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到T3厂二十三岁的品管员全柳喜面前时，当初渥辛顿脑海里所呈现的那只看起来极具攻击性的鞋子便完成了——这些工作常常都是在一种散发出怪异光线的陈旧黑色灯管下完成的。这种灯管是一九六零年代主要的照明设备，只有在这样的灯光下，才以确保鞋子无暇的捆绑力。
全柳喜仔细地检查一个接一个而来的鞋子时，她的眼睛几乎没有移动过。她常常都会把暇疵的产品抓出来；像是缝偏了或鞋底粘歪了。只要一发现瑕疵，她就抓起那只鞋放在一边，整个过程里，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生产线。
伴随着输送带、灯光以及各种气体压缩机所发出来的噪音、各式不同频率的嗡嗡声，全柳喜说，围在飞天食人族前后气囊袋的复杂鞋底，使得这款鞋的缝制工作深具挑战性。“第一次看到这个鞋子，我就在想”哇！这个跟其他的鞋子都不一样。“这位品管员透过代理商李先生的翻译告诉我。李先生是第二代的南韩鞋商，高高壮壮的，曾经在耐克波特兰、非律宾工作过，但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待在他的家乡——亚洲历史悠久的”鞋城，韩国的釜山市。
恶劣的工作环境
跟全柳喜一起在这条生产线工作的女作业员有八十多名，他们大部分都穿着简单的绿色洋装，外面再罩一件布做的或是塑胶垃圾袋做成的围裙。把不同原料压缩在一起的机器，偶尔会造成蒸发的溶剂往上飞，于是女作业员头上的电风扇就会把这些气体吸进去，有些黑灯管加了罩子，因为应飞天食人族决定在六月推出的半年前，美国一项研究报告证明，经常暴露在紫色的灯光下，会造成眼睛长期的伤害。装粘胶的大缸上面盖着玻璃保护罩，让人联想起沙拉吧上，防范人们打喷嚏的罩子。排气口吊在储存原料的输送带上面，因为早先在安装时，没有想到这些溶剂的蒸汽会这么重，根本升不上天花板。
在这一行里，李先生边说边跟眼光离不开T3原料输送带的耐克生产部经理们握手：我们常用三个D来形容这儿的工作：肮脏、危险、困难。会在制鞋生产线上工作的人，最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份工作重要，而且待遇不错。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同样酬劳的其他工作，这些作业员就不会在这儿工作了。虽然现在的工作环境比以前要干净，危险性和困难度也较低，但是要在这儿工作一整天，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穿着蓝色品管员制服的全柳喜告诉我，她来自北方的乡下，因为实在不想一辈子都埋葬在家乡那个又小又破烂的农场，所以才到釜山这个大城来找工作，就像大多数没有家世背景、没有优渥童年的韩国年轻人一样。
韩国制鞋已成历史
自从一九九零年“夕阳”开始夕照时，釜山的许多鞋厂，也开始迁移到亚洲的其他地区，短短的三年之内，南韩境内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就这么消失了；一向以一周工作时数最长著称的南韩，也因为鞋业工人的要求，而缩短了工作时数。这几天全柳喜跟她的同事从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就开始在T3的生产线上工作，直到下午五点半才下班。工厂每个礼拜六到下午四点就开始清场了，全柳喜把这天比喻成工作“半天”。工厂里的作业员以年龄来分，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就是像全柳喜这样年轻的女孩，另外一种则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作业员都说，据她们的了解，飞天食人族可能是这个厂生产的最后一组鞋了。
“世事多变，”李先生用他微带英国腔的英文说：“亚洲鞋业王国的起伏周期很快。我第一份工作的公司三和当初不断地扩充，直到后来成力全韩国第二大制鞋公司，拥有两万名员工。当时三和同时是韩国最大的丝制品公司，现在也破产了。”
李先生驻足在一个开放式的卸货台上，指着屋顶说：那儿原本是国际公司，当年一个厂里有两万名员工，现在都盖满了公寓和住宅。国际公司当初有一百三十条生产线，是国内最大的耐克以及锐跑的代工加工厂。
从卸货台往外看，街上到处都是灰尘引起浓雾。好几间黯淡、维多利亚式的厂房边围着起了皱褶的不锈钢围栏，围栏里有数不清的脏玻璃以及许多无法辩识字迹的标示牌。
不久之前，T3厂还坐落在釜山市老港口边的偏僻工业区里。但是随着南韩经济的起飞，并且与新加坡、香港、台湾共同开创了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这个原本拥有四百万人口的大城就开始慢慢地往外扩张腹地，工厂的所在地如今已成为市区，跟釜山市内大部分居民一样，釜山的邻近城市也饱受交通拥堵之苦。
韩国分裂成南、北韩时，所有的能源系统以及主要的重工业部在北方。大部分南韩人相信，政府早期的政策，是想在当时遭到破坏、以农业为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以赖以维生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并不一定要与国家的民主相配合。
江山易手
卜正熙这位年轻的军官接管了南韩，他说这个贫瘠、多山、没有太多资源，但是却拥有最勤奋的人民和社会的国家，一定能从荒芜的废墟中站起来；不论过去的历史有多长的经济封闭期，韩国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外销国家。接着一连串在政府掌控之下的五年经济计划开始实施，而仅仅在第二期的五年之内，南韩的外销数字就成长了三倍。一九七零年代，技术层次低的制鞋工厂——早年日本与台湾就是因为这些先驱工厂才有了后来蓬勃的经济，开始出现在釜山周围的特定经济区内。
一九七四年，耐特访问南韩，造成了轰动。李先生和许多韩国人都认为，那是南韩经济开始快速窜升的起点，大家把耐特访问比喻成像麦克阿瑟将军重回菲律宾一样的重要。
“当时我在场，”李先生表示：“他来的时候，我还是三和的业务主任。那时候我们只能做出帆布和塑胶球鞋，就像康威士某些种类的鞋子。我们知道耐特先生和他的蓝带公司与日本塑胶以及其他的日本公司，有生意上的往来，而我们那时候也跟日本塑胶有来往，所以我们晓得，鞋类工业要开始从日本移转到我们的国家了。”
“一九七七年，三和运送第一批竞赛运动鞋给耐特，之后制鞋工厂就处处可见了。这一切好像都在一夕之间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八二年耐特雇用李先生时，釜山的工厂已经可以月产几百万双运动鞋，南韩的经济成长率也同时攀上世界第一。
“到现在都还很难想象，当初听到韩国鞋业霸业不保的话觉得有多奇怪。”大信贸易公司口才极佳的总裁郑完日这么说。大信贸易是釜山市六大高科技运动鞋公司之一，到一九九三年六月为止，跟耐克仍然有生意来往。“可是在一九七五年，我到三和工作的时候，负责给我做新进人员训练的经理就是这么警告我们，韩国的制鞋业不会维持太久。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心想，这家伙一定是疯了才会这么说。”
“像T3这样的工厂，”李先生一边将他的黑色轿车驶离正在制造飞天食人族的工厂，一边说着：“就是没有办法赶上我们的要求，不久我们就要跟T3中止合作关系了，到那个时候，整个韩国就只剩下五家耐克工厂了。”
T3的老板是南韩的着名工业家，也是有名的政治人物，大家都称他为卜总裁。YM卜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当年从一条原料输送带努力到今天拥有自己的工厂。他四十八岁的千万富翁弟弟YC卜是T2——太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兼总裁。T2的设备较为先进，所以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飞人乔丹系列仍然在那儿生产。卜总裁另外一个兄弟YK，拥有一所专门供应爱迪达与亚瑟士运动鞋的工厂，卜家另外两个兄弟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制鞋工厂，但是两个人都在一九九一年宣告破产。
卜氏兄弟极为富有，但是以国际富翁的标准来看，他们的生活却极其俭朴，兄弟大部分住在釜山的公高中。三和公司的金氏家族也是极端的有钱，就像控制规模庞大的国际工厂的杨氏家族一样。在日本将运动鞋的生产移转给台湾之后，拥有耐克工厂的几个台湾家族，也脐身了亚洲富豪的排行榜。
现实的残酷
政治的开放、蓬勃的经济成长以及有组织的工会，不断要求提高工资，使得韩国每年薪资要调升二零%，这些都是制鞋业会在韩国消失的重要原因，“工厂关门了，有些坏家伙就把好处往口袋里摆。”但是话又说回来，说法像耐克最近在公司崭露头角的三十八岁生产部副总戴天·泰勒说的一样：“一九八零年代，有些公司关起门来不接受新的东西，但现在，只有具备最新技术的韩国制鞋业公司才能生存下来。”
到了秋初，中止合作的通知将会正式公布在T3工厂的布告栏中。根据保罗·布鲁斯坦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到时候将会有将近三千五百名被解聘的愤怒劳工，拿着喷漆在墙上喷写着类似“我们工作得跟狗一样辛苦，我们要求合理的补偿！”这样的句子。
虽然如此，但是韩国的失业率仍然只有百分之二。过去六年来，正当鞋类、玩具类以及服饰类的轻工业遭受经济冲击，以致大量裁员的同时，韩国的服务业仍然成长了三分之一，也因此提供半数失业人口再一次的工作机会。粗重、需要劳力、薪资较高的汽车以及机械工业产品外销业，这类较受到韩国男人欢迎的工业，也成长了五十%。
在T3厂工作的一些年纪稍长的妇女，一个月可以赚到将近一千块美元的工资，这些钱足够她们支付每个月的第四台电视费，以及其他提升生活水准的花费。
耐克支付给太和塑胶厂每双飞天食人族二十九块五毛美金的价钱中，有十五%要用来负担第四号生产线的作业员工资，而大约有六十%用来采购诸台合成鞋面一类的原料，另外五%是间接劳工成本与一般的处理费用，还有一十%是工厂设备的折旧成本（大部分都是用来分摊那些昂贵的模具费）、管理费以及经常性支出。最后只剩下一十%——大概一双鞋的价格，只有两块九毛五是利润。
