱歌——

    月光光,水汪汪,莲花开水中,

    心上的人儿呀,我在水之滨……

    花朵在月光下发出白玉的色泽,她浑身湿漉漉的,对着水瑛发出微笑。花朵笑的时候,有一股寒意直逼过来。水瑛问:“你怎么坐在这儿?你奶奶到处找你呢。”花朵说:“她找我做什么?她是不是派你来叫我回去?”水瑛顿了一下又问:“你找到阿古了吗?”花朵用手轻轻地拨水,看着手掌上的水滴往下掉,娇痴痴地说:“阿古?阿古我找不到呀,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水瑛发现花朵有点犯痴呆症,她想走近前拉她,花朵惊慌地摇着手:“别过来!别过来!水很冰冷呢,你不害怕吗?”水瑛眼看着花朵倾斜着掉到水里,她伸手一拉可还是迟了,只听“扑通”一声,花朵落水了!

    水瑛尖叫一声醒转过来。她一只手冰冷冰冷的,她记得刚才抓到花朵的手腕,寒意像电击一般传遍全身。第二天早上,水瑛将昨晚的梦说与水南婆婆听。水南婆婆一声不响,她在房间里、院子中走来走去,一会儿找到几样东西:一棵芦荟、两株蓟花和一扎棕丝,她把它们绑在一只竹筛上,再用网兜套上。“这个是避邪罩,你把它挂在房门上,可保不生噩梦。你想你的男人,为什么不找他去?”

    那年秋天,甘蔗像海洋一样翻滚着绿浪,水瑛提着一个包袱,穿着水红色衣服,打着蓝色围巾,穿过浓密的甘蔗林,向着乡镇车站走去。陪送她的人是花枝姑娘。她们默默地踩着路边的杂草,走过晨光初现的田野,向着远方走去。凌晨五点钟,水瑛吻别了五个梦中的孩子,忍着泪水不让哭声惊醒她们。她把孩子托付给水南婆婆,跟队长告了假,开了一张证明书,怀揣着二郎唯一的信走了。队长说,我给你开一张证明书证实你的身份,你按信封上的地址往前走,找到了男人是好事;如果找不到男人,你就照着我给你的证明书,坐车往回走到家。水瑛说,找不着我不回家了!队长说,你可不能这么说,不管遇到什么,你都要给我记住,咱是乡下女人,村庄就是咱的家呀!

    村庄种植甘蔗后,搭上一辆没有回程的车子。村里每年必须完成下达的种植任务,与糖厂签订生产合同,把几乎所有的水田都种上甘蔗。甘蔗是喜水的作物,天旱的时候,为了保持足够的供水,村里人要戽水抽水,大举劳工兴修水利。村庄在很多年里,每年都会得到两面锦旗:一面是糖厂赠送的,作为蔗糖基地的表彰;另一面是县政府授予的,是村庄最大的荣誉。县长下来的那一天,村里像过节一般热闹。只见一串车队卷着尘土来到村庄,车门打开的时候,下来好多人。他们走过小学的操场,接受举着红旗的学生高呼口号的列队欢迎。县长是个圆脸秃顶的矮胖老头,他走到队伍的最前边,轻轻地挥着手,脸上露出宽厚的笑意。他跟队长握手时,队长双手捧着他激动地说:“你是村庄有史以来见到的最大的官!”县长说:“不对呀,我们不应该叫官,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勤务员县长作风果然与众不同,他不进布置好的队部听汇报,而是率众先去了甘蔗田察看。一望无边的甘蔗地茂盛壮观,发出沙沙的喧哗声音。密密麻麻的甘蔗耸立在田地上,无数的根扎在黑色的泥土里。村里人看着县长进入田地,看他站在田头挥着手说话,钻进甘蔗地查看甘蔗。县长像一块磁铁一样,他走到哪里,人群被吸到哪里。人们围着他转来转去。县长仿佛有无边的神力,连甘蔗都用叶丛摇晃招手。

    美洲等一帮孩子趁机撒野,他们撵着狗跟在后边,从一块地到另一块地,从一处沟壑跳到另一处沟壑,发出小野兽一般的喘息声。美洲发现在所有的人中,县长是唯一没有把影子留在地上的人!“真是奇怪呀,他怎么会没有影子呀?”美洲跟上去想看个明白,她被队长一把拽住,队长喝道:“你这小丫头做什么疯跑?”县长看见美洲急红着脸,一副欲言又止的情状,示意队长松手。队长松了手,美洲怯怯地走到县长面前,用小手指着地上说:“你看,你都没有影子呢!”县长看看地上,又抬头看了看天。那时候太阳光艳明亮,县长的秃顶上闪着亮光,他微笑着牵着美洲的手说:“你看,你也没有影子呀!我们矮个子,当然没有影子呀!”

