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南国已经花事繁忙，淅浙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桃李芭蕉都是湿漉漉的，寄茵嫩绿间有各色鲜花，是蒙蒙春色催人醉的味道。梁启超骤然由广州来到北京，觜唇干裂。北京寒气袭人，冷风裹着沙子，北京人称之为“大灰风”，时不时从巷里袭卷而来，叫人望而却步。
1894年的北京人心浮动，小日本屡屡挑衅，政莳交涉未果，眼看开战在即。另一方面适逢西太后蠹禧60整寿，宫里宫外又在忙着万寿庆典。而北京吱内的无家可归者、北京之外广大农村的凋敝、农毛的食不果腹，有谁能顾得上他们？
梁启超的岳丈和姻兄处，少不了要走动走动，家宴接风，李端菜更以刑部侍郎之身亲到新会会馆主访梁启超，摒退左右，秉烛围炉，品茗夜谈。
北京人好喝花茶，李端菜送给梁启超的却是杭旗枪，花茶与旗枪不仅泡法、水温略有区别，就垒茶具也不同。前者紫砂壶可也，一壶两盏随倒随欠：旗枪则需透明的玻璃杯，李端橥随带了一对喜离登枝杯，随即泡上茶，梁启超急急相问：“目下朝如何？”
李端菜却只是指指那玻璃茶杯：“什么茶？”
“旗枪也。”
“何谓旗枪？一杯之中若旗若枪，旗也猎猎，枪包凌凌，比之今上与太后如何？”
梁启超恍然大悟：“国在有君：无君之间。”
李端菜饮一口茶：“政于将亡：来亡之际。”
梁启超的忧愤之情顿时一泻而出：“日本三岛小国也，欺我逼我何至太甚！当明一让再让，低声下气，既不图朝政清新有力，也不为民生疾苦着想，莫非真的气受已尽？”
“今上圣明，当可无疑。并非不思图强中兴。只是太后制肘，不是垂帘胜似垂商，八旗王公趋而拥之，老朽昏聩之下岂有政通人和？”李端蔡把茶杯一推，像要匡走这烦恼似的。
梁启超：“弟从康南海学所获颇丰，舍去学西人之路，恐无良策。新政、变法，寸不我待也。”
“李鸿章不是一直在做洋务吗？然则愈是洋务愈是畏首，怪哉！”
梁启超：“李鸿章之洋务所学的乃是西人之皮毛，日船坚炮利仅器物之不足也吾师南海所注重者乃根本，日制度之不足。两相比较，李鸿章小小不言，康南海拶泱大哉！”
李端菜细听之下，这一番话让他耳目一新。“奈何南海上书不达，尔等以布刁之身难达天听，惜哉！”
“此变法之始也！军机王公俱皆平庸，平庸之人谈何识见？若非广开言路、厂纳群贤，一味由昏聩遍于内廷，腐败密布朝野，国将不国，旦夕之间！”
说到这里李端菜不禁连声叹息：“当今大内，上至军机下至太监，只要塞红包无事不可做成，唯独上书之事恐怕谁也不敢收这个红包。”
话题转到中日交涉，据李端菜称，日才趁“东学党”之乱出兵朝鲜，乃项庄舞剑之举，意欲试探大清朝的对应之策，如倾兵一战或可阻吓日人不致妄动，如一味退让则生有更大的血光之灾。
梁启超深以为是：“此吾师南海早为预宅也，列强‘瓜分豆剖’中国已成燃眉。”
朝鲜的情况又到底如何呢？
其时，袁世凯请“厚集兵力”。
李鸿章认为：“越国进剿，毫无把握。”
光绪震怒：
“究竟海军所练之兵各有差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一到要打仗时兵都没有了！
新会会馆所在的宣武门一带，也是北京的热闹去处。谈兴正浓，不可无酒，婆启超出得会馆，左拐胡同口便是一家熟食店，崔肘子是少不了的，还有几样小菜拎进屋时，炉子上锡壶里的绍兴花雕也已经微微冒热气了。
“你道此时北京最热闹的去处是哪里？”李端菜抿一口酒，笑着问。
梁启超书生也，只惦着琉璃厂荣宝斋：“霆怕是荣宝斋吧？”
李端蕖哈哈一笑：
“八大胡同。贵为王公八旗子弟，满汉新贵，也有文人墨客，无不公于嫖妓。大清祖制有太监不得干政、官吏不得狲妓，俱在九霄云外了。”
“末日景象，可怕可怕！”
“今年不好过。你没有看见北京到处都在多兴土木、设点布景吗？西太后60大寿，军机首辑世铎等一干大臣总办‘万寿庆典’。广征献纳矧挥霍，以3000万两白银为一人庆，可悲可叹！”李端橥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亡国其实也简单。”梁启超感慨系之。
李端菜一定是想起了“康乾盛世”，指着适才泡旗枪的玻璃杯：“乾隆爷曾有咏芝璃的诗道：‘几回拂拭澄如镜，静对冰心一片明’。”
乾隆年间，大型的玻璃镜还是进口的，乾隆本人对那些新鲜的事物都有浓厚的乓趣，从西洋餐具、西洋乐队乃至天文、律算均有涉猎，尤对镜子情有独钟。梁启舀感叹道：“对西洋之器物人皆可以把玩，对西洋之思想却视同洪水猛兽，殊不知导物与思想两难分离也！”言毕，梁启超从里屋取出一卷书札，展开乃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
李端菜：“南海，栋梁才也。可惜未曾谋面。”
梁启超告诉李端菜，明年春上，他将随康南海一起赴京会考，“功名巳在其次，建言救国，匡扶圣上耳！”
李端蕖叮嘱梁启超，朝中已有大员对《新学伪经考》颇多微词，轻易不必专人。
酒已温过三遍，月已斜在西天。
紫禁城里有敲更声传来，悠悠，悠悠……
次日早朝，东华门外冠盖云集。
忧心如焚的光绪帝，自朝鲜东学党事变之初同意车鸿章的“遣兵代剿”之策，意在扑灭东学党起义，钉不料日本政府趁机出兵，到6月13日在仁川登陆勺日军已达8000人。日本以铁舰扼守仁川，以陆军生犯汉城，尽占险要之地以为侵吞中国之第一步的谋备，已经暴露无遗了。
其时，举国上下，求战之声汹汹，然而北洋陆巨、北洋水师又尽在李鸿章的掌握之下，李鸿章犹豫了徨，日本人出兵迅速，以至中日战端未启，日方便三“着着占先”，我方便已“四面受制”了。
光绪问李鸿章，和战之举关乎大局，到底“如何乏时措置”。
