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主持察哈尔省的工作后，十分关心时局，集中精力，加紧军队兵员和枪械弹药补充，训练部队，购买先进的武器，并令部队择要构筑工事。
当时日本军部，正积极推行华北特殊化政策，企图使华北与中国中央政府分离，利用华北军政负责人，在日本的卵翼下，脱离国民党中央，做日本人的傀儡。对二十九军将领、冀察当局负责人，威逼利诱，造谣分化，说冯治安、刘汝明是抗日派，张自忠是“亲日派”。
许多不明原委的大、中学生，纷纷上书，要张自忠明辨忠奸，莫作民族的罪人。
张自忠读后，心中痛苦难堪，愤恨日军的阴谋。为表明心迹，公开声明：“余幼读经书，浑知春秋大义，自忠决不做对不起国家民族和张氏祖宗之事。”
1935年冬，张自忠褒扬了在沽源奋起抗战、守住阵地的保安团长樊伦山；扣押了作战不力、丢弃了宝昌的保安团长李克昌。一赏一罚，将军的抗日态度遂为世人所共见。
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得陇望蜀，在侵占东北后又企图占领华北，不断借端挑衅，制造战机，然而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内加紧备战，准备对红军进行“最后五分钟”之决战，对外实行妥协，在1935年7月给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下指示说：“中央现已决定，以宋明轩（哲元字）完全负起北方的责任，告诉他务必要忍辱负重。”不要轻启战端。
宋哲元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力图委曲求全，既要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又要防止挑起战端，急需一个能与日军接触、周旋的人担任在华北的日军基地——天津市市长，考虑再三，最后于1936年5月，调张自忠出任天津市市长。
当时，根据屈辱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国民党中央军的势力已完全调离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东北军也被西调陕甘，华北的正规军只剩下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于是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就成为华北举足轻重的力量。
宋哲元一方面借日本人的侵略威逼为借口，接二连三地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钱、要粮，要求扩编军队。另一方面又以国民党中央为后盾，拒绝日本人要他宣布“华北自治”的要求，企图在日、蒋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半独立状态。使平、津二市和冀察两省成为二十九军的禁脔。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选择了为人忠厚，既有能力、日本人又无恶感的张自忠担任天津市长。
此时，天津市的形势异常复杂，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20里之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只能有少量保安队维持治安。相比之下，日本却在天津市设有租界、兵营和驻屯军司令部。此外，还有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租界和兵营。
张自忠率部由察哈尔移师天津，把三十八师所属5个旅驻扎在天津外围小站、廊坊、马厂等地，控制天津市和对外的交通，加强市内保安队，将特务营换上保安队的服装进驻市内，警卫市政府的安全。
据《档案大观》记载，张自忠出任天津市市长后，秉持“少说话多做事”的原则，奉行不干则已，干就干好的信条，开始了他在天津的工作。他对天津市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项事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从1925年到1935年，天津市经历了长达10年的萧条。经过张自忠的整顿，天津经济首次出现了增长。
10年的经济萧条使天津失业贫民很多。更有一些丧失生计的人，转而投靠日本人，为敌所用，扰乱地方，祸害民众。张自忠意识到贫民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反复研究，他决定向银行借款，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解决贫民救济问题。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贫民，则分别归类，组成妇女、孤儿、残废、养老、育婴、文贫六个救济所。
张自忠的慈善举措，感染了各界。1936年10月中旬，京剧大师梅兰芳抵津，与程砚秋合作举行冬赈义演，为天津慈善事业募捐。同时，天津工商界的一些实业者也开始办贫民庇寒所，收容贫民2000多人，张自忠的扶贫举措取得了成效。当时的天津《大公报》评论说：“本市路倒现象，以往冬季不计胜数，今年因当局扩大办理救济事业，且一度搜捕乞丐，故露宿者减少，路倒者亦少发现。”
20世纪30年代，天津作为被殖民者划分租界的城市，身陷于侵略者的欺压之下。但当张自忠做了市长后，他却为天津人民出了一口“恶气”。
1936年夏的一天，在天津英租界里，一个洋人坐上一辆人力车，没走多远车垫里的弹簧条忽然断了，扎了洋人屁股，洋人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不住辱骂车夫，并且到英工部局，要求局长巴恩士，检查八千多户人力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巴恩士立即下令传唤全体车夫到局登记验车，违者处罚。一时间全市哗然。随后社会局向市长请示解决办法。
市长张自忠听了事情原委，对人力车夫深表同情，和社会局科长潘玉书说：“中国人在英租界可以不拉座！”潘玉书当即转告人力车公会代表，让他们通知英租界内数千中国人力车夫一律不许在英租界内营运。
自通知车夫罢工后的第二天清晨，外国领事馆和驻军机关以及各洋行、码头的华洋职工上班时，不见有人力车，偶而发现一二空车，也是匆匆忙忙地跑向中国管界，英国巡捕大喊“打住！”车夫却头也不回，拉着车跑出租界。英国领事馆向天津市政府交涉，请求解决。张自忠告诉英方，必须严惩殴打中国人力车夫的肇事者，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方可解决。英国领事馆接受了张自忠提出的这个条件，这个事件才算了结。
1936年秋，英国平和洋行出口大批羊毛，拒缴地方捐税，并声言自《辛丑条约》以来，英国商人从来不纳地方捐税。张自忠愤慨地说：“不纳捐税，不准开船。”英国领事馆派人交涉，无果而终。平和洋行只得照章纳税。自此以后，所有外商一律纳地方捐税，不敢托词逃避。
1937年5月中旬，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王加冕典礼而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商讨最高来宾问题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身份出席。张自忠闻讯后，义正词严地对英国领事表示：“英界为中国领土。日军驻津系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若以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方面绝不出席。”结果英国总领事馆不得不以张自忠为最高来宾。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