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收买的汉奸、便衣队，张自忠认为多是些无聊政客、失意军人和无业游民，对他们当中极少数真正出卖祖国、死心踏地做日军的走狗，必须坚决镇压，绝不宽容；而对其中的大部分人要晓以国家民族大义，促其翻然醒悟，不为异族帮凶；对贫苦的游民，尽力予以收容救济，施以教养，劳以工级。照此施法，以收成效。
在同日方交涉的过程中，有时对方言语逼人，有令张自忠屈服之意。张自忠当即坚定地表示：“国家养兵，原为打仗。自忠身为军人，卫国保民本是分内之事。”
日方见威胁不见效果，就对张自忠肆意巴结，竭力拉拢，趁他与日方应酬、赴宴、观操、会访等机会，大放谣言，说张自忠接受了日方的金钱，还纳了一个日本小姐为妾，把张自忠描绘成是一个亲日分子。
1937年元旦，宋哲元以二十九军和冀察当局的名义，发表新年文告，表明了拥护国家统一，推行中央命令，卫国抗敌的立场和决心。对华北的抗日情绪，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当时，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寺平忠辅惊呼：“现在的华北和以前我在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抗日的空气骎駸乎弥漫京津一带。……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为此，日本驻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问日本的计划，答允一切经费由日本从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支付。
宋哲元知日本人用心不良，自己出访不方便。为减轻日方的压力，缓和双方紧张情势，就派张自忠率团访问日本。
二十九军政委准备访日消息一传开，议论纷纷。从当时华北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张自忠的地位及日本方面邀请的动机，时人多判断张自忠负有与日本秘密交涉的政治任务。就连当时的《中央日报》刊出的“天津来信”也这样分析。
张自忠坚决否认访日有此意图，据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可弗莱克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说：“昨日（4月15日）下午，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将军到我住所来作私人拜访，他很信实地告诉我，已经奉到宋哲元将军的命令，不日即赴日本访问，他说这次访问，并没有特殊的任务，仅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大概要请一个月的假。”
临行前，张自忠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工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在日最多耽搁40日，归途将取道青岛返津，秋季并拟赴欧美一行。”
4月23日上午，张自忠一行16人，连同家属22人，搭乘“长安丸”号由塘沽起航东渡日本。
考察团分作两路。张自忠率领的一路称内地组，团员有张允荣、王文典、姚作宾、刘治州、吕秀文、何基沣等，由日籍顾问笠井丰藏陪同，计划访问6周，后因宋哲元来电催促回国，于5月23日离开日本，26日到达青岛，28日到达济南，29日返抵天津。
当天张自忠即向报界发表书面谈话：“此次赴日考察，为期共35天，以在东京、大阪两处考察各工厂停留较久，此外，在西京、名古屋等处，均未多停留。日本工商业近年来确有长足之进展，尤其纺织业与航空业，进步更速。关于军事与市政，亦略为参观，惜均因时间关系，未能详细考察，至所得材料，拟整理成帙，供各界研究。此次在东京、大阪等处曾与日本军政实业界要人晤谈，但亦系普通应酬。”
但朝野人士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怀疑。外交部北平特派员程锡庚于5月31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张自忠在日商谈收回冀东、察北问题，闻日方所提之条件，一部分为日本在华北驻军3万，分配山海关、北平、津浦路等地。津石路同由日方修筑，龙烟矿归日人承办。”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的寺平忠辅说内地组在日本“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脸带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
张自忠究竟有没有成为“亲日派”，成为当时关注的问题。
1937年7月16日何基鸿（赴日考察团成员何基沣的哥哥）在庐山蒋介石召集的第一次谈话会上有个说明：“此次我等在平亲自询问他（指何基沣）去日的经过，据他说：‘这次在日本，大部分时间费在交际与游赏，就是张自忠市长本人也没有与任何日人作任何接洽。’我又问他在日本有没有谈到政治军事问题，他说：‘在日本的几次应酬，我每次都在场，其中只有一次谈到具体问题。这一次陆军大臣杉山元谈到华北经济提携问题，张市长说明中央与地方的意见，并且一再说明中日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除政治障碍，消除政治障碍首先要消除冀东伪组织。杉山元就说只要华北当局将日本应该做的事做到了，取消冀东自治政府是不成问题的。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谈到。’”
程锡庚呈交给外交部的报告，并没有说明材料的来源。程本人后来因投敌叛国，被爱国分子枪杀。战后日本公布的战时文书中，也没有发现张自忠访日期间有失体面或有愧职守的言行。
1937年7月7日，日军寻衅滋事，炮击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县城，冯治安部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为时8年的全面抗战。
当时宋哲元于是年5月回山东乐陵原籍扫墓未归。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联合急电宋哲元，报告事变发生情况。后又派人赴山东请宋速返主持一切。而宋的态度是祈求“和平”的。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都比较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3万人，断然无法和10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作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等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无理要求，张自忠忧心如焚。他一面与冯、秦等人联名电请宋哲元速归，一面思考如何应付目前局势。从个人感情上讲，张自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的考虑：
——日本人此番寻衅用意何在？如果进行交涉，有无就地解决的可能？
——南京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究竟持何态度？二十九军率先开战是否符合南京意图？
——一旦全面开战，冀察平津必不能保，二十九军作为一支与蒋介石素有隔阂的非嫡系部队，出路何在？
至7月下旬，日军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到平津地区的部队，加上原来的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人。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日军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局势非常不利。
这时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在7月8日至28日间，蒋介石相继给宋哲元发出5封急电，指示他速赴保定扼守。宋哲元是边疆大吏，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若战，二十九军命运不堪设想。走还是留，这无疑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任何人都清楚，此时此刻，留在被日军占领控制的地方，进行善后维持工作，必定被全国人民骂为汉奸！
在宋哲元召开的高级军事紧急会议上，在座的6人一言不发，气氛悲愤、凝重。最后，张自忠站起身来。
宋哲元深知张自忠这一站意味着什么，临行时，他握住张自忠的手说：“荩忱，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我今晚就走了，让你为难了。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你设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为我们争取到一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待我军收缩集结之后，便可恢复有利态势。”在七七事变前后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在《我与张自忠》一文中也提到：“当卢沟桥战争经过二十余日，7月28日我军在南苑失利后，宋将军即遵蒋委员长电令，赴保定坐镇指挥。当时宋将军写了三个手令：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一面电呈中央核备，并立即决定当晚9时由宋宅出发。临行，张将军含泪告诉我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
当天晚上，宋哲元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带着主力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北平，安全脱险。29日凌晨，北平人民发现二十九军已经抛弃他们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于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段时期的特殊经历，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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