李鸿章跪奏道：“现有陆海兵丁，守尚有余而攻哪不足。如若非战不可，则必须备饷征兵。”
是年7月11日，光绪下诏拨款300万两白银给譬鸿章，令其“将战守一切事宜，妥为筹备，以期缓急足恃”。
李鸿章一则要求备饷，同时又准备从朝鲜撤军，京城物议纷纷之下，御史张仲斤上疏光绪，指控李鸿章一味观望迁延，拥兵不动，请朝廷立下决心“一意决战，奠弭后患。”
7月14日，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公使向清廷送出第二次绝交书。
这个时候，光绪一战之意更坚，旨谕李鸿章，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和议恐斥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光绪并且考虑到“水路叶志超一军，兵力尚皂，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
北京城里的街谈巷议都在说：“嘿！光绪爷要跟小日本开打了！”
养心殿里独坐的光绪却着实心绪不宁。
中日开战在即，胜败难以预料，李鸿章几乎是打一鞭走一步，而颐和园里慈太后那边，屡屡催问的是万寿庆典，谈及中日陈兵朝鲜时，太后的言谈便有诸多盾了，一来以为天朝大国与小日本开打应属无虞；二来又觉得万寿之年战火骤起似为不吉。光绪自问：如何是好？
光绪正想再发上谕，命李鸿章迅即增兵朝鲜，并随时禀报军情时，忽然发现堆积的奏章中有安维峻的一份。安维峻，侍御也，为清流中的敢直言者，最名噪一时甚至连光绪都替他捏一把汗为其担心有杀身之祸者，乃是上疏慈禧奏请“撤帘政”于光绪，并“免掣皇上之肘”。从此，太后与光绪便对安维峻这个名字都不忘记了。
安维峻又所奏何事？
光绪一看是奏劾康有为的，康有为这个名字曾听翁同稣说过，李端菜也曾荐言过，说是虽为布衣，心忧天下，并有上书被阻隔。光绪之世，朝臣老迈，为更新目强只有求才求贤。因而康有为及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便是光绪有时会想起的可个人。
安维峻奏劾康有为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电康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岩莽时刘歆所伪撰，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二行海内。腾其簧鼓，扇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至浮薄之士，靡然向风……”光绪心里与其说一由不如说一动，这康有为果然好生了得。光绪倒巍把安维峻的奏劾看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安维堙骂得愈凶火气愈大，光绪心里倒觉得愈坦然一谁让你们陈陈相因、泥古不化、了无新意的？
安维峻是在请诛康有为了：“……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刁及也。如此人者，岂可容于圣明之世？若不及与遏炽焰而障狂澜，恐其说一行，为害伊于胡底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
光绪难得莞尔，心想：炽焰、狂澜，朕所耍也！“传翁同稣。”
垂询之下，光绪得知，康有为的《新学伪笙考》已几遭毁禁，学子之间却又相传不绝。而喜放言攻击古文经学，是意在动摇“恪守祖训”白观念，为变法、改革廓清障碍。
“康有为可在京城？”光绪问。
“臣启奏陛下，康有为不在京城，他的门生梁启超在。”
沉思一番后，光绪挥挥手：“下去吧！”
京师风云变幻，梁启超虽非局内之人，却也分明感到了的。春夏之交的气候毅摸不定，说暖还寒，说寒也暖，但内政外交的种种不和谐却是尽人皆知的。不是蓦打仗吗？万寿庆典的筹备仍然轰轰烈烈，道路传言--这道路传言虽不幸却又是薹其的--仅内务大臣福锟进贡给慈禧的万寿礼品便有：
脂玉如意五对，绿玉红玛瑙寿星仙桃两件，脂玉插瓶一对，脂玉金子一对，脂玉洗瓶两件，脂玉镶嵌花瓶一对，脂玉花觚洗子两件，脂玉杯壶两件，脂玉盖碗茶盅两对，脂玉花插圆屏两件，玉石大小仙台六座，玉字镶嵌围屏一件，镶嵌象牙花卉鸟木围屏一件(含宝座、足踏、宫扇、香几、景泰蓝凤凰)，镶嵌象牙人物紫檀木围屏一件，玉镶嵌挂屏对子两件，珊瑚嵌绿玛瑙盆景一座，江南织造特制绣花氅衣、衬衣、马褂、紧身面料54件，加宽各色江绸、库缎78尺。
安徽巡抚沈秉成的贡品有：
文玉如意成对，一统万年玉宝成座，翠玉麻姑献寿一对，景泰鹤一对，灵壁乐石九座，铁花挂屏四扇，黄山万寿松九盆，花卉围屏九扇，牡丹富贵图画册四本。
一个正面临着被侵略被瓜分的帝国，为着一个老迈女人的生日和独裁的威权，E在耗尽这个帝国国库中仅有的资财，在北京城披红挂彩、铺金嵌玉。庆典期间紫妾城内架彩164间，彩绸635处；颐和园内架彩98间，彩绸143处；中南海(时称写苑)内架彩171间，彩绸298处；万寿寺架彩55间，彩绸38处。仅以上各项需要白银14．41万两！何况慈禧林林总总几百样万寿用品？何况大大小小各种工程为“以壮观瞻”的修缮漆饰？何况龙棚戏台自西华门至颐和园的60段景点工程？
1894年，是满朝文武举国上下有权有势者争相拍马屁的一年。“政以贿成，惟昏娱乐，相与交关，是岁为极”。梁启超惊讶莫名。
忧国忧民的宏论向谁去说？
为了一个老妇人如此奢靡，奢靡到一次庆典挥霍掉国家岁入6000万两白银的一半！贫困与腐败奢华竟如此不能分离！真是“金樽美酒千人斑，玉盘佳肴万姓”。
