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

    古代论文的话，总是注重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说到本身构造的技术，所以虽然是论文，实在是重义而不重文。我们看上边几章所说，可以知道。在“三百篇”后，骚和赋代兴的时候，批评家更拿这些古义做标准，来衡量这些骚赋。这种回光返照的势力，越可以显出古代文学观念的性质。

    由春秋到了战国，诸子百家分头并起，各家的论著固然很多，但都是“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只有屈原专作辞章，上承“三百篇”之流派，和其他诸子专著书谈理论者不同。我们可以说，古代文学一线之传，到了屈原的身上了。《诗》三百篇不算是个人文学，乃是国家文学、社会文学。因为这些诗是采来观风俗备乐歌，重在通观其全体，而无从篇篇考究个别的作者。列国聘问往来，赋诗见志，像《左传》上所记的，也都是把诗看作有用的东西。到后来，礼乐聘问，皆荒废不行，于是私人的吟咏就出头了。所以屈原以一私人辞赋而为文学之大宗，流风甚远，在当时楚国也“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王逸《楚辞章句序》），就是这个道理。《汉书·艺文志》说：“春秋之后，聘问歌行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一段话，正是诗和骚赋嬗递的历史。荀子的赋，在后来影响不大。屈原的《离骚》，就成为批评家重要的题目了。

    自从孔子发出兴观群怨、温柔敦厚那些诗论以后，后人总以这些话为出发点，就是拿“温柔敦厚”的诗教来做标准。凡作品与“温柔敦厚”的意思相违背的地方，往往加以纠弹。这种看法，是很严格的。汉朝的武帝喜欢读《离骚》，命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就对于《离骚》加以很重要的批评。他说：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王逸《楚辞章句》引班孟坚序中述淮南之言）

    后来只有班固大加诋毁，说：“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楚辞章句》引班孟坚序）这是反对淮南王安的批评了。但是班固的话，毕竟不能成立。从王逸在《楚辞章句序》里加以反驳，引《诗经》上的话，做屈原的护符；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更有一番极畅的申论，可以作为淮南王安的话的注疏。他把《离骚》里的辞句摘出来，细加评量，分别其合于风、雅和不合于风、雅的地方。他说：“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蜕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他这样详细的剖析，可谓十分周密，都是上承古代批评家的风气，一切以风雅诗教做批评的绳尺，斤斤较量，皆根据这种严格的眼光。但刘勰对于这位《楚辞》的始祖——屈原——有几句总断的评论：“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这几句话，真可以算得屈原的定评。我把它抄在这里，足以补充淮南之言，为向来批评《离骚》的总汇了。本来大家的作品，总是自成面目。《离骚》固然是义本风雅，但毕竟是“风雅博徒……词赋英杰……自铸伟辞”了。

    《离骚》既为辞赋的先声，所以汉赋就因之而起。但汉人的赋，又更为丽靡。因此批评家又时时反顾诗教的古义，加以裁制。这些情形，皆可以证明我上文所说“这种回光返照的势力，越可以显出古代文学观念的性质”。

    说到赋的流品，最重要的，就是扬雄那几句话。他说：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篇）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同上）

    这都是觉得汉人的赋，比起“三百篇”或荀子、屈原的赋来，总是过于侈丽而埋没了讽谕的本意。因为古时总不把文学当作随便玩悦的东西，总要有益于人的思想行为。赋虽是宏美富丽，而作赋者，总是有所劝诫。譬如枚乘的《七发》开头，揣摹声色口腹的嗜好，其归结的意思，是希望太子闻“要言妙道”而“霍然病已”；司马相如上《大人赋》，原来是欲谏止武帝之好神仙。但是为要引人入胜起见，先必美丽其辞，侈陈物欲，描写得天花乱坠，而最终才折以正义。这样一来，看的人往往为前幅所炫耀，流连而忘返，就不管后边的正义了。譬如后来人作小说，都说是寓言讽世。但是读《水浒传》的，多引起强暴不法的思想，有几个留心忠奸邪正之辨呢？读《石头记》的人，多溺于儿女的私情，有几个注意作者精心结撰的人生哲学呢？扬雄所说“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正是这个意思。李轨的《法言注》说：“言极其丽靡之辞，然后赋之以正。如其不已，乃复成劝；言不正也。”我们就可以知道扬雄的意思，是说赋家如果先极其丽靡之辞，而自谓可以使闻者生戒，恐怕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丽靡淫汰之辞，反而可以劝人为恶，而不见得能警诫人使不为恶。所以《汉书·扬雄传》里推论扬雄之意，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同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更解得清楚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两种赋的分别，就是一种有讽谕之意，一种过于丽靡而失却讽谕之意。严格说起来，贾谊、相如的赋，都是“丽以淫”，都是孔门所不用的了。

    但是，严格就不好的一方面说，这些辞人之赋，是“丽以淫”；就好的一方面说，这些赋也自有它本身的价值。我们看《汉书·王褒传》里说，汉宣帝同武帝一样好辞赋，时时命褒等作辞赋歌颂。当时的人，多以为淫靡不急之务。宣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这段话，可以调停两方面的评论。赋之评价，正是如此。讽谕仁义，是赋家的口号，而“辩丽可喜”，终是他所以能够立于文学之林为一大宗的特色。不过抱守诗教的人，想推崇一种作品，总要拿“温柔敦厚”来标榜这作品的价值，而对于“辩丽可喜”的地方，总是不屑于称说。司马迁在《司马相如传》后所批评的话，正是拿“温柔敦厚”的诗教，来高抬相如；对于相如赋“辩丽可喜”的地方，反视为应该掩护的弱点。他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这段话推崇相如的赋，以为合于诗教，那种虚辞滥说的地方，虽是小过，但认为他归宿的思想是好的了。

    其实汉赋之所以昌盛，完全由于人主的嗜好，把它当作玩悦的东西。发生的缘由，已经和《诗》三百篇不同。而那些人主看待赋家，也不过当作排忧取乐的清客一样。枚皋“自悔类倡”（《汉书·枚乘传》），东方朔“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东方朔传》），扬雄讥刺那些赋家“颇似俳优”（《扬雄传》），又《严助传》里说：“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这样看来，赋之作旨，无非是供人玩悦，体裁并不甚尊。不过作赋的人，究竟是文人学者，不是真正俳优。他们利用文学来讽议人主的行事，说得太直率，恐怕人主动怒，因而得祸，所以就故意多多地铺陈辞藻，使得他读着有趣，读到后面，或者也可以为篇终的正义所感动了。这样曲折矛盾的心理，就产生汉赋这种作品。这也和战国时候那些纵横策士巧言游说的风气差不多。像《诗》三百篇那样直陈善恶没有妨碍，这本是时代环境不同。赋家处在后来那种时代，不得不拿丽靡的文辞，来代替简质的古诗了。批评家一定要拿简质的古诗作法，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衡量后来的辞赋，这不过是一统相传古代文学观念的特性，重义而不重文，一种回光返照的势力之大大的表现。其实赋的本身价值，还是在于“闳侈巨衍”“极丽靡之辞”“辩丽可喜”啊。

    但是说到赋的价值，固是如此；而扬雄所指摘的毛病，仍是精确而不可拔。“极丽靡之辞……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正和我在卷上第六节《孔门的诗教》里所说写实文之难作和录淫奔之诗而仍然没有诲淫，那些道理所注重之点是一样的。读者再拿来比附着寻思一番，就可以深深认识所谓古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地注重根本思想和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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