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称赞陈子昂（《荐士诗》），尤其推崇李、杜。他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韩愈是少所许可的人。他这样推崇李、杜，好像和李、杜是沆瀣一气了。其实他的眼光还略有不同。李、杜不废六朝，并且他们的诗风，总是从曹、阮、鲍、谢之流变化而出。韩愈作文章，就主张要严格地复古了。他的复古，并不像苏绰、宋祁那种装模作样的复古，他是要先从道德学养上严格地取法圣贤，然后发为圣贤的文章。所以他是专法六经。虽然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其实是专以三代为主，对于荀、扬诸子，尚且有所别择，对于两汉，只不过称道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几个人，其余东汉班固以下，都不是他所取法的。《新唐书·文艺传》序所说“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正是他的态度。关于他的论文的话，可以分作两部分说：一种是讲文章的根本，一种是讲文章的技术。但他所说的两种，都是互相统贯的。他论文章根本，例如《答尉迟生书》里说：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是，不可以为成文。

    又说：

    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

    又《答李翊书》说：

    ……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其是且非耶？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入耶？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耶？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这些话都是以为文章和人的品性是表里相应的。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章，一毫不可假借。这种意思，从《周易·系辞》里所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那些话已开其端。扬雄《法言》也说：“声画形，则君子小人见矣。”唐朝这个时候，开韩愈复古之先声的独孤及、萧颖士、元结这班人，也都不乏这一类的论调。这时候，有一个尚衡作《文道元龟》一文（见《唐文粹》），说：“君子之作，先乎行，行为之质；后乎言，言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质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他又分别君子之文、志士之文、词士之文为三等。这些话，都和韩愈是一类。所谓古文，照韩愈的意思，就是“古圣贤人”之文，或是“古之立言者”之文。作古文，就是修到和他们一样从那样道德里发出的文章。在这一类的论调中，韩愈的话，最为透彻了。他说到作文的技术，也和他这表里如一的观念是一贯的。他《答刘正夫》说：

    文宜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问曰：文宜易宜难？曰无难易，惟其是尔。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

    此外《答李翊书》所说：

    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他所谓“惟其是”，所谓“去陈言”，所谓“气盛”，都是说先从学养上有所得，然后自然能获得这种效果。否则学养毫无，如何能够分别什么为“是”什么为“不是”，如何能够“自树立”，如何能有自己心得之言而不用陈言，如何能够有自得之乐昌盛之气呢？所以有些人就把“去陈言”“惟其是”“气盛”，认为韩愈论文的根本标准，实在是只知道一半。不但后人只知道一半，即便他的从游弟子李翱，也似乎不能得其全体。李翱《答王载言书》（《李文公文集》），解释韩愈“陈言务去”的意思，以为譬如《周易》说“笑言哑哑”，《论语》上说笑，就不说“哑哑”而说“莞尔”，这就是修辞的要义。实在“去陈言”不是这样去法。韩愈最重要的话，是“惟其是尔”。“是”是合乎当前的情理。譬如“哑哑”是大笑，“莞尔”是微笑，这种字义是一定的，假使说大笑而用“莞尔”，说微笑而用“哑哑”，便是错误。我们只要用得恰当不错误，并不一定要故意翻新。像这种故意翻新，反而可笑。用字要训诂精切，断不能因为避陈言而胡乱杜撰。这才是韩愈所谓“去陈言”的真意。如果执着李翱之言，那么，结果非另造一部字典不可了。我们看裴度《寄李翱书》（《次山集》）有劝勉李翱的话，也是正中他这种偏见之病。裴度说：“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岂不是极可以救李翱之病吗？如果我们明白韩愈蓄道德而后能文章的根本主张，自然也就能明白随事制宜的“惟其是”了。

    但是文章工夫，到了“惟其是”“气盛言宜”，并非就从此停止。如果只知道“宜”字，似乎客观的条件太重，变为“酬世锦囊”了。各人有各人的面目，各人有各人的宜，不能一定的。他《答李翊书》，说到“气盛言宜”，就马上接着说：“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底下又说“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的道理。所以他不但以为文章发源于道德，即便下笔的时候，也是由于平日伟大的胸襟流露而出，不是临时苦心织绣而成，要有包络天地的胸襟，然后有淋漓大笔的文章。本来陆机、刘勰也都有这种说法，不过韩是专主此意，说得更透彻。他批评世人读李、杜的诗（《调张籍》），“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是不能得到他们的好处的。又称颂李、杜说：“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平生千万篇，金□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都是这种意思。他的最相好的朋友孟郊，有几句诗说：“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赠郑夫子鲂》）正是互相发明的话。

    至于文章的气体，他是比较欢喜“清奥”一路。“清奥”的境界，和李太白所谓“清发”，杜子美所谓“清新”，略有不同。我们看他《荐士诗》（荐孟郊）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就可以知道他的欣赏所在了。“雅丽理训诰”，是他的目的，他心中似乎不但没有齐梁，汉以下都不放在眼里，要完全效法《诗》三百篇。但似乎只要学雅颂，不要学国风；我们看他说“三百篇”的好处，只说“雅丽理训诰”，就可以知道。本来他自己的诗，也确是雅颂铺叙之意多，而风人讽谕之意少。苏东坡说：“诗格之变，自退之始。”（《志林》）陈后山说：“韩以文为诗。”（《后山诗话》）也或者看到这一点。韩愈称赞孟郊的话，正是说他自己的欣赏，说他自己的作风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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