那四处高悬的宫灯，鲜艳的披红挂彩，此刻在梁启超看来都是滴血的、教人心碎。
烦闷之下便只有借酒浇愁。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啊！
想在广东一地，从新会茶坑到广州万木草堂，恩师康南海名下第一高足舍梁启舀而其谁？每每学子聚会，高谈阔论，占今中外，滔滔乎无循词，想不到这京师地玎，除了向壁更无其它！
且去大酒缸。
九九重阳之后，秋高气爽，秋风带着凉意，每到夜晚，大酒缸的生意便开始热日起来了。
进得门槛，便是一张曲尺形的木栏柜，柜上瓷盘中是各种小吃、应时酒菜。柜外摆着几只盛酒的大酒缸，那朱红油漆的大缸盖便是饮酒桌，大酒缸因此而名。
其时，前门外的大酒缸店名为杏花村，梁启超已来过数次了。店主是山西人一顶瓜皮小帽下是透着精明的小眼睛，和梁启超已经面熟了，赶紧打招呼、让坐梁启超却只是拱拱手，指点几样小菜，只说了一句“半斤酒”。梁启超其时还不说北京话，硬着舌头蹦出几句来，谁也听不懂。别人则一听便知乃是广东佬。
说是喝闷酒其实也不闷。
梁启超独自饮着汾酒时，耳边传来的那些酒客们的国骂中却又夹杂着不少对家大事的议论。
“光绪爷又发怒了！”
“瞧李鸿章那德性，弄了半天洋务，怎么一见小东洋就怕？”
“要说打仗，不拼还行？没有银子，这四九城里天天都在撒银子，过一个生几千万两啊，这银子是天上掉下来的？”
“黄海已经打丢了，再丢就要丢沿海了。”
“丢得起人可丢不得国家！”
“您说错了吧？老太后脸面要紧，丢国家算什么？”
梁启超略有醉意了，忽然吟出两旬诗来，其声也悲，其状似泣。店主及酒客宅回过头看梁启超，喧哗的店堂顿时鸦雀无声。梁启超似乎受到了鼓励，只要他发声音，在北京城里还是有人听的，不过梁启超也感觉到了一个问题：他的听众听歹懂他说话，更何况吟诗？于是他又满饮一杯，闭目，吟道：“怅饮且浩歌，血泪镕盈臆。”
厅堂里依旧沉默，酒客们至少明白，这是一个忧愤的书生，这忧愤之深从他自神态中可以得知，尽管听不明白那两句诗。这时候，人与人的沟通靠的是感觉或良知，他们走到一起了，想到一处了，喝到一个壶里了。
梁启超一挥手：“笔墨侍候！”
大酒缸有传统，宣纸、湖笔、琉璃厂一得阁墨汁是必备的，原因有二：文人牙士趁着酒性发作时，喜好舞文弄墨；也有破落的八旗子弟喝完酒付不出酒钱的，壬又搁不下八旗的架子，便道：“瞧你这酒还行，我留个墨宝好不好啊？”店主知趣自然连声说好，心里直喊倒霉。
梁启超提笔写道：
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敞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远呼不应，高谭复何益。
落款写的是：康南海门下新会梁启超。
康南海？梁启超？其时，北京城里知康南海者寥寥，知梁启超者更是无几了。
梁启超向各位酒客点点头，那是礼貌，更是自信：“记住今夜大酒缸，总有天梁启超名满天下。”
把酒资付给店主，梁启超拱拱手出门去了。
大酒缸的厅堂里有人大叫：“好！”
朝鲜战事，一日比一日吃紧。
日本兵有备而来如狼似虎，7月21日、23了，清政府为增援孤守牙山的清军而派出的济丞、广乙、操江三舰，并护送高：升、爱仁、飞晾运兵赴朝时，日本立命联合舰队司令伊东{右笋率15艘军舰开赴朝鲜西海岸。24日，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集结于牙山口外丰岛海面，5日中国舰队遭到袭击后仓促应战。广乙舰遭妻创，死伤70余人，操江号被掳去，高升号被告沉，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日军出动、船捕杀跳人海中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兵……
8月1日，清政府被迫下诏书对日宣战。
早已先机在握的日本兵于9月15日总攻平襄，清军扼守牡丹台的左宝贵一部凭险抗击，起守后又退至玄武门死战。左宝贵阵亡，叶志丑逃跑，16日晨日军攻陷平壤。
17日，黄海海战。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谷血冲杀5个小时，互有损失，这一仗打了个手。随即，李鸿章下令：北洋：岘队退守威海卫基地，为“保舰”也，拱手让出了黄海、渤海制海权。于是，日本陆海军直逼中蜀本土。
lO月下旬，侵华日军首度攻人中国境内，攻陷九连城，占丹东，直指辽东腹也；另一路日军由花园口登陆，直犯釜州。11月7日占大连，11月21日女陷旅顺……
北洋军节节败退。光绪喝问李鸿掌：“尔怯于攻望风逃之谓守则有余，安海不守渤海弃之辽东尽失，尔所守可来？何守之有？”
11月7日，日本兵攻占大连之习，正是慈禧万寿庆典之日。
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丢城失地，火此一蹶不振，这也正是慈禧册封、官吏晋升、三呼万岁、夜夜笙歌艺时。
梁启超要回广州了。初春抵京，回广州时已是11月，秋深忧也深，愁也深。
甲午败绩，万寿庆典这拂之不去的两个阴影巨到可以使人疯狂或者窒息。
“国耻！皆是国耻！”启超在心里怒吼。
北京城门口有对联云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篝败绩，割地求和。
梁启超回到广东便得知陈通甫正在病中，肺痨日见沉重，有时竟咳血不止，崔无良药，家人焦虑。通甫不时询问梁启超的行踪，每每自叹：莫非见不到任公最后一面了？
