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袖手旁观，不肯离开上海去海上
抗战胜利后，邵洵美重新开始恢复出版工作，感到应该还有像《论语》那样的杂志行世，决定将《论语》复刊。但不久接到任务去美国购买电影机器，就将这件事丢给了盛佩玉。
此时时代印刷厂已恢复，先前藏在租界里的那台影写版印刷机，一放八年却完好无损。盛佩玉指挥将机器运到原址，开工生产。隆隆机器声也预告了时代图书公司恢复运转。看到公司走上正轨，《论语》原班人马也纷至沓来，盛佩玉趁热打铁，于年底复刊《论语》。《论语》本来在读者中就影响广大，复刊后新招迭出，《病的专号》、《癖好专号》、《吃的专号》、《睡的专号》、《逃难专号》，在读者中引起一一强烈反响。杂志风行一时，甚至超过了过去，前后总共出版了一百七十七期，畅销十年，除抗战爆发外，从没有脱期一次，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除《论语》外前所未有。它不但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时代印刷厂和时代图书公司，一份小小的杂志竟有如此大的魔力，实在令人称奇。海上作家徐讦分析说：“在这空气里，学者投稿，都脱去学究大衣。文人为文，亦没有艺术冠冕。大官来稿，暂时亦得放弃官僚架子。所以它就令人可亲，使人人敢于说话，使人人敢于写文，而说话的人不会想由此可做国大代表，写文的人也不以此求流芳百世，因此《论语》就成为最自由的园地，我就是这样变成《论语》经常写稿的人。”
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论语》就走到尽头。一个红色时代像汹涌的江水滚滚而来，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军陈兵百万渡江南进，国民党大员纷纷逃亡。邵洵美的许多朋友都往海外出逃，远的到美国、英国，近的到香港、台湾。他们经过上海，无一例外都邀请邵洵美一道走，别留在上海，邵洵美均没有答应。后来，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专程来到邵家，当年创办《新月》，他与邵洵美是老同事老朋友，关系非同一般。叶公超一进门，就将邵洵美拉到密室里：“不瞒你说，我替你想好了，我包了一条轮船，连同你的时代印刷厂和那台德国印刷机全部运到台湾。”邵洵美不好拒绝，只好说：“我想想，我一定好好想想。”但是他想了几天，没有了下文。
隔了几天，老朋友胡适也来了，他随身带着两件宝贝，一件是邵洵美替他买下的《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一件是家父的手稿。他给邵洵美带来了两张飞机票，劝他去台湾。邵洵美婉言谢绝了，他正满怀热诚，等待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率领下沿沪宁线迅速推进，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时候邵洵美突然得到命令：“经奉劝没去台湾的滞留者，要接受全面查抄——”邵洵美有点害怕，在夜晚将所有有关的书籍统统烧毁。当他翻到毛泽东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写的序言手稿时，愣住了。他知道这是最珍贵的手稿，犹豫了一番，最终还是将它投入到炉火里。
上海解放后没过几天，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来看望邵洵美，问到毛泽东手稿时，邵洵美说：“我几天前烧掉了，实在对不起。当时风闻要抄家，我怕引来杀身之祸。”夏衍连说可惜，邵洵美将家中唯一的一本英文版《论持久战》交给夏衍：“这是最后一本，给你做个纪念吧。”夏衍说：“这本你为什么要留下来？你不怕惹祸吗？”邵洵美说：“也想过，但是它是英文，我估计他们不认识英文，所以，也是冒险将它保留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洵美仍然从事报刊出版工作，再次恢复了时代印刷厂，突击印刷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放在橱窗里展览，也对外出售。后来他印刷了第二国际人物考斯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被认为是宣传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强烈批评，半年后，时代书局便关了门。即使不出版这样的书，他的公司也无法再经营下去。邵洵美无奈，将那台国内第一台影印版印刷机卖掉了，卖给了新华印刷厂。后来《人民画报》正是用它来印刷了第一期画报。
