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他那简朴的土窑洞里，有一个用木板钉起的简陋的书橱，装满了他喜爱的书籍和报刊杂志。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读书，至少学习两个小时。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甚至是在鞍马劳顿的旅途中，也从不间断。只要时间允许，他一天甚至能看上10个小时的书。有时，他学习简直达到了忘我的程度，该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还是手不释卷，警卫员往往要催请两三次，他才勉强放下书来。
有一次，林伯渠从党中央开会回来，途中必须经过延河。那天恰逢大雨，河水陡涨，警卫员劝林伯渠骑马涉水而过，林伯渠却要和警卫员一同徒步涉水，几经劝说，最后，林伯渠勉强上了马。回来后已经很晚了，警卫员刚开口要林伯渠换干衣服，林伯渠却先要警卫员换衣服。待警卫员换好衣服，过来一看，林伯渠又坐在那儿看起书来。警卫员见状，便催请林伯渠说：“林主席，该睡了。”林伯渠说：“你先睡一会儿。”过了好久，警卫员到林伯渠宿舍去一看，他还在看书。警卫员没有办法，就嘟着嘴发小孩子脾气，非请林伯渠睡下不可，他这才睡下。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起来看书了。
又有一次，林伯渠的眼睛患了点毛病，医生不让他看书，这下可使林伯渠为难了，不看书怎么行？后来，他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请来一位同志给他念，他坐在椅子上静听。这可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既遵了医嘱，又满足了自己读书的愿望。
还有一次，天还未亮透，林伯渠就起床看书，恰巧停电，灯不亮，无法看书，他便坐在椅子上背诵诗词，背了一个多钟头。
林伯渠虚心好学，从不自满。他曾说过，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列主义去解决革命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使自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明确的观点，不致左右摇摆。
1945年，林伯渠在60岁生日的前几天，去看望毛泽东，在谈话时，他问道：“像我这样的人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工作？”毛泽东笑着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情况时，他说：“当时，国内马列主义文献极少，能读到的只有《共产党宣言》，此外，还有一本《共产主义ABC》。但是，毛主席能够从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并运用于中国实际。”他认为自己没有做到这点，因为思想易于停留在表面，思考问题不深入，不够刻苦。他不止一次地同子女和一些同志谈到这件引以为憾的事，用以告诫后人，鞭策自己。他还经常谈到他所熟悉的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长处，认为有许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
林伯渠德高望重，知识渊博。他那自制的小书橱，被马列主义著作、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诗歌等书籍塞得满满的。此外，他的办公室里还陈列着各种他自己搜集到的文物。开始，小青年看到林伯渠窑洞摆着这些东西，觉得很稀奇，后来才知道，林伯渠保存了这些文物是为了学习研究我国的古代文化。
一次，林伯渠到富县视察，看见一口钟，他详细地观察了上边的龙凤图案和铭文后，对随行的同志说，那是一件稀世珍宝，是唐代贞观三年铸造的。从这上边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才华，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历史的变迁。林伯渠嘱咐县里的同志，要好好保护铜钟，作为向青年人进行古代史教育的教材。
林伯渠还擅长吟诗作赋，并常以诗会友。为了结交社会上有识之士，共同宣传抗日，1941年9月5日，林伯渠和谢觉哉、高自立等在边区政府交际处宴请民间诗人墨客，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有前清秀才、拔贡。林伯渠提议取《论语·公冶长》中“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句之意，组成“怀安诗社”，公推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坛。与会者兴致勃勃，畅叙情怀。他们称此会为“延水雅集”，以与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媲美。
会上，林伯渠致辞，号召大家多写诗，写好诗；借古体诗有平仄协韵的特点，用旧瓶装新酒。林老还向大家提出两条希望：一不要咬文嚼字，文字力求通俗；二不要用典，提倡明快诗风。林老还即兴吟《延水雅集·赋呈与会诸君子》诗二首。
林伯渠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常抽出时间帮助青年战士学政治学文化。他很会讲故事，常常给警卫战士讲故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把他四岁的小儿子相持也找来一块儿听。他讲的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北伐战争、井冈山的斗争、朱德挑南瓜的故事，生动极了，战士们都爱听。一次，林伯渠讲完后问身边的一位小战士：朱德为什么要挑南瓜？这个战士一时答不完全，林伯渠笑着说：与人民群众、士兵同甘共苦是我们共产党的作风，朱德的故事，说明我们党和党的领导人同群众是完全站在一起的。
林伯渠身边有个警卫员叫贺永昌，原来不识字，在林伯渠的教导下开始学文化。林伯渠常常问他：“永昌，你今天识了几个字？”贺永昌似乎觉得自己识的字太少，不好意思地说：“林主席，我今天识了两个字。”林伯渠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表示赞许。继而又问他识了哪两个字，他说：“识了‘我们’两字。”林伯渠又问：“‘我们’是什么意思？”他回答：“‘我们’就是我们大家。”林伯渠点点头接着说：“我们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就这样，一直到贺永昌全答对了，林伯渠才含笑离去。在林伯渠的帮助和督促下，这个战士识了不少字，后来林伯渠要什么书，他都能从书架上找出来。
1955年，林伯渠回故乡临澧视察。在接见原修梅小乡（林老家乡）农会主席陈守春时，林伯渠问：“你识不识字？”陈回答说：“不识字。”林伯渠关切地说：“你买一支钢笔，备一个小本子，一天学会三个字，不要怕丢丑。只要专心学，就可以由不识字变成识字。往后不识字的还要扫盲，当干部的要坚持学好文化。只有学习，才有革命的本钱。”
林伯渠还是一位文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早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就立志改革中国文字，在海参崴党校教书时，他和吴玉章一起，以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苏联语言学家的帮助下，制订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这一方案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成为中国第一套新的汉语拼音方案。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来中央机关到了保安。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林伯渠热心推广起新文字来。每天晚饭后，林伯渠就在机关前的空坪上竖起一块门板，耐心地给干部战士讲课。他用毛笔把拼音字母写在废报纸上，然后摊开，钉在门板上。林伯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发音，教怎样拼读。干部战士们学习的热情也很高，有的同志甚至在睡梦中也念着“啊、喔、厄”。
1940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林伯渠、吴玉章领衔发起了新文字协会。此后，林伯渠在他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内大力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一时边区的新文字报刊、新文字学校，风起云涌，收到很大成效。
（郑雅茹 柳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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