梁启超匆匆赶到陈通甫处，见正值青春年少25岁的好友憔悴不堪，禁不住强眼盈湿。想起康南海门下万木草堂的时日，不过一两年光景，而今却已恍若隔型了。当初，是通甫引见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二人一夕不寐联榻长谈，自此，人一生的命运便有了新轨迹的开始。
康有为曾说过：“吾门人陈千秋通甫者，绝代才也，为吾门冠。”
莘莘学子之中，康有为寄于大望者，梁启超、陈通甫也。
通甫倒还平静，只是催问京师情形。
梁启超稍作叙述，便要通甫好生将息。
陈通甫苦笑：“任公兄，今日不谈病，你我相聚为数无多了，弟有一言相问，时局维艰国难当头，兄于仕途作何长策？”
梁启超道：“心灰意懒。中日交战败局已定，大清的龙兴之地俱已插上了日本旗，可是北京城中依然万寿庆典，弹冠而贺。如此朝廷当属无望，于无望之处得一官半职何苦来着？”
陈通甫：“吾所虑者，广东又在毁禁《新学伪经考》，明春兄与吾师南海先生一起赴京会试，兄的境况要好得多，吾师已为官僚守旧所切齿，弟深望兄与吾师同进退。”
梁启超：“理所当然。”
陈通甫：“无康南海焉有陈千秋、梁启超？千秋不再有时日了，兄当常在吾师左右、甘心门下共图大业，弟闭目而笑矣！”
梁启超不禁泪下：“兄之所言，弟没齿不忘。然兄当乐观自信以期康复。”
陈通甫：“乡野农夫山里，人家取名常是阿狗阿猫，实在是很有道理的。人生苦短，于吾则瞬息耳！”
梁启超竞一时接不上话来，说什么好呢？
俄顷，陈通甫又问及京师印象，梁启超慨然叹道：“有两副对子倒是有趣得很。一是贴在北京前门的城门上，日：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陈通甫：“妙啊！妙得很！”
“另一副却是私下相传，据说是章太炎所写：‘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唉，任公兄，我们都是从小对对子对出来的，想不到这对子竟然有如此深厚艺玄机，我中华民族实在是可爱可惜可叹！”
梁启超怕陈通甫太激动，便又转而说到大酒缸，自己多喝了一杯，便吟诗酒客门听不明白的事，想让气氛轻松一点。
陈通甫真的笑了：“嫂夫人乃地道的北京人，看来兄得跟着学京片子了，以备每来登高一呼之用。”
梁启超笑着点点头，告诉陈通甫，夫人已经有约，从日常用语开始，每天教一习。只怪自己舌头太硬，卷起来发音很困难，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了。
于是又说到广东话、潮州菜，潮州菜中一碟咸菜酸酸甜甜，加上一碗白粥，或每添一小块炸咸鱼，美味也。
陈通甫一时兴起：“饮一杯如何？”
梁启超：“不可！今日以茶代酒，待来日尽兴畅饮。”
陈通甫怅然答道：“也好。”
两只高高举起的茶杯。
两只微微颤抖的手。
两双依依不舍的眼睛。
一饮而尽。
陈通甫：“酒乎？茶乎？”
梁启超：“茶也，酒也！”
陈通甫：“当渴饮人生。”
梁启超：“乃忠义千秋。”
陈通甫的目光里流露出欣慰、喜悦的神色，此时此刻，竟然不像一个病得已经艮重的病人。
“任公兄，活着多好！”……
1895年3月，梁启超随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一路上昼夜兼程听康有为说古论今，倒也并不寂寞。经上海，至大沽，有日本兵来船上搜查，乘客们一个个敢怒敢言，“都当亡国奴了，还考什么状元？”梁启超愤而放言。康有为却一把拉着梁启超，步出船舱站到船舷旁，闭目倾听，却只是不说话。
良久，康有为问：“你听见了？”
梁启超一时摸不着头脑未及回答，康有为又问：“你看见了？”
康有为仿佛自言自语：“那涛声不绝于耳是因为生生不息。一如这潮流涌动浪良相接，虽有日月轮换，涨潮落潮，却无时不流无处不动。非为它也，只为自身之叟，而有潮汐而有风波而有漩涡而有涛声。人见否人听否皆无妨。人不听涛声不会肖亡，人不见江流不会断绝。水滴石穿，冲决堤防，载舟覆舟，皆源于此--连绵竭，无为而为也。”
梁启超何等悟性，频频点头称是。
“再者，人所见江海之大莫不是表象而已，苍茫宇宙天地洪荒之际，水乃一切命之母，吾辈知之甚少矣！先有水汇聚成原始之海，才有藻类，无所畏惧登陆死亡者十有八九，然后才有森林。之后才是人类出现。孔子于川上谓‘逝者如斯夫’，寸光如流水也，水之古老恒远可见一斑。然而倘要深究人间万象奠过于观沧海，日出矣，风涛生矣，时雨降矣，千帆发矣，樯倾楫摧矣，礁石之屹立不动，海鸟之盘旋不去，何也？乃江海之博大，运动之不息，而有声有势有力。人只能加固葫防，却不能填海灭海，所谓望洋兴叹概莫能外。”
梁启超拍着船舷：“吾师论海，妙不可言。”
康有为：“至大者无有，至妙者无语。倘若只是用心去听去看，则其妙其乐菩乃无穷，汝当记取。”
梁启超诺诺连声之后又问：“‘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蝉翼为重，千钧为轻’杰际，当如何？”
康有为：“作虎啸雷鸣，似波涛运动，除此之外更无它途。”
梁启超：“无语听沧海，人间有大音。”
北京是如何迎接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各省前来赶考的举子的呢？行装甫卸，厨尘未洗，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便已沸腾。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中国完蛋了日本兵就要往北京打了。李鸿章怎么有这个脸皮还到日本去求和？
