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少达而多穷，是人人常说的话。但是事实上，古今来也有不少的富贵文人。文章当然各从其境遇，然而就技术上讲，说快乐的话，比较说愁苦的话，还要难过百倍。韩愈有几句话讲得好，“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大概无论说欢愉，说穷苦，总不可以沉溺太过，过于刻画；总要有超然于实境之外的精神才好。我们联想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那两句话，毕竟是好的标准。譬如孟郊、贾岛一生穷饿，自然不得不发为穷苦之音，但是刻画穷况，未免太过。《全唐诗话》说：“郊作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云天地宽。’其穷也甚矣。”所以后来有人讥笑孟郊，说天地并不碍，他自己碍了。《六一诗话》也引贾岛的“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说他“其寒亦何可忍也”。至于说富贵的诗，如果刻画太过，毫无气象，也不免恶俗。关于这个道理，晏殊说得最好。本来宋朝到这时候，政治上是很清明的；自从太祖重书生，文人的际遇也算古今第一。好像钱若水、杨亿、王珪、宋庠、晏殊这班人，都是文章知遇，身登台阁，声华很盛，耳濡目染，自然都是富贵欢愉之事。但是同一富贵之音，而高下大有分别。晏殊的眼光，在这里就大有特色。他主张凡是说富贵，要说出富贵的气象，不可但说些金玉锦绣就算了事。《青箱杂记》里说：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像李庆孙这两句诗，对于那些金玉锦绣，似乎有点目眩意迷的情形，诚然很恶俗。晏殊自己那几句诗，能超然物外，自然有一种清华高贵的样子，绝不是穷苦怨叹的胸怀所能发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富贵之音。又欧阳脩《归田录》说：

    晏元献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话；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足见他对于这种富贵欢愉的文章，时时用到他的慧眼。和他同时的人韩琦、王珪，也以作富贵诗得名。不过王珪也只是外表的堆砌，没有晏殊这样得富贵的神理。所以《后山诗话》说：“王岐公诗，喜用金璧珠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正是说他只知堆砌金碧，而实无高贵的精神。

    晏殊所欣赏的，是富贵的风趣，而不是富贵的物质。文章可以观人，正是在这些地方。如果真是雅人，无论处贫贱处富贵，都不失其雅；如果是俗人，处贫贱也俗，处富贵也俗。人的气量局格之大小，作出文章来，都完全可以表现，不能丝毫掩饰。《全唐诗话》卷二说：“孟郊下第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后及第，有诗曰：‘……一日看尽长安花。’一日之间，花即看尽，何其速也。果不达。”这种都是对于穷苦的境界沉溺得太过，不能自拔。因此，有些批评家往往拿文章来判断人的命运。这一种也是我国文学批评中一种有力的批评。《左传》里时时有拿言语文辞来判断人的吉凶的记载，就是这批评法的起源。《青箱杂记》里说韦宙认为“卢携文章有首尾，异日必贵。”《诗话总龟》卷五引《鉴戒录》曰：“王建诗寒碎，故仕终不显。”像这种谈论，我们常常碰得着的。无论如何，文章的气度和为人的气度是表里如一，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宋史·晏殊传》上说：“晏殊虽处富贵，奉养如寒士，樽酒相对，欢如也。”有这样气度，所以他的文章慧眼，也与众不同。人人知道天怀淡泊的人才可以安处贫贱，而不知道处富贵，也未尝不要天怀淡泊。只有天怀淡泊超然于实境之外的人，才可以安享富贵，领略富贵的趣味。晏殊对于富贵诗的批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青箱杂记》又说：

    公风骨清羸，不喜食肉，尤嫌肥膻。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腻气。”故公于文章，尤负赏识。集梁《文选》以后，迄于唐，别为《集选》五卷，而诗之选尤精。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也。

    可惜他这部《集选》竟失传了，不能使我们多得到一点他的批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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