    田地上发出一串笑声。

    美洲听水南婆婆说过,没有影子的人是有神力的人。她突然问县长:“你有神力吗?”县长没有听明白,美洲大声说:“我听水南婆婆说,有神力的人没有影子,你有神力吗——像孙悟空一样,不然你怎么会没有影子呢?”县长哈哈大笑起来,他抚摩着美洲的头说:“这个孩子可爱,头上梳着这么多条小辫子,怪不得花花脑筋多呢!”他俯下身子和蔼地说:“你看我有神力吗?我当然有呀,你想见什么,我变一个给你看看?”

    美洲看了看众人,眼睛盯着县长说:“你有神力,变一所新的学校如何?我们的教室下雨天老漏水,什么时候说倒就倒了!”

    田野上一下子静了下来。

    县长的手悬在头顶上,他久久地看着美洲清澈透亮的眼睛,呵呵地笑着问队长:“这是谁家的孩子?”队长抓过美洲吼道:“还不给我滚回去!”县长挥手阻止,他拉着孩子说:“好呀,你带路,我们看看你的教室。”县长突然问美洲说,“你刚才说的水南婆婆是什么人?”

    “你连水南婆婆都不知道,她可厉害呢!她会念咒也会讲故事呀!”

    美洲一边随口说话,一边带县长参观了教室。那是一座破旧的教学楼,土木结构,黑瓦灰墙,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县长当场批评了随从的人,果断表态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县长在队部停留了好长时间,临走时他拍着队长的肩膀:“你行呀,你们村的孩子行呀!”队长窘得话说不清楚,他只一迭声鞠躬道谢,把县长送到大路口。县长临进车门,突然用手挠着裤裆说:“等等,我还有一档事没办呢。”县长边挠裤裆边走进甘蔗地里,示意后面的人不要跟上来。人们站在田边,看县长进了甘蔗地深处,好长时间才钻出来。他出来后,抚摩着肚子说:“真舒服呀!今年的甘蔗又是一年好收获!”

    县长走后队长到处找美洲,美洲早跑得没有影子了。美洲领着县长参观完学校,看他带着人进队部开会,她就一溜烟跑到水南婆婆家。水南婆婆正在桌子上和水擀面,她抬头问:“话说了?”“说了。”“会开了?”“开了。”

    “那我们中午吃擀面啦!”水南婆婆“咯咯”地笑着说。

    甘蔗在田地上疯狂生长,孩子们得了严重的蛔虫病。无数的蛔虫在肚子里穿梭爬行,在屁眼里挠着痒痒,扰乱了他们的消化功能,使他们既分不清饥饱,又在梦中发出“咯叽咯叽”的磨牙声。文风上夜校请水瑛配合他的驱虫运动,他给每个学员分发宣传单和一种黑白药片,让孩子白天吃一片,黑夜吃一片;吩咐所有的母亲监督孩子饭前洗手和便后洗手。孩子们蹲在地上,翘着屁股用劲地屙呀屙呀,屙出一堆又一堆的蛔虫。狗儿见了还会蠕动的虫子,伸长前爪轻轻地挠着。水南婆婆很快又发现了孩子们的软牙病,她在拔牙时,为没有找到好牙而叨唠不休。更让她生气的是孩子分不清甜苦区别。他们吃糖的时候捂着嘴叫“苦呀!苦呀”,在吃药片的时候却大喊“甜死人啦!甜死人啦”,弄得大人哭笑不得。最使老人头疼的是在春夏之际,村庄总要流行一阵子痄腮病。这种土名叫“毒股”的病通过风来传播,能在短时间内让腮帮都红肿起来。文风有点招架不住,他在给孩子扎针的时候,总是交代大人说:“还是找水南婆婆画圈吧。”孩子们一手捧着痄腮,一手被母亲拉着到了水南婆婆家。水南婆婆给每个孩子都画黑圈,一天画一次,直到腮帮恢复到原来的形状。这种流传在民间的疗法,居然有它的神奇功效。