日本不宣而战，杀我同胞夺我山川，为什么中国还要割地、赔款？因为战贝！了，这个世界是强者胜者的世界。公理等等，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慈禧一个庆寿，用去国家半年收入，还拿什么去赔？
鸦片战争、甲午海战，败于英国，又败于日本；先害香港，再割台湾，正在由李社章与日本人商量。原来“瓜生豆剖”的时候，还得由中国舒大员在一旁协助，他们熟悉圭理形势，签字画押起来比窜方便。
康有为在北京的住处常群宾客盈门。
北京人在天子眼皮底下才来就好关心国事，再加几千善子的激昂慷慨，一时街谈巷议茶楼酒肆议论纷纷，乃至震萄朝野。
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北跨防里，康有为住的屋子像一只小船，便称之为汗漫舫；其时院内种有七棵树也叫七裰堂。廊子两侧堆着各种太湖石，长廊壁上嵌有苏东坡观海棠帖片的石刻，东坡神静常常使访客驻足不前，这几天却不一样了，各省举子慕名来访的无不气色愤然，彗履匆匆。
举子们因为考期临近，首先谈论的是考与不考，结果多数人认为，考了再说。
主考官徐桐也在那边厢睡不着觉，慈禧太后手下的那些守旧官僚们，都知道康有为也来应试了，比日本兵占辽东还风声鹤唳，务必不能让康有为榜上有名的壹任，便落到了徐桐身上。徐桐与副考官李文田、唐景崇、启秀相约：凡是文笔貊放、思路悖谬如康有为的卷子一律弃之。不过为此还得读读《新学伪经考》，虽烈煞风景，却也无奈。
“帝党”那边，翁同稣派人嘱康有为：作文、立论务取平和。
神经高度紧张的徐桐在阅卷时，取的是“宁可错杀不能放过”的大刀阔斧式。刮考官李文田虽然也是守旧之辈，却有爱才之心，为一举子的试卷大加赞叹，说：挚问、才情加之娟秀的字迹，无出其右者。徐桐阅后却不以为然：“不是康有为便黾其门生。”丢在一边了。李文田据理力争，如此判法还能判出状元来吗？徐桐答煎：“出不出状元无所谓，只要没有康有为便好。”
李文田无奈，便在这份试卷上批了两句诗：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事后得知，这一份卷子便是梁启超的。
放榜之日，京师轰动，康有为中迸士第八名，粱启超落榜。
徐桐目瞪口呆，声言：“此人我绝不与之谋面。”
康有为闻言笑道：“先前倒是想见他的。”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曾三谒吏部尚书徐桐之门，请求代奏光绪。非但“不获见”，“越日原书发回，以狂生见斥”。
徐桐与康有为原来是打过交道的。
当年拒不接见、上书阻隔：而今刻意阻挠其仕途却又阴差阳错，还是“进士及第”。康有为称是开了徐桐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不过，无论是康有为榜上有名也好，还是梁启超名落孙山也好，他们都已经无所谓了，志不在此矣！
1895年4月中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已传到京城，在京应试的举人(公车)义愤填膺，决心抗争，康有为敏锐地觉察到“士气可用”，想找梁启超计议一番，却听得走廊里有脚步声响：“卓如到矣！”果然梁启超推门而进。
康有为：“何事匆匆？”
梁启超：“《马关条约》已签订，先生知否？吾辈就这样不声不响吗？”
康有为：“联络各省举人，分托朝士鼓动，先由广东公车上折拒议和，湖楚呼应，公车上书，是其时矣。汝迅即起草，如何？”
梁启超：“好！”
一昼两夜，梁启超的万言书已经写毕。
中国几千年大梦初醒的时刻即将到来。
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由广东率先，然后是各省“连日并递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泪而请命，莫不哀之”。
声势已成，朝野震惊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8省举人，于松筠庵集会，与会者共1200多人签名，通过了梁盎超起草的“上清帝万言书”。4月8日送往都察院，人群汹涌，群情激奋。都察院拒收，理由是皇帝已盖上印鉴，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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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收是拒收了。西太后与光绪帝却都在关注着举子们这一公开的非同小可的行动。可以说“后党”震惊不已，“帝党”喜忧参半。
公车上书所反映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众不甘沉沦，在痛苦中不断追求的执著精神。
公车上书开启了文人学子集会上书、参与政事、呼唤变革的新格局。
公车上书也是康有为、梁描超推进维新变法的第一步。自此之后，中国近代史虽然仍充斥黑暗，却也有了暗夜中的追求与呼告；康、梁始料未及的是，这一仍韧阻扰的公车上书之举，使封建帝制的壁垒显现了裂缝，这裂缝中生出的小草宣示老阳光的不可阻挡，并且嘲笑着旧政权的枯槁与朽腐。
公车上书的核心内容即是康梁的政治主张，为下诏、迁都、拒和、变法。“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下诏者是要求光绪皇帝下罪己诏，承认失误，激励天下，“以雪国耻”。下惩罚诏，严惩旰午之役中屡失战机的大臣、将领及一切贪官污吏。下求贤诏，广求人才、破格氰用。所谓“变法”内容更广泛，变成法而求富国、养民、教民、废科举、办学嵇等。康梁还要求改革封建官僚体制，精简机构、广招人才，派员出洋学习，设立宴帝顾问处等等。
