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们的读书生活-刘少奇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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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1月24日,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刘少奇在戎马倥偬中度过了他的50岁生日。为了表示对老战友的祝贺,朱德特意赠诗一首,其中写道:“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这首诗描绘出了刘少奇的一个显著特点:为了寻求真理而坚持学习。他所以能够“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所以能够“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就在于他一生都在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不管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后;不管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环境中,刘少奇都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刻苦读书、勤于思索的形象。本文记载的,就是刘少奇坚持读书的几个片断。

    从小村深夜的灯光谈起

    1939年年底,抗日战争正处在极其艰难的时候。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来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一天深夜,新四军的支队司令员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这是敌后的一个小村庄,村里寂静无声,一片漆黑。张爱萍看看表,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他不禁犹豫起来:少奇同志工作辛劳,这么晚一定睡下了,现在去会不会影响他休息呢?这时,他忽然看到一所房子里透出隐约的灯光。走近一看,正是刘少奇住的院落。他先把刘少奇的秘书刘彬从睡梦中推醒,问道:“少奇同志休息了吧?”“休息?”刘彬看看表说,“还早着呢!”便领张爱萍向刘少奇的住房走去。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小油灯下专心致志地读书。只见书页上满是红色、蓝色的圈圈点点和批写的字。桌上,放着许多文件和报纸。看到张爱萍进来,刘少奇才把书合上,和他谈起了学习和工作。从刘少奇屋里出来,天已透亮了,张爱萍看着那摇曳的灯光,看着刘少奇映在窗户上的身影,不禁想到,以前总觉得战事紧张,没时间学习,难道自己还有少奇同志忙吗?刘彬看出了张爱萍的心思,说,少奇同志工作再忙也要挤时间读书,几乎每天都要到深夜,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

    刘少奇酷爱学习,从不放过点滴时间。1942年,他奉调从苏北回延安工作,尽管路途遥远,而且一路上的形势十分险恶,但他仍带了许多书籍,一有机会就读起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刘少奇跋涉万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可谓历尽艰辛。可就在这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他不但指导了沿途各地的工作,而且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

    路过微山湖时,刘少奇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住了几天。虽然离敌人的炮楼很近,但刘少奇镇定自若,坐在一条小船上,白天用竹竿挑起一块被单遮阳,晚上点上小油灯,照样读书、谈工作。有一段时间,他还曾在赣榆县大树村住了几天。老乡们看到刘少奇屋里的灯总要亮个通宵,看到他不是捧一本书,就是伏在桌上写,隔一会儿又到院子里转转,还朝天上看看。鸡叫了,东方发白了,老乡起来喂牲口了,他还没有睡。乡亲们不知这个陌生人是谁,都很奇怪。有的人就说,共产党有一个星相先生,天天晚上观星测云,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怪不得他们老打胜仗呢!原来,他们把刘少奇当成了星相先生。

    从炭子冲来的读书迷

    一个人的秉性、爱好,往往在少年时代就显露了出来。刘少奇的少年时代,给人留下的是爱读书的印象。

    湖南省宁乡县的西南,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花明楼炭子冲。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就诞生在这里。他8岁进私塾,15岁上县城玉潭小学,18岁考上宁乡中学。在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为自己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6年,刘少奇从玉潭小学毕业了。他的成绩单上,各科成绩都是“优”,在全校名列第一。学校特为他发了“红榜”,并派专人送到他的家里。这个成绩,是他刻苦学习换来的。许多人还记得,有一个冬天,刘少奇上学时因路滑跌倒把棉衣弄湿了,老师叫他烘干衣服再上课。就在这短短的烘衣服时间里,他也没有忘记读书。不知不觉棉衣烧着了,老师闻到煳味跑了过来,他自己却没有察觉,正看书看得入神呢!由于刘少奇读书入迷,家里书也多,加上他排行第九,大家送了他个外号,叫“刘九书柜”。考上宁乡中学以后,他学习更认真了。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还保存着他在那时亲手制作的一个竹笔筒,笔筒上刻有一幅松鹤图和《松鹤赋》,上面端端正正地刻了“卫黄作”三个字,他以此来鞭策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

    提起“卫黄”这个名字,还有一段来历。刘少奇原名刘渭璜,在他小学毕业时,正值窃国大盗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刘少奇义愤填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黄”,意为保卫炎黄子孙。改名字说明刘少奇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正是这样一个远大的抱负激励着他自觉地去学习。

    少年时期的刘少奇在读书时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宁乡县博物馆还保存着他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等书,书页上的许多眉批和符号,显示着他的勤奋和聪颖。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一般人看《资治通鉴》往往偏重于政治斗争、宫廷之乱,而刘少奇当时就非常注意经济问题,认为经济斗争是不容忽视的,这同他以后的一贯思想是紧密联系的。他还善于从历代作家的文章和书籍中批判地吸取有益的东西,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人皆可以为尧舜”等,就是从这些书中吸取的营养。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他非常自如地运用这些成语,把它们同实际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给了广大群众以深刻的教育。