零售店最高以每双七十块的价钱买迸飞天食人族，但零售店还会因为响应“未来”计划而预先订购，或像足下专柜连锁店当初订购多功能运动一样，一口气订购将近一万五千双而得到额外的折扣。扣掉耐克的卸货成本与零售店成本，一双鞋还剩下二十五美元左右的收入，其中大概有四块钱是用来支付各项税款，另外十五块是用在比佛顿的营运费，支付耐特、杰克森和屋辛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薪水。最后每双鞋的净利大概是五块五左右，接近一般的工业获利标准。但是在过去两年里，因为耐克是运动企业界的龙头，一般评论家多半认为耐克有点嚣张，关于该公司在亚洲工厂的生产过程以及剥削情况，虽然大家并没有深入地讨论，但是却早已经是广为人所诟病。
杯葛耐克
早在一九九一年，就陆续有媒体抨击耐克在海外的运作情况。中国大陆以及印尼工厂劳工的待遇，在若干报导中不断受到质疑，大家拿亚洲生产线上的员工与著名运动明星的薪资水准相比；甚至有人批评耐克放弃了美国的制鞋工业，从未对美国的制鞋工业尽一分心力。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几天，在大家都还对梦幻球队事件以及耐克全权控制莫宁与查洛特黄蜂队的合约，还支持莫宁不出场比赛的事件记忆犹新的时候，由美国工会和国内制造业者所组成的组织“美国制造”发起了一个“百万美元广告宣传”的反耐克活动。一个由“美国品牌”所发布的新闻稿上说，杂志与报纸很侠就会出现一波波的广告要求美国的消费者把他们“肮脏、臭味熏天、穿破了的球鞋，寄给耐克的老板耐特。”
各位朋友、跑步的同好、以及同胞们：附在新闻稿的广告夹页宣传单上这么说：把鞋寄给耐特……告诉他，其他的公司，像纽巴伦跟萨巫科尼都在美国制作高品质的运动鞋。
“美国制造”的发言人说，耐克之所以成为这焦点，关键在于他的名气和“Just Do It”的广告口号。“这就是我们想当着耐克的面有话直说的原因，”“美国制造”的理事长乔尔·乔瑟夫说：“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把工作重新带回到美国本土来！”
“美国制造”还准备了一个要寄给媒体用的信封，里面放了一个“Just Do It”的大布条，上面写着：“非尔·耐特、史派克·李、迈可·乔丹，还有波·杰克森，他们该好好地感谢那些数以千计失业的美国人，因为有了这些失业的美国人，他们才能成为百万富翁……”
国内的电视报导也立刻加入了这次的反耐克活动，指控耐克对蓝领劳工剥削，抨击耐克海外厂劳工所面对的恶劣工作环境。“美国制造”不需要散发第二次的传单，就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风潮。
耐克以事实来回应这次的活动。耐克指出：在一九七零年代和一九八零年代之间，因为工厂外移而夫闭的三百多家美国制鞋工厂里，只有两家曾经制造过耐克的鞋子。一九七零年代中期，耐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艾克斯特城和缅因州的沙克城设立两家自己的制鞋工厂，当时耐克每年的订单数量只比一百万又多一点点，不像现在每个星期都有一百五十万双的订单进来。
要说美国以前没有制造高科技运动鞋的基础，这也是事实。耐特很早就曾经说过，制鞋业缺乏革新，他希望在奥瑞冈州为运动员设计运动鞋，然后送到日本去生产；“美国制造”的反耐克活动提到，一九九二年美国人丧失了六千五百个制鞋方面的工作，这其实跟耐克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在制鞋业中，爱迪达是唯一保持本上生产的大公司，但是这家德国公司之所以营运不善，坚持在德国生产绝对是因素之一。后来当爱迪达终于决定要从远东和南美进口产品的时候，马上有人用欧洲共同的惯用语指责爱迪达，指它是在用欧洲工人的钱“出走”。
耐特、杜蓝，还有其他的耐克主管都辩自表示，公司六千两百名员工中，大部分都属于白领阶级的行销、设计、电脑之类工作。一个经济进步的国家，应该尊重并希望国民做的就是这种白领阶级的工作。耐克另外一千两百名员工才是从事鞋类配件有关的工作一大部分都在四角气囊皮的工厂和柯汉厂工作。耐克的主管说，这些员工数目，比其他任何一家运动鞋公司所雇用的人还多。
耐克的经理们指出，芭比娃娃从新加坡工厂的输送滑道迭出来的价格，不过是一到两美元的成本，可是在那个尖尖的、亚洲制、低成本的小屁股上，却建立着一个亿万的玩具帝国，录制一片雷射唱片的成本不到八毛钱（不包括权利金），可是到了市场上的行情就变成十五块九毛八一片。市价六块钱的口红，实际成本可能不到两毛五，有些杀虫剂只需要二美元的成本生产，可是却以将近一百美元的价钱卖给农民。大部分成药的生产成本则通常都不到零售价的十分之一。
“你想一瓶零售价七毛五的可口可乐要多少成本”泰勒偶尔会不平地抱怨说：“可乐的成本比那个铝罐还低。”
泰勒一点都不隐瞒事实地承认，制造飞天食人族的T3工厂员工，每个月平均工资是八百块美金，也就是说，一双耐克运动鞋的人工成本大概四块半美金；但是如果把这些鞋拿到中国大陆或印尼的新工厂去生产，工人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大概只有一百块美金左右——这就是为什么运动鞋公司，到开发度更低的国家去设厂的原因。
“对最基层的制造厂来说，删减三块到四块的成本，是一笔很大的数目，”长得有点像演员汤姆·汉克斯的泰勒说：“但是那并不代表我们的获利率就会提高三到四块美金。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必须从日本或釜山把最好的原料运到印尼或中国大陆去，这个运费成本非常昂贵。当全球竞争成为世界经济必然趋势之后，韩国许多工厂像美国早期的同业一样，都面临了关闭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在韩国生产几百万双的鞋子，因为有些韩国工厂做出来的鞋子就是好。台湾的耐克厂就很少面临关闭的命运，因为台湾的工厂一直都站在科技发展的前端，当我们进步的时候，他们也乐意往前走来配合我们。”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当公司的座车被卡在交通颇为拥挤的釜山车阵时，耐克韩国的副总经理李先生这么说：“耐特的第一次来访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
李先生谈到他的孩子们，一个在波特兰郊区上高中，另外一个儿子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说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可以在美国长大。
“我想大家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李先生说：“就是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
美韩联军
二十六岁的麦可·唐纳是达特茅斯大学的毕业生，大学时期曾是五千公尺的赛跑选手，目前是耐克内部快速窜升的赛跑市场开发人员。唐纳把整个胸部贴在大会议桌上，脸部距离哈特菲得的最新发明只有几寸。
另外还有三名釜山西王公司雇用的打样工程师也贴在桌子上，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东西做最仔细的检视。其中一个甚至还爬上了桌子，想要清楚地研究这双奇怪、芥末色的鞋子。还在比佛顿的决策核心告诉唐纳，这款鞋一九九五年中就要上市。唐纳开始在这双比佛顿做出来的样品上做标记，但是每做一次标记，他都会等西王的工程师CL李点头，再开始做下一个标记。这几个拿着折刀的家伙并不多话，但是他们之间显然用一种注记在鞋子上神密地沟通。
唐纳带领了一小组典型耐克架构里的年轻人从比佛顿到釜山，他们知道只有西王——也许釜山还有其他两家工厂，有这种技术跟经验，可以制造出哈特菲得这款革命性的运动鞋飞天隐身。
西王是韩国在机器设备上配备微电脑的工厂之一，他们所需要的成本也比较低，因为他们有一套精密的化学设备。可以自行生产需要的聚安脂酯——就是消费者在鞋子周边看到的“PU”，该厂还在耐克的协助下开发更软、更轻、更具弹性的聚合体。
“他们晓得动作必须比廉价工厂更快更好，”唐纳在前一次会议上这么提到：“他们现在真是腹背受敌，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唐纳曾经与驻外人员、以及他的比佛顿小组，在一个名叫老金的酒吧里开过工厂的晚餐会，老金酒吧离比佛顿小组下榻的釜山凯悦饭店只有几百码远。“比佛顿小组”的成员包括三十一岁的市场开发人员瑞裘·史派斯、在哈奇“赛跑部队”手下做事的二十五岁产品行销人员爱德·奇纳利，以及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鞋子设计师包伯·卢卡斯。
卢卡斯就是在多荷堤的录影带中，说在耐克工作就像“掉进浪中”的那名员工。
一百八十三位耐克外派海外的员工中有两位也在场。马克·席翰曾经是耐克的元老——这可以经由他腿上“勾勾”的刺青图案得到证明，现在他是耐克派在釜山代表处的市场开发人员，新的产品原型被送到工厂来时，马克喜欢把它穿在脚上，然后在釜山的脏污、坑洼地面上跑上十里，以测试鞋子的性能。很早以前，耐特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试验新鞋。
一名轻声细气的加拿大市场开发人员大卫·钟斯也在场。当初耐克的打样师傅为葛瑞斯基制作的曲棍球溜冰鞋原型，到现在都还放在大卫俯瞰釜山湾的办公室里。大卫工作的地点是在国际大楼的十六楼，里面有一百名韩国员工、二十二名耐克驻外人员。耐克在釜山的办公室还放置几部拍打测验机，用来随机测试生产线上的运动鞋。
像所有耐克的驻外人员一样，席翰跟钟斯在出发任职之前，都要开上六次的准备会议。这些课程会议包括讲解住在海外时，可以做以及不可以做的事情，另外依照不同的任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课程。
文化挑战
这时候，在老金酒吧的活题变成了“闲聊”，在整个亚洲都可以听到的美国式话题。随着时间的演变，战士跟冒险者的故事都换成了经济奇迹的故事。“我还算喜欢那个地方，可是泰国实在太热了，而且太正式了，正式得有点奇怪，”席翰说：“可是我听说印尼人比泰国人还历害，在印尼找不到一个会生气的人。”
“菲律宾每天都有电力不足的问题，简直就变成了每天的梦魔，而且看得见的地方就有贪污，”李先生回想起在菲律宾的那几年。