换了人间，当然也换了面孔
一九五零年春天，邵洵美带着妻子和女儿乘车北上来到北京，在景山东大街一幢幽雅的平房内住下。来北京竟然租房住下，邵洵美是不想作短暂停留，他想留下来，留在北京谋求发展。这一年他才四十四岁，正值人生盛年。他当然不想就此收摊，来北京就是想再展宏图。
上海解放的这一年里，邵洵美一直在静心阅读，读《共产党宣言》、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努力要融入这个火红的时代，融入这个与老上海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似乎是明白了，其实却更糊涂了。但是再糊涂的人总得要吃饭，这个时代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收归国有，与老上海有天地之别，连个人经商也不允许，像他这样的人，该怎么活下去呢？他着实有点恐慌。他从前帮助过那么多的文人作家，他们现在都当了大官高官，各行各业都有。他来北京名义上是访友，实际上也是谋职，老朋友都得过他的好处，不会不帮一帮他，凭他剑桥大学的高才生，才华横溢的诗人，从事文教工作应该绰绰有余。这就是他来京的目的，虽然被访友名义掩盖着，但是所访的友人也都心知肚明。出于过去的救助之恩，朋友们和他有限地来往了那么几次。一度，也曾高朋满座。但是很快，热闹的门庭便冷落下去。各位朋友都有工作在身，没有谁愿意来陪伴他。他渐渐地也失去耐心，他本来是来京一展抱负的，可是当局却没有挽留之意。据说北京大学曾有意聘请他来做教授，谈过几次，最后不了了之。半年下来，钱花了一大笔，最后却一事无成。他不善理财，明明现在只有出账没有进账，却不肯放低生活标准。女儿想吃上海糖果、糕点，就派专人回沪采购，一买就是几百元。如此滥花滥用，焉能不穷？加之水土不服、盘缠用尽，最后无奈，黯然回到上海。
空手而归让邵洵美伤心了许久，但是夏衍念及当年他的帮助，帮他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聘请邵洵美为社外翻译，每月支付他80元稿费，后增加到120元。他留学剑桥，英文功底极好，翻译对他来说是手到即来的小事。只是这已不是原来的老上海，他无法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平时就在家从事翻译，间或参加少量的社会活动，这还是得益于建国初期相对较为清明的政治环境，比如上海市一些知识分子参加的座谈会，一般也会邀请他列席。陈毅市长在锦江饭店礼贤下士、作家协会传达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他都参加了。但这只是所谓的政协活动，他是体制外的人，经历复杂、身份敏感，过去的老朋友走动越来越少，谁也不想沾上他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也不想自找没趣，一个人就越来越寂寞孤独。一九五五年他五十生日时，在日记中写道：
我今年五十岁，忽发奇想，写了两句东西自寿。给寿彭兄看，他连连摇头，不忍卒读，因他极迷信，谈来浑身寒噤。给鹤皋兄看，他也摇头，说太消极。其实我十分积极，不知他何以误会我的意思。我又给孝鲁兄听，他听我读了后句前四字，接下去便把后面三个字唱出来，英雄所见略同耶？我又给几个人看，他们都无动于衷，使我大有“自鸣得意”之感。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却说那两句东西便是——
五十岁以前人等死，五十以后死等人。
这时候他意外收到一封信，是老朋友臧克家写来的，原来《诗刊》在北京创刊，臧克家邀请他写点东西。邵洵美高兴极了，虽然这份《诗刊》与他当年在老上海创办的《诗刊》同名，却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没关系，只要能谈一点与诗歌有关的事情，总是令他高兴的。他提笔写了一篇诗论《读了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这是他建国后唯一的一篇诗论。当然，这时候他也很少有文字发表。事实上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从事社外翻译的时间也极短，有关人士只是用这个不算职业的“临时职业”打发了他。他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的生活自然也越来越窘迫。一九五八年国庆节之后，几个面目威严的警察竟然出现在他家门外，他被捕了。
糊里糊涂进了监狱
