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政务尤其是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很少有时间坐下来集中读书，这是由他日理万机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渴望和对新知的渴求，却是始终如一的。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时，周恩来要求冷静下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读点理论著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正在这时，毛泽东于1958年11月9日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对这一建议，周恩来非常赞同和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周恩来早就急切地希望全党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这一希望，也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当郑州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周恩来于11月17日抽空给邓颖超写信说：“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对于社会过渡、所有制、社会阶段以及商品生产等重大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早已成为周恩来和邓颖超注意研究、探讨的重点。

    11月下旬，在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简称《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毛泽东立即提议参加武昌会议的同志阅读，并指示给每人发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详细阅看这本书的。武昌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常深夜抽出一定时间读书。1959年1月，《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是年六七月间，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了关于庐山会议所要讨论的18个问题，其中第一个议题就是“读书”。毛泽东提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3至6个月，或1年。”“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根据这一要求，周恩来又对《教科书》进行了一些研读。庐山会议后，党中央于当年秋冬重新强调学习《教科书》，刘少奇在海南岛，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分别组织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周恩来受到启发。1960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时，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的建议。1月31日和2月11日，周恩来先后两次到广州见毛泽东，2月11日还见了邓小平，向他们谈了组织《教科书》读书小组的事。

    1960年2月13日，周恩来到广东从化，召集李富春、李雪峰、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许涤新、薛暮桥、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国务院、书记处、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有关领导同志组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这个小组，前后用了20天时间，把《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近27万字的内容通读、研讨了一遍。其间，曾邀请《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胡绳到组内作辅导。胡绳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并整理了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边读边议的谈话记录。这一以笔记形式整理的谈话记录，胡绳在周恩来的读书小组内作了宣读，后来又留在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作了仔细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3月6日，周恩来回京，次日把胡绳留下的两本笔记送给毛泽东看，并说：“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

    从2月13日～3月2日，周恩来在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的研讨会上共作过三次系统发言。每次发言之前，他都先写出比较详细的提纲；发言之后，由参加学习的同志作了记录。周恩来的发言记录，在4月份他出访时，经李富春、薛暮桥等人商议，以“从化读书会学习笔记”形式印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等部委的读书小组和党组，作为学习材料，对这些部委的领导干部学习《教科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周恩来三次发言的内容来看，第一次（即2月23日）着重讲了“过渡问题”，阐述我国过渡时期的五条基本方针；第二次（即2月25日）主要阐述上层建筑尤其是思想意识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其前者的先导作用；第三次（即3月2日）主要讲学习《教科书》的方法，并对整个学习作了总结。

    周恩来读《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

    对于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态度、方式、方法问题，周恩来在读书过程中反复地作过强调。读书小组刚组成，他就明确提出：必须批判地学习，采取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在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读书小组中，同样如此。毛泽东在1960年1月上海工作会议上提倡组织学习小组时就专门说过：“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强调的“批判”之意，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论，对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学习、借鉴，对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舍弃。在学术问题上，“批判”一意，是与不加分析、盲目接受的教条主义做法相反的。“批判”的态度，是周恩来历来坚持的学习态度和思考风格。早在他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具备“审慎求真”的批判性态度，从不盲从。周恩来与中国其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革命时期就饱尝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革命道路。但是，进入建设新中国的时期以后，由于主观上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客观上苏联模式的影响及苏联老子党的做法，教条主义的东西始终在时隐时现地干扰中国共产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进一步清理教条主义的客观要求。这一要求是符合周恩来反对“洋”冒进、瞎指挥和共产风的思想的。因此，借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从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重新思考建设问题，这是读书小组首先要解决的课题。

    周恩来在2月23日的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这次学习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2月25日的发言中，讲到思想意识、上层建筑变革问题时，又引发了对苏联《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苏联当时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与资产阶级形式上的对立，在法律、司法方面，有许多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妥协，这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这些，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们的人民大学还在用《教科书》当教本，这也是矛盾的。我们中央负责同志都到北大、清华去作报告，就是没有去人大，吴（玉章）老说过好几次。我们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和教员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校使用教本的情况也提出了看法，认为：“我们的实际和理论有矛盾。”周恩来所说的人民大学使用《教科书》的问题，侧重点是在担心部分教员和学生缺乏批判态度上面，而不是否定大家学习这本《教科书》。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批判的武器，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也才能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3月2日下午，读书小组召开了“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结束会”，周恩来对这次学习作了总结。他在开场白中又一次讲到了学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怎样批判地学习呢？这次学了20天，仅仅是学习的开始。精读一下，20天是不够的，参考资料那么多；如果要把各个问题研究一下，不是两个月，时间要更长。学习是长期的问题。要分析这本书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加以肯定、发展，错的加以否定、批判；批判要有武器，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批判，这样才完全……在我们的学习中，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本身也就是学习。运用这个武器，要有个实践过程，需要有个时间，不能说我们就马上会用了，顺手拈来就行了，不要看得太容易，还要有个长期的过程，要看作是个不断学习、实践、发展的过程。这次学习是需要的，通过这次学习，基本上是提高了一步，还要继续学习下去。”这一总结性的发言，首先明确了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即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其次表明，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无论从理论发展还是从实践前进的角度，都是有益的；再次强调，理论学习是长期的任务，要学会运用批判的武器，真正把正确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还需要不断的学习的实践。这次发言，进一步概述了周恩来对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待这次学习、对待理论思考的态度和方法。

    （杨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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