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1896年4月抵沪的。

    梁启超统领《时务报》笔政，主笔该报言论，并以60篇大作在《时务报》发表，一时四海之内无不说《时务报》、无不知梁启超。凡此种种，却不能不提到梁启超的另一个好友、力荐梁启超为主笔的黄遵宪。

    梁启超比黄遵宪小25岁，当黄遵宪以诗歌闻名于世时，梁启超正在蒙毫学字。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组织、起草“公车上书”，才华初露即为黄遵宪看重，顾左右日：“此子乃栋梁之才。”

    黄遵宪不仅旧学深厚诗名卓著，且精通外文，长期充任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的外交官，是康梁推动新政改革时，最了解西方诸国、最富有世界知识的维新志士。

    1894年，黄遵宪驻新加坡总领事任满归国。次年，赴南京谒见两江总督张之洞，不得要领。其时北京强学会兴起，《万国公报》及后来改名的《中外纪事》使黄遵宪很是激动了一番，一个不了解世界的民族又自诩为“天朝大国”，怎么能自主图强呢？其间康有为来江南游说张之洞筹立上海强学会，在沪小住时，黄遵宪往访，“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并且相约，待时机一到，必先得办报，必先要译介西方的著述，且要速译，为振民气也。不久康有为返广东，北京强学会被封禁，上海强学会停办之后，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当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到上海与黄遵宪商议办报事宜时，黄遵宪便提出主笔一职可不议，非新会梁启超不能担此重任。

    黄遵宪在上海敦促梁启超南下，梁启超一到，匆匆接风后便发出公启，公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署名，公告各界：《时务报》不日创刊发行。

    所有的分歧都是从开始便隐伏着的。

    当议及办报宗旨时，汪康年承张之洞之意，力主专译西政、西论、西事，并录宫廷谕旨。对于言论，则守夫子之道述而不作。

    这是官僚的精明处，专事翻译可不负文责，上海地乃南北要冲，是两江地盘辖下，张之洞自不能放弃却又顾及到了清廷对康梁的注目。更何况新学之潮汹汹，张之洞何不坐收渔人之利呢？

    梁启超认为，既为主笔，就要言论。“广译西报果然重要，然毕竟是中土之中国人办中国人看的报纸，不发一言从无立论，岂非贻笑天下？”黄遵宪调和其间要汪康年不必太过“忧谗畏讥”；同时又嘱梁启超不要“畏首畏尾不敢为”，但畦不能“太过恢张”。总之是，兹事体大，谨慎为之。用邹代钧的话说：“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

    汪康年、梁启超暂告妥协。

    《时务报仍遵“广译西报”，“事皆纪实”为宗旨，咿有言论评说，但只占极少篇幅。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

    《时务报》创刊第l期，即有梁启超能《论报刊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两文赫然见诸报端。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不独是梁启超要冲决封建罗网的思想，还有他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

    这一切，真是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了。

    《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是梁启超作为主笔登上中国文坛的一个开场白，他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作法，开篇即开门见山写道：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梁启超是文起句的“通塞”之论，实在是至理名言。大上海有了新的声音。

    梁启超关于办报的诸多想法，既是源于历史的，比如他认为“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辅轩以采访之，邻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也有源于西方的，比如讲到“西人之大报”，议院言论，国用会计，人口生死，地理险要，民生盈绌，物产品目，兵力增减等等无所不记。更有各种分报--专业报纸--“朝登一纸，夕布万方”。

    结论是：“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归根结底，梁唐超对于办报馆的精辟之见，却是痛感于中国现实的种种“血脉不通”、“道路不通”及“漠不相关”。岁月如流，社会艰难地演进着，梁启超的论述已经由100年前的现实感言成了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

    梁启超清醒地看到在中国办报与在西方办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人院珥笔而录之”。但是在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其相不知”。再者，西方有发达的“格致制造专门之业”，“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而在中国“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1而出新制也”。

    《时务报》究竟如何办呢？梁启超是这样告诉读者的：“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嫂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历新学，思雪前耻矣！”然后“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斩兴，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

    对梁启超来说，上海的全部诱惑就是《时务报》，他的试图投入}土会、一试身手的迫切之情，从此耍喷薄而出。这是任谁也无法阻挡均，此种源于青年梁启超忧国忧冕、试图变法维新的大渴望，一旦融入社会成为潮流，能不一泻千里？

    “有助耳目喉舌之明。而起天之废疾”，言之行之，梁启超兼于一身了。在陆续发表于《时务报》的《变法通义》中，他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疾呼不变法的危险，实在振聋发聩。