亲自访问了一趟韩国，研究了韩国的经济奇迹，菲律宾总统费迪南·马可士回国后，发誓要把他的国家也变成一个制鞋业的天堂。有能力收到订单、开设工厂的美国经理人受到菲律宾全国一致而热情的欢迎——一队队排列整齐，摇旗欢呼的村民，站满了路的两旁。
“除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停电的问题之外，乡间的暴动也随处可见，有些暴动就在我们工厂附近的乡村，”李先生继续说：“有一次我从马尼拉开车到巴坦，路上被几名拿着冲锋枪、戴着面具的人拦下来。后来我们说我们在鞋厂做事，他们才肯放我们走。”
耐克的经理后来评估认为菲律宾是无法投资的困地，于是就撤厂了。现在虽然在菲律宾没有生产运动鞋，但是早期模仿挨家挨户推销特百惠厨房用具的精神及上门推销鞋子的销售网，现在仍盛行于菲律宾，只不过销售的鞋子都是邻近国家制造的。
在釜山的耐克亚洲员工都晓得，泰国虽然工资低廉，但它的订单数量仍在降低，因为泰国的缝纫技术尽管比早先的时候进步许多，但是仍然达不到要求的水准。对外派的海外人员而言，在泰国的制鞋生活就好像是当地劳工与进口制鞋专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一样，专家的工作就是下指令给当地劳工。“文化挑战”是那些从波特兰坐上十六至二十四小时飞机到这个制鞋首都的耐克人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一开始，韩国的经理人常常被釜山厂派到泰国和印尼去处理建厂事宜，韩国人对于在工业政策不周全的地方建立新标准是很有办法的。一般而言，韩国社会从来不觉得不同文化的差异是什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人际关系绝不是受过军事训练、平复国内的捣蛋鬼份子与时时要提防北韩可能入侵的韩国经理人要具备的手段。一九八八年之后进入新印尼厂工作的劳工，不是有着骄傲的泰国宗教传统，就是虔诚的回教信徒，每天必需按照规定膜拜，而新工厂的韩国经理人对这些劳工的宗教传统背景则一点兴趣也没有。
“韩国人，嗯……从小的教育就灌输他们要勤奋工作、要为工作奉献出所有的时间，”李先生用温和的声音这么说：“我生长的环境让我觉得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从早上七点努力工作到晚上八点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如果交货期有误，礼拜天也要工作。到泰国跟印尼管理新工厂的韩籍主管，大多都是从军中退下来的少尉、中尉，他们只晓得，也只懂得，我们韩国人对工作的这一套看法。”
恐怖与恐吓的管理方法，引起那些受够了南韩虎啸战斗营式吼叫的印尼劳工罢工。有人说，这些釜山来的独裁经理非常不满意自己国内劳工不断地要求增加工资，以致韩国的制鞋业都快绝迹了，所以他们把怨气都发在国外工厂的劳工身上。“如果我们达不到他们指定的生产数量，他们就对我们大吼大叫，我们一回嘴就会被扣工资。”一九九一年一位制造耐克运动鞋的印尼工厂女职员对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记者这么说。
不忠
耐克员工在六月份所讲的这些国外点点滴滴，常常拿来跟同年夏天欧洲的凄惨经济情况相提并论，欧洲当年持续的经济萧条，是十三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意大利没救了。德国完蛋了，法国也凄凄惨惨，英国反倒好一点。”大家都清楚，所有的运动鞋公司对韩国所下的订单都减少了。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时才知道，艾吉尔所出产的底部会发光的运动鞋，在市场上抢手的情况也只有昙花一现，因为他们的韩国制鞋厂并没有生产大多的新鞋。
为不同制鞋公司工作的驻外人员大都不太注意国内注重的忠诚问题，对峙情况也不像国内那么严重，许多在亚洲工作的人员在几年内就换了好几家不同的公司。制鞋公司在釜山、雅加达、曼谷等城市的办公室规模都太小，离国内也太远了，所以像锐跑与耐克在概念与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在这些地方都不会成为问题。另外，大部分的亚洲工厂都同时为好几家运动鞋公司制造鞋子，所以要知道其他公司所下的订单数量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将要为耐克生产飞人隐身系列的西王公司，其中60%的生产量是耐克的产品，其他40%的生产力是用来生产亚瑟士运动鞋；最早与耐特合作的鬼冢公司，也在好几年前把生产工作转移到其他的亚洲国家去了。
唐纳为了隐身球鞋系列而在西王所做的停留与讨论，只是他和他的小组要停留拜访的四个目的地之一。唐纳说，一个好的开发人员会变得对生活环境愈来愈“不挑剔”，因为过一阵子，他就会发现，不管发生了什么状况，“在最后收拾烂摊子的人一定是他。”
飞人隐身系列最早预计是十五到十八个月的生产期，但是销售压力和这些年来第一次订单数的不稳定，使得唐纳身上背负了缩短生产时间的重大压力。因为当初飞人突击篮球鞋曾经有过九十天之内就出货的记录——而且这组鞋迅速的制造过程，很快就变成耐克内部快速回应小组的标准模式。
在西王的工厂里，唐纳的工厂里，唐纳正研究一连串由电脑模拟的飞人隐身系列底部。由于这组产品尽可能要求轻巧，所以这组新鞋比一个芥末色的甲壳重不了多少，轻得甚至令人有点觉得怪异。每一个骨架，都像一双柔软的合成塑胶做成的袜子，只是弹性稍微大些，因为这样鞋子才能够合脚却不会过紧。
哈特菲得鼓励设计师筹备下一代的耐克新鞋，一种既可以提供保护作用，同时也能够让脚得到充分的自由，就像光着脚踩在非常握实、柔软的草地上一样。飞天食人族的蹄形设计就是源自于这种构想，但是飞人隐身又把这个模拟的过程往前进了一步。
向极速挑战
因为制鞋工业的生产过程跟其他的工业生产过程一样，在劳动与技术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所以加快生产速度，在制鞋过程中变成一项极为重要的挑战。不论新技术的发明或新式样的设计有多令人兴奋，也不管整个市场行销计划多么周全，整个制鞋工业的生产过程仍然控制在釜山、中国大陆南方以及印尼的女职员一天双手能粘多少双鞋的速度上（有时候一双鞋有二十五个部分要粘在一起）。
雷射切割机以及电脑缝纫机的确可以让像飞人隐身在制造过程中省掉许多时间，但是真正的技术革新似乎很难加以突破，而且今天愈来愈多的竞争对手在模仿耐克的行销、广告风格；如何加快制鞋的生产过程，成为耐克校园里一个根本的、带点机密性，并且是首要的工作重点。两年来，大家一直都在讨论并研究如何落实“自动化”生产的构想。大家都希望能有个长足的进步，使得耐克能够再一次地把其他竞争者远远地甩在后面。
到今天，原型鞋仍然要送出去给全国几百名的“试穿者”试穿，而开发的过程则通常要等到好几个月后，等大家把穿破了或磨得差不多的鞋子送回来，或者是等技术性报告从运动场上传回来后，才能进行。在实验室工作的一个小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开发出一种使试穿过程更有效率的方法：收集大量人类足部动作与鞋之间的互动关系，设计一套复杂的电脑模拟，并用这套程式取代试穿过程。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完全以数字呈现鞋子的构想，用机器做出试穿“模拟真鞋”的测试，然后直接把资料输入机器，做出鞋子的各个部分。
“电脑化的关键在于资讯，”实验室主任麦葛克曾经解释过：“一旦我们能够提供机器所需要的正确资讯，那么整个过程——从构想到广告，一切都可以自动化了。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经由模拟，把整个试穿过程从生产的过程中省略。”其他一些耐克的技术人员则热烈地讨论着“立体平版印刷”技术，这是一种在“浸盘中装满不同液体，然后以数字化的分割方法用雷射制造鞋子”。参与这项计划的每个人都晓得，一旦达到全自动化的生产，那么争议性的“外援”时代就将结束了。
锐跑目前非常急于发展出新的制鞋方法，保罗·费尔曼后来说：“我们不能永远像现在这样，一直追着全球低薪资跑。一定还有更好的办法。”炎夏时，耐特以及耐克的资深主管都极为关心这项自动化制鞋的计划，而且耐特对实验室的人员和开发专家做了很明白的表示，如果有哪家公司真的在制造过程中有突破性的革新，这家公司一定得是耐克。
“我们不断地改进、努力工作以迎合耐克的需要，”T2的总经理麦可·韦在唐纳和其他耐克人员当天下午造访T2时，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国内的情况也在改变，”地说：“所以我们会继续投资，研究新技术，一九九四年春天，合资厂将要启用，我们终于要为耐克在中国制造球鞋了。”
大陆
中国南方广州附近的一个新兴城市道路的两旁，曾经是满眼翠绿的乡间景色，现在看起来就像是曾经经历过大规模的炸矿——就像是被带有化学药品的轰炸机蹂躏过一样。稻田里的水，还有各式各样的色彩都被太阳晒干了；富饶的黑土地上，原来整年都种了绿油油的各式蔬菜，现在则变成干枯、破裂的单调白色，上面插着好几百个施工建筑标的、正延伸向地平线的那一端。
戴着传统斗笠的工人，站在用手捆绑成的竹制鹰架上十五层跟二十层高的地方；巨大的水泥架标示出桥架的位置；有些路必须往好几个不同的村子里分岔，因为那样才能使络绎不绝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来往，就因为开路的关系，有些建筑物整个前半部都被铲掉了，而仍然住在剩下一半房子的村民，在家里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见。
“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这儿都还是漂亮的绿草地，”耐克在中国的总经理查理·布朗说：“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真让人不敢相信……你们看，这家公司一定是要在这儿建一个小型的员工足球场，”他边说边指着一片映着阳光飞滚的灰尘说：“美强生要在这儿设厂……高露洁要在这儿建厂……莱利的工厂要盖在这儿……还有这儿是制造化学品与粘胶的HP福乐公司厂址。”布朗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在帮耐克“经营中国”。现在三十五岁的布朗已经是耐克十二年的元老了，耐克各个办公地点：艾克斯特、新汉普夏、曼谷的研发部、釜山、比佛顿，他都曾经待过，现在派驻在耐克设在中国广州的办事处。在泰国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单身汉，那时他曾经带耐特夫妇到曼谷的裴庞区看活色生香的现场性表演（“没啥新意”耐特后来回忆说）。耐特，还有公司里的其他人都称布朗为“CB”。
