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自成领域，到魏晋以下，更为明显。因此批评文学的书，也随之而盛。建安的文学，上接两汉，下开六朝。曹氏父子兄弟，都是风雅的班头，和所谓“建安七子”在一块儿互相鼓吹。大家都有点儿把文学当作纯艺术了。对于内容技术，讨论得更为深入。魏文帝的《典论》里《论文》一首（昭明《文选》载），可谓开六朝以后论文的规模，虽然还没有像陆机《文赋》说得那样精微，但是比较以前的人，却是为文学而谈文学了。《典论·论文》里有几种特点。第一是对于文学最高的评价。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些话本也和桓谭、王充的见解差不多，不过说得更为透彻一点。“经国大业”一句，竟是把文学看作包括万事的大制作了。第二是分别文的形体。例如：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我前边所说孔子的六诗、四始之分，为文章辨体的作始者。魏文帝这种辨体裁的看法，也下开陆机、挚虞、刘勰一班人的思路。但古时的文章分体，是不拘于形貌的。那时一切，既以根本思想为主，当然对于无论什么文章，都在根本上批评。所谓分体，可以说是就抽象的作用上分的。譬如“三百篇”，在后来人看，都是四言诗，但孔门所传，把它分出风、雅、颂来。在形貌上，统是四言诗，而风、雅、颂之分，乃是抽象的作用。后来像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也是抽象的分法。又譬如《文选》里有“骚”和“赋”的分目，但是《汉书·艺文志》原来说的“大儒孙卿，楚臣屈原，皆作赋以讽”，乃是认为讽的意思相同，所以归在一类来讲，并不拘“骚”和“赋”的形貌。就散文而言，譬如司马迁的《史记》，后来人不待言，是认为记事的文章，扬雄所著《法言》，自然是论说一类，但是王充便统而言之地说“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岂不也是不拘形貌吗？魏文帝这种分体的方法，乃是开形貌之分，但也是因为后来文章的名目日渐其多，比较以形貌而分，容易有标准；所以自从他这样明白地列举出来，后世就永远用这方法了。再者他这种批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不注重根本的思想；不但对于体裁之分别是根据外表的形貌，即便对于文之美恶，也是多在外表上讲究。所谓“丽”，所谓“实”等等，岂不是一览便知的外貌吗？他所谓“诗赋欲丽”，尤为大变古代批评的律令；我们看扬雄岂不是大反对“丽靡之辞”吗？看魏文帝这种批评，就可以知道此后文学观念和文章风气的面目了。本来文学批评也和文学本身的风气互为因果，互为转变的。

    魏文帝重要的议论，还是另有所在。我们可以说它第三特点就是文气说。《典论·论文》的后段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

    本来孟子有“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和“持其志，毋暴其气”的话，对于言语文字标出“气”的批评，应该推孟子为始。再推上去，曾子也有“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一句话。不过古人的话很浑括的。况且他们所说的气，总是关于人的道德修养，都有性理上的意义。魏文所说，可以说是才气之气。这一种，在他的批评眼光里，算是结晶之点。他虽然分别各种文的体裁，但又要拿一个扼要的标准来判断文章的高下，所以就提出一个“气”字。这样看来，他也不是完全只管外表而不管内容。不过他所谓内容，仍是技术构造的内容，而不是像古代批评专讲根本思想的内容。看他说：“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都是就才气上说。他这文气之说，实在关系很大。文而无气，就靡靡不振，虽有很多的辞意材料，然而力不能举了。后来《文心雕龙·养气》篇所说“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也是注意这个道理。我们看魏文帝的话，可以揣想他们那时一班朋友所兢兢切磋之点；所以建安文章，终于能得有“骨”之称。钟嵘《诗品》不是说“建安风力”吗？李白的诗，不是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一句吗？后来韩愈大张文气之说，振起六朝以来颓废萎靡的文风，也可以说是魏文帝的嗣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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