    上海四马路《时务报》馆。

    上海四马路是热闹地段，白天熙熙攘攘，贩尺走卒叫卖之声不绝，一到晚上青娄堂馆，车水马龙，煞是热闹。四马路以风月场所“长三书寓”闻名，一到晚上便阿欢场女子坐在年青龟公的大腿上，乘着车飞奔而去。

    《时务报》馆是不起眼的。

    梁启超走进报馆，落座，便有一种感觉：新的生命仿佛又开始了。因为这一天也将撰写新的文章，安排新的版面。《时务报》是旬刊，每一期论说4000～5000字，由梁启超撰写；东西各报译稿1万多字，由梁启超润色定稿：一切公牍告白等睾杂项，归其编排。这一切底定之后，还得由梁启超校对。10天一册，每册3万字。再加上梁启超的“字字精心”，耗费多少精力可想而知了。

    上海八月还是暑热难耐之时，《时务报》馆的小楼上，梁启超独居一室，办公、木息、吃饭、会客都在这里了。《变法通议》的写作使他常常处于激动之中，浮想茨翩而不能停笔：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交，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笔下，一个“变”字被解析得淋漓尽致了。而地球之形成、人类万物之莲化，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极为新鲜的，梁启超以他独有的语言生动地将这一幅幅画面展示给读者。因而接受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众并不艰难。

    梁启超告诉人们，变是不可阻挡的，变是非变不可的。问题只是：自己愿意变的变，或自己不愿意变的变。

    “变亦变，不变亦变。”

    历朝历代，总是有人想变、愿变；有人不想变、不愿变。

    风吹云动，天无时不在“变”。

    春华秋实，地无时不在“变”。

    生老病死，人无时不在“变”。

    梁启超看到了“变”的微妙精深。

    由一“变”而万“变”，万“变”归一“变”。

    “变”是一种流动的美，仿佛时光之箭。

    流动在天地之间，流动在思想的清泉中。

    “变”的联想，使梁启超喜不自胜。由天而地，由人而国，往复无穷。

    梁启超认为：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

    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还以世界历史为例，认为日本以自变而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波兰，则也“见分于诸国而待变”。

    字里行间，梁启超已经在呼唤了：

    中国，你为什么不变？

    你怎么能不变？

    你又到底如何变？

    变法的本源先是“变动科举”，及后是“工艺专利”。梁启超的变法本原思想意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广取天下有识之士。后者则是旨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摇旗呐喊。

    在中国这块板结的封建土壤中，梁启超与《时务报》脱颖而出了。

    《时务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行销1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与天津《国闻报》遥相呼应，成为一南一北的两大报。一时间，《时务报》影响之大，从“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公度(黄遵宪)书云：“梁卓如兄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说，梁启超“自甲午以来，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云，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因为梁启超的“语言笔札之妙”，社会各界纷纷“争礼下之”。有论者云，妙就妙在梁启超的敏锐洞察、深刻见解、优美顺畅而又极富鼓动性的文字。

    24岁的梁启超，已经如新星闪耀了。

    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称：“上海新设事务报馆，每一句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张之洞还亲笔写信给梁启超．云：

    “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摹商。”

    卓如，梁启超的号，称卓老，且以湖广总督之尊，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宏揽人才艺心已经迫切至跃然纸上了。

    1897年初，梁启超往武昌拜见张之洞。

    张之洞极为兴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迎妾梁启超。张之洞并问下属：“可否鸣炮？”

    下属告之：“按成例，迎见督抚或钦差时才．开中门并鸣放礼炮，梁启超乃小小举人，恐不妥。”

    张之洞面有不悦之色：“举人乃小，主笔永知几品官？”

    下属忙附耳道：“恐有折子奏到西边，兹錾体大。”

    张之洞这才挥挥手，算是不鸣炮了。西盘，指西太后与后党也，张之洞当然得小心堇慎。

    正式拜见的那天，适逢张之洞的侄儿结昏，人来客往，应接不暇，张之洞却只是应寸了事，丢下一应宾客，只顾与梁启超长谈。邑夕招饮，作陪的有梁鼎芬、钱恂。张之洞顷频劝酒，梁启超颇有知遇之感，赞许《时簪报》是不必说的，垂询政事，梁启超倒也冕所顾忌，所言的无非是变法维新、孔子改副之论，张之洞话题一转：“有一事相商，望屈求。”

