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诗》的话，《论语》所记的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说《诗》的根本思想，例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是《诗》的品类，如“《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三是《诗》的功用，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兴于《诗》”。此外尚有《礼记·经解》里引孔子所说的“温柔敦厚，《诗》教也”，也是说诗的功用。
这些批评，确是所包甚广；后来人论诗的话，百变不离其宗。但是我们若不拿后师所传的话来解释，对于其中义理，就难得畅晓了。
孔子是私门教授，不像舜和周公居位执政制礼作乐。所以《舜典》和《周礼》所讲的，比较是偏重音律；而孔门所传的，虽然也有不少论音律的，但是实在偏重文义的一方面了。
“思无邪”一句，是总论《诗》的思想，是根本的要义。这也和《虞书》里的“言志”，《周礼》里“六德为之本”，是一样的说法。本来古人看文章，都先从思想的根本上注意；上边引的《周易·系辞》，就吉人躁人，而论言辞之美恶，也是这样着眼。《诗》的“思无邪”，我们是承认的。我们看《周礼》分明说：“六德为之本”，孔子删诗，也是“取可施于礼义”（《史记·孔子世家》的话）；所以凡是周公、孔子所录的诗，当然都是“思无邪”的了。不但这些所录的诗是这样，他还希望读诗的人，也本着“思无邪”的眼光去看，作诗的人，也本着“思无邪”的意思去作。这就是孔子说出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的《诗》三百篇，自然多是思想醇正，但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那些郑、卫风的淫诗，是不是“思无邪”呢？这是历来经学家争论的焦点，若详细说来，不是短篇幅所能尽的。我现在只能说个大概。不过这个问题很重要，若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在文学上会发生流弊的。西汉的经生，都算是孔子弟子的支流余裔。《诗经》的齐、鲁、韩、毛，都是如此的。齐、鲁、韩三家的诗说，都失传了。现在所传的，就是《毛传》。《毛诗序》对于那些说淫奔的诗，都说是诗人讥刺那些事的诗。照《诗·大序》的意思，以为这些变风的诗人，都是“达于事变，怀其旧俗”。他们作诗，都是想匡救世乱，或陈说古时的美政，希望当时的人反省，或指陈当时淫荒的事，希望听者悔悟；所以就直说出这些淫奔的情节了。后来朱子作《诗经集传》，不从《毛传》的解释，别创新解，以为这些诗，是淫奔者自己作的。朱子的意思，以为孔子删诗而录淫奔者之词，正是“严立其词以为戒”，好像“《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戒于将来”（朱子《诗序辨说》）。朱子这话，又经马贵舆《文献通考》里加以反驳，以为如果照朱子的话，“淫昏不检之人，发为放荡无耻之辞，其诗篇之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篇也”。后来驳朱子的人也多。他们的理由，都很烦的，不必多引。这两方所争的焦点，都是研究这些诗究竟是谁作的一个问题。其实关于孔子所以录这些直陈淫乱的诗的缘故，两方所说的，都不大离。我以为无论是淫奔者自己作的，或是别人作来讽刺的，孔子录诗的意思，无非是因他将这些坏事写了出来，可以使人借此观察这一国的风俗，可以鉴得失和兴衰。孔颖达《诗·大序》疏里说得很好。他说：“作诗止于礼义，则应言皆合礼。而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就是所以要说的意思），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孔子录这些诗，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至于一定要追求是某人某人作的，本可不必。我们看《毛诗序》关于这些诗，只说是“刺奔也”（例如《卫风·桑中》），或说“刺乱也”（例如《郑风·溱洧》），就是使人知道是刺的意思罢了；何人所作，是不可考的。朱子后半截的话，并没有错，但前半截一定要定为是淫奔者自作，是可以不必的。说到这里，又有一点意思要注意。就是后世有些过于媟亵的诗文和那些诲淫诲盗的小说，难道也可以比附这个意义说是思无邪吗？这一层实在有点分寸。本来写实的文章很难作。写好的写得太好，近于饰词谄佞；写坏的写得太坏，就近于诲淫诲盗了。我现在引王船山一段话，来做这个问题的结论。王船山的《夕堂永日绪论》里说：“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叶罗裙一色裁’，‘昨夜风开露井桃’，皆艳极而有所止。至如太白《乌栖曲》诸篇，则又寓意高远，尤为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汉人则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唐人则有‘闺中少妇不知愁’，‘西宫夜静百花香’，婉娈中自矜风轨。迨元（稹）白（居易）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唐书·白居易传赞》引），非已甚也。”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知道郑、卫的淫诗虽然是淫，孔子还收录不除，原是有点分寸的了。陶渊明的《闲情赋》尚且为昭明太子所讥，说是“白璧微瑕”（昭明太子《陶靖节集序》），没有收入《文选》；孔子录诗，当然更有鉴别了。录淫奔之诗，所以为鉴戒，这个道理，固然应当知道；这些诗虽是说淫奔而仍然没有诲淫，这一层也应当知道。知道这两层，就懂得孔子这句“思无邪”的总评了。
