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梁陈轻薄侧艳的文风，到隋朝已经有改革的动机。大概六朝的末叶，一班文人所钻研揣摹的，不外那些流行的诗赋藻缋的文章。对于经典子史高文大册，很少注意。好像以为文家做功夫，用不着这样深求的意思。本来六朝的初叶，大家早已置儒家经典于度外。《文心雕龙·明诗》篇已经告诉我们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到了梁朝，梁简文帝和梁元帝在上提倡缘情闺闼的文章。简文并且有“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的主张（《诫当阳公大心书》，张溥辑本）。从此以后，侧艳之风，日渐其盛了。我们看《隋书·李谔传》里，有李谔上隋高祖的书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盛。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于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曾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业，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这样看来，齐梁以后，文学中美的特质，可算得登峰造极了。但是美虽美，总不切于实用。这种情形，和政治风俗有关。我国自古把文学当有用的东西，又认文学与政治相通；《礼记·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就是建立这个观念。照历史上看来，凡是美的文学独立出风头的时候，多半是乱世。譬如荀卿、屈原这些“贤人失志之赋”，六朝轻艳的诗赋，五代的小词，乃至于宋词元曲，都不是盛世之音。所以往往一逢盛世开国的时候，都有厘正文体的举动。例如隋开皇四年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诏，唐宋的复古运动，清初清真雅正的标准，都是一种对于文学风气大有影响的举动。这些举动的意义，也是根据古代的经义，不把文学当作随便玩悦的东西。以为一个人应当在大处用心，不应当敝精力于美艳的小文艺；以为正当的文学，是表现道德事功的工具，要求真切，用不着专求美艳。美艳奇巧的文辞，不免使人的心术陷于轻薄局促的境界，或者甚至于使人荡检逾闲，有影响于政治风俗，所以要革除。这也是乱极思治的一种动机。他们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了。

    隋朝虽有改革文体的诏，但事实上其国祚甚短，没有多大影响。但是隋朝的王通，讲学龙门，收了不少的河汾弟子。他自己固然是追踪洙泗，自负是承先启后的人，他的门人和弟子，多做了唐朝的开国元勋、盖代的文士，因此对于学风和文体上，发生了不少的影响。房、杜诸巨公姑且不论，像王绩是他的弟弟，王勃是他的孙子，都是文坛的健将，都有振起颓风的本领。我们看杨炯的《王勃集序》说：勃祖父通，“闻风睹奥，起予道惟；揣摹三古，开阐八风；始摈落于邹韩，终激扬于荀孟”。这种态度的人，居然出现于陈隋之末，可谓奇事。王通论文的话，见于他的《中说》。《中说·事君》篇说：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

    他还比较赏识陆机。又说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中约以则”。又说：“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他的标准很严，主张典约有则之文章，而反对“怪”“诞”“冶”“碎”。这种意思，可以说和扬雄是一鼻孔出气。他并且学孔子删诗，把汉魏以下的诗，定成一部《续诗》，上继“三百篇”（王通事迹，不见于《隋书》。但唐人文集里有许多说到他的。杨炯的《王勃集序》，李翱的《读文中子》，刘禹锡的《王华卿墓志》，皮日休、司空图二人，都有《文中子碑》，皆言通此事）。他这部书虽然失传，但《中说》里有论《续诗》的话，什么“四名”“五志”（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二曰政，藩臣所以移其俗。三曰颂，以成功告神明。四曰叹，以陈诲立家诫。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那些选例，自然都是仿效《诗经》的“四始六义”。我们现在不必管人家所骂他的僭经之罪，我们只可惜这部代表一种批评眼光的“六朝诗选”之失传了。王船山的《诗绎》说得好：“仲淹续经，见废于儒先旧矣。……卫宣，陈灵，下逮乎《溱洧》之士女，《葛履》之公子，亦奚必贤于曹、刘、沈、谢乎？仲淹之删，非圣人之删也，而何损于采风之旨乎？”沈德潜的《古诗源序》也说：“后世攻王氏曰僭。夫王氏之僭，以其儗圣人之经，非谓其录删后世诗也。使误用其说，谓汉魏以下学者不当搜辑，是惩热羹而吹□，见人噎而废食，其亦翦翦拘拘之见尔矣。”都是说王通选诗之事不可厚非。僭经不僭经，又另是一个问题。但他的选诗是根据孔门的诗教。这又是回顾古义的批评，和我前边所说骚赋代兴的时候的批评家那种回光返照的眼光是一样的。我们要知道这种回光返照的势力，在我国文学潮流中，是不断地表演出来，差不多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批评史的干线。本来六朝之末，徐陵选《玉台新咏》，已略有这种动机。《大唐新语》里说：“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我们看徐陵那篇《玉台新咏》的序，确有化宫闺之燕昵为文翰之怡情的意思，并且有“曾无参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这么两句做他的宗旨。足见梁陈侧艳之风，也是当时有识者所欲改革。到了唐朝，这个运动，就成熟了。《唐书·虞世南传》里说虞世南劝太宗不要作宫体诗，就更是旗帜鲜明了。王通的《续诗》既然丧失，他究竟怎样选法，无从知道，但是我们承认他的学说，在唐初是有影响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