当宾士轿车慢行于适合吉普车行驶的颠簸路时，布朗把头靠在后坐位上，伸直了他的长腿。布朗是那种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工作也要维持发型整齐、突显美国人特质的那种人；十年以前，所有对“海外工作”名单一知半解的记者，都以为布朗是中央情报局的组长。
台商，裕元鞋厂
在东莞外面一个叫做高阜的小村子，村子附近有个废弃的水泥工厂，工厂边每堵墙都积了六尺高的红土，象一堆堆的红雪。在离水泥工厂只有一点点距离的地方，宾士轿车曲折地穿过了一个有警卫的大门，开进了四层楼高、两年屋龄、每天生产三万五千双鞋子的裕元二号工厂。工厂的外观是十二栋裕元综合大楼里的一栋，装饰了红色的巨大中国字，以及一个同样高、同样耀眼的红色耐克字样，上面还有一个“勾勾”的标志。
裕元工厂——裕元内部刊物自封为“中国最大的制鞋工业王国”，是中国与耐克、爱迪达、康威士、锐跑旗下的艾维亚等外国厂商一起建造的运动鞋厂区之一。裕元区内还有一栋大楼；里面专门生产深受美国总统克林顿喜爱的“美国制”纽巴伦慢跑运动鞋。（当“美国制”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时，克林顿就抛弃了他多年来所爱的亚瑟士运动鞋，改穿纽巴伦了。）“我们宁愿把钱拿来投资工厂，也不会把这些钱送到名人的手上。”纽巴伦的总裁后来在秋天发表意见时这么说，显然，他所讲的这番话是针对消费者所不知道的事实，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不晓得，纽巴伦也跟外国的工厂有生意往来。
裕元厂区的地板比釜山的旧工厂要干净、光亮得多，空气的流通也顺畅得多。一名十九岁的职员王淑，示范了日本制造的高速电动缝纫机的使用方法，她纯熟地把耐克的图案一个接一个地缝在柔软的灰色皮革上面。
裕元王朝
王淑穿着一条非常贴身的伸缩裤和一件亮丽的薄纱印花衬衫，头发上还绑了个亮蓝色的蝴蝶结。（几年以前，在中国只有穿着各种颜色的开裆裤与绑着各种颜色缎带的小婴孩，才能显示出中国人热爱色彩与变化式样的本性，在文革最激烈的时代，王淑光凭唇上的口红，就足以被判上阶级份子的腐败罪行。在王淑小的时候，中国大部分妇女的头发都像是被镰刀割出来的，但是现在，王淑与这个像大型竞技场的作业区工作的年轻女孩子一样，都剪着有层次感的发型。）
“我是在四川的小村子里长大的，”她说：“我从朋友那儿听说这个地方有工作，所以就坐车来了。一开始挺寂寞的，可是现在我有很多朋友，每天早上七点钟一起做运动。我喜欢看书，打羽毛球。”
一排镶着明净窗户的高墙，引进了裕元厂生产区所需要的足够光线，有些生产线的输送带下还装设了通风口，完全是针对那些浓度比空气重的溶剂气味而设计的。戴着臂章的耐克厂督导人员在宽广的走道上来回巡视，写着中、英文的硕大海报、劝诫职员要为国家与公司的利益生产出最好的鞋子。靠近闷热与气味浓渥的化学厂附近，有一张英文的标语，上面写着：裕元做出来的鞋底“让你更高、更快、更壮”，裕元出品的鞋底“就像阿拉伯地毯一样。”
王淑第一次来新工厂工作时，她的薪资是每月三百五十块人民币——大约是五十美元。在高阜旧有的西式村子里，一辆新的脚踏车大概两百五十块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现在王淑一个月赚四百块人民币左右，她说还可以利用“加班”多赚些工资——所谓的加班是指原本一天九个小时，一个礼拜六天的固定工时之外的工作时数，另外还有其他的收入是来自“合理使用材料”以及高效率的生产力。
她的附加福利，还包括在拥有数百个上下铺的大水泥宿舍里有一个床位、一天三顿饭，可以去有二十名医师的诊所就医，以及一年两个星期的假期。
王淑说她一个月大概要花一半的薪水，然后把另一半薪水寄回去给她的父母。在裕元厂邮局做事的员工说，这个拥有两万员工的工厂，70%左右的员工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每个工厂的经理、领导人物，及在中国南部经济特区工作的美国主管都说，裕元厂区耐克制鞋厂员工的薪资，要比大部分中国的医师和大学教授都高。王淑的同事中，有许多人是大学毕业生。
裕元厂区里90%的职员是女性，20%的督导人员也是女性，这个比例较釜山旧有的工厂女性经理人数高。作业员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一岁，所有申请来这儿工作的人都必须具备政府开具的十六岁以上的证明。女性员工住在隔离的宿舍，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长串跟异性交往和宵禁的规定。
最近有几则关于制鞋工厂员工遭到剥削的报导，突显出这些员工要经过许可才能在夜晚自由出入厂区的事实。“这些人不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就是从来没有单独行动过。如果没有这些规定，这儿很快就会变成未婚妈妈的宿舍。”
前一天，布朗才在香港与台湾的蔡家吃晚饭，蔡家是台湾制鞋帝国“宝成”的老板，也是宝成香港的关系企业“裕元”的老板，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鞋工厂，生产线一年可以生产六千到七千万双的运动鞋地，而宝成的掌门蔡其建兄弟，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富翁之一。
蔡家在广东省的派驻人员法兰克·李并不认为他在离台湾五百里的工作是凯旋回老家的象征，中国十二亿人大部分的人都因为汉朝全盛时期大一统的中国观念，而认定了法兰克·李与另一位来自南加州的第三代美国华裔女孩是“海外中国人”的一份子。
“大家都说台湾很进步，比中国大陆进步很多，”法兰克·李说：“五千年来，中国人民教会了全世界很多东西。最近四十年，我们才走到中国前面，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我感到很骄傲。在这儿，大多的才能与人力都被浪费太久了。我很高兴看到两岸终于结合了。”
灰色的白布鞋
邓小平第一次对外宣称中国经济的资产将开放给企业界的时候，他说经过中央分权，中国将再次步向成长与富强之路。中国将迈向昌隆，走向富有。
耐克立刻开始与当局磋商有关在中国建立生产据点的事情，耐特对中国一向兴趣浓渥，尤其在一九八〇年访问中国后，他对中国更为着迷。耐特从中国回国之后好一阵子，公司跟制鞋界的人都传说：耐特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偷偷地着手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早期从波特兰到中国出差的耐克员工，都睡在北京城里荒废的德国大使馆行军床上。一开始，只有国营的工厂可以接下签约性的生产工作，然而工厂却从来没有一件事情顺利。在耐克对中国下订单的五年后，中国十二家国营工厂仍然没有一家可以生产出白色的鞋子；工厂的肮脏与极为低劣的维修程度，使得所有出厂的白鞋都变成了灰鞋。自来水、电力还有电话线路，常常都供应不足。
可是一连串新的经济政策公布了，新政策宣称可以透过合资的方式建造新工厂，另外在某些特定的开发地区，百分之百的外资工厂是可以允许存在的。同属轻工业突击队的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马上就采取了行动，入驻中国，台湾的制鞋生产工厂早就移到泰国与印尼等亚洲第二波的开发中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南韩——亚洲四小龙，一个一个出头，之后是马来西亚、澳门、菲律宾、泰国、印尼，现在连越南和缅甸都加入了这个经济发展圈。缅甸的城市都开始看到穿着耐克、带着随身听的市民到处跑。亚洲“外援”其他国家的劳工们似乎都会同意，粘装鞋子配件的生产线与永远不死的机器可能将在南亚各国，如印度、斯里兰卡……甚至非洲出现。
一些教会布朗与其他耐克驻外人员在釜山以及做生意决窍的老练制鞋业者，现在也在中国工作。当法兰克巡视生产线时，他说和其他十一位台湾来的干部都宁愿把自己想成是老师，而不是业主的化身。
台湾制造商的专门技术早就被大家视为耐克的APE——最新产品研究小组，以及耐克在台北的实验室。以生产技术的观点来说，在中国大陆我所用的十个厂里，技术都已经比台湾先进，现在我们要追赶上最好的韩国厂。布朗用一种极其明显的骄傲语气说道。最近三代的飞人乔丹篮球鞋鞋面都是在中国工厂里缝制出来的，查理的工厂还负责制造出一种预计一九九三年六月上市的小型儿童组的迪昂山德斯多功能鞋。在他广州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玻璃柜里，查理保留着一双复古运动鞋，那是一九九四年黑白飞人乔丹的最新式样。
会战中国大陆
到一九九三年夏天，一共有三千多家台湾公司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区设立工厂，将近有两万家工厂是香港人所投资的，以香港公司为母公司的企业，其中有些是台湾的控股公司，估计也将在广东快速成长。这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自由区，在一九九一年间，实际上是香港、日本、台湾以及美国投资者所组成的交战区。
数百种不同工业种类的工厂，带着需要快速、有效率、低廉、“肮脏、危险以及艰困的”工作机会蜂涌进入中国，中国的经济也在一夕之间往上狂飙。一九九二年间，国内的经济指数往上升了十三个百分点，使得中国经济成长速度在世界排名第三。
一九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南巡，他说，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很快就会加入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五条小龙”。其他人则认为，香港、台湾以及南中国的三角洲省份，迟早会跟长江流域的发展区域结合，成为一个更大的经济区，而这个重新结合的经济共同体发展之快，不需要太久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区，并且与美国、欧洲和日本“四足鼎立”。
