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面说过，古时经典，本非专门的文学书，也没有专门文学批评家。但是经典的话，含义甚多，我们现在拿文学眼光抽出几句来讲，也未尝不可以得很好的批评原理咧。
文章体裁，大概可括为三类：一是著述，二是告语，三是记载。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是这样分法，是很得要领的。诗赋都可以包括在著述类。论理论事都是理论文，也是著述类。行人辞令，好像后来的书疏来往，是归在告语一门。再次就是记事记物的文了。上面所讲古时的诗评，和将来要讲的孔子的诗评，都是对于著述文的批评。现在来讲古时对于著述类中理论文的批评和对于告语类的批评。
古书上论文的话，本来很多。像《周易·艮卦》说：“言有序。”《家人卦》：“言有物。”《尚书·毕命》：“辞尚体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论语》说：“辞达而已矣。”这许多话，都是后来论文的出发点；但是也论不胜论。又都是很浑括的主张，不是具体的批评。我们不必繁为比附。现在所讲的，是专拣具体的，有条理的，有所专指的批评。
《周易·系辞下》篇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几句话，就是对于一切理论文最精密的批评了。《易经》的道理当然很多，但是不妨说它也是理论文的始祖。《颜氏家训》也说：“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所以《系辞》推论《易经》所以示人的道理，最后就说出这几句话来。说到论之一体，刘勰《文心雕龙》里，有几句说得极好。他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返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刘氏这一段话，真可算是《系辞》那几句话的确诂。一切的文章，本都是人的内心的表现。所以批评一切文章，都从作者的为人来着眼，才是高人一招。论之外，其他的文章，如诗、告语类的文章，本也是如此。但是诗的意思最含蓄，告人之文，多少有些环境和客观的关系；只有论之一体，是完全主观的、直质的、内心的表现了。所以对于论的看法，更要注重人的根本。因为不从这一点看，高下就难得标准。诸子百家之著书，都是发挥心中的理论，但是不能说他们中间没有高下。心中的道理有高下，文章也有高下。近人章炳麟《国故论衡》里，对于论的文体，分别儒家的论、纵横家的论、法家的论种种。这种拿古人著作分别家数的办法，本有《汉书·艺文志》分得最清楚，但不是照文体而分的。然而就《艺文志》所讲各家的得失而看，也可以参证他们的文章美恶。《艺文志》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表。……于道为最高。”又说：“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这就是说，儒家有这样高醇的学养，所重又在立德立功，而不重在立言。我们就可以知道儒家的文章，是这样的本原。儒家不得已而有言的时候，就称心而谈，没有徇人之见，话说到尽意而止，不必烦言取悦。所以我们看《论语》《孟子》和汉朝董仲舒、刘向那些儒家的论著，都有宽宏简当优游不迫的气味，就是这个缘故。那么，我们拿《系辞》里的话来一比，就是所谓“吉人之辞寡”了。《艺文志》说到纵横家，以为“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这就是说纵横家之末流，都是以巧辞炫人，卖弄自己以取悦于人。我们看苏秦、张仪的那些文章，都是一片揣摹利害的机心，反复辩论，烦碎而放恣，实在都不是诚意，不本于道义。这又是《系辞》所说“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了。诸如此类，我们把它引申起来，对于古今一切的论著，用这样法子去审察，就可以知道《系辞》这几句话所赅括的很多，而又深探文心。后来孟子有“知言养气”的话，就是从这里脱胎。而且这一种的批评原理，一直到后世，都有极大的权威咧。
告语之文，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别人，除了私人随便谈心外，还往往希望自己的话人家听了，可以收一种效果。这就是辞令的用处。后来的书札疏牍，都是这一类。古时对于一切文学，都不看作私人随便玩悦的东西，都视为社会上有用的东西。因此，所有的批评，都是从源头上或效用上着眼。很少说到文学本身的技艺。但是辞令这种东西，不像其他的文章，专明自己的理。像论著一类的文章，都是作者直诉胸襟的作品；记载一类的文章，又是为着永久传后之用，都和辞令文的性质不同。辞令的用处，是要当前见效，总有希望人家见听的意思。希望人家见听，当然要设法引人入胜，所以对于辞气的构造，就不可不商量，不可不说到本身的技术了。各国互相往来，使者聘问（专做出使的官就叫作行人，《周礼》有“大行人”“小行人”），关系很为重要。即使两国开战的时候，也仍有使者往来。所以使者的辞令，一言可以致福，一言可以致祸，可以斡旋危难，可以敦睦邦交。凡一切政治上的文字，都有这种情形。《仪礼·聘礼》中说：“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我们就可以知道，使者在外的辞令，要随事变通以应付当前的事态，要言不烦而可以达意，使人听了可以动容；要落落大方，中于机宜，立言得体。不要絮絮叨叨的烦文，不要不真切的浮藻和呆板重赘的烂套。像那些专门守死书的史策史祝，先写好了几句话，到时照念一遍，就不是临机应变有济世才的人所应当学的了。我拿个比喻来说，譬如现在讣文上“……不自陨灭，祸延显考”，或者“寒门不幸，蹇及元配”，这些都是烂套浮藻，就等于古时史策史祝之言。如若真正对于朋友亲戚写封告哀的信，或见面哭诉哀痛，当然不是这些烂套所能表达衷情的。《论语》里“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本也和《仪礼》这些话，大致同意；但《仪礼》此处所讲的，是专有所指的批评了。《左传》一书，记各国使臣的辞令，可谓极其大观。像齐桓公召陵之战，楚国屈完的口才，虽管仲亦无奈他何，结果齐桓也只好罢兵。晋国的叔向到楚国来（昭公五年），楚王一肚皮骄矜寻衅的心，都为他化为乌有。这都是卓卓可传的大辞令家，无非是立言得体，合于《仪礼》里所谓“义之至”的道理。又昭公十二年：“楚子围徐，次于乾溪。”这时楚王穷兵黩武之欲，盛到极点。子革想谏阻他。正和楚王说话的时候，左史倚相在前面走过。楚王顺口夸赞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子革就引起周穆王的事，说曾经问过倚相，他都不能回答，何能知道远古的事。于是子革自己就将穆王的事说出来，楚王听了，才大受感动。这里子革固然是借题发挥，不必一定就是骂左史倚相，但是我们不妨拿来做《仪礼》上那几句话的注疏，可见守文的“史”，不如“孙而说”的辞令家了。如果这个读书渊博的倚相，能够劝阻楚王，也用不着子革来讲话了。
至于记载类的文章，古书上讲到的也多，譬如《尚书·益稷》里“书用识哉”，好像就是讲彰善瘅恶的史笔。老子《道德经》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是史官，他这话也可看作记史的大例，记载的文，以质而不诬者为上了。此外孔子作《春秋》，门弟子所作的《传》中，说到书法凡例和用笔的大义，开后来史传文多少的法门，那更多了。但这些话的性质太专门了，不必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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