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思想，确有早晚之分。早年好赋，晚年悔之，这是最好的证明。他晚年著《法言》，论文的话很多，可以算是具体有表现的批评家了。他这部书，一切都折衷于孔子的经教；像前节所引“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那一类的话，都是很严正守法的。所以班固在《扬雄传》里，叙述他作《法言》的缘起，说：“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抵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号曰《法言》。”他这“用法应之”的态度，虽不专指论文一方面，但我们看《法言》里那些论文的话，正是守着孔门的经教为法度。我们可以说，扬雄对于文章的观察，是注重法度的了。他讲到文章法度的地方很多。例如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这“则”就是法度。又《扬雄传》里叙述他批评当时人的赋，以为：

    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又《法言·吾子》篇说：

    或问：“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欤？”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这表示他所谓“法”者，就是合于圣贤经义的意思。还有他所作的《解难》一篇（《汉书·扬雄传》载），都是主张法圣法经，心目中悬着一种最高的准则。我们看《解难》里说：

    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

    下文又接着称说宓牺、文王、孔子的著作，和典谟雅颂之声；这些话都足证明他胸中有一种最高的文章法度。他既然一切要“用法应之”，所以就不肯追逐当时流俗的声气，自守清静寂寞了。清朝桐城古文家，讲求文章义法，曾经振起一时的风气；其实讲求文章义法的祖师，还应该推这位扬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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