    小美洲的痄腮长在左边,她画了圈睡在花枝的床上。初夏的蝉在水塘边的樟树上不停地叫着,听上去像一曲没完没了的催眠曲。水南婆婆端着一盆衣服去了塘边,家里只剩下看书的花枝和百无聊赖守着妹妹的非洲。非洲看着憨憨地睡觉的美洲,突然拿过笔悄悄地在脸上画了起来。她边画边笑,边笑边画,把美洲的一张小脸画成了一个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的老头子。花枝见床上的小老头吓了一跳:“你疯啦,这样画你妹妹醒不来的!”非洲笑问:“真的?你可不许骗我。”花枝赶紧抢过非洲手中的笔,丢到装着清水的脸盆里。笔在水中洇开一朵黑色的花朵。花枝捞起笔又塞到非洲手中:“你刚才怎么画的,现在还怎么把它画回来,用清水把脸上的墨收回来!”非洲接过笔吃惊地看看花枝,看看睡眠中的妹妹,怎么也不信花枝的话。“你可不许骗我,她怎么会醒不来呢?”她大声地呼唤着妹妹,可任她怎么叫,妹妹还是睡得死死的。非洲用手摇她,她也没有任何反应。

    非洲这下真的慌了,她颤抖着手执笔收墨迹。可画时容易收时难,她抬头对花枝说:“拿湿毛巾擦拭行吗?”花枝说:“不行呀,笔有笔神,毛巾是擦不掉的!”非洲只好耐心地收墨,一下又一下,急得汗都出来了。过了一会儿,美洲开始发出哼哼的叫声,她挂着墨的脸现出痛苦的神情,可就是无法从睡梦中醒过来。可怜的非洲吓得哭了,花枝叫她先照看好妹妹,一个人跑了出去。水南婆婆回来的时候,妹妹还在哼哼地叫着,看上去像濒临死亡一般。

    “快翻开孩子的衣服,看她身上有标志没有?”

    美洲的肚子上有一只虫子,非洲扒开衣服把虫子亮出来。水南婆婆拿过笔沾上黑墨水,轻轻把那只虫子描了出来。那是一只漂亮的毛毛虫,小小的,在肚脐眼的下边卧着。水南婆婆口中念念有词,用榕树叶片沾上清水,不停地在美洲的脸上洒着。美洲渐渐地安静下来。一刻钟功夫,美洲大叫一声从梦中醒了过来。“啊啊!一个老人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水南婆婆搂住孩子,示意她们不要说话。“那是梦魇缠人呢,不用怕他哩。”她拉美洲起来洗了脸,吩咐孩子在痄腮病好前不要照镜子。姐妹俩离开后,花枝问刚才的事故,水南婆婆说:“人睡着的时候,灵魂像风一样游离飘荡,它回来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原来的相貌会出事的。你们千万不敢瞎胡闹呀!”

    花枝想到死去的姐姐,问哪里可找到姐姐的灵魂。水南婆婆说,那要找到一个灵魂附身的人。从前的附身婆“大厝陈氏”故去多年,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不过一定会出现的!”水南婆婆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安的魂灵多了,总得找到一张说话的口。”水南婆婆给花枝说附身婆的故事,她说死者的阴魂附在谁身上,那人是不会知道的。附身婆上堂摆八卦,把往生者的去向、处境、愿望透露给生者,回答亲人的各种提问,批评亲人的不端行为,所说的话与生前丝毫不爽。花枝说:“姐姐的灵魂如果想说话,我真愿意当她的附身婆!”水南婆婆说:“傻孩子,这附身婆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得有那种因缘呀!”花枝说:“什么叫因缘?”水南婆婆说:“因缘就是缘分嘛!死人和活人沟通,得有那种缘分!”老人说着不由地哭了起来。“你姐在哪里,我也想知道呀。我常在夜晚看到她坐在床前——我分不清那是在梦中,还是在现世里。有时候,我会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如果不是你叫我,我还不知道哪个世界是真的!”

    老人的这类怪话花枝见怪不怪,自从姐姐花朵死后,老人经常处在一种神思飘忽状态。老人神思飘忽的时候,会把花枝当作花朵呼唤,她就愿意当作花朵应答。“花朵呀?”“哎!”“你帮奶奶把萝卜干收起来。”“好咧,奶奶!”两个人一问一答,有时能够保持好几组对话。在这凄凉而喜悦的对话中,香姑娘花朵回家了。香姑娘花朵和奶奶快乐地笑起来。当老人终于怀疑把花枝弄错时,花枝说:“奶奶,你没有错呀,我就是花朵呀!”水南婆婆说:“那花枝呢?”花枝说:“她这会儿疯出去啦!”

    水南婆婆愤愤地说:“哼,一会儿待她回来,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小蹄子!”