这时候盛佩玉长住南京，邵洵美与陈茵眉在一起生活多年，并育有四个子女邵子美、邵茵子、邵小龙、邵显，一家人住在广元路的云裳村，陈茵眉甚至还成了里弄小组长。这天她正通知各家各户到居委会开会，突然一个认识她的小女孩在半道上找到她：“邵家姆妈，派出所里有人来捉邵家伯伯了，你快回家看看吧。”陈茵眉大吃一惊，慌不择路地跑回家，与派出所的警察迎面相遇。四五个警察之间，站着面色苍白的邵洵美，手里戴着锃亮的手铐。他看着陈茵眉，显得很镇定。陈茵眉也说不出话来，泪水却潸然而下。这时候邵洵美说：“你不要急，事情弄得清楚的。”
邵洵美关进了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一进去就连连提审，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将自己的历史交代了一遍又一遍。审讯人员板着脸斥责他：“邵洵美，事到如今你还避重就轻，你太不老实了，你犯下的罪恶你自己最清楚。”一遍又一遍地提审，一遍又一遍地斥责，邵洵美也糊涂了，我到底犯下什么罪？夜晚他没法睡觉，把自己的经历慢慢捋了一遍，突然明白了什么：邵家老六邵云骧定居香港，得了哮喘病，写信来向他借钱治病。大哥哥十分喜爱这个小弟弟，接信后立马将自己最值钱的一张邮票“绿衣红姑娘”寄了去。过了两年，邵老六的哮喘病又犯了，再次借钱。这一次邵洵美无能为力，因为他自己也靠卖古董借债度日。但是想到老六这么艰难，他实在放心不下。从哪里弄钱呢？想来想去他想到了项美丽。项美丽在香港时，曾向他借过两千美元，一直未还。上次在美国相见，她的境况相当不错，现在应该更好一些，何不写信给项美丽，要回那笔钱，让她寄给香港的六弟？他正愁着没法从国内寄信，老朋友叶灵凤从香港回来看望他。邵洵美喜出望外，托叶灵凤将这封信带到香港寄出，叶灵凤却从此再无消息。联想到项美丽的先生鲍克瑟曾任远东情报机构负责人，邵洵美有些后怕起来，也许那封信落入某个组织手里，要不然，好好的统战对象，怎么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专政对象？事到如今，隐瞒没有任何好处，到下一次审讯时，他如实交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审讯人员果然平静下来，不再提审他，也没有对他进行处理，就这么一直搁置下来。
在监狱关押了两年之后，他被调到另一个监房。与他同进这个监房的，是一个破衣烂衫的犯人，好像有些面熟。他想近距离看一看，那个犯人始终将脑袋缩进破棉袄里，闭着眼睛，不肯看他一眼。一直等到放风时，他才睁开眼，邵洵美认出他来了，他是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邵洵美脱口而出：“是你呀？我们在一起吃过大闸蟹的，你忘了吗？”贾植芳看了看他，似是而非地点点头，不再说话。晚上，邵洵美借口要写交代材料，要了纸和笔。等管理员一走，他便在纸上奋笔疾书，写了一首诗《狱中遇甄兄有感》，写完了递给贾植芳。贾植芳一看，露出难得的笑容，随即将纸撕碎，丢进了下水道。
两位昔日的老友如今狱中相逢，那份情谊非常人所能理解，所谓“人间十年不及狱中十天”。生死之交常发生在狱友之间，更何况这对狱友曾经还是好友，邵洵美与贾植芳在一起无话不谈。不久，邵洵美也得了哮喘病，整夜整夜呼吸困难，听起来就如同拉风箱。贾植芳也没办法帮他，向管理员提出帮他治病，管理员口头答应了，却没了下文。半个月之后，邵洵美躺在地铺上，瘦得只剩下一个躯壳，长长的灰白的头发如同乱草，与当年上海滩那个风流浪漫的海归诗人有天地之差。贾植芳也没办法，每天只好帮他打点米汤，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他。过了几天，他连这点事也做不成了，因为他将调到另一个监房去。他向邵洵美告别，邵洵美气若游丝：“我可能走不出这个监狱了，事到如今，我也不怕死，怕也没有用处。但我有一个心结，今天拜托你出狱后帮我澄清一下。”贾植芳说：“你说吧。”邵洵美说：“一九三三年，我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秘书长，负责接待大文豪萧伯纳，在功德林吃了一餐素斋饭。事后报道中提到了宋庆龄、鲁迅的名字，却没有提到我的名字，这个不符合史实。中国分会只是一个空架子，没钱，那顿饭钱也是我出的，鲁迅还是我开车送回家，你有机会要帮我澄清这个事实。另外，鲁迅在《准风月谈》里有一篇‘各种捐班’，说‘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这是说我呢，我是诗人、作家、翻译家，我所有的文字都是自己写出来的，你要帮我说个清楚。了此两事，死亦瞑目。”
贾植芳看着不成人样的邵洵美，点头答应了他。
拖着一条“帝特嫌疑”的尾巴