慈禧听说后大发雷霆之怒，指着徐桐、奕勖等怒喝道：“尔等何用？难还真雕要让那批妄为举子造反不成？”
光绪在养心殿问翁同稣：“屡屡阻隔上书者是谁？”翁同稣诚惶诚恐：“臣不敢说。”
举子们陆续离开北京了。
前些日子都察院门前1里多路全是公车上书的人群，人多势众，虽然被拒收，但却产生了在北京城里几乎家喻户晓的效果。
举子们陆续离京，有的远在云贵，山高路远的跋涉之苦谁人能体味？求功名不得，求上书不得，求拒和不得。读书人的苦处就在于忧国忧民。台湾的举子离京时，康梁送行，更是泪满长街，来时台湾为中国的一个大岛，归去已赔割日本，如此耻辱怎能不刻骨铭心？
梁启超在新会会馆中感到了一种孤独、一种从未有的孤独，比起与康南海别、与陈千秋别要大得多的孤独。这孤独又给了他启示，想要在中国的政事中推动维新、变法，则必须有“群体”，群体何来？如公车上书，为某一大事关乎家国命运而有人发动有人联络，其余人等经过议论补充达致共识，凡共识者即为群体之一员也。
梁启超穿街过巷，直向南海会馆汗漫舫而去。
其时，康有为正在汗漫舫里品茶，轰轰烈烈的行动之后，他喜欢独处，他要想一想从自己一个人上书几次被阻隔，到这一次千余人上书仍到不了皇帝手里的教训。官僚衙门之深何止深如海？
康有为几乎找遍了京城那些显赫的衙门，如掌户部时的翁同稣，任工部时的潘祖荫，直至用了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希望“闻尊主庇民之略，俾足副沧海大塞之观”。疾呼道：“失此不图，后虽欲为之，外夷之逼已近，岂能待十年教训乎？”康有为与徐桐已有述及，康还向左都御史祁世长上书，望能“扶士气而维国家”。
康有为的上层路线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衮衮诸公，有谁不是“龌龊保位”的？
真是：“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平心而论，康有为的前仆后继也不是毫无所获。帝党中人如翁同稣、孙家鼐、艾廷式等一直在注目康有为，并不时在光绪面前有所荐举，埋下了伏笔。而这也让西太后及后党之人痛恨到食不甘味夜不寐席的地步。
何谓事业有成，康有为的解释是：有朋友，有对手；有出类拔萃之朋友，有势匈力敌的对手；则有望也，有大望也。
对手是不用找的，自己会跳出来。朋友却需要了解、联络、应酬，大胆交往，小心维系。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汗漫舫里讨论着“群体”的事儿。
康有为说：“中国士人向来散漫，不敢相聚讲求，只知坐而论道，倘若思开风气创一新鲜局面，非合大群不可。”
梁启超似乎对此已有考虑，想到了更深一层：“合群就需会议，合大群就得大会议，如在外省，一个地方官便足以制止。凶之需得合群于京师，且有若干官员参与，则方可登高呼远，使八方响应。”
康有为深以为然，两人商定先办一张报纸，再设会，进而合群会议，达到以歼风气之目的。
办一张报纸的前景使康梁二人喜不自蔡，可以发表同仁的文章，可以传播自己的观点。但思虑之下，还是应以介绍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史地、风情为主，以朗别开生面，耳目一新。同时发挥公车上书的主旨，讲富国强兵之道，维新变法之源，故而取名为《万国公报》。
1895年8月17日，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精心策办的《万国公报》正式发刊，逢双日出版，首期刊印千余份，委托送《京报》者代递，“分送朝士，不收分文”。
梁启超的办报生涯实由此开始，《万国公报》上每期一篇的言论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难怪御史杨崇伊读后便说：“此等文章不是康有为便是梁启超所写，总之‘康党’不甘寂寞也！”
总有人希望别人甘于寂寞，在寂寞中死去，他自己却决不寂寞。
1895年的11月初，北京秋色正浓。
康有为与梁启超相约，去陶然亭饮茶，并商议成立强学会一事，急需商定的是：领衔者何人为妥？
饮茶，康梁所同好也。公车上书前后忙于政事，就连饮茶也是匆匆忙忙的。原来广东人讲究饮茶，除了茶好水好以外，还得有时间慢饮慢品慢聊，今天算是得费余了。到得陶然亭是上午10时，在茶室里落座，一壶功夫茶沏好，得稍稍浸泡片刻，第一道茶还要回壶。阳光暖暖地照着，秋风凉凉地吹着，窗外是一大片芦聋荡，轻柔地摇曳于阳光之中。
一边品茶一边说陶然亭的掌故，竟然忘记所为何来了。
康有为：“陶然亭始建于康熙三十四年，其时的工部郎中江藻于古寺慈悲庵中建敞厅三间，取名为陶然亭。”
梁启超：“当是白居易诗意，‘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笑一陶然’。”
康有为点点头：“其实，此园一直是荒凉的，园中多杂草、芦苇、水潭，这便多出了一份野气。还有芦苇，自生自灭自强不息，岂不如同我等布衣乎？”
说到这里，康有为似乎有些伤感：“卓如，你我常被人斥为狂生、狂徒，究竟何狂之有？”
梁启超：“便似这芦苇，偏偏不去豪华宅院做小摆设，就在荒凉处站着，任它夏来青冬来黄，无大欢喜也无大悲伤，在那些万紫千红看来，不也显得狂态毕露吗？”
