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的确确，周恩来内悉国情，外悉世界大势的非凡能力，在中国以致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他同国内同志研究工作，常常使那个领域的专家答不出他提的问题。他接见外国客人，常使客人们为周恩来对他们国家情况了解的深度和精确而发出惊叹！
周恩来认为，书籍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作家赫尔岑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话铭刻在心：
“书籍——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在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行将下岗的人对前来接替他的人的命令。人类的全部生活，会在书本上有条不紊地留下印记；即使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书籍将永存下去。书籍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世界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籍里结晶形成……书籍——它是未来的纲领，因此我们要尊重书籍！”
一生酷爱读书的周恩来，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保持着好学的良好习惯，都想方设法挤出时间看书学习。
1935年8月，红军在四川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休整，准备过草地。长征以来过度的疲劳，使周恩来在出发前六七天时，突然病倒了。第一天，体温39.5度；第二天烧得更厉害了，整日昏迷不醒；经过医生急救，第三天体温才渐渐降下来，神智也才清醒了一些。周恩来的病刚好一点，也仅仅能勉强坐在铺上，他就要学习，叫警卫员拿文件、书报给他看。警卫员们了解他的心情，知道学习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平时行军如果骑马，他手里一定拿一本书，边走边看。但是，他现在身体很弱，所以他们故意少给他一点书看，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周恩来就给警卫员们讲故事，讲革命道理，讲当前的国内外大事，教导他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
后来，在南京、在重庆，周恩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常常忙得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可他一刻也不放松学习，一有时间，就广泛阅读。
40年代初，周恩来在重庆坚持斗争时，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紧张，无论斗争多么尖锐复杂，都争取一切可能来看书，而且看的书范围很广。哲学、科学、文艺、政治理论等方面的书，他都看。当时爱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个交流学习心得的读书会，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王寅生等。周恩来也常去参加。当大家讨论热烈的时候，他通常是静听不语。周恩来与会时，读书会的成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大家丝毫不觉得拘束。有时，他自己也发言，那是一种完全以平等身份发表意见、探讨问题的发言。事实上，周恩来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是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他的意见有这样的力量，并不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而是由他在大量的学术问题上，就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透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所决定的。
毫无疑义，这种洞察力、分析力和判断力，来源于他的广泛阅读。他通晓许多领域内的科学知识，因而能够发表精湛的见解，能够博得大家的赞叹。
建国后，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操持政务达26年之久。他总理国内外大事，日理万机，可他仍然一刻也不放松学习，从来没有间断过对理论问题的钻研。
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柜中，放满了《新华日报》、《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还有一些辞书工具书，因为他经常需要查证核对一些著作、文件、资料、日期、数字，这样便于他随时取用。在翻阅书籍的时候，周恩来极其认真细致。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第四章第二节，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周恩来在书上逐字逐句圈点画线，还密密麻麻写了许多批注，都是对书中阐述内容的概括和对精神实质的理解，可见当时他看得非常仔细。
在日常的学习中，周恩来也非常重视读书。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性质、特征和任务，很注意学习，有过认真的思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刚出来，周恩来就要求大家一起学习。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没翻译过来，周恩来得知其中有章节专门论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问题的时候，他嘱咐齐燕铭尽快组织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学习，并组织办公室人员学习讨论。
当时，周恩来唯一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就是西花厅的学习小组组长，由在他身边担任财经秘书的吴群敢担任学习小组秘书，他规定两个星期讨论一次。学习秘书必须了解每个人的自学状况，集中大家提出的问题，要有充分的准备才进行讨论。周恩来虽然很忙，但只要大家有所准备，就定好日期由他主持开会讨论。
在百忙中，周恩来一有时间就阅读书报，有时在飞机上、火车上他都是手不释卷。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周恩来经常到各省市视察、处理工作。在飞机上，他还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批文件，找人谈话，有时从上飞机一直忙到飞机即将降落。机组乘务员看了，心里很不安，有时就悄悄走过去劝说总理休息一下，可是没有用。有人统计过，周恩来在近百次的飞行中，没有一次是乘机休息，在几百公里甚至更短的航程中，他也不忘阅读书报。由此可见，他真正做到了见缝插针地看书学习。
有人做过统计，《周恩来选集》下卷共收入周恩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著作56篇，计31万字。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的，是以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为中心，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周恩来写作这些文章，曾参考了250余种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其他有关书籍。可见，他是真正博览群书，既通晓马克思主义、又通晓许多领域内的科学知识的伟大学者。
正因为周恩来特别重视学习，所以他要求夫人邓颖超要努力学习，适应时代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站在时代的前列。1959年3月18日，他用“翔宇”这个30年前用过的名字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卡，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前进啊！”
1972年，周恩来不幸得了癌症。他自己知道这个情况，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劝他休息，全力进行治疗。74岁高龄的周恩来，面对“文革”的现实，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使他不能够只顾休息。他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还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阅读书报，不断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情况，内悉国情，外度世界大势。周恩来在病中阅读过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和刊有毛主席词二首的《诗刊》这两本书，一直放在他临终的床头。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周恩来的名言，也是他自身的写照。他用自己的行为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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