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拥有这么多书，也还是不断地买书。在外地，他也常买书。他几乎每一次从书铺、书店和地摊离开，都不会空着手的。他又绝少把书买重，除非是不同的版本。
记得我小时随董必武到厂甸去玩过一次。那时的厂甸真使我眼花缭乱：彩绘泥塑的小人、小动物和各种民间的竹木玩具，糖葫芦一大长串和热气腾腾的北京小吃，加上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嘈杂声、吆喝声，真有些春节的热闹气氛。那里有些摊位是我根本不感兴趣，却又不能不站在旁边的，这就是书摊。董必武津津有味地在那里翻看旧书、字画、古玩。董必武总要挑上些东西才走。董必武有一只玉雕小母鸡，恰可盈握，就是那一次的收获。当然，董必武主要买的还是书和残破的碑拓。
书对董必武太重要了。他坐在办公室里，手里如果没有文件、报纸，就一定有一本书。他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地读。我这样一个年轻幼稚的人从他的谈话中得益不少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许多专业人员也会在与董必武的谈话中得到启迪和教益。比如植树，他把为什么植树，如何管理、经营等写在诗里。这诗收入董必武的诗集。董必武关于植树的知识，我想最初正是来自书里。
董必武有这么多书，又爱读，所以很爱惜它。他几乎从不在书上批注、圈点、勾画。不过，也有例外，那是一本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书名我忘了。董必武去世后，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的老白同志到家里找妈妈征集遗物，妈妈给了很多的书，我在成堆的书中看见了这本书。书薄薄的，书页上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着字，行间还有圈点，我真正不胜惊讶！因为董必武是从来不在书中留下墨迹的。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学期对课本很不爱惜，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地方用红蓝铅笔画“白雪公主”，画碧眼红唇的洋娃娃。一学期下来，书皮的四个角也像卷心菜似的。董必武见了，又叹气，又摇头，眼睛眄视着给我讲爱护书籍的道理：“一呢，你读过了，还可以给别人读，书不就教育了两个人吗？就是没有别人再读了，你还可以复习呀。二呢，书也是工人叔叔劳动的成果，检字、排版、印刷、装订才能成书。你们说热爱劳动，工人叔叔付出的劳动你都不尊重，好不好？”此后，我养成了不在书上乱画的习惯，学会了爱书。而现在，我成年之后，却见到了董必武在书本上的笔记、心得。在书本里认真地写读书笔记，与我的乱写乱画，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董必武说过他不爱在书上涂写的，也许仅此一本也说不定呢。可惜，我来不及细看书中的笔记，书已被征集走了。
经董必武看过的书，绝不会在他手里弄脏或损坏。即使是一本已弄残破了的书，他也会尽可能粘补好。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有几部外国文艺作品写得好，我告诉了董必武。董必武请秘书去图书馆借，没有借到，我只好四处寻找，向我的一个同事借到一种，但书已破旧了。董必武一边看，一边帮助把快撕下的书页粘好，把极破损的书皮粘好，还包上封皮。
董必武对他的藏书很珍爱。每搬一次家，都要亲自给书柜编号，参与捆书、装箱。安定下来，又总要亲自清理、上架。经他清理上架的书，他了如指掌。这话毫不夸张。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董必武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把我叫到床边，说要看书。董必武把书名告诉我之外，又具体告诉我：书架在书房的哪个位置，靠哪面墙，在书架的第几层，是左手或右手边的第几本。我毫不费力地把书找到了。董必武笑了，很得意地把书举起来，说：“看，我说得不错吧？”后来，还有一次，董必武在广州养病，要看的书没有带，来信要我带去。他还是那样把书的具体方位相告。我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要的书。这正如他的诗里写的：“屡试不爽”。
董必武爱书，珍惜书，但有时也很慷慨。