    在地震来临之前,水瑛是村庄走得最远的女人。关于这次冒险的旅行,没有在村里人的记忆里留下多少痕迹。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水瑛从遥远的地方归来,两个月零十天的出行,她的脸长出一层新皮。她背着大包小包,带回红枣、糖果、饼干等村庄常见的东西,也带回火腿肠、核桃、葡萄干等村庄从未见过的东西。孩子们吃着她带回来的东西,兴奋得吱吱叫着。她们从母亲身上闻到一股陌生的气味,一种异地的食物和沿途的风尘混在一起的气味。她们吸着鼻子寻找记忆中的熟悉的气味,可那种气味似乎变得非常虚无缥缈。美洲将火腿肠一口咬下去,被妈妈打了一下嘴巴。

    亚洲冷冷地站在一旁,她在等待妈妈的目光。可妈妈始终埋着头不看她,妈妈从包里取出一样又一样东西,仿佛那是一只取之不尽的魔包。最后水瑛掏出一只布袋子,她摇着布袋子问:“你们知道这里面装着什么?”不等孩子们猜测,水瑛把东西全倒出来,只听“哗啦”一声,无数的玻璃弹珠在地上跳动起来,撒落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拿着玻璃珠子到太阳下,珠子的光使她们的眼迷幻起来,隐约可见里面闪耀着无数的细线。她们把这种透明的珠子分送给所有的孩子。孩子们玩着珠子着迷,在地上挖洞,趴在上面玩一种弹珠游戏,弹着珠子进行入洞比赛。当村里人对水瑛的外出表示好奇和关心,水瑛回答他们每个人的询问只有一句话——

    “你说外面呀,像孩子们玩的玻璃弹珠一样!”

    当村里人问到在外的男人,水瑛笑着说道——

    “你说他呀,像玻璃弹珠映照出来的人影一样!”

    水瑛对外出详情只字不提,它像一个哑谜一样吸引村里人的猜测。她们从水瑛衣袂下飘浮的香气,猜测到她可能经历的一切。从水瑛平静若素的神态,怀疑她隐藏着某种事实。一些日子过去,这种猜测被另外的事物所代替,因为二郎老是往家里寄钱,小学校动工的那天,队长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捐款。队长在校门内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串名字,二郎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水瑛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荣耀或满足,她反而常生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坠入一种孤单无依的情结里。“阿婆呀,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水南婆婆看着她,拉着她的手说:“水瑛,心里有话说出来好了,想哭,哭好了。”水瑛当真流了眼泪,她说:“全村的人都问过了,你为什么不问呢?”水南婆婆说:“你想说自然会说,不想说就不说,哪用得着我问呢?”水瑛哭得更厉害了,她向水南婆婆哭诉外出的非凡经历。

    水瑛有严重的晕车症和水土不服综合征。她坐上车子,分不清东西南北,人好像在空中飘,肚子像海洋翻滚,吐得一塌糊涂。在火车上,她一连吐出三条绿色的蛔虫,吓得两个城里的孩子当场尖叫起来。三条蛔虫往座位底下的地板爬,闹得一节车厢都骚动起来。那样子像车厢里爬着三条蛇。孩子的母亲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她们叫来穿制服的列车员,打扫了地板上的呕吐物,可是蛔虫不见了。她们要求列车员抓到那些虫子,否则她们只有换到别的车厢去。“我们不跟吐绿虫的人坐在一起,孩子这会儿吓得脑门都热起来!”好心的列车员不停地劝慰她们,他们趴在地板上找虫子,发动全车厢的人一起找寻,可哪里还有虫子的影子呢?

    那时候水瑛像死人一般,伏在窗前昏昏欲睡,她的鞋被踢到坐椅下,身上散发出一股腌酸菜的气味。可无论人们如何寻找,还是没有找到蛔虫的足迹。这事到了火车进站的时候,喧嚷为一场车厢风波。车上的人和列车员发生了争执,列车员在百般寻找不见的情况下,对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他们从同情乡下女人出发,对两位母亲进行了批评,教育她们不该欺负晕车的人。然而亲眼目睹蛔虫的女人哪肯罢休,她们联合起来骂水瑛和列车员。水瑛在一片吵闹声中醒过来的。水瑛跺着光脚大叫:“你们不要吵了,再吵我把肠子吐出来给你们看!”水瑛对着两个孩子咧了咧嘴,吐了吐长长的舌头,吓得两个孩子当场又哭了。