    梁启超：“请赐教。”

    原来是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任“两湖时务院”院长，并在总督署办事，月薪“千二百金”。

    梁启超倒是为难了。

    倘论知遇之恩当报，则理所不能推辞。然而上海《时务报》的事业刚刚如日中天，且还算得心应手，又实在放不下了。于是再三“固辞”回到了上海。

    ，

    是次湖北之行，备受礼遇又有张之洞的盛情相邀，秉烛夜谈，梁启超心里自然黾感激不尽的，更要者，他以为《时务报》的事业有张之洞的支持，能省却很多麻顷，且还可有一番发展。因而，梁启超在给张之洞的信中称：“赐以燕见，许以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教，刍尧涓流，靡不容采，授多馈曝，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归舟容与，喜不自胜。”

    梁启超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

    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人员，对康梁有同情的一面，电有戒瞑的一面；对康梁的思想有认可的一面，也有反对的一面。总的来说，后者大于前蕾。官僚对于文人从来都只是利用而已，而有没有、有多少利用的价值，则要视当对的社会形势以及对自己的官场仕途是否有利而定。

    自古以来，在这一价值判断上，政客与官僚是从不含糊的。

    而梁启超也已经有着自己的轨迹了，他在《时务报》的那一枝笔已经断然不搁下，他活跃的新思维、新思想还将源源而出；他势必要触动那个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并给这个旧世界的维护者留下许多不快；就连梁启超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干为维新变法的文字宣传者、舆论造势者，他已经站到了康有为的前头。

    然而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从思想体系而言，仍是师承康有为的梁启超。《时务报：上发表的梁启超作《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除照录康有为《读日本书目志序》外梁启超又称引康的“改制”说，提出“藉观明治维新”，而“发愤以改政”的j张，此文一经刊出，立即为张之洞注意，并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出面，力图使婆启超不再援引“康学”，以为规避。

    梁启超顿时觉得《时务报》实在是不好办的，原以为同仁办报制肘较少，不斗发行愈多、声名愈广，那险象便也接二连三了。其时汪康年为《时务报》总理，宜筹款、发行之责；梁启超为主笔，担撰述、文字之纲，职权本来分明，汪康年却要干预笔政且又涉及师门，梁启超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梁启超告诉汪诒年：

    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为销报计，则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谓因此一语，而阅报者印至裹足，虽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于学问和人格都是掷地有声的，也是梁启超不妥协的宣示。其实，岂只是维护师门，在同样发表于《时务报》的《知耻学会叙》中，刑当时清朝政府官僚腐败的抨击，已经达到了摧枯拉朽的程度，为有清以来所未见。

    从古到今，由今溯古，学会多矣！而知耻学会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顾名思义，该学会的总旨是知耻，其诞生于甲午战败、国耻累积之后，实在是生逢其时。

    让人知耻，便是有人不知耻。在中国，不知耻者是些什么人？梁启超认为：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聱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梁启超道出了多少人民大众的心声。

    难怪张之洞对刊有《知耻学会叙》的该册《时务报》“恐招大祸”而急急令饬“千万勿送”了，并认为“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

    一个没落的阶级，也许是更加敏感的阶级；一个腐败的权力群体，也许是更加凶残的权力群体。无耻并不是麻木的代名词，即便洋务派首领如张之洞，当梁启超均笔锋触及到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破产，并一起归人无耻官僚之类，而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势、地位时，便真相毕露了。

    张之洞再三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制改良派的议论。乘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职，只能“遥领笔政”时，汪康年延用私人，未经梁启超同意便修改梁启超的艾稿，徐勤的文章被腰斩，就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要在《时务报》登载大同得译书两的广告，也因有《孑L子改制考》的书名而“见却”。

    1898年3月3日，忍无可忍的梁启超致书汪康年，提出于梁汪之间选择其一：‘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卑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

    汪、梁之争，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汪康年的背后是张之洞。

    梁启超只有手中的一枝笔。

    汪康年当然不会放弃已经握在手中的权力。

    梁启超离开了《时务报》，离开了这一份由他造就也造就了他蜚声海内的报纸。

    梁启超当无遗憾。因为在他主持笔政时，《时务报》尽扫陋习，创开风气，已宁公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大体完成了《变法通议》的写作，这一篇篇如秋风扫落十的文字，摧折了多少枯朽，滋润了多少新芽。