邵洵美却没有死，一年后的清明节，他拖着一条“帝特嫌疑”的尾巴出狱了。监狱事先通知了在南京的盛佩玉，盛佩玉马上赶回来，还带了几口南京鸭肫。
出现在盛佩玉眼里的邵洵美完全就是一个老人，一个苍老病态的老人。他的头发全白了，瘦弱不堪，脚上趿着个硬塑料鞋，脚后跟都踩坏了，走路也歪歪倒倒的。盛佩玉泪水滚滚而下，忙上前搀扶着邵洵美，将他扶到三轮车上。从前邵洵美可全是坐好车的，现在，只能坐这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下车时盛佩玉扶着他小心翼翼地走，可是她发现，即便一个人扶着他他也走不起来，并且眼看着就要瘫倒在地。盛佩玉惊叫起来，幸好三轮车车夫好心肠，弯下腰背着他进了门。他身上什么也没带，就是两件烂得不能穿的破衣裳。盛佩玉要扔掉，邵洵美拦住她，从衣服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只耳挖子，是他在监狱劳动时用竹片磨成的。
这时候盛佩玉的处境也很艰难，身弱多病，生活无着，就靠女儿邵绡红照顾。可她还是将邵洵美接回家，煮了一锅稀粥，拿出那几只鸭肫蒸上。吃饭时，邵洵美夹了一片鸭肫，闻着，满眼放光，喃喃地说：“真是好东西啊。”他似乎不舍得马上吃下，闻了又闻。盛佩玉看着，泪水又流下来，食遍山珍海味的邵洵美，家中金银成堆的邵洵美，现在困顿到了这种地步。应该将陈茵眉请回来照顾邵洵美，因为她自己现在的身体也相当糟糕。这与邵洵美的想法不谋而合，两人商议之后，邵洵美提笔给远在江苏溧阳乡下的陈茵眉写信，告诉她他出狱了，希望她带着孩子回上海。
陈茵眉老家在江苏溧阳，早年她是邵府老夫人身边的一个丫头。邵洵美看她聪明伶俐，十分喜欢。老夫人也看出他的心思，就将丫头送给他，专门侍候他。没多长时间，邵洵美与她就有了鱼水之欢。盛佩玉不以为意，她在大家庭长大，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按当时上海大家族的习惯，丈夫娶了小妾，大太太要给见面礼的。盛佩玉丝毫也不马虎，在陈茵眉磕头之际，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只玉镯递给她。邵洵美收了陈茵眉做外室，又送她到学校读书。紧接着，孩子就一个接一个出生。后来邵洵美入狱之后，陈茵眉生活无着，只好带着四个孩子和盛佩玉住到一起。仅仅生活了两个月，居委会就来人通知，动员邵氏家属去甘肃落户。如果不去，则遣返原籍。盛佩玉当时在里弄当小组长，又兼任徐汇区淮二居委会卫生主任，工作上踏实肯干有了成绩，作为爱国卫生积极分子她得了奖，奖品是一只搪瓷杯，第二年又得了“除七害卫生积极分子”奖，邵洵美为她高兴：“在新中国，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得奖者。”盛佩玉要离开上海，只能去南京投靠女儿邵绡红。陈茵眉四个孩子都很小，拖儿带女去甘肃，肯定没法活下去，最后的选择是回老家。盛佩玉和陈茵眉离开上海那几天，大雨倾盆，马路上积水盈膝。盛佩玉天天风里来雨里去，跑旧货店、回收站，能卖的全卖了，不能卖的也丢掉。邵洵美的两只大书橱高及房顶，是大柳桉木书橱，从前摆满了他出版的那些书，现在完全没有用场，也没人要。一般小门小户，根本摆不下那一排大书橱。最后被一家工厂食堂看中，说可以作碗架子，给了五十元。其他的如灯罩、镜子、毛巾架、灶头等，都送给了附近老邻居。当时她只想快刀斩乱麻，快快了结这件事，离开上海，再不要回来。
陈茵眉回到乡下，与父母亲同住，苦苦等待邵洵美出狱。可乡下的日子那么难熬，最后实在没办法过下去，她只身回到上海帮佣，住在江浦路。接到乡下转来的信件，她喜出望外，当即赶来见邵洵美。她想象邵洵美一定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可是她手头也没有钱，只好在同样做帮佣的同乡那里赊来几只鸡和几十个鸡蛋，天黑时分赶来见邵洵美。
邵洵美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就一张床、一张沙发而已。陈茵眉赶到时，盛佩玉和邵洵美正在吃饭，连桌子也没有，几碗小菜就放在窗台上。陈茵眉一看到邵洵美，眼泪马上流下来，因为邵洵美瘦得不成人样，她差点没认出他来。
盛佩玉在上海待了几天，便将一切丢给陈茵眉，又回到南京。邵洵美说：“你去乡下把几个小孩子都接来吧，他们在乡下，也活活苦死了。”陈茵眉一听，又痛哭失声，她问起家里的家具，邵洵美说：“没钱过日子，都被他们卖掉了。”陈茵眉坐着没动，四个小孩子接来，这没有收入，如何生活下去？邵洵美看出了她的心思，说：“我来想想办法。”