孔子对于诗分别品类而总为一集，这种工作，实是开后来“总集”之先声，也实是我国批评学中一大支派。凡是选录诗文的人，本不是随便杂抄，都有各人去取的眼光和义例。关于这种眼光和义例，有些人自己说出来，有些人自己未曾说出。即使未曾说出的人，他也有一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批评眼光，暗示于人。好的“总集”，往往主持一种文风，影响很大。萧统的《文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高棅的《唐诗品汇》，这许多有名的总集，岂不是各造风气而影响长久吗？这种工作，就是孔子开其端。孔子对于诗的品汇的话，像“《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郑声淫”这些话，不过是泛论各类诗人乐时的声调，一时兴到之言，非严格的评文。最重要的就是“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那一句了。这句话的争论也多。有人说正乐与正诗不同，有人说正乐就是正诗，这些辩论很烦的。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风、雅、颂这些分类的问题。风、雅、颂、赋、比、兴的分目，《周礼》里已经有了，不过那里是说声律和教人习诗的方法。孔子对于这些分类，就注重文义了。这种异点，我上边都讲过。我们现在所要知道的，正是孔子这种文义上的分析。欲详细研究，又不能不根据《毛诗》。《诗·大序》说：“诗有六义。”他的次序，也是风、赋、比、兴、雅、颂。又说：“是谓四始。”他的解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底下就接着说：“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些话对于诗的各类的文义，较古时各种评论，精密得多了。孔子对于诗，自然有一番订文编类的功夫。《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这个话，孔颖达在《诗谱疏》里，加以驳议。以为“如《史记》言，则孔子以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后来这种争论也极多。其实《史记》的话，并不甚错。自《舜典》说诗起，一直到春秋时候，时间如此之长，难道除了殷周二代的《诗》三百篇而外，就没有诗吗？这些诗，到孔子的时候，还有存在的。我们看季札观乐，除了合于《诗》三百篇所有的而外，还观“舞《大夏》”“舞《韶箾》”。古时诗乐合一，歌和舞不过是器具和仪式上的差异（《墨子》有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而其所歌所舞的，都是诗。“舞《大夏》”“舞《韶箾》”，不是还有虞、夏的诗吗？说孔子删诗，是靠得住的话。《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纯取周，上采殷，下取鲁。”他限于殷、周二代，所以虞、夏的诗，他都不要了。既曰“取”，又曰“采”，分明对于殷、周、鲁的诗，也有去取了。所以孔子不是钞胥，是评选诗文的祖师了。但孔子评选的义例是如何呢？我们可以说他有两种义例：一是正思想，二是辨体裁。正思想就是前面所说的“思无邪”，已经略略说明过。这辨体裁，就是六义、四始之分了。六义中，以风、雅、颂为外表上、大义上的差别，赋、比、兴为内容上、构造上的差别。孔颖达《诗·大序》疏说：“赋之言铺也。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他这三经三纬之说，解得甚对。所以《诗》三百篇里只标出风、雅、颂的类目，而没有标出赋、比、兴的类目，就是这个道理。风、雅、颂，是立意；赋、比、兴，是用笔。本来一切文章，无论是讥刺（风，风也），是赞美（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不讥不赞的正说（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兴衰也），那作的方法，不是老实铺陈（赋），就是借事比譬（比）；不是借事比譬，就是借端兴感（兴）。用笔的方法，总不外这三种。所以赋、比、兴的分目，是告诉我们评次文章，也要论及他内容的技术。至于风、雅、颂的标准，又是告诉我们凡为文章不要无所为而作，总要有关风教有关政俗的，才可以入选；不然，专说小己私情的文章，就没有多大意味了。顾亭林《日知录》里说：“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令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他这个话，也是从孔子的诗教里出来的。至于四始之分，照郑康成的笺，“始者，王道兴衰所由”，实在简单说起来，就是说每一类中，按照事迹的次序而编定诗的先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也就是指他以始统终的篇次。再者六义的品目，也可以范围后世一切的诗。关于这种意思，自从汉朝淮南王说《离骚》出于国风、小雅，后来钟嵘《诗品》，也判定各家的诗，以为或出于风，或出于雅；而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说得更为宽广。他的意思，以为后世一切的文章，无论诗与文，都源于诗教，都是六义的支流；如果打破后世文集中拘于形貌的分类，都可以拿六义来分类的。这样看来，凡是评次文章，先辨别它的思想，再辨别它的功用，再次辨别它的体裁和内容技术之美恶，用这样法子去看，就是本于孔子的诗教，可以算得批评的准绳了。后来的总集，往往只能偏得一义，不能兼备许多眼光；例如《文选》专以“能文为本”而不重“立意为宗”，而明贺复征的《文章辨体汇选》，又珠砾兼收，只求备体，不管美恶，都是只得其一端咧。
