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专论汉魏以来的五言诗。他看这些诗，是汉朝人的特创，不是上承衰周。本来，我前边说过，承接“三百篇”的文统的，是骚赋，而不是汉魏的五言诗。这个观念，六朝人都很清楚。所以《文选》就把赋列在诗前。仲伟开头不说“三百篇”，但说“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于是截断众流，断然地说：
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他对于汉朝，说得很略，大意认为篇章太少，无从详论。他心中以为论五言诗，应该断自曹魏，曹魏的诗，才算五言的正经。《古诗十九首》，他未曾像《玉台新咏》那样的说是枚乘所作，他并且疑为曹植所作，所以他便推曹魏的五言如日中天了。他所赏的，是“建安风力”，以为永嘉以后：
建安风力尽矣。
但他还赞美：
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刘越石仗清刚之气。
于是总起历代的诗人，以为：
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也。
他认为诗的极则是要：
宏斯三义（赋比兴）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又以为诗的毛病，一是贪于用典。他说：
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他以为第二种毛病，是拘牵声律。但是他虽不赞成拘牵声律，也主张唇吻协调。他说：
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也。……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是指一班随声附和的人，并没有直责沈约。不过沈约心中，以为欲口吻调利，也必须天机自悟，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总要对于声音之变化，下一番参究的工夫。这个意思，本来很精，音乐本是由人而生的，不一定合入音乐，才要讲诗律。仲伟是没有注意这一层了。
《诗品》把历来的诗人，分作上中下三品，不过他自己很谦恭地说：
三品升降，差非定制。
清王士祯《渔洋诗话》里指摘钟嵘的品次多谬。他以为像魏武、陶潜，宜在上品，陆机、潘岳，宜在中品，曹植与刘桢，相差太远，指出不公平的地方很多，甚至于骂钟嵘“黑白淆讹”。本来明朝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里，有《诗品总评》，已略略说到钟嵘品次之不当。这些话，很难裁判的。《四库提要》说：“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这段话或者比较是持平之论。但《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引钟嵘《诗评》（《隋书·经籍志》亦作《诗评》），原将陶潜放在上品。安知我们现在的传本，不是后人的窜乱呢？又钟嵘往往说某人的诗源出某人，《四库提要》说他附会。章实斋《文史通义》说：“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又把钟嵘看作和刘向、刘歆一样的通人。实在《诗品》所推流别，不尽可信；但古人的作品，散亡很多，也难以实证。我们通其大体而观，《诗品》实是一部有本有末的好批评。他特别指明诗是吟咏性情，又指明诗是生于各人的遭际。这两个观念，已经是立其大本。其余主张风力，主张清新调利，都是极中正的议论；至于品次诗人的高下，或者他有他的一种比较加减的标格。看他推崇曹植为文章之圣，好像以他为千古第一人似的，知道他是以兼有“风骨”“辞采”为第一圆满的诗。他说陈思王“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四句肯定的批评，似乎十分斟酌。“骨”“采”“情”“体”四者俱优的人，本来是很难得。譬如他说魏武帝“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似乎是风骨可取，至于“采”“情”“体”三样，未见得都是精美了。即便照后人看起来，陈思王当然是正宗，当然是可以取法的。魏武、渊明，各有奇才异秉，岂是人人所能希冀的吗？后人论唐诗，也说杜甫为诗圣，而不能人人学李白。这样看来，钟嵘也没有错。譬如王荆公编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其次是欧，再次是韩，最后是李，不是自有他的解释吗？（《渔隐丛话》卷六引《遁斋闲览》）章实斋说：“《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这两句话，可以算是定论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