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里所论的诗，自然不是特别指某篇诗或某人的诗而言。舜所说的是通论诗的全体。那时诗的品类分部如何，剖音析律的方法如何，我们难知其详。到了周朝，所谓郁郁有文的时候，诗与乐都大备了。对于诗之一物，就有很精密的衡量。郑康成的《六艺论》中说：“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孔颖达《诗谱疏》引）我们看《周礼·春官》有“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这些话，比《舜典》里论诗的话不同。《舜典》里是说诗之所由生与诗之为用，语意很浑括的。这《周礼》的话，是讲到诗的精细的格律和品类分部了。这里的六诗，并不完全就是现在的“三百篇”。因为《周礼》一书，相传是周公所定的制度。现在的“三百篇”中几乎大半是周公以后的诗。所以六诗之分，是周初周公的事。他所编订的六诗，大概除了现在“三百篇”中关于文王时候的诗而外，都是周以前的诗了。但这样六诗的分法，后来周朝还是一直遵从。因为周朝前后一切的制度，《周礼》这部书，总是备其大凡了。我们看后来吴季札观诗的时候，诗的编类也和《周礼》一样。我们现在单就这《周礼》里论诗的话来研究。

    本来六诗之目，也见于后来的《诗·大序》。但是他那里称作六义。他所解说，是注重义的一方面。这《周礼》称作六诗，连带下文所说的六律，是注重声律一方面。古时，诗与乐不能分。一说到诗，就是和乐夹在一起。上边所引《虞书》和这里《周礼》的话，都是如此。《周礼》风、雅、颂、赋、比、兴的分目，当然也有义理在内。他把当时所有的诗，分为六部。照郑康成的注，“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也。赋，言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直言，取比类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诵今之德广以美之”。这是他分部的意义。这些意义，也与后来《诗·大序》微有不同。《诗·大序》是兼正风正雅变风变雅而言。《毛诗》中正风正雅，都是文王时候的诗。变风变雅，都是文王、周公以后的诗。《周礼》所说的，专言正风正雅。所以孔颖达《周礼·太师》疏，也说郑康成是据二南、正风与雅中之《鹿鸣》《文王》等篇而言。像邶、鄘、卫诸国的风，和雅中的美宣王刺幽、厉等诗，当然不是周公的时候所能采的了。这些关于六诗的义理方面的话，留到将来再说。周公采诗，本以入乐为主。郑康成《仪礼·乡饮酒》注说：“昔周之兴也，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所以他这六诗的分目，总是以声律为主。大概风雅颂尤为诗律的定体。孔颖达《诗·大序》疏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风雅颂，实是声音之不同。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籥章》疏说：“风者，各以其国之方言为声也。二雅者，以王都之正言为声也。颂者，荐之郊庙，则其考声尤严，若后世宫庙大乐之声也。”又说：《春官·籥章》所谓吹《豳诗》吹《豳雅》吹《豳颂》，以《七月》一篇，而有三种吹法者，“以豳之土音为声，为吹《豳诗》。以王畿之正音为诗，为吹《豳雅》。以宫庙大乐之音为声，为吹《豳颂》”。这完全是声律不同的说法了。所以《周礼》说六声，所注重的是“六德为之本，六律为之音”。诗是性情的表现。有各种性情，就有各种诗。要诗好，先要正性情。所以要以六德为之本。六德，照郑康成的解释，就是智仁圣义中和。“所教诗，必有知仁圣义中和之道，乃后可教以乐歌。”孔颖达的疏说：“凡受教必以行为本；故使先有六德为本，乃可习六诗也。”这就是说，诗既是言志的东西，这个志，应当先求它端正。有智仁圣义中和的志，然后诗的根本才算建立。但是人的性情气质，各有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诗也自然有异。而读诗的人，也各就性情气质的偏近，各有契合。所谓“以六律为之音”，照郑注的说法，就是“以律视其人为之音，知其宜何歌”。《礼记·乐记》里有“师乙曰，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这就是“以六律为之音”的解释。歌者固然各有所宜；而在诗的本身方面，也就是说颂的声律，是宽静柔正；大雅的声律，是广大疏达；小雅的声律，是恭俭；风的声律，是正静廉谦。

    总而言之，《周礼》这几句论诗的话，本来也和《虞书》里的话大致相同，但是精密多了。总括起来说，《周礼》的意思，就是以为诗虽是言志，而构造出来的语气，就形成声调。就声调之宽柔廉俭不同，可以知道诗人各个的志性。所以就声调之不同而为之分部，习诗的人，也可以各就性之所近，涵泳而有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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