康有为目光里难得笑盈盈的：“有道理，‘就在荒凉处站着’！”一摸茶杯，那茶已凉了。自然是换茶叶重新沏上开水，接着又是一番议论。
梁启超言归正传了：“我想强学会的宗旨应该开宗明义、简便醒目--探求中华民族自强之学。”稍作停顿，梁启超又说：“这发起人的领衔者，似应既与我等有同气相联处，又有官方色彩也可借此保护，您说呢？”
康有为略作思考：“翁同稣如何？”
“不妥，离皇上太近。”
“也是。常熟太过谨慎，恐也无此胆量。李端菜呢？”
“也不行，离皇上又远了点。”
两人沉思良久，目光一碰不禁同时脱口而出，道出一个人名来：“文廷式！”
联络之下，不仅文廷式应允参加，还有陈炽、袁世凯、徐世昌等方面要员。站在背后支持强学会的则有翁同稣、孙家鼐、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就连其时正在做着“伴食宰相”、“韬光养晦”的李鸿章也表示愿意捐银2000元。李鸿章此举却为“帝党”要员陈炽所拒绝，甲午之后丧权辱国，人人皆日李鸿章可杀，“虽身存而名已丧”，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了。
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内，秋风落叶之际，强学会正式成立。规定：强学会中人定期集会；购置图书、仪器，尤其是欧美史地、人文及科技新书。当时购买这一类书籍之不易，已是后人所不能想象的了。梁启超痛切地感到中国士人往往不知道世界之大，便想购置一张世界地图，在北京各家书店“遍求而不得”，后托人从上海购得一幅。购得之后又如何呢？不要说中国的芸芸众生了，即便是读书人，又有几人去玩味地图、看那蓝色海洋包裹着的地球，又有几人会去思量造物的奥妙，于经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呢？
梁启超若干年后忆及当初感叹道：“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壁，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
除此之外，强学会还倡导“翻译西书，传布要闻”。
1895年12月16日，《万围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
北京有了这样一张报纸了：公开宣传西方科技之发达，公开评论中西社会之得是，公开呼吁中国唯变法维新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不消说，这是19世纪末年，以康梁为主导，中国曾有过的让思想冲出禁锢的尝试。
《中外纪闻》居然能一期发出3000张，这使主持笔政的粱启超十分雀跃。
《京报》送至各官室富户人家，初衷是企图影响这些京城中握有权柄的人，哪舶道后来却成了“谣言谋反”、企图结党的证据。御吏杨崇伊便断章摘句、危言耸1斤，上奏朝廷，谓强学会贩卖西学、攻击国体、要挟外省大员，破坏社会安定，请立即查禁。
军机处知会步军统领，立即行动。
跟日本人一打便输，对付几个读书人却绰绰有余。听说要“捉人”，强学会会员“纷纷逃匿”，有的甚至“破涕泣下”哀求当局宽容。京师强学会无形中已解敦，兵丁到后孙花园强学会会所封门时，一应图书、仪器、资料连同梁启超本人的。‘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
时为1896年1月20日。
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被禁，而此时康有为正{生联络张之洞办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奔波于粤沪之间。而北京的局面还要看一看，梁启超便听信了文廷式的一句话：“稍安毋躁，或有转机。”
光绪身边的人及朝中主张改良的官员，不甘心就此挨一闷棍；而光绪也知道实在需要有一处言路能介绍西方，以为需要时之援引。御史胡孚宸正好有奏章送达，《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折》。光绪乘机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使之“维系一线”，由孙家鼐主持，梁启超也参与其事。但比起同仁群贤共聚一堂的痛快淋漓，已是暮气沉沉的了。报纸还是不能办，没有广布舆论的阵地，不能痛陈时弊，梁启超于心不甘，感慨时局维艰，办报之心愈切！
官书局里无所事事，闷得发慌。
1896年的初春时节的北京仍然寒气逼人，好在还有夏穗卿，每日对坐，竟也心生暖意。
忽一日，有人造访找康有为。梁启超告之南海先生已回广东了。
此人便是谭嗣同。
谭嗣同知道梁启超是康南海门下高足，公车上书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却不知其人。此人自称是湖南浏阳人，眉宇间透露出一股精明强悍之气，而灼灼有神的目光中却有深深的忧思。言及甲午兵败，慷慨激昂，谓：“丧权辱国者无一不是贪官泻吏，人心不古，世无清风，不敢言义，不敢言死，唯听举世滔滔皆言利，兴我亡毅均在我也！”
梁启超顿时被谭嗣同的谈吐所吸引，便问：“下榻何处？”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
梁启超仍住在新会会馆，相距不远，便邀谭嗣同到住处畅叙，顺路又去贾家胡同的一间小屋想拉上夏穗卿。正在自斟自饮的夏穗卿已有三分醉意，却硬是把他们二位留下来了：“薄酒、烈酒、苦酒，均是待客之酒；唯官场豪宴乃为毒酒。二位倘坚辞，则视我杯中物为毒酒也。”
