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这部书的宗旨，好像是自居于孔门文学之科。他说他自己梦见孔子之后，就想“敷赞圣旨”。但是：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他觉得文章是一切的根本，所以就以推阐文心，为“敷赞圣旨”的工作。看他意思，好像以为这种工作的价值，还在马郑注经之上。我们看近代古文家的健将曾国藩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这种精义，岂不早有刘彦和先发其覆吗？彦和又以为后世文风日坏，应该拿古圣的正训，来提醒学者。所以他《序志》里又说：
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这又是针对时弊的话。从前有人说：陶渊明人非六朝之人，文亦非六朝之文。刘彦和这种抗心独往、冥契道真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人非六朝之人了。他的书，除了《序志》一篇外，共四十九篇。前二十五篇，分论各种文体，是论其外形。后二十四篇，评论文章的作法，是论其内心。他自己所谓篇数准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正是他托体甚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序志》一篇，通贯四十九篇的宗旨。我们看他自己顺叙四十九篇的篇意，十分清楚：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
足见得他的分篇和次叙，皆有用心。上二十五篇为大纲，下二十四篇为细则。从前孔门六义之分，以风、雅、颂为《诗》之异体，以赋、比、兴为《诗》之异辞，前者为外形，后者为内心，以内心成外形，所谓以此三事成彼三事。彦和的衡鉴方法，大有得于孔子的规模。本来自魏文帝《典论》以后，论文的书很多。彦和所以不同于人的地方，他自己也有详说：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振叶寻根”，“述先哲之诰”，是他的特色了。至于他每篇所说的话，自然不见得句句和人家无所雷同，但他又明白告诉人说：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
这种公正的态度，正是他所以自成其伟大的缘故。
至于我们想领略刘彦和这个人的精神和他全书总相，我以为即开宗明义第一篇的《原道》，可以代表。“道”就是自然之道，大宇宙中一切万事万象，无往不是道，即无往不有文章。道因人而垂文，人因文以明道，鼓天下之动存乎辞，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文德”之所以大。魏文提出文气，沈约提出文律，彦和的“文德”说，正是“振叶寻根”的议论，高于一切了。所以“文德”之说，可以做他的总代表。其他小的美点，本也一时说不尽。我略举一端做个例子。譬如唐朝刘知几的《史通》，自然也是了不得的书；虽是专门论史，但他自负兼有从《法言》一直到《文心雕龙》这些书的美点。像他那些《惑经》《疑古》诸篇，拘文牵义，琐琐争辩，实在全没有通人的气象。我们只要一看《文心雕龙·夸饰》篇所说：“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这一段话，就可以大破知几之妄。一个是鸿文妙手，一个是拘墟之儒了。没有文学修养的人，不但不可以做文人，也何尝能够通经著史呢？彦和的学问十分博大，他这书可以说是总括全体经史子集的一部通论。他深通内典，曾随僧祐手定定林寺的经藏。《梁书》里说他“依沙门僧祐……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那又可以说是他为内典而作的《文心雕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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