中国的经济起飞震惊了长久以来一直在观察经济发展的专家，因为改变的速度太快了。二十世纪里，对大部分的社会而言，从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型到消费型态的经济，都需要经过好几十年的变迁，但是中国快速的资金流通、边界之间专门技术的移转、勤奋的工作、外界对于中国市场的垂涎以及中国人民单纯吸收新知识的渴望，在在使得中国的发展过程异常快速而诡届多变。有些人甚至预测，台湾经过了二十五年才有经济奇迹，中国可能只需要十年就可以完成。
“对我们来说，现在市场的成长比以前冷却了些，”布朗在摆满缝纫机的工作问里轻松地走着。“役多久之前，我还逼着大家把生产量提高到每个月两百万双，但是现在又掉到了一千七百万双左右；生意就是这样，时起时落，尤其是欧洲。”
布朗说他觉得耐克一定会在中国设立最好的工厂，耐克目前的重大计划包括准备把30%的生产都移到中国大陆去。耐克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况并不是太稳定，不然的话，就按照耐特有一天在晚餐上所说的，“全部都搬到中国，所有的鞋都让他们去制造。”
跟中国做生意所需要担负的政治风险，除了来自不可预知的北京的政治动向，以及一九九七年中国大陆要接收香港的事件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一九九二年十月，乔治·布什以总统的身份否决了美国取消中国对美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提案，仅管提案以贸易制裁中国的美国议员，不断以中国侵犯人权提议对大陆出口鞋类重重设限，但实际上大陆的制鞋业者多半来自台湾与香港。
“共产党仍然在这儿，”法兰克·李说：“裕元就雇用了一个党干部，我们都称他为经理，可是他对制鞋一窍不通。他负责我们跟当地政府的关系。他有一间办公室，还有几名助理。”
布朗每天都研究中国的政治局势，但是他似乎相信广东省与其他南方地区因为距离和经济上的成功，与北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会愈来愈淡薄的说法。“天高皇帝远，”他引用了一名中国的古谚语。
即使在裕元工厂区与邻近的高阜村之间短短的路程，大家对“塞车”问题一点也不陌生，几乎所有的中国道路都有经常性交通拥塞情况。
在高阜，法兰克·李指着最近才用裕元的经费建造的镇民广场：“这里的人口已经成长到三万人了。我们还要在那边盖一座医院。”他说。
剥削
有一辆公车在一个摆放好几千辆脚踏车的停车场旁停了下来，停车场就在三号工厂大门边。从车上下来几个拎着小包的年轻女孩；其中一位十几岁的女孩说她住在离这儿有一千里远的成都西郊村子，她看到当地报纸广告说这儿要征人，于是就坐了两天的车子来这儿应征。另外一个新来的女孩说，她姊姊现在在裕元工作，是姊姊写信要她也来应征工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二亿人口，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人到现在仍然过着完全农村式的生活，要走很久才能走到最新的道路上；但是这大部分人也晓得邓小平“要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希望。南中国经济繁荣的小道消息完整地传遍了中国内陆和西南边的沙漠地带。中国劳工的失业人口估计有三亿多，每个人都听说过裕元厂与广东省的富翁，所以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年轻人，到离家最近的车站，搭车南行或东行，希望能找到的新的生活。
印尼喜欢利用裙带关系的领袖也选择了轻工业中的制鞋业，作为跻身亚洲经济成长地区的阶梯，希望能透过制鞋业，获得经济发展。三年内，三亿五千万美元的外资涌进印尼，大家希望这些投资能带来十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中国生产运动鞋的总产值从一九八八年的四百万，暴升到一九九三年的十五亿，大部分中国人，受到近年来政治环境的影响与平民化儒家思想的熏陶，对于口号、嘲讽与期许的逆来顺受与服从天性，是在印尼劳工身上所找不到的特质。异常辛劳工作的优秀表现、严格的纪律以及对不同阶级的诚心敬重等，中国人与韩国人所具有的特色，都无法在印尼与泰国的文化架构中找到。
但是在经济发展中，外资与外国技术所扮演的角色与明显的剥削者之间，常常只隔了薄薄的一道墙。一九九一年六月，经济学人杂志报导“一双在美国售价一百五十块美金的耐克运动鞋，是由印尼一天工资相当于美金五毛八分的女性职员做出来的。”这份英国周刊还说，虽然在生产线上的女性劳工看起来对她们的工作很满意，但是印尼政府的人力资源部长却承认，该国官方所订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够维持生活。
耐特和比佛顿的其他人都知道，那篇报导估计的薪水比实际要低，因为报导里并没有把各种不同名目的奖励奖金算进去。但是他们也知道，耐克运动鞋零售价与第三世界生产线上女职员以工时计算薪资之间，存在着天壤的差异；但是要解释清楚其中的差别，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后线的报导文章不但把耐克描述成剥削者，还是个遗弃者。“拨腿就跑”被冠在耐克以及其他工业的头上，因为许多釜山的劳工失去了工作。事实上，韩国经济上的优势，造就许多劳工加入正在萌芽的服务业与重工业的行列——尤其是重工业，由于缝纫机与卡车大量外销到中国和印尼，显得朝气蓬勃。但是这些都没有在一连串否定性的报导被提到，大家只晓得那些制鞋的走狗“背弃”了新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现在又要对南韩与台湾负心了。
但是耐特相信，当好几个国家在现代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他的公司也尽了一份小小的力气。
功成万骨枯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耐特花了许多时间思考在越南设厂问题，他提到越南生产的鞋子匀称度还算不错，而避掉了“越战死伤美军人数”的话题。“河内受惩罚的时间也够长的了。”他说。
二月份的时候，布朗曾到越南去访问河内与胡志明市，回来后报告说，两个城市的路人都晓得耐克所有的产品。“这个地方已经一切就绪，就像一匹上了鞍辔的马。”他对耐特这么说。
但是到了一九九三年中，耐克内部对于公司在亚洲起飞的经济中扮演温和角色，却一再被外界大众媒体渲染成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者而感到困惑。一位哥伦比亚电视台的新闻制作人大卫·霍金斯，制作了一部有关耐克剥削印尼工厂劳工的新闻特辑。
当这段报导出现在电视上时，首先出现在镜头上的是乔丹与阿加西这两位“收入数百万美元”的运动红星，之后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中国与印尼其他“收入微薄”的小工，该报导认为，耐克就是因为这样，才能“just Do It”。
看起来营养不良的印尼农人，头上包着肮脏破布在锄田的镜头，很快就被在一家叫做宝成工厂里穿着时髦、健康的职员所取代。讽刺的是，这家工厂看起来非常干净、整齐；相形之下，釜山的T3厂以及大部分新英格兰仍然在生产的工厂，看起来都像是但丁神曲炼狱。
一名叫做杰克·贝林格的美国劳工运动者出现在画面上，谈论耐克剥削劳工的情形。两年以前，贝林格的话曾经被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引用，当时他说耐克“使六家韩国人经营的工厂自相残杀，让他们彼此之间恶性竞争，然后把订单下给生产底价最低的工厂。”
专题还报导一间不知名印尼工厂的罢工事件，有二十二名劳工因为这次罢工而遭受到撤职的处分。镜头上的劳工薪资单显示，这些劳工每天的收入都低于官方所规定的最低工资。霍金斯的报导继续说道，由于印尼政府害怕这些外国制鞋业者会撤资，所以政府所订定的最低工资都在生活所需的水准以下。
报导提到了一些类似宝成印尼的工厂工作的福利，但是却鲜少提到宿舍、膳食、职工专属医师、工厂的清真寺，甚至于工厂整洁的环境。在劳工大楼里的员工宿舍被描绘成比劳工监狱好不了多少的小房间，住在那儿的劳工必须先获得许可才能离开。
同年夏天，当地的媒体也做了类似的报导。“奥瑞冈人报”的波特兰记者，妮娜·贝格去了一趟亚洲，并写了一篇有关粘胶、油漆飞尘以及职员在完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站在热模具旁工作的报导，在这篇文章里、记者把唐纳在巴黎喝的酒售价拿来与生产线上工作人员的薪资相比；贝格跟这一位年轻的作业员回到他的小茅屋家中，家里竟然只有一张当作床的草席。一位在“旧金山新闻”写作的专栏作家迪克·梅斯特也宣称，一个小时一毛四分钱的劳工，使得耐克成为“印尼、中国、泰国、南韩以及台湾拥有三十五家工厂的大老板。”梅斯特的专栏配合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穿着浴袍的大胖子在上水漏优游自在的漂浮着，有一滴水从上水漏流到下水漏，那儿有一个穷困、营养不良的女人，跪在地上，张着嘴希望能接到从上面掉下来的那一滴水。
专题特别激怒耐克公关部主管杜蓝。在印尼呆了不到四天，杜蓝把心中的疑惑大声地表达给耐特听——谁会错过这个节目？她晓得霍金斯和他的CBS新闻小组在拍摄完“叫做宝成的工厂”之后，就到雅加达海外的答里岛度假，他们可曾问过在答里岛游泳池替他们服务的小男孩一个月有多少钱工资？他们的工作环境怎么样？为什么“具有人道精神”的锐跑公司，在印尼所生产的鞋子数量远超过耐克，却没有在报导里面出现？
“这是偏狭的区域概念造成的。就像汤普森说的一样，”耐特劝告杜蓝。“如果你想要同时拥有很多朋友——那你一定会失去所有朋友。”可是耐特也很感激杜蓝为公司所做的激烈辩护。
耐克错了吗？
到了仲夏，耐克许多员工都开始认真思考：耐克在亚洲的做法是不是真的错了。公司向他们保证，派驻到印尼和泰国的韩国籍严厉军官，早已经回到了自己国内，并且工厂所建盖的医院，以及桥公司与宝成在印尼的合资计划，已经建造了属于劳工的清真寺了。
