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2年特大旱，据当时仅有的少数雨量站资料记录，年雨量较常年偏少4至6成。1942年，受灾百余县，灾民过千万，仅郑州一地，灾民每天饥死者达百人以上。1942年夏末，河南逃往陕西的灾民越来越多。常香玉的戏班子到宝鸡去给灾民义演，按照宝鸡河南同乡会的要求，前几场的演出算作义演，收入交给同乡会。由他们买成米，做成粥，每天在粥棚里分发给河南灾民。
常香玉这次应邀到宝鸡演出，还有个任务就是给宝鸡同乡会办的中州小学募集基金。常香玉曾为西安西北中学的建立募捐过基金，这次给宝鸡的中州小学募集建校基金她当然也乐意。要说她当时有多高的觉悟还谈不上，但对人民群众朴素的报恩思想她是有的。
宝鸡那里当时也有个梆子班，很不景气，演出上座率很低。这个戏班有一位女主演，长得很体面，唱腔也不错，只因为吸食鸦片变得面黄肌瘦，声音沙哑，戏剧的青春被自己给糟蹋了。但她一听说常香玉要来义演，加之当年宝鸡县只有一个席棚戏院，同乡会就动员这位女演员和常香玉的“易俗剧社”合并演出。这位女演员心里很不服，放出谣言说：“常香玉在洛阳关林，治了很长时间的病，身子也歪了，嗓子也塌啦，一开腔观众就笑。”但据同乡会的了解，和这位女演员说的完全不同。于是，常香玉的剧社被邀请来后，只好合并演出。这位女演员又跟同乡会讲：“合并可以，得轮流压轴。”同乡会也答应了。可是，一到常香玉压轴，观众就爆满；一轮到这位女演员压轴，只能上半院子座。这位女演员心里仍然不服气。
为了避免伤了同行的和气。剧社要求离开宝鸡，同乡会的李会长则说：“目前，逃来的灾民很多，天又冷了，形势十分严峻。你们千万别走！”同乡会得给灾民们想法弄点饭吃，中州小学也要办。剧社就以大局为重吧！常香玉继续坚持在宝鸡演出。
常香玉的戏班在宝鸡又演出了一段时间，这才返回了西安。到了1942年年底，宝鸡灾民的情况更吃紧了。同乡会的李会长领着几个人到西安，再次邀请常香玉到宝鸡为那里的灾民义演。当时，剧社正在商量演员的去留问题。张福仙把李会长的来意跟大家一说，常香玉带了个头，说：“都是河南老乡逃荒在外。同乡会既然来邀咱，咱就得为河南的父老乡亲尽这份孝心！我先报名，我去！”常香玉一带头，班子里的演员们也多是河南人，纷纷表示愿意去。
常香玉等一班演职人员，二次到宝鸡为灾民义演。
1942年的冬天，对于河南西逃的灾民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冬天。在宝鸡的土崖子上、渭河边上，挖的洞穴一个连着一个，那就是灾民们用以遮风挡寒的地方。
常香玉到宝鸡时已是严寒的冬天，天空彤云密布，街上的流民一个个瑟瑟打战。头场开锣戏唱的是《秦香莲》，常香玉饰演秦香莲。《秦香莲》是一出大戏，从陈世美进京赶考开始，到包公铡陈世美结束，足足能演四个小时，当时叫整策戏。在开戏之前，戏院里陆续进入不少人。有的掂个小包裹，有的用小单子包着一床被窝；送棉衣的，送被子的，送单衣服、夹衣服的，鱼贯进入了戏院。同乡会里的人，包括李会长和陈宪章，在戏院入口处连忙接着，鞠躬致谢：“河南遭了灾，让众位破费了。”“我们河南人多谢啦！”所收到的衣服、被褥都放在戏台前面的地上，一溜儿摆开。因为不断有人来送，也就越摞越高。也有送银钱的，同乡会就派人收着，在账上一一登记。
因为河南遭了大灾，逃难到宝鸡的很多，别管河南和陕西，大家都是同根同族，人们的同情心是很强烈的。更何况大片国土沦丧在日本侵略军手里，民族的危亡感激发了人民的爱国心，救助饥民也自然属于爱国行为。加之常香玉又是为灾民义演，所以观众很多，乐善好施者不乏其人，观众席里坐满了人。站票卖完，在走道里又加了许多座位。
给灾民募捐义演已有了些日子，所得来的演出收入以及衣被物资，都由同乡会负责支配，用以救济灾民。
常香玉家乡的一条河，经常泛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闻不问。1940年她在洛阳连场义演，修起了一座石坝——常香玉坝。
1930年在许昌为《许都日报》义演；1938年在郑州为抗日部队义演；同年在开封义演《打土地》，宣传抗日；1939年为西安市西北中学义演；1940年8月在陕县为《千唐志斋》落成义演；1942年在宝鸡市为中州小学筹募基金义演；同年腊月受宝鸡同乡会之邀，为河南灾民义演，演出收入不仅救济了流落宝鸡的难民，还买了麸子，运回洛阳、巩县，分发给家乡灾民；同年，她还专程回巩县，为修筑洛河河坝举行义演；1947年2月8日在开封为梁苑女中义演；同年又为西安妇女协会义演；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研究月刊社义演。
对于常香玉个人生活来说，金钱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工资定级时，她可以拿到800元钱一个月，文艺界她第一个站出来，主动要求减薪。1959年5月4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常香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平反后，她将补发的1万多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常香玉已过花甲之年，但她热衷公益事业的心也丝毫未减。
