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白居易的讽谕观和张为的《诗人 主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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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爱古人,也同时不薄今人。但大历十才子接在后面,过于求工秀,所以又激出元和时代韩、白的复古。韩固复古,白居易也实在是专爱古人而薄今人的。不过一个主奡涩,一个主平易,笔调不同,而笃古的眼光是一样。韩愈论文是要先从道德学养上学古圣贤人,是文人心气上的复古。白居易的复古,是在文学作用上讲的。他认为诗的作用是:

    上以诗补察时政,下以歌泄导人情。(《与元九书》)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

    又叹同时一些同调的朋友多已死了,以为:

    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同上)

    称道民间疾苦,就是“下以歌泄导人情”的意思。这些都是诗的大用。他当然也是本着孔门的诗教。但又似乎只知道国风,不知道雅颂。他本着他这种观察,批评六朝以后的诗,在这《与元九书》中,说得很详尽。他说:

    晋、宋已还,得(六义)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又诗之豪者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苦,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这都是以讽谕时事为诗的正经。凡不是这样的诗,都是他所不取。但白居易自己的诗,方面很多,并不严守这个标准,似乎有点矛盾。他把他自己的诗分为四大类。一是讽谕诗,皆有关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二是闲适诗,都是退公闲居吟玩性情的。三是感伤诗,都是事物牵情随感咏叹的。四是杂诗。他自己最爱的,是他的讽谕诗;以为这都是本于兼济天下之志。其次闲适诗,也合于穷则独善其身的道理。至于“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都不是他自己所尚,并且叹惜世上人,都只能赏鉴这些杂诗,以为“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白居易的诗,到了现在,似乎还是《长恨歌》《琵琶行》那些篇最为人所爱诵,而当时杜牧之骂他那些杂诗为诲淫,这都是居易所不及料的了。照他自己这样分诗体的办法,固是完全以“四始六义”为归宿,但结果反而因为偶作违背“四始六义”的诗而被谤,足见得高标宗旨是不容易的事。文学批评时时回返古义,和文学本身时时要轶出古义之外,这两个轮子是在那儿平头并进的。诗教之不能范围骚赋,也和诗教之不能范围五、七言诗,是一样的。要说复古,还是韩愈所说做人做到古圣贤人,然后文章才能做到古圣贤人,最为彻底,最为可信。否则,就文论文,也还是杜甫那种“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眼光最为通达。唐末有个张为,撰了一部《诗人主客图》(纪晓岚的《镜烟堂十种》中收有此书),专推崇白居易,以他为“广大教化主”。这本书是将中晚唐的诗人,分别品次。所谓“主”者,第一个就是白居易,其次有孟云卿、李益、鲍溶、孟郊、武元衡,都各为一派之“主”,其余的人,附属在各“主”之下都是“客”。这书似乎是摹仿钟嵘而下开宋人诗派图之风;但实在很浅陋,没有多大道理。诗的“广大教化主”,除了杜甫,似乎还没有第二人可以当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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