    三只蛔虫藏在鞋洞里,从而躲过了一场全民大扫荡。

    水瑛的水土不服症表现为神秘的便秘症。最初的许多日子,水瑛怀疑这是旅行途中发生太多事故导致身体上了虚火,她的胃烧得厉害,吃下去的东西好像失踪的羊,连个脚蹄印也没有留下来。“我难道是一只牛虻吗,是一只没有屁股只进不出的牛虻吗?”水瑛强迫自己屙东西,她怎么也不会相信食物会在身体里消失了。可一连多少天了,她都没有屙东西。到了后来,水瑛不敢再记住时间了,因为她发现越是记日子,心里越焦急,越是屙不出屎来。当她忘记了便秘症,才能让那种久违的排泄感回到记忆里。

    便秘症上升为一种心理上的焦灼感,它所带来的苦楚是难言的。水瑛一天要蹲三次厕所,每一次所花的时间足够煮熟一锅干饭。用餐之后,水瑛总想上厕所呼唤她的排泄感,可站着的时候还有点意思,蹲下之后便子虚乌有。水瑛抚摩着吃得饱饱的肚子,心里充满一股莫名的恐惧。“我成了饭桶了!一把火在桶底下烧呀!”水瑛咒骂那把鬼火把什么都烧干了,把她的身体烧得不听话了。她在丈夫身旁待了一些日子,可她发现与她丈夫的生活已经大不如前。她久违的渴望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当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恼人的症状,她对男人说:“我想回去,孩子们等着我过年呢。”

    回到家后,恼人的症状竟然不治自愈。水瑛喝上家乡的水,身体里便鼓荡着一股活力。水瑛为此而困惑不解,她把这种奇怪的病症归到水土上,她把夫妻间不协调归到年纪上。她在诉说的过程中,请教水南婆婆一个问题:女人多大年纪才算老了?水南婆婆说,女人的身体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她有点像一把铜铸的锁,对上号再生锈也会开,对不上号再锃亮也开不了。水南婆婆的话其实只说了一半,她没有说出对不上号的真正原因。她只对水瑛说,身体是受心灵控制的,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觉察到一些微妙的连心灵都没有觉察的变化。比如我这脚上的膝关节,还有这个脑门,它们像天气预报一样,对下雨刮风有惊人的准确的反应……

    老人捶着膝盖,凹陷的眼睛闪耀着一丝光。

    这种光照射到水瑛内心深处最虚弱的部分。水瑛想,到底是什么破坏了她与男人之间一度拥有的和谐?异地的水土真的不养她吗?可她又想回来,即使再适应异地的生活环境,她也不可能长久留在那里。水瑛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心里总觉得郁闷不堪,这种郁闷像风一样不时拂过她的心头,给她带来无尽的忧虑。偏偏她又是一个心性极强的女人,她在村里人和孩子面前,还是一副从前的样子。她甚至表现出无比幸福和满足。她只有在水南婆婆家,才能吐露出一点真相,心里得到某种倾诉和发泄。

    水瑛哭过一场轻松多了,她慢慢地走回家。她看着太阳下的村庄,发现她的家正在发生变化,村庄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像日头飘移,日头下的人虽然感觉不到,可转眼间一天便过去了。村庄原有的安静、闲适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骚动不安。村里人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像突然发现隐疾一样,陷入某种痛苦和惶然之中。男人们开始离开田地,纷纷出外打工去了。女人们学会彼此比照,把不满和牢骚发在男人身上。队长发现强劳力越变越少,他们跟着二郎去远方打工。队长无法阻止他们外出,只好向他们征收务工管理费。队长用收取的钱又盖了几间房子,以此壮大集体经济。队长再给阿信一间房子,使他能与母亲分开住。光棍阿信虽然有了一间房子,可他还是没能娶到老婆。他相亲多次,人家不是嫌他跛脚,就是说他住在队部。他站在绝望的边缘上,开始干涉狗的生活,他与村里的孩子用扁担扛狗。那狗屁股连着屁股,在他家的菜地里表演双头兽。大憨的大儿子向月与父亲吵架之后,晚上竟然跑到田地里点火,把一片快收成的甘蔗烧光了,人也突然失踪了。寡妇阿兰第一个发现蔗田失火。那时候夜已深了,她尖着声音把整个村庄都叫醒了。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火把半边天都映红了。人们木然地站在田头,看甘蔗在烈火中被烧成焦黑,田地上一片狼藉,一种甜滋滋的焦味弥漫在村庄达三个月之久。大憨在儿子失踪之后,把准备为他结婚的钱赔偿了公家的损失,玉珠为此把一盆水泼到身上,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作孽啊!我这是前世作了大孽啊,今生才报应生不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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