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挚虞的流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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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朝又有挚虞作《文章流别》。《隋书·经籍志》列《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又《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流别集》是分体选集古今的文章。《流别志论》是就各体的文章,分论它的流别。这两书都失传了。但他这种《志论》散在各种类书里,后人曾搜辑了一点出来。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里都有辑录。

    从他们所辑的来看,他所谓“流别”,是对于每种文体必推求它的发源,然后下溯它的变迁。根据原来创立那种文体的初意,和立言措辞的派头,来鉴定后人所作的是否合体。魏文帝、陆机等本已有区分文体的话,但他们所说的,不过是略备大凡。魏文所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陆机所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都是粗论形貌的话。如果学者只奉此为圭臬,结果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片模糊影响的观念罢了。我们有了挚虞的解释,然后才算得着辨别体裁的标准。例如他说:

    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在他看来,像“颂”这种文体,既是原来颂美帝王成功之德而歌于宗庙鬼神的,那么,后人称美其他的事件的文章,即使所说也关于政事,只能归在“雅”之一类,不能算是“颂”。本来,文体是时时变化的。即便袭用旧日的名目,而内容会变出别的样子。即如“赋”之一体,自然以屈原、荀卿为正宗,汉初的赋,也还是《楚辞》的一派;但到了后来,照班固的《两都赋序》所说,已经是“雍容揄扬……雅颂之亚”了。天下事往往有原本一脉而日渐支离的,就是这一种了。但是我们仍要时时推究它的源流,然后才不至于太过离题。这种就叫作“流别”论。“流别”是很要紧的。太不顾“流别”的人,结果就有作诗作得像散文,作散文作得像诗的了。明朝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说:“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乃至于作诗作得像卜卦的卦辞,汤头歌诀,寺庙里的神签的人,都是离题太过了。

    挚虞这种工作,为文章辨体的总龟,为撰辑总集的巨范,所以《隋书·经籍志》说总集始于挚虞。清《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的小序也说:“‘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就是说正式的总集,应当推挚虞为始了。自从他开了总集之端,历代所传,遂有整千整万的总集。但是各有各的宗旨,各有各的形态。有的特标一种抽象的宗旨,有的只求广备形体。像挚虞这样剖析精微,就各种形体中,辨别它当与不当,循流溯源,由本及末,这种规模就难得了。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分别门类,详论源流,略仿挚虞的规模,已经是一代传诵的总集。所以挚虞《文章流别》之丧失不传,是文学批评界一桩何等可惜的事!

    挚虞有几句很被传诵的话。他对于赋的批评是: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庄,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我们读了这一段深刻的批评,对于以前所有论赋的话,像扬雄那种“丽以则”“丽以淫”的笼统的口号,岂不是可以一旦大彻大悟,得着明了的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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