夏穗卿的小屋也实在太寒酸了，一床一桌两把椅子，别的空间堆满了书，3人同桌，有一人需坐在床上，桌子上倒是空空如也，3只酒杯一碟花生米而已。
谭嗣同兴致很高，便出门去了一家熟食店，拎回一堆下酒菜。
梁启超与夏穗卿相交已有几年了。
夏穗卿杭州人，光绪进士，1890年授礼部主事。1891年，梁启超第一次到北京与李蕙仙完婚，偶识夏穗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学富五车的夏穗卿是梁启超“江外佬”朋友中的第一个，学问以精、深、怪闻名，梁启超常常与之辩论，结果如梁启超所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
两个人吵得热烈也吵得艰难，因为梁启超说广东官话，夏穗卿是尖声尖气的杭州腔，常常是吵到紧要处，都要求对方“你再说一遍”，吵来吵去，夏穗卿便说：“走，喝酒去。”因为还没有吵出结果，梁启超只得跟着去喝酒，可是喝酒之后梁启超便更不是夏穗卿的对手了，一则梁启超酒量不大，二则夏穗卿有酒助兴，思维更加敏捷。
尽兴而归时，夏穗卿问：“我们吵了吗？”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原是官宦子弟，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教子极严。谭嗣同幼年丧母，为父妾所督，自幼好学，并且“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弱冠之年即从军新疆，为刘锦棠幕府。以后游历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地，体察风土人情，物色壮士豪杰。谓：“此生若是平庸而过，枉为七尺好男儿！”
谭嗣同自己也惊讶，与梁启超、夏穗卿均为初交，却如同至友。他走南闯北10年，什么样的地方口音都听过，所以梁启超的广东官话、夏穗卿的杭州话均不影响与之交谈。
话题最热烈的还是战败议和，割让台湾，谭嗣同去过宝岛便略叙岛上日月潭之美景，高山族之风情，据谭嗣同考察，台湾一地祖宗来自福建的为多，广东也有。台湾人以整只大虾煮汤，味带酸甜；并好食香菇、木耳均与福建同。茶以乌龙为主，香片为辅，乌龙中出名的是采于云雾山巅的冻顶乌龙，是乌龙之味兼有绿茶之祷碧，可谓一绝。
夏穗卿：“干一杯，我还有话请教二位。”
一杯酒下肚，夏穗卿却转身取来纸墨笔砚，眼睛似开似闭，画了一张中国地蛩：“倘若再割地以外人，你们猜先割何处？”
梁启超：“还要割下去？”
夏穗卿：“岂能不割？比如一个西瓜既已切下一刀，便只有再切，你想食之，别人也想尝一尝。国运式微，贪官当朝，战之既不胜则不战，但又要图享乐做万寿，如西太后之在颐和园，不割怎么办？只要北京不割出去便算太平盛世。”
谭嗣同：“除了割地，当朝已无事可做了。”
夏穗卿：“非也！尚有另一割。”
谭嗣同：“愿闻其详。”
夏穗卿：“割尔等的头。”
谭嗣同默然沉思，梁启超以为只是夏穗卿的戏言，便道：
“兄与我等同赴菜前口？”
夏穗卿不答，随口吟出两句诗来：“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
自此以后，这三个一见倾心的朋友，天天见面，天天豪论，也少不了饮酒。论学问的根底之深，夏穗卿不让梁启超；论对现状不满态度之激烈，梁启超略输谭嗣司；至于西学，谭嗣同是认识梁夏之后发奋钻研的，凭着他的才情与思维敏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谭嗣同常常一边倾听梁启超放言大同三世说时，一边冥想世界之未来。而梁启匿所惊讶者却是康有为的“微言：大义”，与谭嗣同的侃侃而谈何其相似。夏穗卿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不发一言，他用目光与至友交谈，或赞许或困惑或不以为然，但总黾真诚的。倘若开口便是怪论、妙语。
他们并非只是谈维新、革命。
这些19世纪末的中国青年饱学之士，他们对世界的怀疑是因为他们所学折知甚丰，而不是胸无点墨者的无知之言。有一次，他们谈佛教、佛经，那个串代的文人学子没有不研读佛经的。夏穗卿终于开口了：
“《楞严经》是段的。”
梁启超与谭嗣同愕然，然后自然是一番争吵：“这自古相传法轮常转中传播的登文，怎么会是假的呢？”
“你去读。”夏穗卿如是说。
夏穗卿厌世太深。
梁启超“凡事都有兴味”，欲望太强。
谭嗣同则刚烈愤世，如火如炽。
朋友是不必凡事相同的。梁启超说：“受夏、谭影响亦至巨。”谭嗣同则谓自己‘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梁启超致信康有为，力荐谭嗣同：“敬甫之子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
夏穗卿却依旧静穆，依旧饮酒。
梁启超要去上海了，为《时务报》事。
谭嗣同要去金陵了，遵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
夏穗卿还住在北京贾家胡同那一间堆满了书与酒瓶的小房间里。偶尔写一首小诗：“冰期世界古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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