1981年3月10日在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抗大第四大队的教员和学员的座谈会，会上何长工叔叔讲了一个小故事：在长征途中，何长工叔叔是警卫队的队长，他所警卫的队伍中有徐老、吴老、谢老和董必武以及好几位叔叔。何叔叔讲，那时候行军很紧张，可这几位老人家各人都有不少的书，行起军来，他们都是书骑牲口人步行，行动怎么能快呢？我看书是个大包袱。我就想：怎么才能扔掉包袱前进呢？“哈！”何叔叔笑着说，那时候我年轻，也想不出好办法啦，就下命令：“烧书！”董老一听就表示：“服从命令。”可是徐老说：“谁要烧我的书，我就和谁拼命！”拼命噢，“哈！”何叔叔开怀地笑起来：那时候，我年轻、幼稚，不懂事，火气又旺；他说要拼命，我就硬是要烧，和徐老顶上牛啦。董老来找我：“长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书你拿去烧。我的马还可以驮一些徐老的书。另外，你去和警卫队的战士们商量一下，每个战士帮助徐老背几本书，少则两本。这样你看行不行？”何叔叔讲到这里，又是一阵大笑：“董老和和气气地解决了我和徐老顶牛的事。”
董必武那么爱书，却不得不焚毁了他自己的书。不是一本，而是一捆捆、一袋袋！我想，这也许不仅是一种牺牲精神，而是更多地坚信未来吧？何叔叔的话又使我忆及和董必武一次简短的聊天：我不解董必武的藏书购书日期最早只有抗战时期的，长征时期的一本也没有。董必武平静地回答说：“那是战争年代呢，女儿！”现在我才知道，董必武那时是奉命焚书了。
董必武最看重书，不期招来了焚书。但他爱书的习惯还是不变。董必武每一次离京外出，首先考虑的还是书：带什么书，如何装，一到目的地，先把书清理到书架上，再去放置其他生活用品。
董必武爱书，他自己看，也借给别人看。只要有人提出书名找他借阅，他一定出借。董必武很喜爱他藏书中的碑帖和书法、字画，这一部分不是放在办公室，也不是放在书房，而是放在他的卧室。他给每一本帖写了书签，夹在书里。书平放在书架上，可以不用翻就找到那所需要的书了。记得我参加工作后，我们单位一位美术编辑找我借魏碑，我就去找董必武。董必武过了两天交给我一本，说：“比较一下，这本好些。”董必武就是这样：他爱书，并不守私。我想这是对待书的最好的态度。
董必武的藏书，有一个特别标志，就是所有的书都盖上一个椭圆形的“乐益堂”的藏书章。
“乐益堂”是解放初期我们家住在王府井北口不远的锡拉胡同时，董必武客厅的匾额。匾额是这房子原有的。我记得从那时起，董必武的藏书就开始有了这样的章。章子还编有年月日，这样对他的书购进日期也有了一个准确的记载。所以有章，大约是生活平定安稳了，有藏书的条件；所以取“乐益”，大约书之于他，真是有乐有益吧。我从未就这个藏书章问过董必武，不知猜测的对不对？
董必武的藏书章只有这一枚，而私章却有许多方。他所有的书上都加盖藏书章，这是他的习惯。但他的书法、题字上却从不加盖私章。董必武总是积累了一些“题字债”后，集中“还债”。一天，我看见他给别人题字、题诗后不盖章，就问了为什么不盖章？董必武说：“盖章，无非是说这字真真正正是你写的。但，不是已落款了吗？章子是可以伪造的，也好伪造；而字呢？每个字，通篇的字都去模仿，都去造假，却不可能了，字的真伪是好分辨的。所以我不信任私章。不信任吗，就不用。”
记得有一方印我曾代董必武使用过一次。那是荣宝斋的同志在我面前展开廖承志藏的一幅何香凝老人画的墨梅，指点我从色彩上欣赏画面，说：整幅画都是黑的，想请董老加盖一印，以阴文为佳；这样以墨为主，黑中有点红，整幅画就会更有生气、更协调。我答应征求廖承志和董必武的意见。后来经普椿同意，董必武也从画面上考虑，同意荣宝斋的同志的意见。我从董必武的许多方印中找了一方钤上。但荣宝斋的同志说：“太大了。”
董必武去世后，我把董必武的印章各盖一个在他给我题的册页上，又各印一个在他题给我的两首诗上。事后想想，这不合董必武的本意，心里有些不爽，总感到自己有些俗气似的。聊可自慰的是，我存有董必武的全部印拓了。
原以为在书法上有功力的人大半对文房四宝都有些研究，也许会有些癖好，比如讲究些什么笔、墨、纸、砚的。我观察董必武，他却不大讲究。董必武有许多毛笔，大约有七八十支，从小楷到提笔；笔杆有传统的竹管的，也有有机玻璃的。他喜欢用的，多半是用惯了旧笔。我记得，他的毛笔头掉了，还用桃胶粘过；我也见到过他把用掉下的笔头，又用线捆扎在笔管上。这当然也是他的俭朴作风的一个体现，不过跟他用惯了，用顺了，喜欢旧笔，也有关系。因为使用新笔，在他看来，要去熟习它。掌握了它，写起来才可以得心应手。我总觉得，董必武对他的旧笔是很留恋的。记得有一次，我心血来潮，要练毛笔字，就去向董必武借毛笔。董必武听说我要学习写字，很是高兴，就从他桌上的笔筒里挑出一支来，拔下笔帽，对着灯光看了看毫毛，又把左手食指垫在笔尖下，看了看笔锋，然后才交给我：“这支笔是我常用的，很好用。你每次用完，都要把墨涮掉。不能让笔倒着戗水哟。”我还以为董必武舍不得给我用新笔呢！董必武似乎看到我的想法，一笑：“新笔不一定比这支好用，你还要去泡开笔头。你又不耐烦泡，会去咬它，用指头去捏它。这样，好笔也给弄坏了，还耽误了你玩。”我扭头说：“才不是呢！”董必武笑笑继续说：“用旧笔又省事，又省力。我是替你着想的。”就这样，我只是不怎么乐意地拿了旧笔去用。当过了好些年，我有了孩子，他们也提出写字时，我向董必武借笔的事又一下子从脑子里跳了出来，我才体会到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爱有多么深，又多么细！