    《时务报》馆小楼上的洋蜡熄灭了，维新之光升起了。

    岳麓山下，橘子洲头，眺望三湘大地，自有别的一番情趣，开阔、空旷，使人中往。1897年11月，梁启超应谭嗣同、黄遵宪之约到长沙，虽然还在“遥领笔政”李上海《时务报》撰述，可是因为汪梁之争日趋公开、激烈，对湖南时务学堂中文象教习这个位置，梁启超已经有一番谋划了。

    其时，黄遵宪刚调任湖南按察使。巡抚陈宝箴对新学也颇为支持，且提调熊希令鼎力相助。谭嗣同正如春风得意，湖南时务学堂也因此而有了相当规模，更何况乏有了梁启超的加盟，湖南大有“变法”、“新政”的领先一步的态势。一时间，二人志士云集湘楚，好不热闹。

    梁启超亲自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为：一曰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白救亡而献身；二日养心，破苦乐，破生死，破毁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斥移；三日治身，忠信笃敬；四日读书，穷尽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五曰穷里，深思考，勤观察；六曰学文；七日乐群；八曰摄生；九日经世；十日传教。这卜条学约，自然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然其总的目示却是学以致用，全面发展，为中国的自强立志，为民族的救亡献身。

    梁启超开列的学员需读书目中有：《万国公法》、《几何原本》、《日本国志》、化学鉴原》、《格致汇编》、《万国史记》等等。

    梁启超的教学也自备一格，他以教习《公羊》、《孟子》为轴心，同时糅以古錾儒学、西洋科技、中外史地等，再进而发挥康有为的“改制”、“大同”思想，占合中国实际，听者无不屏息静气，而梁启超则声情并茂，辅之以手势，有时开怀笑，有时热泪滚滚。

    湖南时务学堂，实质是准备维新变法的政治学堂。

    如果说梁启超在《时务报》是以笔下风雷呼唤中国人奋进的话，那么他在长沙时务学堂，却是面对面地在训练一支生力军了。

    梁启超每天上4小时课，其风度、举止颇像乃师康有为，又更多了一些随和、亲近，毕竟他只有24岁。当学子们鞠躬、一行礼如仪，每一天的教习开始时，梁启超总会用温情的目光迅速地向每一个学子问好，然后把那目光停留在最得意的门生蔡锷身上，再翻开一个厚厚的书包，里面是讲义以及学生们的作业。

    梁启超的眼睛有点红，他总是熬夜。

    40个学生的作业，写的是感想、体会、笔记，如饥似渴地求学的心灵里，会生出无数美妙的想法，便全都写在作业本上。因为他们知道梁启超会有妙语连珠的语，少则几百言，多则上千言，给蔡锷批的最多，写完最后一本的批语，再写上落款“总教习梁批”时，每每总是夜深之时，唯闻更鼓之声偶然从巷子深处传出；或者已是黎明，淡淡的白光又将渐次展现窗外这个古城的山色风韵。

    梁启超几乎是不知疲倦的。

    还有谭嗣同，在金陵“候补”一年，如同到深山出家，写成了《仁学》一书，不想再“候补”下去了，回湖南后把家小安置在浏阳，一个人到长沙参加筹创时务学堂。梁启超一到，只要稍得空闲二人便一起议论时政，诗歌互答，常常想起夏穗卿以及他的一句诗：一灯静如鹭。

    也常常说到岳麓书院--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以及佛教入湘。

    梁启超：“始祖东渡，一苇慈航，至魏晋南北朝而隋唐，佛教在中国已经广为弘扬、深入民心，原因何在？除教义经典慑服人心外，更有一心传道者，山高路远万难不辞之故也。”

    “麓山寺是佛教人湘后最早的一所寺庙，建于西晋泰始四年。弟每在岳麓山下散步，见托钵僧、苦行者飘然而过便顿生敬意，我辈什么时候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行而践道呢？”谭嗣同慨然道。

    ．梁启超：“不妨说我辈已在行之矣。舍科举而求新学，办报馆而为新论，今日湘地学堂或能留名万古，文坛闯将、国家栋梁焉知不在我莘莘学子中？”

    谭嗣同：“真是‘昭潭无底’，‘惟湘有才’！”