每一个曾经到过制鞋工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曾在“大街小巷”新闻节目出现过的洁净元尘、有一空调设备、具有设计家品味的宝成工厂，比起其他的老旧工厂，简直就是工业天堂——虽然里面的人做的工作都一样，都是些不需要花脑筋、不断重复、耗费体力、用手制作复杂精密运动鞋的工作。大部分在比佛顿工作的是耐克员工从来都没有去过制鞋工厂，这些比佛顿的家伙唯一看过的机器与制作过程，是陈列在乔丹大楼里样品陈列室中的那部机器和制胶过程解说。
在公司内部刊物上所登载的一篇专访里，泰勒辩称，在印尼为耐克制造鞋子的工人每天赚一块半美金，并不是媒体报纸上所说的一毛四分钱一个小时。“并不是真的一块半美金。”事实上，这些工人拿到的是三千盾。泰勒说，拿印尼的生活水准来说，这笔钱足够拿来买衣服，甚至还有可以存钱。印尼劳工政策的确规定在九十天的员工训练期间，工人的薪资可以低于标准最低工资，泰勒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一年之后，工厂的劳工薪资一定会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要高。
“我们并没有欺骗任何人，”耐特说：“在我心里，我一直认定我们给予这些人的是‘希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这几十年来，我看到了改变，而这些改变又恰巧带着这些国家往前走。”
一封耐克公关部发给数百家与耐克有来往的新闻组织公司的信上指出，一个月两千八百盾的新进员工起薪，是印尼当地农人薪资的五倍——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有创意的比较方式，但是要知道，像印尼这个国家，只有少数贫穷地区的农村，收入可以拿到现金。
不管耐克怎么解释，球迷与运动鞋消费者永远也无法抚平心中因资讯的传播所导致的不平，他们无法谅解：那些在第三世界里曾经是农夫的运动鞋制造作业员，其工时计算薪资的总收入与乔丹一年的收入竟然相差了将近两万倍。
耐克派了自己的摄影小组到印尼制作为自己辩白的影片，并且分送给各个新闻机构。好几百名印尼劳工出现在镜头上，说他们喜欢现在的工作；有一名妇女表示，她当初是从一家保险公司跳槽到耐克厂的，因为生产线上的待遇比较好。个人财务状况箱型图在影片上出现，就像钱杂志每期都会刊登的财物资料箱型图一样。这些箱型图凸显出员工的高存款率，但依照美国的标准，印尼劳工能拿回家的薪资少得可怜。
耐特的声音出现过好几次。配合他声音的一个镜头是有关台湾与日本经济发展后的高额黄金存量。“二十年后的今天，”耐特语重心长的说：“今天你以为受到剥削的作业员，很可能会成为你的房东。”
这几年里，耐特和负责生产的经理们都学会了“我们算什么，怎么轮得到我们来说话”的中庸态度来看待耐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耐克并不是那些问题工厂的直接老板，那些工厂的劳工或薪资法规也不是耐克制定的。“付给劳工薪水的人并不是我们，我们在工厂里也不订定任何规矩；经营工厂是他们的责任，”泰勒告诉为公司内部刊物做采访的记者说。
要与耐克来往，工厂的安全检查以及切合要领的文件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如果当地政府因为要减轻工业上的负担，而故意压低劳工的薪资，那么耐克并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劳工争取或要求合理的待遇。“听起来，你好像很以我们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为荣。”泰勒侃侃道出公司的原则后，耐克内部刊物的访问者追着问。
“这么说吧，”泰勒回答：“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不对，也不觉得我们做错了任何事。如果耐克在掰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的印尼，或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投资的同时，还要背负影响这些国家的劳工、人权或国家工业化的责任，那是个非常不公平而且荒谬的要求。”
只有在外国劳工的话题成为焦点时，才会听到耐克的经理们说，“我们还没有棒到可以改变整个生态系统。”
钱的力量
年轻的王淑与其他裕元厂女性雇员的父母与祖父母，都曾经因为荒谬的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在冬天里吃过树根、树皮。在裕元工厂大门口下车的年轻应聘者说：在家乡的村子里，有头公牛的人就是权贵，可以享受特权。一头公牛带给村民的差距，就是有牛的人可以整天抬头挺胸，没有牛的人则必须整天低着头、弯腰驼背地在田里用削尖了的棍子做工。
让我们再回到釜山，在制鞋生产线上的作业员之间存有一个年龄上的断层，工作中的老祖母以及站在老祖母旁边刚离开乡下农村的年轻小孩，夹在中间的是一九七八年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学生，他们挑起了与南韩军队和警察之间的战争。一九七九年，卜家王朝因为军事独裁十八年的老总统卜正熙遭到暗杀而结束，一九八八年，当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盛会决定在汉城揭幕时，韩国政府仍然握有足够的权力，以实施，“社会净化”的计划为名，让二十六万人远离街道。但是自由民主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推动了，薪资飞快地上涨，难以维系的轻工业工作机会都迁移到了受到更多压制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劳工必须在臭气薰天的厂房内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让孩子上学，或者像韩国人一样，才能存到足够的钱，移民到北美洲，然后开设一家日夜都需要做生意的小杂货铺。跟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改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但是印尼的独裁政权，却与南韩这只小老虎不久以前的政治型态相似。
同时，二十世纪末世界经济改变所带来的结果，使得北英格兰又回到了低薪所得的社会形态，成为适合生产装配线的地区。此外，一度使耐克被称为“空心”公司的全球商业功能，以及化整为零的特性，又再度与全球性的消费型态相结合。现在，本田在阿拉巴马州制造的汽车开始回销亚洲。“纽巴伦”也开始在亚洲国家生产鞋子配件，然后回到美国粘装。耐克先在美国制造气囊袋和其他的运动鞋零件，然后运到亚洲将这些零件组合成成品。
站在德国制、韩国制、英国制以及日本制的高科技缝纫机与切割机旁边，也就是离泰国、日本、中国、韩国跟美国密苏里州所生产的运动鞋配件只有几尺远的地方，一个中国内陆地区农民的女儿，嘴上涂着亮光口红、身上穿着设计师制作的裤子，正在跟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芬兰……来的经理一名叫做布朗的家伙，羞涩地说话。穿着一套意大利丝质料衣服的布朗，间接地要负责两万五千份人人垂涎的工作。如果经济不是人类世界里最重要的东西，如果经济没有改变人类每日生活的巨大力量，那么这位布朗先生很可能要在西维吉尼亚洲的地下深坑里，一个星期工作六天地做着把煤炸出矿坑的工作。
向钱看
在回到广州的长途旅行即将结束时，布朗指着珠江对面的那栋耐克中国办公室所在他说：“广告商智威汤逊、摩托罗拉和渣打银行都跟我们同在一栋楼里，”之后，布朗又指着车窗外骆驼牌香烟的巨大看板：“令人怀念的美国旧时光，”他叹着气说：“我们要把死掉的东西销往全世界各地去。”个人财富的保证，很快地与中国传统的勤奋连接在一起；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大众所认定的成就，是由外国制的消费产品来定义。“起先，在耐克办公室工作的年轻女孩开始注重穿着，”布朗说：“然后大家开始化妆，很快地，大家的化妆技术愈来愈纯熟。之后，大家开始谈论买电视机。再来，你就很少看到他们穿同样的衣服出现。每个月都可以发现新的变化。”纽约时报很快就会有报导指出，在广东南方的号头的乡村里，想钱的疯狂念头，使得当地农民把自己的家改装成妓院，并绑架了许多女孩子，强迫她们在这种家庭式的妓院里卖淫。
年轻人离开乡村，有的到裕元或其他几千里以外的工厂去工作，有些则凭借着一时的勇气，选择盲目的命运之旅，坐上往北美洲方向行驶的船，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希望能赚到比当地一个月两百块人民币工资多的福建人，也都踏上了简陋的破船，经过颠簸的海上之行，越过台湾海峡。这些大陆人在偷偷地进入台湾，寻找短期打零工的机会，当他们再度回到家乡时，谈的不是在台北所得到的薪水，而是台北人所拥有的东西……商店、牛仔裤、电视、随身听，还有鞋子。
中国国内储蓄率接近四〇%的消息，并不能表达当地消费者所要补偿过去被“压抑”的购买欲望之千分之一。一九九三年的夏天，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运到北京的六百万双旧式帆布运动鞋被抢购一空，原因无他，只因为这些旧帆布鞋上印有“百事可乐”的字样。
“前几天第一批林宝坚尼轿车刚运到北京，”布朗说：“现在这儿应该有三十多辆劳斯莱斯汽车。我们所生产的耐克产品在中国内销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但是在这儿，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与熟悉，简直就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在北京与上海，常常可以看到在“消费过程中学习”的年轻消费者，戴着标签都不肯拿下来的进口太阳眼镜，在北京、上海机场之间的繁荣街道上及市中心，到处可见权充篮球场的代用品，估计现在有八亿中国人可以看到电视，还有超过五百万居住在广东地区的市民，可以接收到香港的卫星电视，其中包括亚洲的音乐电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特别制作的中文台，当然也时常播放耐克所设计的形象、其清晰与号召力决不亚于在美国播放的效果。