邵洵美取出仅存的一枚飞机图样邮票和三枚大龙蓝黑样邮票，给他的儿子邵祖丞，让他卖了两百块钱，置办了一些简陋家当，让陈茵眉接回了孩子，家里才有了一点活气。这时候，陆续有一些老朋友来看望他，包括老朋友陆小曼。当年徐志摩认邵祖丞为干儿子，这些年来，祖丞也一直认陆小曼为干娘。邵洵美入狱后，陆小曼找到陈茵眉，向她打听情况，却没有办法解救。徐志摩去世这二十多年，两家人一直在走动，亲密无间。陆小曼请邵洵美吃了一顿饭，这让邵洵美一直过意不去，过去大包大揽招待人成了习惯，现在被别人同情，他仍然无法接受，和陈茵眉商量着要回请陆小曼。但是家里已揭不开锅，邮票也卖光了，再无值钱的东西。他在抽屉里东翻西找，最后发现一枚吴昌硕亲刻的白色寿山石印章，上有“姚江邵氏图书珍藏”字样，是原来家里藏书室用的，但是因为是吴昌硕的印，应该能值几个钱。邵洵美将印章拿去卖了十块钱，那时候经过陈茵眉的细心照顾，他比刚出狱时恢复了不少。他穿上中山装，穿上黑布鞋，再到木匠铺子里找了些刨木花，泡成水将稀薄的白头发梳拢梳拢。大概想从与陆小曼的约会中，找回一些昔日海派绅士的浪漫与风流。陆小曼一看，就知道他用了刨花水，取笑他：“云龙啊云龙，都什么辰光啦，你还要这样臭美？”邵洵美说：“我这并没有花一分钱，就剩下这点习惯，嫂子，你不要再挖苦我。”
红颜知己成红颜祸水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不乏追求者，据说连宋美龄最小的六弟宋子安也托人捎话给陆小曼，请她吃饭。搭扯上宋子安自然会锦衣玉食，但是陆小曼拒绝了。随着徐志摩的飞机失事，她在社会上恶名昭著，已经由红颜知己变成红颜祸水，这让她生不如死。但是她不怨天，不尤人，甚至也不辩解，只是洗心革面，素衣玄服，不再出入社交场所，慢慢淡出交际圈，希望被所有的人遗忘。只是，所有的人可以遗忘她，有一个人却再也忘不了，这个人就是王赓。
王赓与陆小曼分手后参加北伐战争，担任第四集团军炮兵司令、铁甲车司令。北伐成功后，他担任国民政府淮北盐务缉私局局长。一九三零年，财政部长宋子文组建税警团时，对将领的选择更青睐于有留美学力的俊才，王赓文武双全，是最佳人选，被委任为总团长。团部原驻安徽蚌埠，后移师上海。这一年春节后，日军搜查公共租界，意外将王赓抓获。次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说：“王赓因事路经黄浦路，为日方海军士兵追捕，该旅长避入礼查饭店，后为工部局巡捕帮同扭送捕房，由捕头交与日方带去自由处置。”日方指控王赓是间谍，南京政府指示上海市政府与日本方面交涉，并请在沪的各国领事斡旋。在上海市政府强烈抗议下，王赓被释放。
很多人都奇怪，在两国交战的关键时刻，王赓离开战区，独自到租界里干什么？后来史料证明，王赓其实是去看望他的前妻陆小曼。失去了徐志摩的小曼正处于悲伤之中。王赓与陆小曼同处一城，去看望和安慰也是人之常情。他多次向陆小曼提出破镜重圆，陆小曼拒绝了他，她不能一错再错。
王赓私会陆小曼却不被军部认同，他们认定王赓有出卖军事秘密嫌疑，解除了他的军职，并移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番审讯后以泄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牢狱之灾让王赓患上严重的肾病，出狱后退出军界，在南京铁道部任职并结婚生子。后来旧病复发，英年早逝。陆小曼婉拒他是对的，好马不吃回头草，更何况，那时候她早已和翁瑞午在一起。
翁瑞午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之孙，喜欢穿飘逸的长衫，酷爱昆曲，颇得梅兰芳的欣赏。徐志摩曾同陆小曼合演过《三堂会审》，徐志摩与陆小曼分演男女主角，翁瑞午反串小生演王金龙，他唱念做俱佳，而且举止优雅，深得陆小曼喜欢。男人必要有个良好的身世才能优雅，翁瑞午的家世背景是徐志摩无法比拟的，因此他有理由比徐志摩活得更从容、更优雅。那时候徐志摩到处兼课，一月要挣三万元才得满足陆小曼的开销。而翁瑞午则是悠闲的，光祖上留下的古董字画就够他花一辈子。所以琴棋书画、结交名人雅士成了他一生的事业。一次昆曲表演完毕，他自然地拿起衣服替小曼披上。得知小曼身体不好，经常腰酸背痛，而他恰恰会一手绝妙的推拿，还是“一指禅”推拿的传人，便主动上门为陆小曼服务。翁瑞午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说起话来又妙趣横生。陆小曼身心愉悦，病痛得到缓解，慢慢地竟好了，连徐志摩对翁瑞午也十分感激。
徐志摩的死给了翁瑞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虽有妻室，但不惧内，悠然自得地周旋在妻子与小曼之间。他与原配也极有感情，妻子日日照看着家里五个孩子，连戏衣都帮他洗净晾好。她也知道他与陆小曼相好，却从不过多地干涉他，而翁瑞午也很好地把握分寸，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促使他与陆小曼公开同居。据说是徐志摩去世不久后的某天，翁瑞午安慰陆小曼一直到凌晨两点，太晚了，他不想回家。就提出在烟榻上睡一晚，陆小曼同意了。从此一到晚间，陆小曼就独上三楼，把二楼的烟榻留给翁瑞午。那时候每月徐申如还会叫人给陆小曼送来三百块大洋。但是有一次送来，却附上一纸短信：
