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君山的文章不朽观，到王充《论衡》里，又大张旗鼓了。王充是很佩服扬雄和桓谭的人，所以他的论调和扬、桓二人最相同，而且还要更进一步。王充也是一个淡泊自居、爱好文章的人，他看文学的价值高于一切。他以为不特文学不必借道德事功而增重，反而道德事功要借文学而增重。《论衡·佚文》篇说：

    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

    又说：

    文人之休，国之符也。望丰屋知名家，观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

    他这样看法，已经超过扬、桓二人了。所以他认为世间一切的东西，没有比文学更为重要的。《佚文》篇又说：“《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又《书解》篇说：“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朴人。”这些话更是把文学当作人生必要的条件了。王充对于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分别纯文学和非纯文学。他的《佚文》篇里说：

    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

    又《书解》篇说：

    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

    他这文儒和世儒的分别，即是纯文学和非纯文学的分别。照他这样看来，像扬、马诸人的鸿文大笔，才有价值。凡是创作的文学，直说己意的文学，方可为贵；那依草附木、傍人门户的作品，就不足论了。本来汉朝的文人，有一种专于讲说六经，拘守章句的。这种叫作章句之儒。至于一班有天才的文人，多不愿做这种事。我们看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照班固、范晔所叙，都是一种佚荡不羁，博通今古而不为章句之业的人。

    但是我们要晓得，王充所分别的，并非就和后来六朝人分别美的文学，像萧统《文选》所代表的观念一样。王充所大声疾呼的，不过是说一个文人，应该尽量发挥自己的意志，发为著作，方为可贵。那些经生拘守章句，依人篱下，即有作品，也不是自己的面目，不足为奇。他并不一定说作诗赋辞章的，才算文学。他所注重的，反是那些论理论事的著作。不过自从他建立了创作的天才高于笃实的学者这一种观念，文学的真价值就特别表露出来。他的话，一半也是针对当时的弊病讲的。汉朝的经生，多趋于利禄之徒，有些人品很卑污的，曲学阿世，或者甚至于附会当时的妖言惑众的话，以取悦人君，取悦世俗；像西汉的公孙弘，以《春秋》附会惨刻的政令，东汉的经生，又欢喜说谶纬之言，以迎合光武诸帝的嗜好，都是很可笑的，我们看司马相如谏神仙谏封禅，扬雄恬淡不求荣利，桓谭当着光武面前，极力排斥谶纬之言，岂不都是风骨高超，加人一等吗？即便王充自己，在《论衡》里，也时时对于世俗一班迷信妄诞的议论，像祥瑞鬼神等等，都大声纠正，毫不苟且。从这种超然物外的精神产生出来的文学，文学之超于一切，岂不是应该的吗？这也正是文学所以能够独立不朽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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