董必武办公一般都用毛笔，间或也有用钢笔、铅笔的时候，他的钢笔字、铅笔字写出来，也带有毛笔“味”，好像握笔的手很用力，字也带着力似的。我总觉得董必武对于笔不是很讲究的，对纸也好像不大讲究，也许相反，应该说他对纸笔都太讲究才对。我这样说，是不是我思维逻辑不清：把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硬说成在同一问题上的一个态度。其实，在我看来，它们真的都统一表现在董必武身上。说他对纸不讲究吧，只要有还能在上面写字的纸，他轻易不丢。比如台历的背面，礼堂演出的节目单的边角，什么地方送来的请柬的边角、背面，董必武都充分利用它们来做诗稿，或抄录点什么。记得我参加整理董必武的诗稿过程中，还见过一张大纸的中央写着别人赠给他的诗，而那张纸的边角、背后，都有董必武的和诗，以及他新作的诗稿。这么看来，他对纸不能说是讲究了吧？我还记得别人送过他一些好宣纸，说是给他练字的。董必武仔细地看着纸，用手摩挲着，不住地说，“这么好的纸，怎么能拿来练字。这，多好的纸！”他后来用这纸来还“债”。他常接到人家请他题字、题诗的要求，一般他都不会推却，就用这些好纸给人题了诗，题了词。在这方面，他对于纸，对写出的字，都是比较讲究的。记得50年代末的一次题诗，整张纸已快写好，大约正文中只差两三个字，我记不清是他写错了一点，还是掉了点墨水在上边，董必武叹了口气，可惜地把它废掉了。
我总认为董必武对纸的讲究远不及墨，董必武不喜欢用质地差的墨。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用过不好的墨。董必武说：“好墨是香的，叫墨香。”他用的墨不香，却也不臭，淡淡的有些“墨香”。我又觉得，董必武对于墨的讲究，远不如他对研墨的讲究多。因为董必武不喜欢用墨汁，所以凡是他要题字了，研墨的工作就要提前一天做。平常董必武写字用的是一个黄铜墨盒。电影《楚天风云》中引了他的一句话：“滴水百圈。”他教我们研墨时总是说这句话的。龚雪演的女孩子研墨，拿墨的手势确是董必武要求的样子：食指在上首抵住，拇指、中指和无名指捏住墨身，顺着一个方向转。可惜这场戏里演员是站起来研墨，这可不像董必武一向对我们的要求了；不过，这一点点，“瑕不掩瑜”。我小时研墨很缺少耐心，不是一下子加水过多，就是只要“快、快、快”的，忘了把墨拿平。墨用过几次后就不是每个角都是成90°的了。而董必武的要求就是墨一直磨到最后，仍然棱角清楚，角还是要90°。我始终没有做到，我的毅力实在不行。至于滴水董必武也教。他教我用毛笔帽——早先的笔帽都是竹子的，不像现在有铜的，有塑料的——竖着点到水里，然后用手指盖住上面一头的孔，挪到墨盒里，再一松上面的手指，水就滴了下去。这样还可以控制滴水的多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墨汁的质量有所提高，也许是董必武不怎么讲究了，董必武在他的晚年也用起墨汁了。
在董必武的书橱里，有一盒精制的烫了金的墨。我见董必武没有用它，很奇怪，有一次就问董必武：“为什么不用它呢？”董必武告诉我：“这不是实用的，只是摆在那里供大家看的。”这块墨，也许现在珍藏在哥哥那里呢。
平时，董必武对纸、笔、墨都不怎么讲究，对砚台就更是这样了。董必武常用的是大圆砚，这是一个很实用的砚台；还有几方砚台，雕刻得精美。这些砚台，有的是他自己买的，也有别人送给他的。记得我上中学后的一年，跟董必武在北戴河度暑假，一天随董必武看电影，我挨着董必武坐着，后排是康生夫妇。康生先说，听说董必武这里有一块汉砖的砚，我想看看，因为他正准备写一本有关砚台的金石的书。康生还说，他已经看了很多砚，很多书，中国还没有一本关于研究砚台的书。董必武听了，很支持康生的想法，说：“我有一个很好的砚台，别人送的。我舍不得用，放着也没有用。你要写书，就送给你。”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还听到过妈妈失悔地说起这件事，妈妈说：“把一方好砚给了这个不务正业、专说假话的人。”
我从砚又想到了董必武的书。他那么多藏书，据说没有一本是珍本。我觉得，董必武品质的可贵处也正在这里。他不是物的奴隶，他喜欢它，只是因为它有用，而对别人更有用，他就会提供给别人。从这儿，我又想到了蜡烛……（董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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