翁君已与你同居，下月便停止了。
陆小曼将短信拿给翁瑞午看，翁瑞午火冒三丈，当晚便搬到三楼与陆小曼同床共眠。后来才知道，原来徐家买通弄堂口门房，监视着陆小曼的一举一动，这一招却促使翁瑞午与陆小曼更快地走到一起。
感情与爱情不一样
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完全依赖翁瑞午为生，一黑（鸦片）一白（大烟）也全由翁瑞午供给。加之病痛时，还有翁瑞午有效的推拿，她怎么可能不依赖翁瑞午，最后把自己也交付给他？
翁瑞午确实了解女人，也明白该怎么对待自己喜欢的女人。如果只是着急着占有，他肯定得不到陆小曼，哪怕他再有钱。他是一个多情的男人，也是一个细腻的男人，他出生名门，少年时便混迹烟花柳巷，对女人的心思摸得透透的。当时徐志摩去世，小曼自责悲伤，又在舆论旋涡里打转，活得非常艰难。翁瑞午陪她去杭州散心，他带了长女邀了朋友与小曼一起游西湖，游西湖畔翁家山，那是他家的山。不是俩人同游，而且有多位好友在一起，让小曼没有任何压力。小曼是朵交际花，天生需要有人供养，翁瑞午包了她所有的花销。男女之间，依赖长久，很难不发生感情。哪怕这种感情并不是爱情，但是小曼与翁瑞午之间，如同彼此的亲人。时间越长，越离不开彼此。后来胡适向陆小曼发出警告，如果不离开翁瑞午就和她绝了来往，陆小曼也不理会。王映霞也劝过小曼，为了名誉离开翁瑞午，她根本不听。她不是不听，也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她的身与心都离不开翁瑞午。
好脾气的翁瑞午让陆小曼怎么舍得离开？每逢与小曼在一起，他总是殷勤伺候，最常说的词是：“我来，我来。”陆小曼长年吃鸦片，肠胃不好，翁瑞午就给她买来蜂蜜，帮助肠胃蠕动。蜂蜜很贵，翁瑞午却一次给小曼买很多。小曼吃了鸦片，将蜂蜜注入针筒，再吸食掉。比吃蜂蜜更过分的事是，陆小曼不喜欢喝牛奶，而喜欢喝吃人奶，翁瑞午就给她请来个奶妈。这些徐志摩也无法做到，纵然他再娇惯陆小曼，经济上也是不允许。比这更可贵的是，翁瑞午在陆小曼失去美色之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陪伴在她的身边。
美人如花，红颜易老，陆小曼年龄大了之后，已经不好看。因为吃鸦片的缘故，她的身体越发不好，牙齿全部脱落，牙龈都是黑的，脸色泛青，头发蓬乱，大半时间缠绵病榻。翁瑞午待她依然如故，问茶问水，供小曼医药饮食。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物质奇缺的那几年，为了一包烟，一块肉，翁瑞午都想尽办法弄到手，送给陆小曼。至于香港亲戚寄来的副食品，十分之九也都给了陆小曼。
陆小曼的一生，活色生香，林徽因是不能及的。林徽因与陆小曼一样，都有优秀的男人宠着爱着。不同的是林徽因纠结的性格让她无法享受到男人的呵护娇宠，而陆小曼可谓享受到所有男人对她至情至性的爱。很多年后，陆小曼说：“我对翁瑞午没有爱情，只有感情，感情与爱情不一样。”陆小曼说得对，毕竟是久经情场的人，她明白感情和爱情是不一样的。它们确实不一样，感情比爱情更长久一些。爱情是激情的、热烈的，如果这样的激烈不能转化成一种平静，两个人在一起很难将平庸家常的日子打发下去。陆小曼与徐志摩还没有从激情转化成一种彼此可接受的平淡，他们时而激情相爱，时而又暴怒争吵。但是陆小曼却不给翁瑞午任何压力，也不能给。他们没有婚姻约束，自然不能要求对方太多。更何况翁瑞午的经济要比徐志摩好得多，所以他不会捉襟见肘。徐志摩不及翁瑞午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陆小曼在翁瑞午的心里最重，是唯一，而且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地痴情暗恋。而徐志摩则不同，他爱陆小曼不假，但谁都知道，他心里还装着一个林徽因。与陆小曼交往是为了忘记林徽因给他带来的伤痛，投入小曼的感情也是为了让自己在情场重生。这样的感情风平浪静还好，一旦发生纠纷，心底沉睡的那个人就会重新复苏。他与小曼大吵一架转身离去，就是为了参加林徽因的演讲。没想到这个浪漫的诗人竟然就死于这次飞机事故，这也许就是天意，天意让这个天才诗人早殇，给民国文坛留下一个绝响。
夜半虚前席，新鬼多故人