    延安的同志对他刮目相看了

    1939年盛夏的一天,在延安马列学院窑洞外面的广场上,师生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讲课的人就是刚从北方局回到延安不久的刘少奇,他讲的题目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问题是当时党内亟待解决的。刘少奇讲得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人说,我们党还有这样一位理论水平高的领导同志,真了不起。毛泽东看了这个讲稿以后非常高兴,马上给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吴黎平写了一封信,说刘少奇这篇讲稿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该快发表。文章在《解放周刊》上刊登后,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

    刘少奇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虽然人们对他在北方局工作中打开新局面的显著成绩十分敬佩,但由于他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时间不长,加上长期在白区工作,延安的一些同志对他还不很了解。自从他在延安作了几次演讲之后,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了。“少奇同志理论水平高”,成了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然而,刘少奇的理论水平却是得来不易的。1920年,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为去苏联学习做准备。据当时和刘少奇一起学习的肖劲光回忆,“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1921年,少奇等一批中国青年到了苏联,主要学习政治、国际工人运动史和俄文。革命刚刚胜利的苏联,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中国同学白天上课,晚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做工,每天的食物定量却只有一小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有几个人受不了,想退学。但刘少奇始终很坚定,学习得非常认真。通过学习,他不但掌握了许多革命理论,而且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信念。

    刘少奇回国后,坚持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工作,但却受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排斥和打击,并被撤了职。为了解决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许多重要文章,如《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等,既是他对当时在党内盛行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也是他运用革命理论指导现实斗争的经验总结。后来,他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越受打击越要钻研马克思主义,这样就能学出成绩来。

    刘少奇不仅钻研理论书籍,而且注意阅读报刊杂志,并善于通过它们来了解群众的动态,了解斗争的形势,用于指导工作。1936年春天,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不久,刘少奇便被派到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天津,主持党的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地区的党组织已经遭到敌人的很大破坏,而且相当一部分同志中还存在着“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这就使得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遇到许多障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刘少奇一方面自己写文章宣传党的新政策,一方面注意阅读和研究各种报刊,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动向。1936年2月,国家社会党机关报《自由评论》上刊载了该报编辑张东荪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纲领提出了异议。刘少奇认真研究了这篇文章,并以“陶尚行”为笔名写了题为《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的文章,详尽地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驳斥了社会上存在的对共产党的种种偏见和谬论。这篇文章在《自由评论》上发表之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大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对于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刘少奇更是认真阅读,而且热情地写稿支持。1936年5月,他得知邹韬奋要创办《生活日报》,便敏锐地感觉到这将是一块宣传抗日的阵地,立刻以“莫文华”为笔名写信表示祝贺。他写道:“我认为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与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一个月后,刘少奇又给邹韬奋写了第二封信,对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关门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鼓励《生活日报》大胆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莫文华”这两封信的发表,有力地支持了《生活日报》的工作,使它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刘少奇就是这样,一方面刻苦地钻研革命理论,同时又注意以理论来指导现实斗争,在斗争中运用和检验学习的成果,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全党公认的理论家。

    把休假的时间用来读书

    全国解放后,刘少奇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1958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同志分成一线二线以后,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紧张繁忙的工作使得他实在抽不出整块的时间进行读书学习,刘少奇对此总是感到十分遗憾。他是多么希望有一个时间能够坐下来系统地学一点东西啊!

    但是,这样的机会简直没有。于是,他只好利用治病休假的时间了。解放后刘少奇的两次休假,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第一次是1951年秋天。刘少奇由于工作劳累病倒了,毛泽东要他到杭州去休假一个月。刘少奇感到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动身的时候,他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行李包。

    西子湖畔,杨柳依依,风景优美。但是,刘少奇对这些没有多少兴趣,而是埋头攻读起了《中国通史》。他想到,全国解放了,我们党成了执政党,领导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多么艰巨的事业!因此,必须熟悉历史,借鉴历史,从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汲取有用的经验。每天,他戴着老花镜,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屋子里看书。他一边读,一边思考,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不时在书上圈圈点点,写上眉批,有的书页的空白处,竟全部写满了。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他一天十几个小时坐着读书,常常忘了吃饭。

    几大本《中国通史》读完了,新书变成了旧书,刘少奇的休假也结束了。

    另一次休假是在1959年11月。刘少奇因肩周炎发作,中央决定要他到海南岛去休息治疗一段时间。这对刘少奇来说,又成了集中学习的机会。

    这一回,他决定系统地学习一下政治经济学。那时,在全国已经搞了一年多的“大跃进”运动,经济建设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为此,刘少奇已经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正需要从理论上认识这些问题。就这样,他带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四、五、六、七分册,到了海南岛。

    海岛的秋天,阳光明媚,树木葱茏,一派南国风光。但刘少奇的心思不在这上头,读书本、钻理论,才是他的兴致所在。对这一次学习,刘少奇十分重视,简直把它搞成了一次“正规化”的学习。他专门请了薛暮桥、王学文两位经济学家当老师,辅导学习。还把身边的秘书、警卫员、医护人员等都组织起来,让他们一起参加学习讨论。