只要是为人民而演，哪怕是病入膏肓，她都要拖着病躯赶去。1998年初，为唤起社会各界对下岗职工的关爱，75岁高龄的她偕家人和弟子在河南人民剧院登台义演，所得的6万多元的票房收入全部捐给了“河南省送温暖工程基金会”。
2003年5月29日，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常香玉来到《大河报》报社，用她那曾敲过张生的房门、舞过白素贞的宝剑、握过花木兰的长枪的艺术家之手，郑重地将1万元人民币递到报社总编辑手中，请报社代她转赠到抗击非典的一线，和她同时捐款的还有她的3个女儿。她说：“国家的难，就是自己的难，每个人都应该为抗击非典、消灭非典做点事儿。《大河报》是我喜欢和信任的一份报纸，我想把我对抗非典战士的尊敬和关注通过大河报表达给他们。”一位评论家说，这不是普通的1万元啊。这是一位老人节衣缩食攒下的辛苦钱和血汗钱。这1万元的意义也可看做一位老人在抗非典战线的奉献；这1万元的重量，实在不亚于堂皇大厅里富豪们的金山……这便是艺德，这便是一位公民的爱国心、责任心。于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又一次在人们面前立起一座山，不仅仅对艺术家，也对所有人。
2003年12月23日，80岁高龄的常香玉到北京奥运会建筑工地，参加了慰问河南民工的公益演出。当时，她患癌症已经到了晚期。
那台晚会的主办者也很矛盾。他们知道常香玉病得非常重，正在北京住院治疗，不该再给老人家增添压力。可是他们也知道，老人一辈子都热衷于公益事业，在北京的河南民工又都想见见她。怎么办？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当时陪护她的儿子陈嘉康。嘉康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同时也说了医生的意见和家里的人意见。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安心治病，这次演出就不去了。
没想到，常香玉却坚持一定要去。她让儿子打电话给主办晚会的单位：常香玉一定到演出现场去，她好久没见观众了，想他们！再说，慰问在北京的河南民工，是最该办的事，得去。能唱就唱，不能唱就是看看老乡，说说话也好。
那天，常香玉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自己要唱的唱段尽管已经很熟悉，她还要反复练习几遍。这是老习惯了，她一生对每一次演出都是如此。演出在晚上，她上午就让孩子们帮她把要穿的服装熨好，挂在衣架上。下午，她提前开始化装，满头银白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化妆很讲究，先把脸清洗干净，底色得上匀，因为长时期生病，接受过化疗，她的脸色不像原来那样红润，那就多打一点腮红。
女儿如玉说：“妈，演出还早，您先吃点东西，躺下休息一会儿也好哇。”常香玉说：“我现在不感到饿，戏比天大，演出完再吃东西吧。”
由于病情严重，常香玉长期便血，身体每时每刻都很疼。但她是为艺术而生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老百姓演唱。
当天夜里，尽管身体极度虚弱，常香玉还是在女儿的搀扶下，微笑着走上台来。她先是问候台下的河南老乡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鼓励河南籍的民工们要好好工作，为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建成最好的体育场，为首都争光，为河南争光。
晚会是在寒冷的冬天里进行的，在现场热烈的气氛中，没人知道常香玉此时是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疼痛！在家人的搀扶下常香玉登上舞台，清唱了一段《柳河湾》，演唱结束后，她感到浑身发冷，身上没有了一点儿力气，身下一股股的液体往外流。她死死地抓住身边女儿的手，还是微笑着和上台来见面的民工们握手、照相。要和常香玉照相的人们排成了队，队伍很长很长。过了很大一会儿，常香玉实在支持不住了，女儿赶紧把妈妈扶住，抹着眼泪大声呼喊着：“请大家让让，快让让，我妈她该回医院了。”这次演出成为她一生舞台生涯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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