终于牵牵绊绊到了一九四九年。翁瑞午卖光了古董老货，开始贫病交加。陆小曼境况比他略好一点，成为文史馆馆员，虽是个虚职，但每月至少有几十块钱可拿，让她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后来又成为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部委员，还被上海画院吸收为画师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这大概也与徐志摩的老朋友胡适有关。
一九六零年前后，从海外传来消息，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统战部部门在这个骨节眼上突然频频来访，请她吃饭，转弯抹角地问起她与胡适的交情；还暗示，不妨通过香港的熟友联系联系，也不必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胡适很有学问也很爱国的。陆小曼理解这种无孔不入的统战工作，但她觉得自己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适亲属，他当不当“总统”与我没有任何关系，陆小曼饭吃了，茶也喝了，但是却没有任何行动，也不知道从何做起。后来，有关方面就给她一个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不知道出于何意。这时候的陆小曼基本足不出户，息交绝游。陪伴她的，仍然是翁瑞午。此时的翁瑞午一文不名，并且重病在身。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特地将最要好的作家赵家璧和赵清阁请到家中。赵家璧和赵清阁来到陆小曼家，陆小曼将他们领到翁瑞午病榻前。翁瑞午不说话，只是看着，然后缓慢地伸出瘦骨嶙峋的手，颤萎萎地抱拳，拱手：“我，恐怕就在这几天快要走了，今后拜托两位，多多关照小曼，我在九泉之下，会感激不尽的。”说着，流下两行老泪。赵家璧说：“放心放心，我们也是小曼的好友，自然要关照好。你不要乱想，好好养病。”过了几天，赵家璧又来看他，翁瑞午僵卧在床，眼睛瞪着，口已不能言。
没有了翁瑞午的照顾，陆小曼身体也每况愈下，每隔三四天要发一次哮喘，表妹吴锦过来照料她。当时她吸中华烟，每支只吸一半，直立揿灭，排列在烟缸里，一式长短，纤毫无差，那后半支中华牌香烟将由吴锦继续享用。吴锦更多的是陪陆小曼说说话，所有的家务活则由一名叫桃桃的女佣操持。后来陆小曼不能下地，就坐在床上，由吴锦在背后抱着她，伸直脖子，上气不接下气，住院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哮喘与肺气肿齐齐发作，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中秋节那天，赵清阁买了几只月饼给她，她的鼻孔内插着氧气管，憔悴不堪，气喘吁吁地对赵清阁说：“难为你想到我，今年我还能吃上月饼，恐怕明年就——”说话间，她指指月饼，赵清阁知道她想吃一口月饼，就找了一块豆沙馅的拿给她，她吃得津津有味。过一会儿，她又低声说：“可惜志摩死得太早，如果不死，我相信他不会跟着走胡适的道路，他可能会走闻一多的道路。唉，志摩要是不坐那架小飞机就好了。”赵家璧感慨地说：“是啊，他要是不坐那架飞机就好了，不过——”她又说：“至于他会走什么路，还是茅盾说得对：‘我们不便乱猜’，但他留下的文学作品，将永远成为新中国文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入冬后，陆小曼病情加重，勉强挨到一九六五年暮春，她对一直照顾她的表妹吴锦说：“我不会好了，人家说六十三岁是一个关口，最近我常常梦见志摩，我们快，快重逢了！”吴锦安慰她：“别迷信，你太爱胡思乱想了。”她无力地摇摇头：“我还看到了王赓，他和志摩在那个世界里似乎还没有和解。唉，让他们去闹吧，反正我也要去了。”半个月后，陆小曼病逝于华东医院。这时候邵洵美也病卧在床，不能亲自去吊唁，只得派当年给小曼、志摩作干儿子的邵祖丞代替他向陆小曼告别，并作诗一首：
有酒亦有菜，
今天早关门，
夜半虚前席，
新鬼多故人。
看着老友一个个离去，属于他的时代也消失无踪，邵洵美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想起当年老上海的种种和几十年来的人世沧桑，又吟诗一首：
雨后凄风晚来急，
梦中残竹更恼人，
老友先我成新鬼，