至于孔子说到诗的效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一节话，是结晶之论，其余关于诗的功用的话，都可以包括在这里头。本来凡是作诗，文字上所表见的，不外情和景两样。言志言理，都是情，言风景言山川草木一切事物，都是景。或即景生情，或即情写景。这两样是交互的原素。我们看诗的人，从他所说的这两样，以溯求他的意志。也同时可以因他所说的这两样，引起我们自己的意志。这就是孔子这几句话的宗旨。简单说起来，就是凡看一首诗，这诗中所说的情景，不能使我们明白他的用意，又不能使我们有所感动，这就不是好诗。读他的诗，而看不出他的兴观群怨之怀，或引不出我们自己的兴观群怨之怀，这诗便是死诗。因为兴观群怨这几层，实包括人事上一切的情感。诗而没有情感，或不能引人的情感，还用诗做什么呢？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情感相维系的。人事的设施，也是情理相往来。情感情理的推动，是一切人事的根本。情感情理，以合于“温柔敦厚”的为妥当。所以推广起来，就可以“言”，可以“事父”“事君”，可以“使于四方”，可以“授之以政”了。《论语》里说：孔子和子贡论贫富之德，而子贡就了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两句的诗意；子夏问“巧笑倩兮……素以为绚兮”的诗意，而孔子告诉他“绘事后素”。这都是因诗人所说而明白诗人的意志。《周易·系辞》里说：孔子因“鸣鹤在阴”那几句诗，而推到“言行君子之枢机”。《礼记·大学》里说：孔子因“穆穆文王”那几句诗，推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这都是因诗人所说而引起自己的感想。后来孟子所说的“不以辞害意”和“以意逆志”，也是这两种看法。至于说到“鸟兽草木之名”，也不过是诗人借这些鸟兽草木，来托出自己的意思，就是即景生情，而不是堆砌辞藻毫无取意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就这些所说的鸟兽草木山川风土，知道当时社会上的事物实况，也是博物家所不废。再者，孔子这句话，又是告人作诗毕竟不能不借用辞藻，因为诗究竟是要含蓄，不像散文那样直质，又究竟是美的文学，也要有美的外表。所以《礼记·学记》也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康成的注说：“博依，广譬喻也。”就是这个意思。又董仲舒说（《史记·自序》引）：“《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更是表明诗之所以能够感动人，就因为有这些有趣的材料了。但是辞藻典故也不可乱用，不可弄错。孔子这“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识”字，就是教人要弄清楚不要弄错的意思。我们看《孔子家语·好生》篇（王肃注本）说：“孔子曰：小辨害义，小言破道。《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别。《鹿鸣》兴于兽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鸟兽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这几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方法，就是说，凡用辞藻典故，要用得适合，而又不要拘泥了。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颜氏家训·文章》篇批评潘岳的赋里“雉鷕鷕以朝雊”和陆机的书里“有如孔怀”，都是误用《毛诗》。这些话，都是有得于孔子之说。
以上都是就孔子自己的话，来加以发挥。至于孔门这一派相传的诗学，像孟子、荀子，也有偶然论诗的话。因为大致也不出孔子的范围，所以也不必条举细论。到汉朝就有齐、鲁、韩、毛四家的《诗》学。这四家中现在仅存的，只有一部《毛诗故训传》和一部《韩诗外传》。这都是自成一书，不是单词片义，而且各有特色，我们可以略为谈谈。毛公（名亨）的《传》，对于《诗》的文学方面所特别注重的，就是六义中的“兴”义。《毛传》对于六义，除了“兴”而外，都没有标明。他所标明的，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底下，毛公就注明“兴也”。“南有樛木，葛藟累之”的底下，毛也注明“兴也”。他标明“兴”的共有一百六十条，而没有一条举明某句诗是“赋”或是“比”。后来笺《毛诗》的郑康成也说：“篇中意多兴。”毛公所以只举“兴”而不举“比”的原因，照《文心雕龙·比兴》篇说，因为“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后来孔颖达的《毛诗》疏，也以为“《毛传》特言兴，为其理隐故也”（《诗·大序》疏）。他们解得不错。本来“兴”之一义，是文学上最难得的境界。照孔颖达那个解释，“兴”是取譬引类，起发己心，实在就是随事感触，因物兴怀；虽是借物喻意，而所以有取于那个物的用意，含而不露，不要说破，使人含味而自得之。这就是兴的境界。《文心雕龙·比兴》篇特别推重“兴”义；他说：“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他并且叹息后世丧失“兴”义，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但“兴”之与“比”，究竟有何分别呢？