到了一九九三年，乔丹与已克利已经成为亚洲的偶像，而全球以前从来没有穿过系鞋带运动鞋的人，也都开始希望能拥有耐克运动鞋。
每当我一谈到等在门外的二十亿营业额，那可能使耐克成为制鞋业第一个真正全球性公司的营业额，耐特曾经说过：“我就会推算出我们在欧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已经巩固的三〇%的市场。但是一说到中国，嗯，中国是个高深莫测的地方。谁也不晓得如果中国热起来，在那儿的生意会查成什么样子。”
东方之珠
如果说对于品牌的认知，才刚开始在中国南方与城市里日渐众多的消费者心中萌芽，那么无可否认地，有如现代宗教的消费习性，早已深植在香港这个小小的地区了。距离布朗现在广东寓所两个小时火车程的香港，是一个名副其实可以采购任何东西、满足物质需求欲望的圣地。这块著名的英国殖民地，就像一根亮洁的灯管，站立在永远发亮的购物世界中，反射着耀眼的霓虹，除了夹杂些广东美味食品外，这块购物净土始终维持着纯粹的购物文化，丝毫不受其他外界文化的影响。
离北九龙区拥挤的旺角地下铁车站不远的地方，曾经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香港购物街——尼尔森街……虽然已经没有人刻这条街的旧英文名字了，但现在这条街变成一个拥挤、紧张、吵杂、臭味薰天，以及有着非常多色彩的市场，就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有名的杂货市场一样，路上的行人必须迂回而行，才能避开一大桶一大桶装满各种长度的黑色、黄肚皮鳗鱼。尼尔森街的角落里有许多装满青蛙的巨大竹笼子，青蛙的哀鸣声不绝于耳，卖肉的屠夫在一长条一长条切好了、吊起来的肉条后大声地叫卖，一辆辆卖鸡的卡车敞开后车厢让鸡毛随风飘，小贩们则用尖锐的菜刀劈开一个个大西瓜。老鼠、看不出血统的狗，还有其他好几种动物也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买到，拿回家做菜吃。
在车站的另外一边，往东走，紧连着尼尔森街的山东道与花园道，又散发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购物气味。从每一条街的一端看过去，满眼都是从店门口伸出去二十五尺的昏暗奇怪霓虹招牌，这些发光的招牌把整个地方点缀地热闹非凡，在卡车的车顶上，天上的大楼顶上，各式各样的招牌：耐克、Just DoIt、锐跑、爱迪达、宝马、艾吉尔，以及其他数也数不清的招牌到处招摇，而且延伸向好多不同的方向，紊乱的程度直让人头发昏，心浮气躁。
旺角的运动用品区，涵盖了所有不同运动鞋与相关产品的销售店。这里五十多家的商店，大部分都集中在街上的同一个区域，使得这个地区每天都像是独一无二、竞争激烈的运动与健身用品嘉年华会。商店门口与门口之间的薄墙上贴满了海报：巴克利的怒目横眉、乔丹的微笑。一幅侠客欧尼尔的大海报上，印着“谁是今年穿锐跑的NBA新秀？”的字样。
拥挤商店所展示的运动鞋——尤其是名牌运动鞋，全都包着塑胶膜，一双双的鞋子就像是农产品部里一棵棵漠然的生菜，运动鞋这样的包装，跟几百码以外暴露在外、满是苍蝇围绕的生肉，形成强烈而有趣的对比。有六年慢跑历史的店主莎拉·王所卖的新上市飞人极限慢跑鞋，也有塑胶膜包起来，售价是八百九十九块港币，与美国的零售价差不多；就在全球性的货品市场将慢慢整合为一的时候，货品的售价也在慢慢地统计。
耐克新新人类
在这个运动鞋的嘉年华区，锐跑与耐克的商品双双占住了鳌头，莎拉·王更帮我们证实她主要的客户群；穿着松垮垮的短裤、耐克T恤、特大号球鞋的年轻消费者，总是会晃到耐克商品的架子上看，而年纪大一点、不那么时髦的客人，则会盯着包着塑胶膜的锐跑运动鞋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呼啸经过琳琅满目、摆满美国球队行头的商店，美式职业足球联盟的标准球盔，已经成为时下香港年轻机车骑士头上不可或缺的装扮了，旺角街上青少年的穿着，看起来就跟亚洲MTV里出现的青少年一模一样；这些亚洲小孩的穿着，又跟美国高中的小孩一模一样。所有的这些孩子，都是商品企画人员热情梦想中的“世界青少年”。
亚洲的MTV，以及透过天上卫星电视传送的其他电视广告，并不仅仅只有香港与中国带大陆播送。在一九九二年夏天至一九九三年之间，澳洲、泰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科威特及其他十七个国家，都已经可以接收到以香港为基地的卫星电视所提供五个电视台的服务了。二次战后，亚洲的消费市场出现一段很长的中空期，这段中空期拉大了美国消费者文化所带来的流行、先进产品与接收资讯国家的缓慢进展之间的差距。由于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出现在亚洲的时间较晚，所以一九七〇年代美国市场资讯的介绍与日本、欧洲相同资讯在亚洲出现在时间预计有十二年左右的落差。
可是现在亚洲的饶舌歌者在MTV上的穿着与表现方式，与美国的饶舌歌者完全相同。无法再做诠释的简洁，已深入世界各个角落，连在中国极为内陆地区的人也知道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出这句话，到了一九九三年中，世界各地对于资讯的取得几乎没有任何落差了。
对市场成长快速的耐克商品而言，香港实在大小了。在一九九二年会计年度里，不含美国的全球销售额共有十亿，但是只有十五%来自亚太区域，香港仅仅是这个区域中的一部分而已；七五%的销售量来自欧洲，拉丁美洲加拿大合起来有一〇%。但是香港的销售景象——从明显不同的零售方式（譬如包上了塑胶膜的运动鞋），到商品美学眼光跟运动之间的关系，在都显示耐克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名牌”，在已开发与开发中的经济系统里，耐克的风格到处可见，只要有中产阶级慢慢出现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们遵照着耐特的指示。而在那些几乎找不到耐克商品的地方，至少当地人也知道这个牌子，并希望拥有这样的商品。
发动欧战
一九九〇年秋天，耐特在拜访一家东德运动商店的时候，经过柏林围墙的旧址，他发现一面大型的布条，盖住了浩斯·佛尔运动公司的四整层楼。耐特觉得这种重新要求政治与经济自由的明白说法，与运动的自由息息相关：因为运动的自由，要求的是健康的自由、表现年轻的美丽欢愉的自由，以及用气质与纤细来美化日常生活的自由。第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举行时，当时的负责人把运动视为超越血腥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野心的活动。对耐特而言，运动是一种具有世界共通性、对物质欲望解放的一种普遍性媒介，“在美国，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了，”耐特一定会这么说：“不久的将来，运动也将同样地赋予世界文化同样的定义。”
“在那儿的人就像是现在的消费者，”一九九三年夏天，耐克在越南设立一家负责欧洲产品供应的新办公室，办公事正式启用后，耐特这么说：“我们必须克服外汇问题、配销网路与顾客服务的问题，以及某些地方的腐败问题，但是消费者是现成的，他们旱就等在那儿了。”
一九九三年最大的制鞋业战争仍然在欧洲进行，这场仗被耐特称为“我们应得的市场比率”之战。欧洲市场中存在着比美国多两亿八千万的潜在客户，但是欧洲庞大人口的运动鞋消费能力仍然只有美国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不到。姑且不论欧洲忠于耐克的“世界青少年”顾客，令耐克着迷的荷兰及在巴黎附近郊区工作、对耐克痴狂的年轻蓝领阶级，平均每人只拥有两双运动鞋；美国人平均每人有四双运动鞋，美国男孩则平均每人拥有十二双运动鞋。
但是在欧洲销售耐克运动鞋与在美国贩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首先，因为欧洲市场的关税与其他支出，所以成本比较高，售价也比较贵，这也就是说，展现耐克形象与销售给顾客的方法也因此有很大的差异。按照欧洲零售业的传统，街角的运动商品专卖店从来就不是重点所在。耐克最大的零售商店、伍尔渥斯公司旗下的足下专柜连锁店，最近就得到教训，仅仅经过一九九三年一年的考虑，确定损失了许多钱之后，就关闭了所有西欧装璜、外型一致的耐克产品专卖店。
耐特认为足下专柜的经营问题出在：“没有想清楚真正吸引欧洲顾客的过程。”虽然一些具有零售店剧场风格的“耐克概念专卖店”在慕尼黑与伦敦的业绩不错，但是弥补欧洲人在高级商店采购传统与平民化的足下专柜销售方法之间鸿沟的办法，目前仍然尚未出现。
欧洲销售的另外一个障碍——尤其以德国的情况最严重，就是零售商常常妨碍耐克的“未来计划”，在耐克提供给零售商的提早预约系统里，只要在六个月前下订单，零售店就可以多五%的折扣。这个未来计划在耐克“再创新”的那几年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计划可以让耐克理性地计划并安排亚洲工厂的生产日程表，确保并控制库存的数量，保证一次将货品全部送齐。
但是德国的零售商却认为，这个计划是一种架构性危机的转移，只会削减他们变通的灵活度，他们只能按照当时的市场情况作出传统性的“立即”决定。
这些窒碍点都急需解决，这里面还不包括欧洲人偏爱皮质鞋的特点。但是不论如何，耐克的欧洲市场占有率一直在稳定地成长，即使在一九九三年夏天，欧洲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不例外，一月份，耐克已经拿下了欧洲市场二〇%的市场总销售额，到了夏季中期，市场占有率成长到二二%；而锐跑在强烈的广告攻势下，也不过从不到十二个百分点上升到十四个百分点。
问题是这两家公司在争夺的是一块成长非常缓慢的市场大饼，而耐克在美国以外区域的销售成长率，也从六月份起，由两年前的成长高峰减缓了下来。
如何定位耐克？
耐特与耐克的国际部负责人戴夫·科康以及其他策略制订者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美国地区的市场销售额，达到总业绩的五〇%。这样的讨论常常在两个极端中来回：耐克究竟要怎么定位自己？是要扮演跨国性公司的角色，提供全球同质化市场一个统一的形象与产品，还是要成为全球性的消费型态公司，依照世界各地不同的喜好与情况，谨慎地设计出适合各地不同的形象与产品？