窗外唏嘘倍觉亲！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病愈后的邵洵美日子变得越发艰难，能卖的古董全卖了，能借的朋友全借遍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面对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贫如洗的家，他束手无策。有时候家里甚至连买米的钱也没有，饿着肚子走过斜桥，看那昔日自己居住的豪宅，他恍若隔世。已经没人认出他，当然也没人理睬他，回到家看到陈茵眉苦愁着脸，他十分难过。现在家中唯一值钱的是一张床，过去佣人睡的，也值不了几个钱，他只想换几个小钱过几天日子。他卖了几次，陈茵眉不同意，这天趁陈茵眉不在家，他偷偷拿去卖了，晚上一家人无床而眠，只好打地铺。
在南京的盛佩玉从没有忘记邵洵美，每月都从女儿工资里挤出十五元寄给他。有一天他们经过夫子庙，尝到南京的盐水鸭，非常美味，就对邵绡红说：“你父亲从前可讲究吃和穿了，尝尽了山珍海味，从没听他说过南京的盐水鸭。”说到邵洵美眼下的苦难，她一时又潸然泪下，想买两只盐水鸭寄给邵洵美。可盐水鸭都是新鲜的，没法寄。又看到桂花鸭胗肝，是风干的，可以长时间保存，就买了五串，当天寄给了邵洵美。
半年后，盛佩玉回到上海，去看望邵洵美，却在公交车上意外看到邵洵美。当时他一人在马路上东张西望，一件洗旧的中山装挂在他身上，显得那么难看。那时候正是早上，盛佩玉奇怪他这么早到这里来干什么？她提前两站下车，走到发呆的邵洵美面前。邵洵美看到盛佩玉也吃了一惊，原来他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也要交房租，那房子早被政府收回，搬进了很多平民。虽然一月八十块钱不算多，但对他来说仍然无法承受，他调剂到这个老弄堂里，一间房才二十平方，一个月只要五十块钱。盛佩玉上下打量着他，他的脚步有点蹒跚，眼神也有点浑浊，头发白得发灰，苍老衰弱，嘴巴一直嗫嚅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又仿佛在自言自语，与当年上海滩那个让人惊艳的希腊美男已判若两人。盛佩玉从手中布袋里取出两个肉包子，说：“你早上吃过了吗？我这里有肉包子，是热的。”他听不见，耳朵也不好，盛佩玉大声对着他耳朵说：“我这里有肉包子，你吃吧。”邵洵美仍没有听见，但是这一次他看到了，他可能饿坏了，也不客气，接过肉包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盛佩玉看着他的馋相，只有心酸。邵洵美吃完了，抬起眼睛看着盛佩玉，发现她在流泪，两颗沉重的眼泪也禁不住从他眼睛里滚落下来。带着她往家里走时，他说：“你寄来的鸭胗肝实在太香了，不舍得吃，就挂在那里留着看，只用舌头舔一舔，浅尝辄止。”
冬天过去了，春天的到来并没有给邵洵美带来好运，旧病未除，新病又至，他患上肺源性心脏病，住在徐汇区中心医院重病房，看到病号们一个个离去，医院对他来说如同监狱，他决定放弃治疗。一来手头无钱，二来住院对他来说生不如死。几经周折，陈茵眉同意了。但是，像他这样的重病，回家就是等死。邵洵美在病痛中又煎熬了三个月，最后决定自杀。他早就知道患心脏病的人服食鸦片是要死的，他从前是鸦片鬼。现在，他要用鸦片自杀，必须要很大的剂量，但是他有他的办法：家里的孩子们工作的工作，支边的支边，他们每月会给家里汇来微薄的薪水，他一次积攒几元，一次积攒几元，终于在存下五十元之后，从地下渠道购买了鸦片，分三天服用三次。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文化大革命”正如烈油烹心的时刻，一代诗人邵洵美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天从早到晚，迷迷糊糊的邵洵美眼睛一直张开着，不时举起手在空中撩抓着，间或还说起话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梦中所云。到了晚上八点，陈茵眉发现邵洵美下巴僵硬，便和他说话，他两眼圆睁气息全无。陈茵眉急了，赶紧给他打强心针，可是针尖已扎不进他的身体。陈茵眉哭起来，这时候邵洵美突然张开嘴，喷出几口鲜血。接着，眼光随之散去。
盛佩玉得到通知马上赶来，草草安葬了邵洵美，没通知朋友，更没有告知组织。这时邵洵美身无分文，尚欠着医院400元，欠着一年半房租600元，还欠着私人600多元。入棺时打开盖着的白被单，盛佩玉才发现邵洵美光着脚，连双鞋子也没有。床下放着他穿坏了的塑料凉鞋，总不能让他光着脚上路吧？她匆匆上街，在马路边的摊子上买了一双布鞋，那是一双黑色的布鞋，只花了两元钱。盛佩玉回到家，将布鞋穿在邵洵美那双苍白的、塑料似的脚丫子上。老上海最著名的大诗人，就穿着两元钱的布鞋踏上奈何桥。此时，他兄弟般的好友徐志摩正在天国静候他。也许，他的心里正在默念着他的那首诗：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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