照上边所引孔颖达的解释，“比”是“比方于物”，“兴”是“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这两种不是差不多吗？但是事实上这两种，确是大有分别。“兴”之所以不同于“比”，最要紧的就是下头这一句“起发己心”。例如《毛传》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的下面，就说是：“兴也，木下曲曰樛。”郑康成笺说：“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累而蔓之。兴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众妾，使得其次序，则众妾上附事之，而礼义亦俱盛”，这就是表明《毛传》的意思，是说“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这两句之所以为“兴”，是因为这两句能引起下面两句“乐只君子，福履绥之”的本意。有些地方，或者所引起的本意未曾说出，但无论如何是有本意的。《毛传》因为“兴”的意思很隐微，不容易看得出，所以就特别点明，这就是《毛传》之功，这就是他对于文学中“兴”义的大贡献了。至于“比”和“赋”的意思，十分明显，用不着注明。我们看孔颖达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是也。”照这样说来，譬如《卫风·硕人》章“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这些句子，已经自己比譬得很明白，自然完全用不着注明。至于“赋”之写实，更不用说了。后来梅圣俞主张诗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引），和严沧浪《沧浪诗话》里所主张“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都仿佛得着“兴”的意思。王渔洋论诗，也主张蕴藉含蓄而标出他的《唐贤三昧集》，总都是推“兴”之一义，为六义中之最高境界。再者“兴”之所以可贵，我们根据郑康成的解释，又可得一种道理。《周礼·太师》郑注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这样看来，“兴”的意思，是欢愉之情多，而愁苦之音少了。这“喻劝”二字，是说劝人守着这个美点不要失坠，而且可以为法于将来的意思。本来，后人往往说诗文穷而后工，又说诗文多是不平之鸣，这些话，不过偶然就其一端而言，不足为据。文学所以言志言情，人有喜怒哀乐之志，不能说一切皆是哀苦之音。韩愈《荆潭唱和诗序》里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他这话说得最好。我们如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兴”之所以可贵。“三百篇”所以高于后世的诗，正因为多能用“兴”；所以他那种和平之音，欢愉之辞，就独步千古，尤其那些所谓正风正雅，更为难及了。所以然者，正因他能叹美善政，不嫌其媚谀，而且可以为法于将来，笔致十分清美。例如正风的首章《关雎》一篇，《毛诗序》说是“后妃之德也，所以风（同讽）天下而正夫妇也”，就是表明这首诗是叹美善事而劝人效法的。《毛传》注明《关雎》这首诗是“兴”，也正足以表明诗人用笔的精神。齐、鲁、韩三家诗，有说《关雎》是刺诗的，其实也和《毛诗》的意思差不多，不过推广讽谕之意罢了（参看魏源《诗古微·毛诗义例》篇）。作诗做到叹美而不肤阔，讽谕而不刻露，可以说是最高境界的诗了。王渔洋说：“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大帽，其中蕴藉风流，包含万物。”他的门人张萧亭说：“阐理敷词，成于意兴。严沧浪云：‘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善读者三复厥词。”（看《然灯记闻》和《师友诗传录》）这些话都足以为“兴”义张目。毛公专标此义，深有功于诗学了。
至于《韩诗外传》，可以算是后来诗话之先驱。又后来的诗有专尚理趣的，像《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以及后来欢喜说理的宋诗，都可以拿《韩诗外传》做他们开风气的祖师。我们看现在的传本《韩诗外传》前面，有一个陈明的序，序中说：“孔孟每取《易》《诗》《书》中要语推广之，阐幽显微，以尽其蕴。”韩婴作《诗传》，“凡诸诗言约旨远者，悉肆力极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万物之情，以尽其意”。这几句话，可以说明《韩诗外传》的美点了。他这种诗话，虽然旁推理趣，断章取义，而不是发明本义，但是推衍诗句的义理，也未尝和本文无关。我们看《周易》《论语》《孟子》里引孔子、孟子解《诗》的话，多半也是用这样旁推义理的方法。韩婴是有所本的了。至于古人论诗文，本来很少专就本文之工拙上立论；所以他这诗话，自然和后人的诗话不同。后人讲《诗经》的，也偶有一二人用这个方法，像宋朝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里），明末顾亭林（《日知录》里），他们讲《诗经》，都往往推衍诗句的义理，或就诗句而别生感想，而王船山的《诗广传》，尤其是专摹《韩诗外传》的大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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