    这一夜，蒙蒙金月在上，滔滔湘水在下，已经是了无睡意了。

    梁启超转身从内室取出一块名贵的菊花砚，告诉谭嗣同，这是唐才常昨日所送。以为至宝，而用宣纸层层包着置于卧榻枕头之旁。

    梁启超不仅文章好，字也好，对古墨旧砚名笔之爱好不亚于一本本线装书。

    谭嗣同接过宝砚细细把玩一番后，当即题诗一首：

    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蔚偈起众信。

    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

    谭嗣同本是激烈慷慨之人，写完赠诗，搁笔沉思良久后问梁启超：…一灯静如孽’应作何解？”谭嗣同又在思念夏穗卿了，三个好友走了两个，只剩下本来就郁幡寡欢的夏穗卿，能不教人牵挂？

    梁启超亦然，在上海时曾去信约夏穗卿写稿，此公却少有兴趣，偶尔回札也是三言两语，或谓：“《楞严经》愈读愈假，兄以为然否？”有一次只写一行字：“终j栖栖为底忙？”这一句却有出处，当年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梁夏几乎无日不见，有三天梁启超不在会馆住，回来后只见案头有夏穗卿的留诗：

    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你说他‘一灯静如鹭’，他也知‘春光如此不游赏’。可见，这如鹭之静，是智的，是出神到单足而立，惟其时才有澄思眇虑也。”梁启超言毕，又补充道：当初夜深人静，我与穗卿对饮时用的是两根灯草的油灯。”

    “想那两根细长灯草的油灯，也似白鹭。”

    “先醉了自己再燃起火光。”

    “可是这佞人又作如何讲？”谭嗣同问。

    梁启超：“那实在可看出穗卿学问根底的。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皂‘仁而不佞’，还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又何谦之有呢？想起一部书训诂，道：‘佞，才也。’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分有才。穗卿称我为‘佞人’，也是在挖苦我的墨学狂，《庄子·天下》篇论墨子皇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于是穗卿便先称我‘才士’，再加以训诂辗转注解一番，一变便成了‘佞人’！”

    谭嗣同叹道：“真不知才是何物？如穗卿之怪、之静、之醉，他醉后是否有言？”

    梁启超：“他好杯中物，其量无底，却只是微醉，微醉之后更为静穆，倘若此穗卿肯写点什么，一定是满纸精彩纷呈的怪语怪论，可惜他不为，只是微醉女笑。”

    谭嗣同：“偶有高论却也清醒得惊人，如说‘割尔等的头’。”

    “割头的事情总是不太美妙。”

    谭嗣同：“恐也总是不可避免。”

    梁启超：“然。如《扬州十日记》所载，令人发指眦裂，此杀戮世界，非急以法维之，人类或许就要灭亡！”

    《扬州十日记》、《明夷待访录》是清廷的禁书，梁启超“窃印”之“加以按芋，秘密发播，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时务学堂可以称为维新学堂了。湖一省，在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的合力推动下，另有《湘报》、《湘学报》以“全省新政之命脉”南学会。南学会的具体创办者为谭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龄，讲演为活动形式，把甲午之后，民族危机深重，“敌氛压境，沿海江十数省，风声鹤唳，草本皆兵”之情形诉诸以百姓。1897年冬，德国侵略者又强占胶州湾，国主义瓜分中国已是燃眉之急，南学会将这一时事形势及时报告会友，轰动一时。

    南学会之后，湖南各府州县纷纷设会，计有：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学蒯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龙南致用学会、明达等会等。

    《国闻报》评论说：“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沿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

    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梁启超也为湖南而自豪：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也。

    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门下的高材生，如李炳寰林圭、蔡锷等从此常常谈论国家大事，并以“起虽振敞，上利于国，下泽于民”为己任。同时也直剞“朝廷纲纪败坏”。蔡锷则以“求学苦读，匡济日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随俗沉浮以污”为人生的目标。

    湖南守旧派的攻击也甚嚣尘上了。

    王先谦指康有为学说为“心迹悖乱，人所多知”；而康门之下的梁启超乃“阐扬师说，贼我辛人”。又指南学会谭嗣同等人是“逞其邪说，放厥篝词”，一律扣上了“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常，惑世乱民”的罪名。

    梁启超自然是首当其冲地被口诛笔伐之者：“雹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璺纲常也；申民权，无君上也；孑L子纪年，欲人不生有本朝也。”

    爆竹一声辞旧岁。新的一年，1898年来临了。

    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希望中的一年总是在岁望中过去。

    希望，失望，失望而又希望。虽说失望总是巨大的，可是智者所感所觉所见自希望，哪怕渺小到若小露、若新萼、若星火，却总是视之为新世纪曙光之先兆。

    风雨飘摇中的世纪末啊！

    艰难跋涉中的先行者啊！

    梁启超又要收拾行装了，康有为命他“即刻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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