    11月10日,刘少奇主持了第一次学习讨论会。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拢来,认真地说:“对这次学习,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我们的讨论会采取座谈方式,谁有话就讲,会上可以展开辩论;第二,在我们的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有拘束;第三,这里学习所讲的话,不要到处去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自己的意见讲,错了自己负责;第四,有些内容比较难懂,同志们有看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请教薛暮桥、王学文二位老师。我们的会议,大家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拘束。”

    后来,讨论会进行过多次。一个国家元首和他的服务人员在一起平等地读书讨论,这实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事。在刘少奇主持下,这些讨论会的发言都很热烈,有时甚至还展开小小的争论呢!

    一个多月时间,就这样在读书中很快地过去了。刘少奇在这次读书中,联系我国实际,作了多次重要的发言,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刘少奇是我们党的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读书学习既是他的工作需要,也是他的终生爱好。刘少奇的理论修养之深,看书学习之勤,在我们党内是出名的。

    刘少奇对学习历来是特别重视的。早在1939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著名著作中,就把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修养之一。他把缺乏理论知识的人称为“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6页),只有掌握了理论和各种科学知识,“学得好就站起来了,不爬行了;过去未想通的,现在可以想通了,眼界宽阔了,天地大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7页)

    1941年,他在华中局工作时,孙冶方曾写信向他反映有些同志不重视理论学习,甚至把在党校认真读书的党员指责为学院派。刘少奇为此专门给孙冶方写了一封回信,严肃地批评了这些同志的思想。他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讲到革命理论的重要。他分析说,中国党有个极大的弱点,就是理论准备不够,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由于指导上的错误。他指出,任何想要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埋头读书和研究的阶段。

    在中国革命就要胜利的194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由刘少奇兼任院长。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他指出,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变化,危险更大;因为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所以,他要求学员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窗外事可以问一问,但不要因此不安心,要紧张一点,下功夫多读一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借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

    刘少奇要求别人多读书,他自己更是这样。几十年来,他从未间断过学习。在战争年代,他经常长途跋涉,转战南北,但总是随身带着很多书,一有机会就看。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内容翔实丰富,那是读了多少书的结果呵!解放后,条件好了,他对学习就更用功夫了。他在中南海办公室里的书架上,摆满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还有《资治通鉴》等历史书以及各种各样的书籍。刘少奇经常阅读这些书籍,并在书里夹了许多纸条和书签。刘少奇读书范围很广,但他同时也非常注意精读。他认为,应该学好关键性的东西,也就是要学好马列经典著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刘少奇还不止一次地强调,学习理论一定要有艰苦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能依赖听报告和教员讲课,不作独立的、艰苦的工作,就不能了解和掌握真理。

    阅读当天的报刊、资料,是刘少奇每天的必修课。哪怕工作再忙,他也要把当日送来的报纸、参考资料以及兄弟党的报纸认真看完,才算结束一天的工作。刘少奇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后半夜两点钟左右,是他离开办公室“下班”的时间。但回到卧室他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又是两三个小时。刘少奇能一连几个小时盘着腿坐在床上看书,这还是他在战争年代长期练出来的本领呢!

    凡是毛泽东提倡读的书,刘少奇一定找来认真阅读。1965年,毛泽东在《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上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刘少奇立即认认真真地进行了研读。有一次,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了《资治通鉴》中的一个典故,刘少奇为了深刻理解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的现实意义,回来就仔细查阅《资治通鉴》,并把这部书放在手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翻看它。

    刘少奇自己勤奋好学,也要求、鼓励其他同志多读书多学习。在开会发言和找人谈话等许多场合,他多次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读书的必要和好处。他曾经讲到,自己读过孔孟的书,“洋学堂”的书,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读了马列的书,终于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要求每个同志都要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

    刘少奇十分重视干部群众的学习和教育,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是他分管的。他兼任过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并多次去讲课。解放初期,中南海办了一个干部业余补习学校,帮助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职工提高文化水平,刘少奇还亲自担任校长,尽量参加每届的开学、毕业典礼,对学员们亲切地讲话,勉励大家从各方面提高自己。

    刘少奇对他的警卫员、护士、保育员等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对他们说:“你们还年轻,国家建设需要有文化的人,你们要多学习一些,争取为党多做些工作。”中南海业余补习学校开办后,刘少奇尽量让他们去参加听课学习。有一天夜里,刘少奇和王光美特意来到保育员们住的宿舍,高兴地查看她们在补习学校学习的作业本,并把作业本上写错的字、算错的题,一个个地改正过来。

    “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毛泽东提倡的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刘少奇一生热爱读书学习的确切写照。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紧张战斗,有多少新的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有多少新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开拓,而这一切,又是多么需要我们去努力刻苦的学习!因此,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勤奋好学的精神,在今天是多么需要发扬光大啊!

    (黄峥 周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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