争议性颇高的全球消费者具有“同质化”消费欲望的理论，是一九八〇年代早期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席尔多·莱维特所创立的市场学理论。莱维特认为，一个有共同的消费者认知的正常市场，一定会走向商品标准化的型态。莱维特还说，科技为所有的销售活动建立了一定的标准与相同的游戏规则。
根据同质化的说法，某些品牌——最好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在加拿大西北部巴芬岛和圣杰曼的人，会因为同样喜爱可口可乐一饮而尽的清凉畅快而接受相同的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成为国际性的热门产品（如果比起美国每年每人消费将近五十盎斯的可乐，亚洲每年每人平均消费八盎斯的可乐也算“国际性”的话），那耐克只需要花少许的时间就可以成为国际性的热门产品。
耐特有信心“在一九九三年，全世界的人都会晓得耐克”，但是要谈到未来全球统一形象的计划，大家就开始质疑，每个人所认知的耐克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史考特·贝德瑞手下的广告设计人员，把一九九二年春天所推出的成功广告“现世报”隐藏在一支揉和了各式各样电视广告片片段，名为“吵昏头”的广告片中，这支广告将在日本与澳洲播出，试试消费者的反应。“现世报”的广告片用了约翰·蓝依同名的歌曲，希望能引起观众对于“超级明星”的自行联想，就像披头四的这首歌最近重新发行，以及在“革命”的促销活动中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在脑子里自行发挥想像，填补广告不完整的地方。这支广告片为了顺应当地的市场，有三十秒与六十秒两种版本，其中的差异在于六十秒的片子里加入篮球形象优越与女性健身的画面，就调查的结果来说，亚洲的男人与男孩子，一般都认为这支“吵昏头”广告片，是耐克有史以来最有“意义”的一支广告片，在受访的观众里面，许多人并没有认出约翰·蓝依的声音，有些年轻人甚至年轻到不晓得谁是约翰·蓝依。可是这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支广告片一样能让这些观众经历到，由耐克运动形象与蓝依美妙、吸引人歌声所引起感情上的震荡和冲击，“现世报”很快就在七十五个国家播放、流行，随着片中有趣的偶像出现，耐克的业绩也开始往上移动。
巴克利唱歌剧
一九九三年二月，威顿与甘乃迪公司在阿姆斯特丹设立一个办事处，设立这个办事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因为要把“市场同质化”的理论付诸行动；事实上，刚好相反，这个办事处的成立，是为了要落实“国际思想本地化”的策略。威顿与甘乃迪很快地就在欧洲推出三支欧洲味十足的广告片，光是制作这三支分别由昆西·瓦兹、布卡以及巴克利领衔主演的“歌剧片”，就花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耐克还邀请当地七十五名专跑运动新闻与流行资讯的记者，参加在巴黎巴斯提尔歌剧院上演的纯耐克风格狂想曲，刚在前一天破了另一项世界记录的布卡，也赶到巴黎参加这场盛会。
这三支广告片背后的构想是，要把欧洲最著名的文化产品——歌剧，与美国的文化产品——超级运动员明星，跟他们所深爱的运动鞋，以反讽的手法同时呈现在广告上。
“塞维尔的巴克利”广告在欧洲造成的轰动最快也最广，报章杂志不断地报导，使得威顿与甘乃迪制作的其他广告片也受到了注意。在这支看起来很像是在米兰或巴黎歌剧舞台上精心制作的广告片中，出现在镜头上的巴克利一面用职业水准的歌声唱出意大利文，一面在一个篮球圣地中阔步跳跃，后来因为裁判判他犯规，他把裁判给杀了。最后，一个代表死亡的神秘角色出现，这个角色以拿走巴克利的耐克运动鞋作为给他的严厉处分。一想到会失去心爱的鞋子，巴克利的声音就崩溃成假音——“我要球鞋！”他哀求地唱着，“不！”是他得到的回答。
瓦兹出现在现代版的“唐璜昆西”片中，而布卡则担网演出“神奇的鞋子”。这几支歌剧广告在耐克内部被选为一九九三年最好的电视冒险广告。在六月将至的NBA季后赛时，“塞维尔的巴克利”就将出现在美国的电视频道上。
“巴克利显然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贝德瑞说：“他这支遭天谴的广告片到哪儿都造成轰动。”
扎根欧洲
但是贝德瑞同时也相信，地方性与区域性的英雄对销售业绩的成长也一样重要。威顿与甘乃迪在欧洲的第一张平面广告上用英文呼吁大家“保护足球的未来”。这张平面广告是一群在校的男孩子，肩靠肩站在二起，双手交叠地遮住下体。欧洲人一下子就认出这个画面是足球比赛罚自由球时，守备球员肩靠肩地站在一起，阻挡对方得分的幽默表现，当时的守备球员必须静止不动，所以显得比较容易受到伤害。但是耐克的员工没有人会建议，把这个十四岁以下青少年欧洲足球运动促销手法，扩大到其他的国外市场去。
足球鞋的科技在欧洲蓝领阶级与足球的传统里，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环，年轻的好足球员都会听从他们父亲、长兄以及教练的话，去买比自己的脚小好几号的足球鞋，回来用水弄湿，再硬把脚挤进去。
“我们无法破解足球谜题的最大关键，是因为这是个区域性问题，”史鲁歇尔经过观察后说：“耐特对足球并不像对其他运动一样的熟悉。他最近根本很少到欧洲走动，在德国，我想让他到足球场看球都很难。如果想要在欧洲的足球市场打出一片天，耐特必须投注全部的心力与感情。”
“光凭美国的偶像，我们就可以夺下一部分的市场占有率，”公司的品牌专家，同时也是总经理的克拉克有一天下午趁着工作与慢跑训练的空档，在波士顿面包店里这么说：“但是那样的做法不会让我们成功太久，巴克利与乔丹可以为我们带来许多生意，但是我们必须结结实实地扎根，才能获得维持长久成功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一般办公人员与恐怖分子，都穿戴着同样的耐克，甚至运动专用的全罩太阳眼镜，但是因为穿戴一项产品的社会意义而演变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耐特最近才看完大前研一名为“没有边界的世界”这本书，他还跟好几位同事说，他认为麦肯锡公司的顾问、前核子工程师以及日本经营界的大师大前研“真是个天才！”
大前研一在书上提到，一个由国际性公司所推动的全球经济，已经渐渐地放弃“总管理处主导的经营方式”而改采“本土性、市场主导的决策执行”。在他的书里以及受邀的演讲中，大前研一告诫公司要“重新学习创新的艺术”，他认为现代的企业文明因为过多的抄袭与买卖，导致这种可贵的创新艺术已经流失了。
“他还说，”耐特在推荐这本书的同时，告诉他的朋友说：“生产也变得没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存在于精密的研究、创新与行销。”
大前研一深信，国民年收入在两万六千块美元的地方，消费者自然就走向国际化，这些地方的消费者会要求品质与价值，而不在乎这个产品是在哪儿制造的；到那个时候，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法则也将变得没有意义。按照大前研一的说法，全球的事物，都将以“世界消费者”的需要为导向。
耐特相信，顽强的日本以及其他尚未被“耐克化”的地方，只有在真正的了解品牌背后的意义时，才会体会到耐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耐特现在常提到要以“压制性”的做法来扩张品牌的广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耐克的完整性。“我们手上已经掌握有力的条件，但是要在国际市场上成功，我们就一定要确实地执着于一套价值观，并将它传达到世界各地，我认为我们离这个目标不远了。”
时机坏、脚步快
春天与夏初的时候，耐克的股票价格仍然持续地下跌，在商业新闻界与华尔街圈子愈来愈明显的“品牌危机”或者有人称之为“品牌的死亡”的情况，显然是导致股票下跌的原因之一。这次的危机源于四月份，那时菲力普·摩里斯宣布，为了因应一般性元品牌香烟在市场上愈来愈受欢迎的情况，万宝路决定将产品降价四〇%；家乐氏麦片，也因为日益众多的无名麦片早餐加入市场竞争，而停止投资。
当有人把飞天食人族视为一个生存受到威胁的品牌时，比佛顿的经理认为，这简直就是荒诞元稽之谈。“品牌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完全是因为有些公司同时生产有品牌与无品牌的产品，而导致本身产品定价上的压力。即使比佛顿的人因为春假影响到订单的数量而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但是销售统计数字却证实耐克销售上的损益，并没有因为低价位的产品而滑落。
七月初出刊的“鞋讯”有一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到：“耐克的情况良好，按照美国制鞋业五月三十一日结束的会计年度第四季结果来看，美国鞋界销售量成长了二一%，又是丰收的一年。”
但是，一九九三年假期的订单首次出现比前一年成长速度慢的情况。耐特说自从耐克出现在市面上后，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这么低的消费信心程度。令人失望的下一季预测，在新会计年度开始的六月，将会把耐克的股价从七十二块多拉到低于五十五块。
不管欧洲经济萧条与零售市场的疲软，是不是真的会在好转之前又变得更糟，耐特都扬言要继续耐克的国际化脚步，中国大陆将是新广告的目标地，广告的重点会放在网球、足球与跑步系列产品上。墨西哥、智利、阿根廷以及巴西也都将是新行销计划的重点区域。
T2的韩国经理将于一九九四年在中国设立新的工厂，届时两千名劳工将开始每月三十五万双的生产量，当然这些过程都将在较为民主的韩国经理人与耐克的布朗篮督下进行。
“我想我们现在离真正的国际化只剩下一半的路要走了。”耐特说。
“耐克的国际化一定会继续进行，一部分是因为国际化已经成为耐克的一种心态。”克拉克摆明态度地说：“我们在这条通往‘真正的国际化公司’的跑道上已经跑了五年，而且愈来愈接近终点线，完成国际化之后的耐克将有一个全新的面貌，我们也愈来愈接近那个全新的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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